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佐临先生闲谈，我说，改编小说或者剧本，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灵魂放了进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创作，很少机缘遇见一个比较成功的改编。最坏的是换个名姓而已。最好的利用原作的某一点，或者是结构，或者是性格，或者是境界，或者是哲理，然后把自己的血肉填了进去，成为一个有性格而有土性的东西。说起来方便，一提笔便知道这多不容易了。
《大马戏团》这出戏，从最严格的立场上说，这不算一部创作。安得列夫的《一个挨耳光的人》是它的前身。但是，读完《大马戏团》，有几个人不拍案称奇，说它是今日文学的一个意外的收获。莫里哀的喜剧大多剽袭前人的作品，然而传到今日，使我们心折的不是莫里哀的前辈，而是莫里哀本人。莫里哀把他的灵魂放了进去。他只是随手俯拾材料，至于材料是剧本，是小说，是生活，全不放在他的心上。问题就在他拾起来之后，不苟且，不偷懒，不敷衍，依照一个更理想的计划，朝着一个更高尚的目标，按部就班向前进行。《大马戏团》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师陀先生用了两个多月来改编。假如改编还有意义的话，我想这应当换一个更神圣的字眼称呼，那就是创作。有谁看完《大马戏团》，还会想到《一个挨耳光的人》? 有谁想到了，不转而为我们这老大的中国庆幸? 一位旧俄的大作家供给材料，一个从来不曾接近舞台的无名的中国人完成了这些材料的使命。材料俯拾皆是，问题是你要拿得起，放得下。《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第三场是由绍兴戏的《十八相送》变化出来的，但是方君逸先生去掉龌龊的成分，提炼出那可以应该永生的成分，所谓诗者是已。在这一点他完全值得我们钦佩。同样是《大马戏团》，师陀先生往人性里面再填进人性，所以它那样和人生一致，而实际却也是诗，另一种诗，一首更完整的诗。
讲改编，佐临先生是一位行家。他的《荒岛英雄》便是一个明证。《大马戏团》似乎比他的《荒岛英雄》还要出色。这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机智，然而我相信，每一位观者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个更深的深度。佐临先生遇到《大马戏团》，正如伯乐遇到一匹千里马，其知音之感当匪言语可喻!
(载1943午4月《艺光公演》特刊之七《大马戏团》)
《称心如意》演出前言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季康女士[1]会有一天拿一个剧本给我看，我读过她的散文，文字细致，感情细致，从平静的心灵流露出来，没有山野的气息，自有她的妩媚。和她丈夫锺书君[2]的作品比较，锺书君我敬服，然而沁进我的灵魂的，却更是季康女士。也许我有的地方和锺书君相似罢，我嫌自己枯燥，也就不免嫌他枯燥。不是学者，一个人要多愉快呀! 凭你学深似海有什么用! 我爱的是一个明澄的湖，不太深，不太汪洋，正好让我的疲倦在旁边休息。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季康女士会写戏，而且写的是喜剧。让人落泪，是很容易的。让人笑，笑得不俗，笑完了尊敬别人还尊敬自己，这可真正不易。把人物写得如此可爱而又如此富有缺陷，把机智润泽在同情心里面，匀整而不平滞，生命无所不在，——在中国还没有见过几部作品，可以称得起这个分量。《结婚进行曲》的第二幕可笑而又自然，但是和《称心如意》一比，便显得粗浅而不浑然。陈白尘先生是一位有经验的剧作家，《称心如意》的主旨也许不及《结婚进行曲》伟大，但是陈白尘先生把它表现得非常模棱两可，社会问题让它窒息，而剧作者的悲观情调在中途改变了它进行的方向。《称心如意》没有伟大的企图，因而也就没有风险可冒。季康女士抓住了一个线索，抓得牢牢，然后顺着这个线索观察她所需观察的，推呈她所需推呈的。假如这是一根线，它串起来的东西全是珠子。你一定问我谁是这根线，这就是李君玉，那个从北京来到上海的可怜的女孩。还有比这个主旨有趣吗? 新鲜，别致。来了一个穷亲戚。一个孤儿，家家表面欢迎她，实际家家在想法子把她推出去。剧作者着眼的不是孤儿，而是那些长辈阔亲戚。她是对的，因为假如这是戏，戏全在长辈阔亲戚身上。这是喜剧，更是讽刺的世绘。也许剧作者是女性的缘故罢，《称心如意》里面最成功的人物全是妇女。看完了这出戏，我先想到《傲慢与偏见》的女作者Jane Austen，细腻亲切，所有女子恬静的敏感和幽默之感，全在这里充分表达出来。这有什么不正确呢?在一个家庭里面，男子不都像影子一样浮着? 活跃的不是我们这群庸俗的男子，而那些可爱而又可怕的主妇。季康女士，你饶恕我罢! 我是这样无礼地说了。其实，我不想过分恭维你的剧作。技巧虽说圆滑，然而完全是传统的，缺乏胆大的创新的局面。有时候我还看得出你胆怯，应该放而又不敢放的姿态。
我一点没有意思恭维季康女士和她的处女作。其实还有比恭维女子更其人情，更其有礼。何况从事剧本写作的女子，凤毛麟角，在中国多也不过就是十个! 十个? 还是打个对折稳当点。在这五个里头，请你指出第二个，语言这样自然，意境这样悠远。假如你嫌这一剧现实不够大，难道你真就不爱一个镜子一样的湖，在这烦嚣的愁人的岁月，在青青岸边净一净你的灵魂吗!
谢谢你这湖，谢谢你这引路的人，我是说，导演佐临先生。是你把我这俗人引到湖边。歇歇吗? 好! 下马罢。是一个小小的不知名的湖? 好! 这已经值得感谢了。
(载1943年5月18日《称心如意》公演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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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康女士即为杨绛女士。——编者
[2] 锺书君即杨绛女士的丈夫钱锺书先生。——编者
附:杨绛 (三则)[1]
之 一
以《称心如意》一剧出现于战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苏了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
写剧难，写喜剧更是不易。虽然目前市面上上演着无穷无尽的“喜剧”“闹剧”，然而真正具备风格的，或是得诸现实生活之提炼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那些泰半是应了商业剧场之需要，粗制滥造，改头换面的赝品，结果当然都是千篇一律的什么流线型呀，热烈风趣呀，闻所未闻呀，搅七廿三呀，原来只是一个好莱坞和巴黎的噱头，色情的垃圾堆 (因只取人家之唾余和渣滓，故称垃圾堆)! 固然，时代决定作家之创作生活，像目前如此动乱，淫靡，畸形发展的社会，要想产生大量真正艺术的剧作是不可能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喜剧”“闹剧”正是反映这种吸血的商业社会的镜子。这时候居然悄悄地出来一位杨绛先生，使关心戏剧艺术的人们在紧张，刺激，纷乱杂沓之余突然宁静下来，同时体味到一种和谐的美。
……一个清莹的湖，
现在，你顺着湖岸
或是泛着小舟往前走，
湖水的尽头把一个
更广大更惊人的天地给你，
于是豁然开朗，
到了桃花源。
之 二
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类我之流，偶有喜剧习作，正如田里的稻草人，驱乌鸦用耳。
之 三
……这种写作的迅速有时候倒表示孕育的成熟，才情的畅达，和工具的老练。这不是潦草。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富有缄默的智慧。她是一位勤劳贤淑的夫人，白皙皙的，不高，不瘦，不修饰。和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她和她的小女孩子一样腼腆。唯其是有性静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的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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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三则谈话均引自1945年5月《杂志》署名为孟度的《关于杨绛的话》。讲话出处尚未查找到。——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