于伶先生喜欢诗，《杏花春雨江南》从题目到内容完全洋溢着画意和诗。在《夜上海》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他这种站在现实上面然而努力脱俗的倾向。一方面是修饰的，从他的引证可以体会;一方面是刻划的，从他的叙写可以推想。当然，《杏花春雨江南》的背景是乡野，是大自然，本身即属传统的田野风味，画面的诗意也就大有可能多了起来。然而，从过去于伶先生的作品来观察，这似乎是一种转变，缺欠深厚的本质的根据，也就不容易完成高度使命。吴祖光先生赋有诗的本质，因而纯洁; 曹禺先生从广大的人生汲取他的诗意，所以格外具有撼人的力量。于伶先生在写作上往往接近费穆先生在导演上[2]的作风，诗意近于一种聪明的画面的安排。
这不是优劣问题，诗意根本决定不了戏剧本身的造诣，《杏花春雨江南》是一个从感伤情调蜕脱出来的鼓舞人心的剧本，和夏衍先生的《水乡吟》属于同型，故事完全不同，显出的意义同样积极。《夜上海》和它是姊妹篇，人物在这里由于环境和心境的改变，或者由于工作的要求，个个站直了，让我们看出这个老大的民族尚有气节，尚有希望，正如《蜕变》之中的梁专员，梅岭春的老迈值得年轻一代尊敬。
从结构上讲，抢救桐园似乎应当是这出戏的主题，但是站到第三幕二场，我们忽然发见自己的错误，原来这出戏所要写的是梅岭春一家人在家乡的游击生活。抢救桐园的一场好戏没有写，观众难免感到失望。临到第三幕和第四幕，行动多了，对话少了，篇幅比前两幕的长度失了平衡。人物的性格发扬而为行动，但是，压迫属于环境，纠纷没有含在故事本身，因为第三幕第二场换了一个主线，斗争完全属于外在，戏自然而然也就减了份量。
尽管我们这样挑剔，《杏花春雨江南》是一个有意义的收获。走过江南的田野的人们明白这里现实的揭示，生长在江南的人们自然而然就更有亲切之感。
(载1945年12月8日《前线日报·戏》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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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署名“西渭”。——编者
[2] “上”字为编者拟就。——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