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月八日，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年年今日，思念起这位万人爱戴的革命家，都不禁泫然涕下。回想当年，噩耗传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失声痛哭。此情此景，到现在还使人心酸。我当时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资格参加党内的追掉会，是一大憾事。读到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那种悲怆的情绪，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恩来同志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使得大家这样爱戴？有人说，他是一位军事家；有人说，他是咱们的总理，外交部长，政府的首脑；有人说，他是咱们党的一位领袖；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诗人、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艺组织家。这都是对的。可我还要补充一句，他是一位最爱人，——最能爱人，也最会爱人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一致承认，他是一位最严厉的人，同时又是一位最使人感到温暖的人。恩来同志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肃的，有时候严到了严厉的地步。不论在工作时间上、工作作风上、工作情绪上、工作效果上，他都是非常严格的。可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丝毫都没有害怕的念头，反而觉得他可爱可亲。有时候受到了他的责备，也不觉得难过，反而觉得舒服和感激。很显然，那些所谓不近人情的“板科”和所谓“富于人情味”，和他都是没有缘分的。那么，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他的身上发生作用，使他能够把两种矛盾的东西那样美妙地结合在一起呢？
我确实这样想过：他是不是对于某种专业有些偏爱？他那种对别人的爱是不是毫无边际的？后来我又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我也曾经想过，他那种对别人的爱是否像古语所说的：“爱人以德”呢？这句话也许有点近似，可终于未能惬意。
恩来同志接触的人是很多的。政治、军事、科学、教育、文艺等等，还有许多外国人。我能够亲身观察到的，只是他接触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开头我也有过他对于文艺界的朋友存在着某种偏爱的感觉。后来，别的方面的朋友告诉我，他对于科学方面的人也同样地爱得很深。
记得皖南事变以后，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疏散文艺界朋友的工作。当时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去香港，一条去延安。当我决定去延安的时候，恩来同志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要下足够的决心。”过了两个月以后，局势更加恶化，去延安的路已经中断，但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仍然坚持去延安。恩来同志有点严厉地对我说：“你要下更大的决心，准备迎接更大的困难。”并且交给我一笔港元，准备局势一旦发生突变，和八路军办事处失去联系，我就要自己撤退到香港。又过了一个月，最后一队去延安的军车准备出发，恩来同志又在曾家岩非常严厉地对我说：“这回你要留长胡子，化装成四十多岁的一位军属，还要学会几句湖南话。你不但要有足够的决心，还要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觉得没有信心，或者信心不足，你还可以选择去香港。”出发之前，有一次在红岩嘴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周副主席，你对文艺界的朋友都一样地重视么？连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也很重视么？”我所说的微不足道的人是指的我自己。他听懂了我的话，温和地，同时深情地微笑道：
“一个人的贡献有大有小。只要他肯给人民做事，——做得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我们都同样重视。”
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同时他的爱不是空洞的博爱，是有边际的。那界限就是：“给人民做事”。
近来，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屏幕上、收音机里面，都经常看到或者听到“爱心”这个字眼儿。这个词儿在台湾、香港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常使用，听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它好听，跟博爱一样好听。但是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忽然盛行起“爱心”来，那就有点奇怪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相信贾府的焦大决不会爱林妹妹。但是有些人偏要说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焦大一定会爱林妹妹，甚至还会爱宝姐姐。我完全给弄糊涂了。我捉摸，能够对所有的人无所不爱，当然是好事。可是：你会爱扒了你的钱包的扒手么？你会爱行凶抢劫的强盗么？你会爱屠杀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的军队么？你会爱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么？美国兵会爱巴拿马的人民么？或者反过来，巴拿马的人民会爱美国兵么？……
看来，最能爱人，也最会爱人的恩来同志并没有这种所谓爱心。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