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失而求诸?
据外国通讯社的描写,当斯大林在德黑兰接受斯城之光荣剑的一幕,跑步、吻剑等等动作、态度都沉重而热烈。有人说,很少看到斯氏真情的流露,只有在这一幕,他将真情流露了。我们想一下,假如这柄剑,并不在德黑兰苏大使馆举行什么仪式,由丘吉尔随随便便交给斯大林,那固然不成话,也就不会看到英雄们真情的流露。
我举这个例,是用最现代的事实最摩登的人物,以证明礼之为物,并不是行尸走肉的玩意儿,它自有人生重大的意义。中国是礼仪之邦,礼这个字,讲过几千年,我们不能一点儿也不懂。我们应该会谈。
可是,难言之矣!据闻,这次高考国文题,就出的是要考生对制礼各抒所见。照说,这个题目,太自由、太有伸缩性了,而结果竟把考生难倒了,几乎有多数要交白卷。由此可见青年人脑子里,根本不曾装下几个礼字。假如这些考生,他们也参与类似受剑的一幕,岂不要合时些。难怪这社会是到处争先恐后。
原载1944年2月9日重庆《新民报》
座谈会
据说座谈会这东西,是日本货。日本是否在座谈会上解决过多少问题,我不得知。这玩意儿也时兴到我国大后方去之后,却不见解决过什么问题。这原因很简单,有力量主持问题中事件的人,他无须要参加这不负责任、无法负责任的座谈会,他有他的见解,他有他的利害关系,他干他的。解决得了,他不听你那一套;解决不了,他自然会同关系人,另想解法。座谈会上的意见,与主持人相合的,不妨锦上添花,容纳一点。不合,那就是始终不合而已。这样,座谈会上的问题就始终是个问题。
我并不否认座谈会的人对问题的热心,而况座谈会上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九,不是增薪买平价货等事项,根本与私人无关。这热心多是为人类为社会的公事,对人家牺牲时间与精力,应该予以同情。但假使座谈不能影响到问题本身,这份热心究竟是可惜的。
所以参加座谈会者,要设法让这一谈和问题的解决发生关系。
原载1944年3月10日重庆《新民报》
武昌起义文告
辛亥武汉起义,是八月十九日,但宣布满廷罪状的檄文,却到九月中旬才发表。那时候,人心趋向革命,事先等待不及,却在故纸堆里,把石达开的檄文,传抄观摩,聊以过瘾。所以,革命军的文告一出,那就人人传诵了。那文字里最精彩的一段,约略还记得几句:
“二百六十年荒淫苛忍之术,言之也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亦有家屋,谁不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知识则谓破其法律。尚武技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
这比历代创业的攻击对方的文字,却文明得多。只说政治腐败,不及个人私德。在这里已看到我们政治思想进步了。
光阴迅速,不觉三十余年,想到当年读这文告欣慰的情形,宛在目前。可是,照着镜子鬓角也白了不少头发呢,不管它是怎样的吧。
原载1944年3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凤还巢的故事
在报上常常看到《凤还巢》的戏目广告,就让我们想起这出戏的笑话故事。当初梅兰芳演这出戏的日子,正是奉军入关,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的时候。不知什么人想入非非,把凤还巢的凤字,谐音作奉军的奉,于是把这话透过了当日北京的统治阶级,将这戏禁演。编戏的齐如山,原是取材于昆曲,戏的全部台词,没有丝毫牵涉奉军之处,这戏会遭禁演,除了他是当日本统治阶级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做梦也不会想到。
当然,奉军最高长官张作霖,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注意到一个戏的名字上去。这完全是那过分讨好的人,借了这事向主子献殷勤。而我们揣想,张氏也不会因这小事,给予禁戏的人什么奖励。只有梅兰芳和齐如山受到一种哭笑不得的刺激而已。于是,我们想到自古以来,许多被禁的玩意儿,其实是个笑话。
原载1944年3月15日重庆《新民报》
老调
“方才,××××唱了一套×××,真是不易。他唱完了,没有他的什么事,让他到后台去休息休息,换上学徒我来,给您换换耳音。伺续一套××大鼓。学徒初学乍练,唱得好与不好,请诸位先生多多捧场。现在请师傅们把弦子弹好起来,伺囗友××的那一套。”这是大鼓书场上,最讨厌的唱书人一段上场白,每个人上场,有这一段,大鼓大王刘宝泉也不例外。原意是客气客气,无可非议,但每人都是这一套,听着实在乏味。但也奇怪,在各角弹上这篇耳熟能详的老调以后,居然有人叫好。于是大鼓书家始终不明白这是讨厌的老调。
自然,老调也绝非不可弹,京戏的《四郎探母》,不妨一月听若干回,也不会讨厌。但我们要知道,这根本是因需要而供给的老调,原因是你耳朵愿听。加之调虽老调,唱的人各有各的韵味,并不是刻板式的谈话,更不会强迫听,你不听尽可不入戏园。老为了要听刘宝泉一段《草船借箭》而必须先听他那一套“换上学徒我来……”的引子,真令人啼笑皆非。像这一类的老调,大家明知其不好,也无人向名角儿建议加以改良,却也相当奇怪。
原载1944年3月16日重庆《新民报》
要作声别长作声
“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这是说物以不作声为妙。可是“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又似乎是物不鸣,又不成为四季了。自然,中国词章家这两种看法,都是玄学的,而不是科学的。若必按照科学的话,雄鸡为了生殖腺的刺激,晨午必各叫一次;狗为了惊恐忿怒,必须叫起来以壮威声。倒是物之发声,乃是生理上必有的条件。至于韩愈说,“物不得其平则鸣”那又是一件事了。
佛家称警策之言,是“作大狮子吼”,这正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说法。与上面所述各种之鸣,又有些不同。诗人所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就是狮也鹤也,它是不大常叫的,所以它偶然一叫,就值得人注意。至于鸡鸣犬吠,都是竹篱茅舍之间,朝夕闻之。上海人上海话,“无啥稀奇”。
归纳起来,刘姥姥口中之左一声佛,右一声佛,就透着有点贫,此孔子“时然复言也”。
原载1944年3月17日重庆《新民报》
朱柏庐格言
小时候入私塾念书,遇到了道学先生,临字帖,也让我们举黄自元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什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先生还怕小孩不懂,再三地讲解着。那时候我们除了先生害病,父亲许我们去看一回野台戏,认为是难事之外,实在不知道别有什么难事。邻家有两个青年,由学校回来,偶然闲话,我曾举上面两句问他们,懂也不懂?其中一个惊讶地说:“朱柏庐是什么人?他也是战区来的学生家长吗?”这倒不是什么笑话,我惭愧在青年时,就不曾像他们对朱先生这样惊讶过。
有一次,我经过一家乡间巨宅,正遇到他家大办喜事,酒席开几十桌,厨房整饭倒给狗吃。而他们客室里有一幅中堂,就写的是朱氏治家格言全份。这就让我心里宽慰一下,觉得对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还不失为先觉呢!可是他真个不明白,为什么又挂这幅中堂呢?然则挂出格言来昭告大众者,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
原载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民报》
国语与新文字
过去数年,报上打了许多次“新文字”笔墨官司。其实仔细想起来,这是多余的,中国人会说话之后,又学习一种与说话不同的文言,诚然是一种人力的浪费。可是我们又一想,假如没有这文言,那就南方人说话,北方人不懂,福建人说话,广东人不懂。甚至一省一区之内皖南黟县人说话,歙县人不懂。于今幸有文言,可以在书面上,把这语言的隔阂沟通。所以文字之存在,还是功罪各半。
那么,文言可以永久存在下去吗?自然,也不必。至多将来让风雅之士,当古董玩玩罢了。不过在创造一种代替文言的东西之先,我们应当先把国内语言统一起来。譬如说吃饭,大家全说吃饭,不要这里说“食饭”,那里说“给饭”,以及“七饭”“等饭”“的芒”。又如说他,不要这里说“且”,那里说“伊拉”,以及“克”“渠”。语言统一了,照着语言写出来的字,北方人懂,南方人懂,广东、福建人也懂。一纸书出,全国皆知,就无须去弄文言。你愿意再简明一点,用音来拼字,其效用一般,也无不可。这样纵然创造新文字,也就只是一种,不必顾虑到广东新字,福建人不懂了。所以能厉行国语,统一国人语言,就是创造新文字的前提。否则一国之内,顺了各地语言,必须创造许多新文字,全国来往,仍不能不靠文字语言来沟通意思,就不如这样来得单纯了。
原载1944年3月25日重庆《新民报》
苏联会精疲力尽吗
火药又在向巴尔干爆炸,那些向以纵横捭阖图存的小国,免不了又挖空心思了,谋而诈术图存。尤其是中立国,总希望败的德国垮台,胜的苏联精疲力尽,她要好好保存实力作将来说话的本钱。若照我们冷眼看来,这有点近乎幻想。
德国垮台之后不必提了。苏联胜了,未必精疲力尽。这话怎么说来的呢?于今打仗讲的是物资,当年德国胜利,就大大地利用过胜利品一番。于今苏联所得的,应该补偿她一部分消耗,而况她还在继续生产。其次是人力,你只看红军向前线的人势如潮涌,到战后,她的人力,对付巴尔干这些国家,总还有余。所以坐待苏联消耗的看法,并不怎么可靠。就是这一点,苏联未曾不知道。现在她不断的胜利,绝不是孤注一掷的战略博来的,他必须留有后劲。
我们觉得这看法,也不光是巴尔干各国应当知道而已。
原载1944年3月26日重庆《新民报》
德国将由里面败出来
第二战场的消息,久已沉寂无闻,有人颇疑为这是一种干风暴。但我们的看法,以为雨总是要下的,而且是一场透雨。若问这雨什么时候可下呢?大概德国战斗机,不能在法境临空拦截隔海盟机轰炸的时候,渡海陆军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不受空中威胁。这风暴雨,不来则已,一来之后,必是席卷法比荷,而直捣柏林。只看盟机连续轰炸,又继之以穿梭轰炸,这种先糜烂德国脏腑,而后戳穿他表面的战略,已不是局外人所看不出来的秘密。
德国当年席卷法比荷,就由于盟方空军力弱,无法招架他上面的轰炸。盟方阵线,被轰炸之后,德国坦克,如潮水一般涌来,于是除了海水,就无法遏阻他的凶焰。于今把局势倒过来,渡海是英国的拿手,英美三年来积存的坦克,不曾损坏一辆。那么,德国的空军,一旦不能招架,这事实所趋,不就很明白吗?
自然,在这情形下,德国必当竭力保存战斗机力量,但被炸过久,不能再生产,而油库机场尽毁,这力量也无法存在。所以,盟机袭德的新闻,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原载1944年3月27日重庆《新民报》
巴尔干的夹攻场面
现在苏德战事,显然在争取巴尔干。当德军以军力占领罗保匈的时候,我们回味着苏联极端同情南斯拉夫的狄托元帅,承认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再上溯与苏捷订约,恰是一种针锋相对的举动。中国的孙子说“攻心为上”,苏联就下的是这招棋。
若以巴多格里奥为人与狄托并看,好像对之无双管齐下之理,而苏联就偏能双管齐下。于此看来,为了争取胜利,在国际上的活动,主义这一名词,实在用不着胶柱鼓瑟。苏联外交的眼明手快,颇值得注意。
德军现在苏军炮口伸进罗匈捷之际,用武力占领控制已久的罗保匈,那原是轻而易举之事,无足惊异。倒是苏军于攻心攻城两事同时进行,她的成就将来必很大。所以过于持重,就是过慢的手段,实在不足以对付仍然从事闪击的希特勒。
原载1944年3月31日重庆《新民报》
社会新闻的两面
许多前进的新闻记者(但也有官吏),感到报纸上的社会新闻,黑暗的暴露多于光明的表扬,共劝加以改勉。以笔者将近三十年的新闻经历来言,我诚恳地接受这一种劝告。黑暗新闻的暴露,将引起社会不良分子更为犯罪,这是事实。但一律禁止暴露,我们也不能同意(例如囤积居奇)。否则民间痛苦,会永远埋没了而无处申冤。这种新闻分别禁放,报人当与指导机关共勉。
至于光明面的新闻较少,一部分是新闻界未加努力搜寻,而指导机关的忽略,似乎也无可讳言。就是有光明面的新闻,限制我们用八股式的文字硬填上报纸,这也给予了我们一种艺术上的困难。譬如吴稚老八十寿辰,这是社会新闻最好的题材,然而报纸上却把祝贺的签名,占了广大的篇幅,而少有对老先生为人生动的描写(尤其时间性的)。假使将前者的篇幅让给后者,看报人愿意看,而且还有益,可惜事实不是这样。
如此说来,社会新闻之要改良,可也见得不是我们一方面的事。
原载1944年4月1日重庆《新民报》
由火柴说起
火柴并未涨价,依然是规定一盒四元。可是管制方面,公开地有这种表示,摊贩不照规定出售,小商人微利的收入,只好由他。好了,这就行了。现在南郊小商店的火柴已卖九元一盒,稍远,那更属可知。管制方面这些的姑息,也可说是体恤商艰。而火柴是日用最小的负担,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可是令我们有一点感想,就是商人实在宽容不得,无事兴风作浪,还想设法涨价,到了明知可以得着姑息,他又顾忌些什么?
年来人心坏到了极点,只要有钱可抢,已到了六亲不认的境界。而商人以图利为目的,关于这层,尤做得彻底。有些小商人,虽是不过混饭吃而已,可是他们都在无形中为大商人作伥。因为任何商品,都必须由大商人手里分散出来。所以宽容小商人,让他们涨点价,而大商人立刻就将以他们之零售价增涨,而把批发价提高。结果,便是普遍地涨。归纳起来,管制商人,不能有大小之分。
原载1944年4月2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的游侠精神
最近在新华副刊上,看到一篇说中国游侠的文字,颇有同感。中国的游侠,实在不是坏东西,可惜它被法律管束了,又被缙绅先生迂腐地反对了,不能养成一个高尚的武德。唐宋以后,横的发展下去,致为盗匪所用。可是他保留下来一部分小仁小义,还有为士大夫阶级所没有的精神,却未一笔抹杀。
我疑心日本武士道精神,都不免吸取中国游侠精神若干,而且是下乘的(迁作史记,于游侠、刺客分别写之,自有道理)。假使我们一向就能容忍游侠之说,发扬光大,也许我们在民间有比武士道更好的精神。直到现在,民间爱好七侠五义这类故事,而有过于孔孟之道,可见我们的民族性,原不是甘于柔懦无能的。有此趋向而不会利用,让民间只崇拜黄天霸而已,大是可惜。
原载1944年4月4日重庆《新民报》
再拿出线装书来
最近吴稚老说,他曾主张把线装书丢进茅厕三十年,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年,又可以把它拿出来。对于这个说法,我们完全同意。只可惜当年把线装书丢下茅厕去的人,捧起西装书来,大多数没有看内容,只看了看封面而已。有的也看过内容,但是那内容被中国人利用了,却是洋八股。将土八股丢进茅厕,把洋八股顶在头上,对于我们之那一丢而换来的,所得也实在有限,而且那一丢,似乎有许多人未曾加以选择,有些是我们的看家宝,也都丢了。
这几年来的人心大变,唯钱是抢,线装书之全部下茅厕,大概有点因素。自然抱残守缺,这三十年来,依然抱住线装书过日子的,也大有人在。但这种人不是腐糟,就是顽石,对民气起不了作用,起了作用,依然也是毒害。所以这三十年,线装书的坏处未曾肃清,好处是肃清了。
过去的已过去了,悔也无益。只是佛头着粪,敢在吴稚老说法之下,补充一点微意。就是将线装书由茅厕里拿出来,也应当选择,不必是全部的。
原载1944年4月5日重庆《新民报》
轮渡上的救生带
为着有了民惠轮这件事,报上又在讨论着救生问题。我连带地想到渡轮上的救生带的设备,就是聋子的耳朵,摆样而已。有几次大水渡江,客载得很多,我过敏地感到危险,曾伸手去掏舱棚底下预备着的救生带,谁知这些带子被木板格子关着,木板钉得牢牢的,休想移动分毫。我就想到,万一有什么危险,事出匆促,是没有人可以利用带子的。加之这救生带是如何用法,也不见任何轮船上有办法写出张贴告诉乘客,便是能把救生工具拿在手上,那考虑的时间很短,恐怕效用也少。至于救生工具够不够乘客之用,还是另一问题(似乎不能每艘渡轮都有)。
防护工具,都是闲时办着急时用的。在此大家讨论救生问题的时候,轮渡上的安全,似乎也当加以注意。像把救生带牢牢钉在门格子的办法,尤其应该立刻加以改善。
原载1944年4月10日重庆《新民报》
按:民惠轮,为航行四川境内长江上游的轮船之一,于1944年3月下旬在重庆附近的小南海失事沉没,乘客溺毙多人。
赶场的文章
文章下乡,必先做到文章赶场,不能通过赶场,文章是不容易下乡的。因为场,是乡下有无相通的一关。我们试到郊外去赶两回场,就可以看见那书摊子上,或背竹架挂着卖的,百分之八十还是那些木刻小唱本。此处是“三百千”《六言杂字》《玉匣记》(一种查星宿的迷信书)、“四书”《增广贤文》,如是而已。至多带上一两部《三国演义》或《水浒传》《薛平贵征东》《薛平贵征西》等章回小说,那已经是伟大的书摊子了。如此供应着,可以知道乡下人在弄什么文艺。
大都会的儿女,不但没有看见过赶场的书籍,我相信连书名字都很陌生。在这种情形下,坐在象牙塔里的文人,大喊到民间去,那简直是做梦。我们要知道,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五十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群人越抛在老后面,任何普罗文艺,那都是高调,而且绝对是作者自抬身价,未曾和这些人着想,也未曾梦到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不喊文章到民间去也就算了,若是要喊的话,我劝有心人去赶两回场。
原载1944年4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名人致辞
我总觉得社会上许多集会,是不必要的,尤其会场里的名人演说、来宾演说,是让人头痛的一件事。不但听的人有些“我倦欲眠君且去”,便是被拉夫拉去演说的人,也会觉得穷于应付。任何名人,也不会万能,试问由讲政治的场合,讲科学的场合,讲文艺的场合,以至谈妇女家政,谈小孩子营养的场合,都要名人致上一篇辞,他哪里懂得许多?而况还要在专家面前卖弄?可是风气所演变,名人而不逢会演讲,就不成其为名人,因与会之先就得设法预备一篇演讲辞,以便被逼上台,死拉活扯,好歹可凑上这个节目。真是一个虐政。自然,也有以逢会演说为登龙之术,而其内心,也未曾不感到痛苦。
演说,是一种天才,再有演说天才的人,只为了是个名人,不能不讲话,说者听者,都是活受罪。演讲虽不必一定讲国语或西南官话,但土腔土字,必须避免。有些满口土腔土字的人,也为了是个名人,不能不讲,说者听者,其活受罪,亦没不相同。因此,我觉得与人方便,大家方便,名人致辞这个节目,会场上可以删掉。
原载1944年4月12日重庆《新民报》
姜维的精神
儿时读《三国演义》,姜维也是心里崇拜着的一个人物。等年岁大些,读过正史,才知道演义上轰轰烈烈的九伐中原,多半不足称道,而且误事很大。后来读书稍多,不见史家对姜有好评,对陆放翁在诗中直斥他为竖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是近来一想,姜维之为人,究未可全非。在鞠躬尽瘁一点上,他有继承诸葛亮的地方,他之对魏晋,也真有不两立的精神。所以他抓着机会就干,甚至没有机会也干,他之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政略不对,没有给国人以喘息的机会。战略方面,粗疏鲁莽,在北不能出诸葛亮的范围,有时还在南路蠢动一下,更觉无所谓。这人可说心粗胆大,而没有整个计划而已。当时虽有专权的嫌疑,以主人阿斗之为人,或不得不如此,尚无大病。试看阿斗投降以后,他还密书后主忍耐片时,要利用邓艾施行晋兵的反间计,而其计也大部成功,无奈事机不密,姜死于乱兵中,否则他或有回天之力,也未可知。因之我们的结论,比那畏首畏尾之徒,坐失时机,那是高明得多的。
原载1944年4月18日重庆《新民报》
新龟兔竞走
龟兔竞走的故事,向来是讥讽着兔子的。事情是这样:兔子倚恃着它会跑,在半路上打瞌睡,一睡就睡死了,让蹒跚地面的乌龟,缓缓地爬了过去,先到达终点。可是这个故事,也可以翻案说着的,后头第二次赛跑,那泰然自得的乌龟先生,以为兔子永远是大意的。跑了一截路,必会躺下,于是当一里路爬到百分之八十的时候,回头看着兔子又在睡了也就苟安起来,喝口水歇歇脚儿,太太平平地休息一下。不想历史可以重演,也不一定幕幕重演,这一次兔子却和他开个玩笑,突然跳起来,拼命地向前狂追。它四蹄踢着沙土,如风卷残云一般,转眼就追了过去。等着龟先生缓缓爬完那一里的百分之二十,兔子到了目的地已很久很久,而且把他所要得的都得着了,于是龟先生赶到,一切归于泡影。
寓言始终是寓言,不妨颠倒来说,假如世界上有这样的事,这两次的竞走,是龟先生的自误,尤甚于兔先生的。因为兔子之必百倍快过乌龟走路,那是天然定律;兔子以定律而误事初次,情有可恕。乌龟以意外的侥幸,既得一次胜利,又想侥幸二次,其愚蠢是死不足惜的吧!
原载1944年4月19日重庆《新民报》
趣味为事业之母
有些戴方巾的先生,颇不喜欢趣味两个字,其实,任何事情,必须有趣才能进步。我国程、朱之流,格了一生的物,交的是白卷。人家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能发现万有引力的定律;阿基米迪斯,在澡盆里洗澡,看到水溢出能发现物体的体积大小量。最费脑力的物理学,人家便在趣味中发明一切。
就说中国上古,也无非看到鸟兽虫鱼之迹,而造象形文字,看到虫布网而织帛,看到鱼摆尾而造舵等等。说起来,全都是有大的故事,趣味实为事业之母。世界上都像中国的理学大儒坐为尸,立如斋,自己以无味为有味,对国家社会实不能有所作为。
现在的罗斯福、丘吉尔两大政治家,就是一对趣人。若把一笑黄河清的包拯,坐上人家总统与首相的位子,那必然失败无疑。现在这世界,无论干什么,必得生机活泼,上海人所谓板板六十四的格调,行得动也减少效率。由这些大题目说起,小到一个人的演说,和一张报纸的编排,其必令人感到有趣,更何待言!若必把低级二字,加在趣味上面,则不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是形容其不懂而已。
原载1944年4月4日重庆《新民报》
穷可工窘不能工
现在人劝勉文人,总说是“穷而后工”。虽事实确也如此,但现在文人,不老是穷,穷之外,还有个窘字存在。
窘好像与穷无二,其实大有分别。我们平常遇到困难,不知所措手脚时,总说是窘极了。这个窘显然不是穷,穷苦者有之,富贵者亦有之,譬如颜渊住陋巷,那是穷,而随孔子在陈绝粮,那就是窘了。又如韩信乞饭于漂母,那是穷。当汉高祖驰入营帐,夺去他帅印的时候,也是窘。所以在穷的时候可以吟咏自得,而在窘的时候,便是圣贤也有点不好应付。
据此,杜甫可以于穷时作《长安行》的诗,若在窘时,也难说。韩愈可以在穷时作《谏迎佛骨表》,若在窘时,也难说。李宝嘉作《官场现形记》时,不知他穷不穷,但要受窘也未必能完成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穷而后工”的说法,虽无可非议,事实上是隔靴搔痒。
原载1944年4月25日重庆《新民报》
管言论与管物价
孙哲生先生,在前几天演讲中国必须民主一讲题,说到管制物价与指导言论,以为是恰好因果相反,我们拿笔杆过日子的人,对这种话,当然是十分欢迎。但进一步言之,若说用管制物价的办法来对付言论,我们说话,就会胡说八道。不顾国家民族,像投机商人那样横行无忌,那却是杞忧。我们到底有点智识,有点良心,你不管我们,我们也会爱惜羽毛的。无论如何,我们不会违背国策。何况这是无所谓投机,无所谓黑市的,谁也不肯硬碰硬地以身试法,落个祸从口出。
至于反过来说,用指导言论的办法去管制物价,我们也认为未必是特效神药。因为不必管的人,其中无因素存在,不管也是好的。要管而且管不好的人,必有一个因素存在。不研究这个因素,谁来也是隔靴搔痒。
原载1944年4月28日重庆《新民报》
东普鲁士的德兵
是前一两年的事,据传说,德国在东普鲁士还屯有一大批精锐军队,始终没有用过。这话是否属实,无从讨论,以情理言之,那是可能的。希特勒必有他最后的一张牌。不过在东线十个月的败仗,西线又在英美军将登法岸之时,这一张王牌,应该会拿出来了。不然的话,留着做柏林的保卫战呢?还是防范着德国及占领区的反纳粹,以贯彻“元首”的主张?
做生意的人,这年头自讲个囤积居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时形势大变,囤积的结果,会弄成资金冻结。甚焉者是囤积的货霉烂了,大亏其本。因此希特勒的那批东普鲁士预备军还存在的话,必然将开始动用。
一个人的忍耐也自有其限度。听说东普鲁士的德兵,还会忍下去,这倒是值得我们冷眼看一看的。
原载1944年4月29日重庆《新民报》
言语自外来
人生在世,听不到一句批评,那是最危险的事。我们且不谈什么禹闻善言则拜,以汉武帝那样不可一世的主子,他就常被汲黯面折廷诤,闹得无可奈何,而还恭维他一句“社稷之臣也”。唯其如此,他才有那样伟大的成就。唐太宗善于用人,也就由于他善于纳言。汉高祖、明太祖都是开国之主,能用人而不能善用言(但有时也很能受谏),于是身后转眼而祸起宫闱。所以纵横家虽是极讨厌的人物,但善于取舍,一部《战国策》,还不失为人生可玩味的书。
反过来说,与其只闻赞美,不闻批评,那就这赞美终身不闻都好。当狐狸用尽世界上赞美之词,赞美衔着肉片的老鸦,希望他唱一个歌时,老鸦受宠若惊,一张口而肉片落地,狐狸得其所哉。这世界不仅币重言甘是当考虑的事,便是有甘言而无重币,也当想想其所自来。
有人说:匈奴之于汉,契丹之于五代,金之于宋,向来是攻击不留余地,似乎身受者也未收攻错之效。我说,那自是身受者之不争气?但当时有心人是不住警惕着的呀。若他改攻击为赞美,那就这点警惕都没有了。
原载1944年4月30日重庆《新民报》
唐诗别解
中国的旧诗,虽为格律声韵所拘谨,但呆诗活用,我们往往能随便借用像作谜面似的,弄得很有趣。譬如“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字面上尽管是紧张,你用到打牌下棋的场合,未尝不恰到好处。反过来,又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字面上尽管哀艳缠绵,若引用到紧张的场合上去,也会觉得事实确是如此。
今日之欧西战事而言,也正如我们记得烂熟的唐诗“山雨欲来风满楼,溪云初起日沉阁”,我们在一旁着急的又仿佛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了。或者问:轴心的祸首,会不会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奢望呢?我说:那自然,若不他还挣扎什么呢?我们但愿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吧。如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不是为奇怪的。
朋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吧。
原载1944年5月10日重庆《新民报》
德国人不输嘴
中国人有句俗言:嘴是两块皮,说话有转移。所以作宣传战的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他的话都有理,而且是极可乐观的。
当欧战初起之时,戈培尔曾夸下海口,柏林不用疏散,盟机绝飞不到德境。等到柏林炸得将成废墟时,戈培尔应该无辞可措了。可是他依然振振有词:“德国决不放弃柏林”“柏林决不投降”。真行!然而柏林有没有损失呢?他也说没有。解释是“飞机制造厂早已疏散”。话是不错,我们也无法证明其不实。只是“柏林不用疏散”那句话,没有兑现罢了。
在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想到“输理不输气,输气不输嘴”,绝不是街市上流氓而已。做一个现代的人,对于这一点,必须有相当的认识,否则容易上当。传说德国人是最理智的,一经纳粹英雄说得天花乱坠,其上当也未能例外。
然则何以对付戈培尔这类人?我说唯一之法,就是拒绝空头支票。
原载1944年5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大炮孟子
谈儒家的,总是孔孟连称。可是孟子的行为比孔子积极,说话也不免直露。因之就有人说孟子火气过重。譬如孔子说:“君不君臣不臣。”孟轲就很厉害地吆喝出来:“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简直对专制皇权挑战,因之明太祖要逐他出圣庙。孔子说个“节用而受仁,使民以时”。而孟轲却明白地定了个原则,“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其实,孟子所说的,并未超出孔子的范围。不过孔子的话,含蓄一点而已。而他的话,又是群弟子说的,这些人也许顾到环境,不肯把话说得那样斩钉截铁。至于孟子,他自己说自己的话,敢作敢当。加之时到战国,君臣士民之间,也越闹得不像样子,所以他就慨乎言之了。
由今日的眼光看来,孟子更是接近民主,并剪哀梨的话,也听得更够味,所以放大炮的人,虽为少数人所不喜,他实在是有千秋的。
原载1944年5月13日重庆《新民报》
读过两篇社论以后
这两天读《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的社论,在苦闷中,我们得到一点兴奋。大公报在《当前河南战事》一文中,蜻蜓点水,很技巧地提到几句:“敏远调遣关中大军东出击敌,更要等某某,囗囗囗由晋冀鲁各向敌人的背后进击,而密切配合作战。”而昨日《新华日报》在《我军是能打胜仗的》一文中,就根据这两点加以发挥。前者自不用提,各有同感。后者“新华”却举出了若干实例,他说囗囗集团军正在打,而且坦率地说:“任何部分的胜利,都是整体的胜利;任何部分的挫败,都是整体的损失。敌后部队一定以胜利的战果,配合中原前线的战斗,国人尽可放心。”以《新华日报》的立场,能说出这样斩钉截铁的话,那是太痛快了。
近闻西安方面,有所商谈,若根据上面的舆论推测,必可顺利进行,这是值得欣慰的。最后我们除了敬佩《大公报》持论的公允,与《新华日报》持论的坦白之外,而这种言论,在报上能公开出来,尤感中央态度的民主。昔廉、蔺交欢而赵强,小子要喜欢得像陈搏之坠下驴背了。
原载1944年5月14日重庆《新民报》
楚王与楚人
战国的楚恭王出游,失落了乌号弓,王的左右,要去寻找,他说:“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这个故事,就是相传下来二千年,几乎稍读几本旧书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楚弓楚得”。
同样的故事,也出在楚国。有人渡江,在江心落了剑。他在船边刻了一行字“是吾剑之所从坠”。船走了,剑可没走。靠了岸,他还在画字的地方,下水去寻剑。这又是我们所谓“刻舟求剑”。
失弓的楚王,不下舟寻找,自认聪明。而刻舟求剑的楚人,也未尝不自负很聪明。可是,楚王那样不在乎,也许楚人得之依然璧还了楚王。而在船上做标志的楚人,不明白船早离开失剑之所,他是永无国剑复得之日了。
所以在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下,失物不找,自是省事。就是要找,也当研究其所以失,而讲求个所以得。
原载1944年5月20日重庆《新民报》
何必东京蔷薇
读昨日本报第二版所载“东京蔷薇是谁”的那篇译文让我们发生许多感想。比较起来,交战国的宣传,日寇是属于笨拙的,但有些地方,他们依然能够发生效果。尽管美国人知道这位女广播员是一枚细菌,而不免还称她为东京蔷薇。记得在前八年,我们南京有一位女广播员刘小姐,也曾为日本人所颠倒,而称之为“南京之莺”。但我们却并没有利用到这一只莺,在国际上发生任何作用。
其次,我们又可以想到对前方士兵的宣传,实在不必句句是钢铁,字字是血泪。有时,也应当在枪林弹雨的一片硫黄气氛外,给他们一点轻松。就以本问题论,与其让太平洋士兵去找东京蔷薇而得一点轻松,何以华盛顿或纽约就自己给他们一朵蔷薇,或者就给他一只南京之莺一类的歌声,也无不可。
由此类推,所谓前方精神食粮,要配搭一些什么东西,也就不难开这一张单方了。
原载1944年5月21日重庆《新民报》
风雪钢铁血汗精神
报载英国大护航队,在惊涛骇浪的大风雪中,击毁德潜艇若干艘,安然送作战物资二十五万吨,到达苏联港口。这短短的一条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为何赞助苏联去击溃德国。这里面不仅是有堆积如山的军用品,这里还有不可估计的血与汗,更有无可比价的合作精神。
自然,帮助苏联,也就是带助大不列颠自己,把作战物资送到苏联港口,正与渡过英伦海峡,送到法国海岸一样。可是我们连带地有点感想,用苏联的陆军,在另一个地方打击盟国的敌人,和用中国的陆军,在另一个地方,打击盟国的敌人,有没有两样呢?我们就不能想象一下子可得二十五万吨的物资。
若说是运货到中国来难,我们不信由英国海运到苏联,要大批航舰巡洋舰在冰天雪海中保护,比仅仅用大运输机由印度飞中国为容易。我们对在大风雪中作战,送达二十五万吨物资到苏联这几句话,不免婉转地想。
原载1944年5月22日重庆《新民报》
“神聊”也是好的了
近两年来,内地杂志减少,作国际预测的论文,也就成了凤毛麟角。因此爱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颇感到刊物太少。但我想,此次论文少的原因,也不一定是少了发表的刊物,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事实上谈国际问题,虽不妨乱开空头支票,究竟也有所根据,才有力量。于今内外隔绝,看不到外国报,看不到外国杂志,下笔的,各仅靠内地的耳闻目见,来谈世界大事,便有闭门造车之嫌;其次,两年来的国际变化,常出冷门,很难有人事先料到,逼得爱谈这个调儿的,也不能不出之以慎重的态度。所以现在社会上对国际问题专家的期待,是责人无米为炊,其责不在专家。
话又说回来了,前几年大家喜谈国际问题,也有人责备过,说是你们不谈自己的事,专谈别人的事,什么道理,难道我们是闲着的吗?于今少谈,为什么又感到不快?这倒好像月下乘凉,邻居们姑妄言之地说鬼说狐,忧心柴米者嫌是“神聊”。等到大家默然坐在月下,顾影徘徊,当家人又觉长夜难熬,便是“神聊”,也聊胜于绝不开口。由此言之,谈狐说鬼者,也并非真个无心肝忘了明日开门七件事也。
原载1944年5月20日重庆《新民报》
灭鼠与总攻德国
拿破仑曾说:字典中没有难字,这话似乎值得考虑。
盟军开辟第二战场,预备了两三年,于今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这岂不是含着一个难字的意味在里面,这是千百年仅有一次的事件,其难也,也许不算意外,于是我们又转想到一件小事。
重庆的灭鼠运动,似乎也说了有两年,而宣传总攻击,也不止一次。但其结果,竟和开辟第二战场一样,望眼将穿,迄未实现,这又是一次难事。
由于盟机袭欧日渐加紧,大家又在说,开辟第二战场已呼之欲出。恰好,重庆的灭鼠日期,最近再宣传一次,也有呼之欲出之势。仿佛灭鼠与打倒希特勒,始终是遥遥相对的两件事。
我们且看重庆对鼠的总攻,与盟国对希特勒的总攻,究竟是哪方面先动手?
原载1944年5月26日重庆《新民报》
歪曲历史与《三字经》
传说新定的图书审查标准,有一个“不歪曲历史”的原则,于是大家议论纷纷了。照我看,这倒是个有趣味的问题。
仿佛章太炎先生早就说过,历史为一家之言,那么,根本就是歪曲的了。现在谈历史,还是以这一家之言为准呢?还是照最摩登的历史辩证法,先立下一个否定的原则,再去寻稀奇古怪的证据呢?再说,一家之言内,根本也各有各的看法。例如普通史家,以正统予蜀汉,而陈寿《三国志》却认刘备是窃割。《三国志》不是二十四史之一部,公认为合格的书吗?以多数史家为是,则陈寿歪曲了;以陈寿为是,多数史家又歪曲了。根据审查原则,《三国志》不该定为标准,就该予以禁止,这就透着是笑话了。
索性说个笑话吧。《三字经》有写蜀魏吴,争汉鼎的,也有作魏蜀吴的,一字之间,显有曲直。你若下四川乡下赶场,还可以买到《三字经》,先生们,你说属于哪一种的应该禁止。
原载1944年5月31日重庆《新民报》
东向以争
中原自古为争战之地,难守易攻,没有哪个朝代至中原能定为国家基础的。赵宋建都开封,比较有个长的时期,但没有过一天安定的日子,一败就不可收拾。在赵宋以前,五代在中原的那一团糟乱,尤其是历史上人民最倒霉的一页。我们很不了解赵匡胤为什么建都开封。
但中原虽不易守,却是必争之地。汉唐之时,政客策士们,都有这样一个见解,“闭门西守,东向以争天下”。其实这一争一守,也总得控制住中原。试看,秦、西汉、唐、西晋、苻秦先后都关中,一串的成败演变,谁能外乎上述这个原则呢?由车战到骑战,由骑战到步战,时代有变化,而形势却始终不变。
反过来说,控制不住中原,是无可西图的。很显明的例子,项羽曾至霸上,桓温曾收复洛阳,虽侥幸得到一时胜利,都免不了曳甲东遁,前功尽弃。可知东向以争天下则可,闭关西守则不可。更明白地一点说,要西守就必东争。
原载1944年6月1日重庆《新民报》
上海人的生意经
上海人最会做生意,无论减价打折扣,甚至广告人说着血本牺牲,依然还是赚钱。老住上海的人,非有铁一般的证据,他是不为大减价这种宣传所动摇的。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在南京路买布,看见一家扎彩牌坊的商店,大挂宣传旗,上写照码八折,加二放尺,我就要进去。老上海扯着我道:去不得。那是骗洋盘的,我们还是光顾不减价不放尺的店里去吧,至少你不会吃亏。我虽信了朋友,买了不减价不放尺的布,但我总要学点儿见识,究竟他们是怎样骗洋盘?第二日,我终于走进了彩坊商店,买了昨日所买同样的两种布。事实上,价是减了,尺也放了,我想不到他们是怎样骗洋盘。可是回家去,将两家商店的布一比,减价的布,质量既粗,颜色也不正常。再一量,每尺的布,比不放尺的布,要短半寸。不知道是他们尺小,还是量布时另有手法。而我是百分之百地做了洋盘。从此以后,我对于商店放宽尺度的宣传绝对不感到兴趣。
原载1944年6月2日重庆《新民报》
名将从来不理财
古来名将,治军以外无他事。李广治军也好,程不识治军也好,他们绝不会干教育、经济、政治等等。就是干政治的人来干军事,例如诸葛亮、羊祜,直到近代的曾国藩,他们都不会在前线玩政治。治军自然要钱要饷,可是古来大将,极少数人,也至多是办到屯田养兵,大多数不外乎就地征募,或仰给中枢。我们不闻卫青、霍去病兼干了卜式、桑弘羊的理财事物。
马援那种有功的名将,就为了运上几车子为兵治病的薏仁米,几乎送了性命。一个捍卫国家的人,其不能带一点生意经,自古就看得这样重。反之,大而言之,可以由军纪风纪之败坏,影响整个军事,小而言之,也会由独当方面,变成了割据。
俗言道得好,心无二用。一个下棋的人,就不许注意天空鸿鹄之将至。敌凶战危,必须戒慎,恐惧临之,岂可分心到政治?更岂可分心到经济?
原载1944年6月3日重庆《新民报》
共诛暴秦之后
做人不可因人成事,立国也不可因人成事,尽管大英雄不免利用机会,而绝不能利用机会到底。麻生蓬中,不扶自直,万年不拔之基,完全要靠自己。柳花会因风舞上天空,而结果不免落水,靠别人的力量是靠不住的。
当年群雄揭竿而起,共诛暴秦的时候,第一步是扶起最无罪的楚,其他如燕、赵、韩、魏、齐,一一都被扶起来了。这些国的主脑人物,并有不少是出过一身血汗的,而究竟因为他们起来后因人成事,复国之后,又缺乏自主精神,于是暴秦倒了,只是刘、项的天下,项羽再倒,大家也就风流云散。以张良那样接近刘邦而以复韩为志愿的人,也无可奈何,只有听韩消逝,这是最好的一面镜子。
谈今不如论古,并不是老年人回顾的暮气。历史是人生的一本大参考书,有各国现成的格式,可供填写。至于你愿填哪种格式,是你的自由,并不强迫你。而历史上恰无天上掉下来的一件事,岂不大可思乎?
原载1944年6月9日重庆《新民报》
为人应当接受批评
生平很少和人打笔墨官司,就是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教训一顿,我也不曾回复一个字。这样做,我并非怯懦,也并非过分的容忍。我有个感想,我错了,止谤莫如自修。我不错,最好借事实来答复。这一个办法,也许不适于他人,但至少我自己,在做人上纠正了不少错误。而三十年来的写作生涯,略有寸进,一大半也就是根据别人的批评而得的。
禹闻善言则拜,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任性的人,或以为这是矫情,也于进德修业有益而无损。世界上不会真有多少超人,自己件件事都做得对,不会有这种事。人如听不到外界批评,或者听到而不理,一招之差,永远向了差路上来,充其量可以耳目心思完全闭塞。所以古人讲君有诤臣,父有诤子,而士还有诤友呢。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道是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这虽都不免形容过甚,然也可以想到批评如非出于恶意,必有可利用之处。我们不妨郑重一点说人生只听到谄誉,而不闻规谏,盖世英雄,却有变为愚人的可能!
原载1944年6月14日重庆《新民报》
升官图有哲学意味
旧历新年,小孩子掷骰子赶升官图。这个玩法颇有科学意味,也有哲学意味。虽然这玩意儿一向被人忽视着,可也有人寄以感慨,作过打油诗咏它,“慢说童生升吏部,多贪一点又从来”。
那玩意儿是这样的:图上画着曲线,成螺旋形由大圈圈而变到小圈,大圈第一位是童生,第二位是监生,以后置秀才、廪生、拔贡、副榜、举人以至于六部尚书,最后是内阁大学士。掷骰子的人,第一下掷去是四,便把注放在廪生位置上。以后逐次掷骰,逐次上升。掷到螺旋形小圈里,到了决定阶段了。那时尽管注下来吏部尚书位置上,到丞相的距离,只差三点。但是最后一掷只许刚刚掷三点恰升到最高级才算是赢了。自然掷两点也不妨,却不算完成任务。若是掷四点呢,那就糟了,要冲出螺旋形顶点,而回到童生监生的起码位置上去。
朋友,你想,这不很有人生哲学意味吗?
原载1944年6月18日重庆《新民报》
唐诗人的房荒感
读唐诗人许浑七绝一首,显着当年的长安,也闹着房荒,他的诗题是《客有卜居不遂,薄游汧陇,因题》。这诗题已把写诗的意思说出来了,而所谓“有客”,也许就是许先生自己。他的诗说:
“海燕西飞白日斜,天门遥望五侯家,楼台深锁无人到,落尽东风第一花。”
读者若嫌古人说话含蓄,小子不妨译注一下。他说:“旅客像海燕一般,由东飞到西,来到了长安,然而来晚了,好像在征途上,已是太阳下山之时,并未找着旅馆,而在长安找不着房子住。站在这天子脚下,远远望了贵比汉朝五侯的大公馆,未免发生感慨。这里正是一个对比,白锁了许多楼台没有人到,里面上等名花都自开自落地落光了。”
“长安居,大不易”,大概这也不失为原因之一。不过,所谓房荒,虽是荒了大多数人,却有少数人反有屋多照顾不过来的痛苦。噫!“道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原载1944年6月23日重庆《新民报》
日本之“存在的舰队”
当我们看到太平洋发生美倭海战消息以后,以为必有一场大战,不料倭舰经美机轰炸过了,未曾看到美舰的影子,又黑夜逃跑了。这在日本军阀打肿了脸充胖子的情形下,有两个说法:第一,还没有到他们决战的地点与时间,引美舰入陷阱;第二,根据海军家看法,有个“存在的舰队”之战略,尽量地让舰队避战。第一个说法,我们无法讨论,这是太不着边际的问题。第二个说法,倒近乎事实,也许他们正走的是这条路。
可是以我们外行来看,意大利不就是适用“存在的战略”这一战略吗?虽然地中海很牵制了英舰队一个时期,然而到了最后,除少数击沉而外,还不是一律投降,我们在用外行看法,美国以百艘航舰的威力(打对折也就吓人),可以再登上小笠原岛,奔上倭皇老家。也可以冲过台湾海峡,截断新加坡与东京为两段,在中国海岸登陆。到了那时,舰队纵然存在,又复何用?
日本人对此事已惶惶不安,我们自也值得十分注意。但我们在大陆上必须配合盟友的海空攻势,在大胜利中以增加自己的光荣。
原载1944年6月24日重庆《新民报》
这一点为何不学曾国藩
近年来,一部分士大夫阶级,极力学曾国藩,我有点敢苟同。像曾氏读书那样多的人,既讲道学,又爱辞章,应该是洞明古今的通儒,而他脑筋里竟没有一点民族意识,无论如何,也不过王猛、赵孟頫之流,绝非完人。既非完人,何劳当开山祖师看待?
曾国藩既不必捧,也不必学了,而短中取长,有一点可学的,倒是他以一个在乡的士绅,能够统起乡勇来,保卫他的家乡(我们虽承认洪杨有革命意义,也不能否认他部下的到处骚扰)。并且扩而充之,凭这个儒生带兵,挽回了满清崩溃的社稷。于今在曾氏练乡勇的出发点湘乡,就轻易地遭着倭寇的践踏。平常捧曾氏的人,都销声匿迹,毫无一点感慨。当学的反是不学了!然则平日本为太上祖师之谓何?
夫曾氏之练乡勇,不过百年,湘乡还是那个湘乡,精神大为不同了。难道说湖南人变了,湘乡人变了吗?我武断地说:不。所缺少者就是这么一个在籍的仕郎。
原载1944年6月29日重庆《新民报》
献力
献金运动的高潮下,大家自当大声疾呼,将每一分可省节的钱,都献给国家。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并行的两句口号。
每一分钱应当为了前线,每一两力,也应当为了前线。力,虽是一个广泛的名词,但并不抽象,越是有组织的场合,那种群力越是整个的,也容易为前线而发挥。货币物资,有人把它当本钱,而有组织的人力,社会上未尝不可以当本钱看。我们尽管叫大家出钱,而忽略了有力量不使出来的一方面,也不妥当。至于荒废了广大的人力,而不加以利用,那比暴殄了物资是一样的罪过。河南之战,我们就感到荒废民力是最大的毛病。
献金!大家还要献力。任何一两有余的力,都别放在大门里面,同胞们!
原载1944年7月2日重庆《新民报》
童大王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这话说在北宋之末、南宋之始,我们不能十分了解岳武穆为何背景而发出,但以我们读史的眼光看来,显然是不够。第一,当年宋朝文官,不但是爱钱,而且也怕死。不怕死,何以“议论未定,而敌兵已渡河矣”。在开封闭城之先,跑得最快的就是文官。第二,宋朝的武官惜死,那不用说,举目皆是,不然,又何以让斡离不坦然渡河,有南朝无人之叹。可是武官爱钱,也不弱于文官,甚至比文官还厉害。不用多说,那位带大兵出山西的大王童贯,便富甲天下。他有那样多的钱,就更怕死了不能享受,一听金兵来了,立刻掉头跑出太原。他还厚着脸说:“并非守土之官。”所以武官更不能爱钱。
原载1944年7月4日重庆《新民报》
猫鼠同乳
猫鼠同器,这件事,我们亲眼得见。若干年前,上海大世界里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一只笼子里,关着一只大耗子和一只小猫。我们想,这并非稀奇,不过人工的训练而已。比这稀奇的,应该是唐书所载陇右节度使朱泚,向代宗献猫鼠同乳。史家特笔记载,这应该不全是捏造。这就难怪百官朝贺,以为相害者相亲,表示了唐代支离破碎之后,有大家坐享富贵太平的希望。可是中书舍人崔裕甫,他并不以为瑞。他上奏说:“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上承天意。”这个说法,虽没有研究鼠吃猫乳之所以然,但比朝贺的那班糊涂虫就高明得多!后五年,献猫鼠同乳的朱泚造反,代宗子德宗出奔(著名的卢杞为宰相),几乎亡了国。可见崔裕甫的不快之言,比朱泚进的新稀罕儿价值有天壤之别。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鼠吃猫乳,也必是朱泚一种人工训练使然,而特意拿出去骗代宗的。
原载1944年7月8日重庆《新民报》
还是唐有诗人
病中无聊,读唐诗消遣。我有个感觉,便是由天宝当年,一直到唐之将亡,诗人都是明目张胆,慨叹着“渔阳颦鼓动地来”,是唐明皇自己有以致之,越到后来,越直率地说出。而与明皇同时的杜甫,以诗震动朝野,就十有八九是带批评性的。我们并不听说唐诗,对此犯了什么大罪。这一点让我们佩服专制时代,有这点千古不磨的民主精神,而给我们留下许多好诗。
宋经五代大乱之后,文字狱是有点。可是苏东坡、陆放翁的诗,还不少有些胡椒味在内。至元而客帝统治中国,文人只好去填曲子,可是曲子也不少悲歌慷慨的。明朝皇帝虽是汉人,却不解放文字。明诗人虽学唐诗,学的是架子,行尸走肉,谈不上正义感。清又是个翻版元朝,尽管提倡文学,诗人被文字狱吓怕了,二百余年的时间,真不算短,却没有一首可传的史诗(圆圆曲很好,可惜连吴三桂都骂得不痛快)。这样反溯上去,怪不得还是唐诗好了。
原载1944年7月20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民族素质不弱
最近接到一封信,是民族改造研究所计划书,它劈头就说:“我国民族(似乎是专指汉族,已有点错误了)之素质,每千大学生,不能产生一合格飞机师,欧美普通士兵给以短期训练,便能胜任愉快……民国二十五年,我国派遣一百三十九人参加柏林世界运动会,竟全军覆没。”慨乎言之,立意是不可厚非的。但所举的这个例,只能代表中国知识青年,而不能代表民族。
我有个极强的例子,证明中国民族不弱。现在是入伏的暑天了,无千无万的农民,于上面烈日苦笼,下面泥水蒸蒸的情状中(这情形四川少一点),在田里整理他们的庄稼。任何欧美的农人,吃不了这份辛苦。工人阶级,也是一样。多数以终年无星期,每日十小时以上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是人力代替了兽力与动力的。再说,五十万农人,以一百天的日子造成若干庞大无比的飞机场,令欧美人为之大惊。中国民族真弱吗?
自然,中国普通人民,健康自也有问题,根本不解卫生,生活水准又太低,改善自也属必要。但大学生,根本没有几个是农工阶级的产儿,战前是大少爷,于今是……(这名词姑不明言),他们的素质不佳,不能代表整个民族,这应当分清。
原载1944年7月21日重庆《新民报》
一九一八的故事重演
戈培尔曾一再地说着,一九一八的故事不许重演。有了这一个不免,才有戈培尔一再的不许。
许多人根据过往历史的经验,替希特勒算了一算命。他绝对是一个悲剧的主角,是合拿破仑与威廉两个人的八字演成的一张命单。而希魔所学的,正也是拿破仑与威廉二人。斯大林格勒以后的战局,他是走拿翁的厄运,于今德国内部的变乱,他又走的是霍亨素伦先生(德皇)的厄运。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德统帅兴登堡致电首相巴登,主张求和,否则采取断然手段。于是巴登就向美总统威尔逊求和,德皇继位。现在戈林大声疾呼,军队不要接受伪令,显然是有了个兴登堡第二,不用说,罗斯福就是威尔逊了。那么,现在的威廉是说谁呢?公式列好了,只把人名字填进去就得。
公理毕竟会战胜强权的。我们将看到北平中央公园的公理纪念牌坊后,会再建一座牌坊。一切学历史上坏人的人也都可醒悟一下。
原载1944年7月22日重庆《新民报》
翻旧账看德国
第一次欧战,一九一七年七月,意军在法登陆,直到次年十月,德国才发生叛乱。这次呢?美军在法境登陆,仅仅是四十多天,德国就历史重演了。
第一次欧战,德国军人只是要求和,只是要德皇逊位。这次德军人却以炸弹享希魔,要置之死地。变得快,变得也更厉害。
上次德国讲和,是发动于大将兴登堡,这次德国变动,却有三个上将主谋,就眼前说,这个乱子似乎也必定一发不可收拾。
上次德国变动,海军先来发动,这次亦然。但今日的德海军的实力,却远非昔比。
第一次欧战,德国东线始终胜利,直至垮台以前不久,西线还有小胜。这次却是东西两线都败,而上空还不断受着惨炸。虽然于今的德国人,饥困比上次好得多,而空袭的损失,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事。那引起叛变的情绪,也许比饥困来得更浓烈吧?
原载1944年7月23日重庆《新民报》
日本不能搬家上大陆
现在有人做一种过敏性的看法,日本会搬家上大陆。自然,丢了国土而建治他国,不是史无前例的事,然而现在不能。尤其是日本想搬家中国,那是痴人说梦。
中国内地是多次被客族统治全部分的,这个例子,也不适于今日。现在先说后者,蒙古曾建都北平而立元朝。满人也曾入关而立清朝。可是他们一则雄跨欧亚,一则扫清东北,是扩大原来的根据地,而无后顾之忧的。况且当日宋明完全投降,毫无抵抗能力。他们尽可大胆前来。现在的日本,不但本土有丧失之虞,而我国的抵抗,是越久越有力,他怎配学元清而妄想搬家?难道他自身不保,可以带一批残败军队,渡海而来华北吗?退一万步说,真有此举。请问,他的粮饷械弹又从何而来?那真是驱羊入虎口了。
自然,我们的西域传记上,也有些小国,是亡了国土由别处迁来的,要知道那是率兵民入无人之境,犹之鲁滨逊上孤岛,不难自立为王。于今世界上可没这种孤岛让人去抢取了。日本迁国,本是无常识之谈,近来连读书人也谈起来,不能不辞以辟之!
原载1944年7月24日重庆《新民报》
红纸帖能治病
是民国初年,北平城里,有一个卸战多年的旗籍都统,忽然病了。茶不思,饭不想,终日昏昏欲睡。家人给他请医求单方,他都拒绝了,缠绵多日,终于由太太发现他的病根,给他看了一张红纸帖儿,病就好了。你说奇不奇?
原来这位都统,有个官瘾,自卸职后,散在京城里的旧属,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给他送一份请安的帖子,他看了之后,觉得还在做官,颇能聊以自慰。然而他究竟是卸了职的人,旧属各奔前程,不能老敷衍他。日子久了,只有家中一个无出路的老听差,一个无投奔的老妈子,联合胡同里打更的更伕、地保,还照例奉行故事一回,最后大家省钱,连帖子也不写了,每逢朔、望,由太太在箱子里取出旧帖儿交给老爷看一下了事。而红纸是不肯作假的。于是太太捏造旧属名字,买一大堆新红帖,悄悄放在老爷书桌上。他一看之下,旧梦重温,仿佛又做了现任都统,才霍然而愈。
这是我朋友亲眼看见之事,绝非捏造,心理学上也许说得通。但我们不可认为是这位太太欺骗她丈夫,有了个受欺骗的病。
原载1944年7月28日重庆《新民报》
王凤姐点戏
贾府唱戏,少爷、小姐、奶奶们各有各的看法。有的点《佳期拷红》,有人点《琵琶记》,也有人点《南柯梦》。可是王凤姐来了,她别出冷门,点些《醉打山门》《单刀赴会》之类。理由很简单,因为史太君喜欢热闹,爱听锣鼓叮咚之声,凤姐她自己没听戏的成见,也没有主张,老祖宗爱听什么戏,她就点什么戏,老祖宗欢喜了,她也就欢喜了。老祖宗最喜欢凤丫头,凤丫头可人心,就是这么一点儿。
王熙凤是贾府的红人,曹雪芹对于此人,尽多微词,甚至高兰墅把贾府之被抄,把责任都归到王熙凤身上,然而老祖宗始终是疼爱凤丫头的。《红楼梦》上有对联说:“练造人情皆学问,洞明世事亦文章。”这就是王凤姐的人生哲学。你说她是哪路人,大可见仁见智,不过曹雪芹之不免为贾宝玉对其祖母,或有点皮里阳秋吧?谁要说《红楼梦》仅仅是爱情小说,其为人可谓不善读书,更不善做人也已。
原载1944年7月29日重庆《新民报》
衡阳与斯大林格勒
长沙三次会战,告诉了我们许多经验,常德、鄂西两次会战,也告诉了我们许多经验,这回衡阳的保卫战,更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经验。
抗战八年来,守一个城池到一月以上这是没有前例的事。我们能创造这个例子,就足以证明中国军队能战,能苦战。假使衡阳有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建筑,衡阳守军有苏联红军那样的配备,那所可断言,衡阳城郊根本不用打这样久,就把敌人打退了。斯大林格勒之役,苏军的配备,也许比德军稍差,但究竟是现代的武器对现代的武器。而这次衡阳保卫战,是谈不到这一点的。因此,我们相信衡阳守军的精神足与斯大林格勒苏军一比。
衡阳的战果,这时还不许预言。可是我们全国军人都应该向衡阳城内外忠勇将士学习!
原载1944年7月30日重庆《新民报》
黑色眼镜
十年来的摩登女士,入夏喜欢戴黑色眼镜。据说:有这种眼镜罩在眼上,看到太阳光下一切炽烈的光线,都是灰暗的,可以减少眼睛受刺激。我还没有请教眼科医生,不敢在科学观点上对此有所怀疑。但凭我自己的经验,活了五十个年头,还没有被夏天的阳光创伤眼睛的事实,至少我感到黑色眼镜不是日用必需品。
我需要光明,让光明而略略损害我的眼睛(其实绝不会),我也十分情愿。光明可以照出一切污秽,可以扑灭一切病菌,为什么怕它?戴上黑色的眼镜,让眼睛去受玻璃片的欺骗,把一切客观的光明,都变成主观的黑暗,酿成心理上一种不健全的病感,那又何必呢?那些摩登士女以黑暗为时髦,时髦也许就是她们的衣食,那就让她们去以黑色眼镜为日用必需品吧。不过就我们书呆子来说,真别重于修饰,人格更是比衣食价值重万倍,我们决不要戴黑色眼镜。
原载1944年7月31日重庆《新民报》
柏克上校死矣
在大战前,柏克上校以他雄鸷的姿态纵横国际上,很是自负,他简直要利用欧亚动荡的机会,使波兰成为一等强国。虽然波兰还是个复兴未久的国家,而又介于苏德两强之间,他并未以此介意。若根据柏克外交手腕来看,他完全是右倾的。因他亲日,颇给予中国人很多不快。对苏联也是。但他这样做,并未能遏止希特勒的馋涎,但泽一把火,德军进入了波兰,只有几天的工夫,就把他颠覆了。从此以后,我们也就在报上久违了柏克上校的名字。老实说,波兰流亡政府于今有许多不快的事,都是受了柏克外交的影响。正当华沙行将解放,波兰总理赴苏之际,报上登了一条令人不能不注意的短讯,柏克在布加勒斯特过世了。他这一死,也许死得正好。不过,我们有点感想,要国家达于富强,虽是政治家应有的期望,但必须有远大的眼光,非可以一味蛮干从事。柏克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国际上虽默默无闻以死,而给予波兰留下的暗影,经过国家一度沧桑,依然未能消除。可见办外交只图出风头,是要不得的。
原载1944年8月4日重庆《新民报》
父母兄弟之间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我们读过线装书,对这种格言,已司空见惯。可是把这话灌进现代青年的耳朵里,便不受用。尤其前面七个字,连逻辑上都说不过去,更不用说情理了。
不过就情理的另一角度说,这十四个字,依然可以部分予以保留。当然发生对外事件之时,父母兄弟的荣辱,往往也就是自身的荣辱。一个淡漠了自己骨肉情感的人,未必是社会所可谅解的。“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绝不是直。有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是不得已的必要举动。再说到兄弟之间,儒家的哲学,都比较适中,他们主张兄友弟恭,所以《小雅》上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解释便是,牙齿和舌头有相碰的时候,何况兄弟。只是吃起饭来,牙舌必须合作。
上述的理论,是极浅薄的。但这浅薄的理,就会是比相对论还难懂,奈何奈何!
原载1944年8月6日重庆《新民报》
儿童读物之毒物
在家里孩子们玩的儿童读物上,看到一本讲墨索里尼进兵罗马。书是前若干年上海书商印的,对于这个故事的选择,我们还不必过分追究,可是书的内容,看了之后,不由你不气炸了肺。我相信这有点故意迎合敌人的奴化教育。
书一开头,就叙述老墨儿时三次做小偷的故事。对于老墨偷猎人一只雀,而逃脱了猎人的追捕,认为是勇敢,真是岂有此理?所以全书的结句说老墨“征伐”阿比西尼亚,是雄心壮志。请问,谁家父母愿意孩子有这种观念呢?
这是读儿童故事二百种之一,可见还有类似的一百九十九种,无疑的,这书是近两年运入内地的。我们觉得这书是绝对未受检。不然,任何一位检查先生不会通过它。我们并不非难任何管理图书的人,只是想到病菌之侵入往往在人不经意的地方,这是一个例子。
原载1944年8月7日重庆《新民报》
我们要剪断敌人长蛇阵
这几天,敌人的宣传,又该在拼命渲染衡阳的战果了。密支那丢了,可以不说;关岛守军“玉碎”,也可以不说;就是长崎被炸,瞒不了日本人民的,也只说一句“并无损失”。他们尽管知道菲律宾有即将被攻的征兆,但他仍旧忘不了在中国“横断大陆”的企图。许多人看法以为日本军阀这是移转人民视线的宣传。好像是孟子所嘲笑的下棋人,一心以为有鸿鹄之将至,预备拿弓箭去射,而忘了面前所摆的这盘棋,有全军覆灭的可能,但这个看法,究竟过于乐观。
日本在南洋和缅、越的军队,据传说有十九个半师团,现在他船舶恐慌,飞机缺乏,海运空运全不可能。他要守,须得由陆路去接济,他不守,也得由陆上撤退。他如不眼睁睁把这三四十万大兵抛弃海外,尽管太平洋吃紧万分,他也不能在内陆上找一线生机。所以“横断大陆”的企图,并非聊以解嘲的架空幻想。这与我们要沟通中印陆运,目的不同,手段却是一样,我们针对了敌人这一字长蛇阵的钻进,不应当先是拦头去挡,应该由黄河以北起,随时随地不择手段予以剪断,越剪得多越好,而且是可能的。
原载1944年8月13日重庆《新民报》
县长挑粪
同文超构兄记西北旅行,对于一个挑粪县长,颇感到兴趣。这样的人才,他处不是没有,但果然这样做,必然得一个“惊世骇俗”的考语,落个没趣,那又何必。我不必远处举例,我有两个朋友,一姓万,一姓虞,同以第一流的新闻记者下海当县长,都干得意兴阑珊而去。虞君的一县,紧邻着战地,我只知道他出生入死几回,于今养病故园,其事不详。万君却以能吏,驰名那一省,有草鞋县长之称。他曾办一张县报,将人民对他的批评,公开地登在那报上,然后亲自为文答辩。这一份民主精神,就找不到前例。他的廉洁,尤其难得。几乎把卖草纸钱的账目,都让人民审查。可是起来早了,丈夫不愿意;起来晚了,婆婆又不愿意。他栽了个大筋斗下台,险不一点儿坐了牢。他说起来,至今犹有余憾。请问,虞、万两君,若在必须挑粪的所在,他何难乎挑粪?然而,他要在所干的那两县挑粪,被人家说他一句“有失官体”,立刻就得卷行李走路了。
所以县长挑粪,非该县长之能特别卖力,情势有以使之然耳。华莱士副总统要玩农夫的锄头,其理由正同。我国北洋军人冯国璋也当过副总统,却是出门先禁街,你若叫他下田弄锄头,那不是一种侮辱吗?
原载1944年8月14日重庆《新民报》
唱《马赛曲》的时候到了
“起来!祖国英勇的孩子们,斗争的时候到了。”《马赛曲》的悲壮歌声,应该永远印在法兰西人民的心坎,我们早就想着,何时在马赛再来一回革命军进行曲,招回法兰西之魂?马赛这个富有历史意味的地方,若有军事,是最能刺激法国人的。
消息传来,盟军在土伦、马赛之间登陆了。据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威尔逊上将报告,法军已在海陆空方面与盟军并肩作战了。这个法国革命圣地,有这样燃起自由火炬的盛举,我想法国人绝不会轻松放过。
遥想着,地中海的法岸,大军浩浩荡荡向巴黎凯旋门前进,法人在这里唱着当国歌的《马赛曲》,这真是热血的情境,狂欢的画面,史诗的行为。法国的孩子们,为你们的前途祝福呀!
于是想到了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时候在朱仙镇,在雨花台,在黄花岗,在卢沟桥,也重唱这么一回史诗的放歌,予日望之矣!
原载1944年8月16日重庆《新民报》
贝当与学贝当的人
当纳粹蹂躏着法兰西的时候,祖父辈的贝当老头儿,上了法奸赖法尔的钩,组织奴才式的维琪政府。那时候汪逆精卫,还在上海,他就大捧其贝当。一班“低调俱乐部”的蛆虫,也大兜其圈子,由法兰西之不能抵抗优势兵力,说到贝当的当老奴才,是跳火坑救国。由贝当的投降,就说到他们卖国当奴才是大有道理。自然,那时就有不少人严词以辟之。然而当秦桧、石敬瑭的,都有他们一套说法。在秦桧做小朝廷宰相,石敬瑭做儿皇帝的时候,他还不失为一个人头畜鸣的人,你无法说服他那颗利禄熏黑了的心。
然而公理究竟又战胜了强敌。贝当虽还做了一个昏梦,要与攻入巴黎的盟军,将来谈判。他却知道了纳粹要滚蛋,法国要翻身,却不知那些要仿效贝当的蛆虫,他们做何感想?我祷告上帝,让病在东京的汪逆,继续地活下去,让他看到赖伐尔枪毙,东条受审,将事实的刺激,碎割这班人的心,以后才可以少出些秦桧、石敬瑭。
原载1944年8月18日重庆《新民报》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庄子说:“道在屎溺。”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是中国人最古的道学看法。“道”这个字,初看起来是很玄,其实用新名词解释起来,就是“法则”。做人有做人的法则,所以庄子和老子的看法差不多,万物存在都有它一个法则,屎溺也不例外。我们既明白了道只是一个法则的解释,这就好办。一定的万物各有其演变,在演变之后,法则也当有个变更。譬如蝌蚪的生存之道,到了落掉尾巴,变成青蛙,它就要用青蛙生存之道了。若照孔子的忠恕的解法也通,“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推己,就没有强迫青蛙仍过蝌蚪生活之可能了。
死硬顽固派,讲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那是糊涂虫的看法。其中带一点火气的人,变到韩退之那样原道,要“人其人,火其书”,以对付异己,那简直是不讲理,也根本离开了道。
原载1944年8月19日重庆《新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