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年前的初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过了一年多，上海失陷也已经半年。我在广东番禺县的一个小镇钟落潭写了一篇杂感，叫做《从歌声听出欲望》。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茅盾主编，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香港出版的《文艺阵地》上。我在这篇杂感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失陷半年之久的上海传出了《何日君再来》这样一种靡靡之音，是跟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欲望不相符合，并且对于抗战胜利十分有害，因此听了之后，感到失望。当时人民大众唱遍全国的歌声是《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这一类激昂慷慨的战歌。人们曾经高唱着这些战歌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我决不是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凭借这些歌声取得的。谁都能够明白，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要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因素。在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之中，最主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当时许许多多的抗战歌曲，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并且使它得到不断的加强。每一个人唱着歌，都会觉着自己的欲望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达和日益高涨地增强。可是《何日君再来》就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它只能使抗战的欲望模糊和削弱，甚至相反，使人对抗战产生某种失望和绝望。——这当然是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
任何民族的伟大创举，都有赖于他们的行动和斗争。这种行动和斗争和他们的精神状态，情绪高低，感情强弱，欲望涨落，心灵明暗这一连串所谓人心向背的问题有关。音乐的艺术和文学的鼓舞所组成的歌声，正是促成这种人心向背的，具有巨大力量的积极因素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革命歌曲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歌曲，伴随着从国外引进的美声唱法，和本民族传统的民歌唱法，一起回到中国大地上来了。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准备迎接社会主义物质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人心向着中国共产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美好幸福的明天。文学艺术在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一度获得了真正的繁荣和健康的发展。
曾几何时，革命的歌曲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忽然都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港台流行歌曲和一些低劣仿制品，——那些卿卿我我，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从一九八五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算起，不过四、五年功夫，就把极端个人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煽动到了沸点，使一部分“精英”们怂恿起一些对国情、历史、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都知道得很少的人，整天糊里糊涂，昏头昏脑地过着混乱迷惘的日子，最后酿成了不幸的结局。
我并无意于说，一九八九年北京那七十天的不幸事件是由港台流行歌曲所一手造成的。但是我想谁也无法否认：那种充斥着卿卿我我，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的港台流行歌曲，绝不能代表正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地从事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欲望。纵使咱们的感觉不够灵敏，不能够从伴随着近似疯狂的动作和令人晕眩的灯光表演出来的港台流行歌曲，听出动乱和暴乱的脚步；难道咱们也不能从那些令人肉麻的歌声里听出一点背离社会主义，背离集体主义，践踏优良的革命传统，使人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前途都觉着十分渺茫的那样一种信息么？难道还听不出那些歌曲只能使人们倾向于资本主义社会，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羡慕外国的奢侈放荡的腐烂生活，而绝不会向往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建设咱们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过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积极健康的生活么？
当然，这种流行歌曲只能代表一部分精神状态低下的人们的生活欲望。它并不代表中国绝大多数精神状态高昂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咱们当然也只能从这样一种歌声里听出这一小部分人的生活欲望就是了。
马克思诞辰一百七十二周年，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