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国内曾经有人大叫大嚷，要改写新文学史。到底为什么要改写，怎样改写，改写以后又成了什么模样，论者语焉不详，又没有见过改写后的范本，所以只好存疑。直到去年十二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岭南现代文学史》，才向读者揭开了谜底。原来对于新文学史，需要这样一种修改法。
拿这本书的第一章《大革命运动与岭南新文学》来说吧，它把教会学校岭南大学的文学研究会广东分会这个组织摆在大革命运动时期岭南新文学运动的主导地位上，就实在令人吃惊。
拿时间来讲，根据该书所提供的材料，汕头的火焰社成立于一九二三年春，文学研究会广东分会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前者比后者早了一个季度。此其一。
拿人数来讲，火焰社有五十多人，社员遍布于汕头、广州、武汉、上海、天津、北京、南洋。文学研究会广东分会只有梁宗岱、刘思慕、陈受颐、潘启芳、司徒宽、陈荣捷、汤澄波、叶启芳、甘乃光九个人，而且都在广州教会学校岭南大学里面，比较起来，前者比后者的地域代表性要大得多，人数也多得多。此其二。
拿出版刊物的数量来讲，火焰社出版的《火焰》周刊，出了一百多期，就是说出版了两年多的时间。文学研究会广东分会的《文学旬刊》出版了一年左右，也就是说，满打满算不过出版了三十六期左右。前者比后者出版物的数量和时间都多得多，也长得多。此其三。
拿出版物的规格来说，《火焰》周刊是独立的出版物。《文学旬刊》仅仅是品位不高的，庸俗的旧式报纸《越华报》的副刊。前者比后者的规格要高得多。此其四。
拿文学声望和影响来说、《火焰》周刊拥有洪灵菲、戴平万、冯铿这些著名的革命作家。《文学旬刊》也拥有梁宗岱、刘思慕、叶启芳这些著名作家。假定要把这两方面的作家加以比较，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不敢妄置一词。倘若“跟着感觉走”也被允许的话，我敢冒昧地说，洪灵菲、戴平万、冯铿这几个人的声望和影响也不一定比梁宗岱、刘思慕、叶启芳这几个人的声望和影响更低。此其五。
综上所述，除了第五项未见高低之外，前四项都表明，汕头的火焰社和它的《火焰》周刊比广州的文学研究会广东分会和它的《文学旬刊》，在大革命时期的岭南新文学运动当中，都显得更为重要，更有群众性，更有革命性，因此也更有代表性，更应该摆在主导地位。
然而，该书的作者恰好不这样做。不这样做，是什么缘故呢？有什么根据呢？有什么必要呢？该书没有说清楚。它使读者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它的作者愿意把谁摆在主导地位，就可以把谁摆在主导地位。自然，作者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然而读者是否也有权利提出疑问呢？读者是否有幸，能够享受一点“费厄泼赖”呢？天下事总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吧？
教会学校，岭南大学，啧啧，啧啧。口水都流出来了。呜呼！
一九九〇年二月三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