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

“过年过得好？”

北京话受听，但是废话也透着多，你在北平后门闲逛，可能遇到两个旗婆子见面叙家常。她们见面，三丈路外，请着双脚安，开始问好。由老爷子、老太太好问起，直问到丫头、老妈子为止。甲问过来，乙答应好几遍了，又问转回去，甲也照样答应好。这都罢了，高兴还添个不见面的第三者，她这样说：“大奶奶，我跨院里三婶儿，给您捎个好儿来了。”“谢谢，她好哇？”“好。”“她三爷好？”“好。”“她孩子们都好哇？”“都好！”你瞧，这岂不是废话，她们为一个不曾当面的第三者，苦苦周旋一番，但是，旗婆子决不以为这是废话。习惯成自然，不这样，她以为是不懂礼节。

过年，北平人见面，常有这样一句话，“过年过得好？”被问者，尽管三十晚上躲了一宿的债，没吃一个过年饺子，他依然回答是“好”。自然，说这个好字时，心里十分难过。我曾这样想，明知有那一答，何必多此一问。这个问题，后来我在会场上得着答复。这是礼节，这是仪式，也是公式。中国人的时间，向来不算钱，问句好，所耗时间几何？独不见滚滚不尽之开会乎？“过年过得好？”“好！”完了，一切作如是观。

原载1942年1月1日重庆《新民报》

香蕉会断绝吗？

为了元旦增刊，本报同仁，有各拈一题的兴趣。因此，我也必须凑一篇。作这种应景文字，我向来是走冷门的，于是撰稿的时候，破例先写下题目，是《今年重庆小事的预测》。接着便写下本文，“一、至少三个月内，这里有一二位西餐厨子，不能为主人预备所要吃的西菜。”写完之后，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这预测虽不比前朝军师诸葛亮，也要赛后朝军师刘伯温。可是再一研究，这话不大妥当。我的意思，是在眼前，不是由香港飞运西餐原料进来，然而这原料也不一定要由香港飞来呀。譬如说吧，西餐吃完以后，要来一盘水果，这里面有橘子、梨、香蕉，等等等，橘子、梨可以用土货权代而外，香蕉原是由香港飞来的；既是不能由香港飞来，就不能由仰光飞来吗？经这一考虑，我就不能把这小事预测写下去了，就改变了一种意念，今年重庆的香蕉供应，会不会有一个时期断绝呢？于是就以此为题。

说到香蕉，那是热带植物，在战事没有发生以前，不用说住海边城市，一枚铜圆买两只算不了什么，就是在内陆城市，只要有轮船火车可通，也不难整吨地运了来。只是为了在这抗战以后，重庆吃不到香蕉，物以稀为贵，也就因为贵，由一枚铜圆两只（叫花子可以饱餐一顿），变成了财主佬的必需滋养品，就不难从天上飞来。这是两三年来的经过。至于这一“必需”，也无所谓逻辑，只是不这么着，他们的钱，没法儿花，更不成其为财主。倒不是说不吃香蕉，就要寿终正寝。

“过去如此，将来亦莫不然。”外交辞令，始终可以移来批评某种人的习惯。有道是，“河里无鱼市上有”。纵然香港失陷，暂时不能由飞机运香蕉来，正如上面所说，可以由仰光飞来，我们相信，在中英印缅的军力之下，仰光是不会有问题的。退一万步说，到了仰光不能飞香蕉进来的时候，你不妨到地图上去找。接近热带的地方，可通航运的地方，有的是。有航运就能飞香蕉进来，替财主老儿发什么愁呢？

抗战，只有把财翁抗得更发财。三十一年的财翁，我相信还是一帆风顺。既然是一帆风顺，自必万事如意，包括吃香蕉在内，绝不教赵公明的同志有一点窝心。凭此推演下来，结论是：

今年重庆的香蕉，供应不会断绝。

原载1942年1月1日重庆《新民报》

回忆二十年前

在民国初年，过阳历年是件新鲜事儿，尤其北京城圈子里，那种过旧历年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对于这种年反映得最有趣味。一方面老百姓是全不买账，一方面政府又必铺张一番。也有人说，起什么哄？那份儿热闹，也只在衙门口凑付凑付罢了。那意思是说，机关放了假，毫无动静，只有门口的松柏牌坊与国旗，表现了与平常不同。在民国三四年间，警察厅却勒令着商家悬旗，以免外国人看了不顺眼。于是诗人又打趣他们：“新旧桃符都不用，国旗只要挂三天。”终于有人代拟了一副春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这个现象，一直到民国十年以后，才比较协调一点。新年戏馆和电影院，也闹客满了。这当然不足以形容过年，然而就是这点成绩，已有十年训练了。

北京政府这块料，于今回首一看，真是什么都不干了，糊里糊涂的，也不知他当年怎么居然生存着。“九一八”若提前发生，我想只有准备亡国而已。虽然在北京政府时代，我们就常骂满清政府昏庸腐败透顶。北京政府中人，他可没想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抗战五年，正在迎接着胜利，可是回想当年，也不啻过了烂索桥，回头向万丈深谷一望吧？

原载1942年1月2日重庆《新民报》

打獾子

据父老传说，纨绔的八旗子弟也爱充好汉，出城打猎。他们肩上架着鹰，手里牵着狗，胁下夹着枪，短衣穿袖，系着辫子，穿着快靴。甚至骑了骏马，带上一二十名壮汉，真像那么回事。可是他们并不打虎豹，也不猎熊狼，遥望西山，就在山脚下，高粱豆子地里，放上一阵鹰犬，原来是一雉兔者往焉。自然打野雉兔子，充口腹，算不了什么好汉。他们的彩头儿，便转到獾子身上。

西山脚下产生狗獾子，如哈巴狗儿大小，它们虽不免偷吃点家禽，倒是不咬人。因为它们能力小，一般惧怕虎狼，只在山脚野地里掘洞藏着。八旗子弟一来，放出猎犬，不惜费三五天工夫，找到那么一只獾子，提起丈八长矛，一枪将它刺死。于是用钢叉叉着死獾子，呼啸回城。进城之后，自不回家，大街上小茶馆里一坐，将三五只鸡兔扔在地上，叉子上的獾子竖立在茶馆门口。人和鹰犬，围了桌子喝茶。街上来往行人看到喝一声彩：“好劲头子！”你瞧他们脸上那番得意，就像薛仁贵征东回来一般。其实獾子油不好吃，皮也不能用，只可做垫褥子，他们费那么大劲去打死它，就在人行路口里，得到那声“好劲头子”。这种猎户，见了老虎，你猜怎么着？比咱们不打猎的跑得更快。

原载1942年1月4日重庆《新民报》

豆皮专家

若干日前，见一家卖湖北豆皮的小食店，在门口竖立一块纸糊木牌，大书“豆皮专家”四字，我不免一惊。人家耗费几十年精力，研究一种学术成功，还不敢在名片上自署专家，只能让社会上去自然推许。而这家小食店老板，对于用面粉豆汁在锅里贴薄饼的小玩意儿，怎好自命专家？专家云者，别人不能，只有我能之谓也。难道贴豆皮的手艺，还有什么独得之秘？可是我这样想了，而大街上来往如流的行路人，并没有谁对这家老板抗议。这仿佛社会上对于有人自命专家，也不过那么回事了。

自那日之后，大街上专家招牌，也就渐渐多起来。甚至我所住的乡场上，也有两位崭新的专家招牌出现。一是钢笔专家，一是瓷器口椒盐花生专家。自此以后，大概汤团大王，排骨面大王，为了适应潮流起见，都要变成专家了。“专家”二字，既不曾经法律规定，专一给学识界用，真正的专家，只有干受这份儿幽默了。

原载1942年1月5日重庆《新民报》

明珠乃有此儿

清朝四大词家，吾最推崇纳兰性德。读其小令，不仅轻情流利，声调铿锵，但觉神行于空，一唱三叹，诗余能达此妙境者，并南唐二主，千年来唯此三人而已。往日旅行，舟车之间，带书数卷，而《饮水》《侧帽》合订一小册，必加其中，自觉生平偶作韵语，受其影响不浅，衷心叹服，不待宣言矣。

虽然，容若清有名权奸明珠之子也。明珠卖官鬻爵，植党营私，衡其罪恶，仅次于和珅，以其家教论，或当生一严世蕃或蔡攸，不成则豚犬已耳。不期绝代才人，竟出于贪污丛中，偶读清史，转为容若身世惜。然《饮水》之词，十九哀怨绝伦。容若三十六岁死，人谓由于其词不作寿者相。又恶知彼有难言之隐，卒在富贵场中抑郁而终乎？

使容若生于现代，饱食之余，驾汽车，弄狼犬，跳狐步舞，打高尔夫球，卫生有术，自然克享上寿。其卒弄辞章而短命，殆亦时代使然也。然明珠终生容若，而不生蔡攸，亦足傲视千古矣。

原载1942年1月6日重庆《新民报》

肥猪拱门之乐

这次湘北大捷，敌军对于长沙这不可摇撼的堡垒，真成中国所谓三战三逃的局势。这在中日战史上，当然是我们辉煌的一页。可是有人就问：这回又是敌人上了我们的圈套了。何以他一而再，再而三，上当不止一回呢？我们不是军事家，说不上那些。我们是书生，就谈书吧，这正如《三国演义》上的伏兵计，无非是这一招棋。但这一着，每次出手不同，敌人就不猜。他反正是想攻，攻来就上当了。

此处，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便是这次大胜，据公布的消息，炮兵的效果最大，想象中似乎我们的重武器已优于上两次大捷，敌人对于这一点，大概全未估计到，成了一种端猪头寻庙门的姿态。而我军摆好了阵势的炮兵，也就有“肥猪拱门”之乐了。

以中国军队的坚忍勇敢，披上了时代的武装，何攻不克？我们不仅等肥猪拱门，我们必要出猎！我们这一仗，是送点样品给同盟国看，只要帮助我们一些飞机大炮，必定可以供给许多猎物。

原载1942年1月7日重庆《新民报》

清人与汉以弹劾权

满清以客帝统治中国，政权之分配，向来满正而汉副，顾监察御史之职，则肯独与汉人。窥其用意，虽略在示惠，亦未尝不欲稍以制满臣之放荡。且言官清苦而易招怨忌，非戆直者无以胜任，满人初入关，求富贵耳，何必置之于怨府？故吾人分析此弹劾权之享受，故不足多也。

虽然，终满清二百余年天下，御史终不失为可尊之爵。京人俗号巡城御史为“都老爷”。都老爷出，驾笨重之木轮骡车，碌碌作声。车前悬白纸灯笼，或不书字，黯淡作微光。而酒食歌舞之场，声光所至，咸相警曰都老爷至，虽王公贝子，不能不为之敛迹。此自非此辈翰林出身之书呆，能做何威福，乃朝廷所与之权有以致之，而政治之必言者，彰彰明甚！

固也，清之言官，实亦无所建树。而“告朔之饩羊”，孔子喜云，以其有礼也。若此饩羊，听其臭且腐，不以告朔，则孔子亦嘲然而叹矣。

原载1942年1月8日重庆《新民报》

儒家说圣贤有过

中国人常这样慰勉忏悔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其实，这是不求甚解的看法。圣贤又怎能说没有过失？我们所谓圣贤，可以将孔门师徒代表。孔子自己就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而群弟子记他先生，也是说“仲尼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至于孔子说他弟子呢，贤莫过于颜回了，孔子就说他“不迁怒，不贰过”。不贰者，第一次是有的了。孟子也称赞仲由，说他“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统观中国的儒家，是不讳言有错误的，所以有个结论：“小人之过也必文”（文掩饰也，读作问）。又说“过则勿惮改”。

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依然不外乎《大学》《中庸》。而学庸里面，就一再勉励人改过。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圣贤就在这一点上，警戒着自己。子路那种闻过则喜的勇气，当然是人所难有，但作人解得有个所视所指，“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掩饰，也就大可不必了。

原载1942年1月15日重庆《新民报》

阉鸡啼

邻居家里买了一只阉鸡，不甘雌伏，常常发出一种撕破布一般的怪叫。左右邻人太太，都不高兴听那声音，怂恿阉鸡的主人翁把鸡杀了。我对此事，不免大发感慨。庄周所说，“雁以不鸣见烹，木以佝偻见存”，一物生在天地间，要如何才能做到“适者生存”的那个“适”字，真是问题。无用固然是废物，也许可以自全。有才自是俊品，也许就成为祸水。

再回说到鸡啼。那是因为雄鸡受到一种生殖腺的刺激，非啼不可，人家说它有报时的美德，真是“不虞之誉”，祸根也就在这里，有些主人嫌雄鸡富有生殖力，不能肥，就把那阉割了，倒多受一次刀光之灾。照说，割去了它的生殖腺，是不会叫的，邻鸡被阉割了还要叫，也许受阉割不全所致，倒无什么深理。然而太太嫌它不当叫而叫，仿佛它又有“求全之毁”了。此事倒有点奶奶经，可资参考。江南人家，遇到家有雌鸡啼的，必认为有大祸降临，正同此理，或许是取自“牝鸡司晨”这个典故吧？然而村妇何以解此？

原载1942年1月16日重庆《新民报》

教育厅编教科书

我老早有一个主张，各省的小学教科书，应由各省教育厅自己编印，免得全中国的儿童，都读一种“江浙环境式”的刻板书。当然这是相当麻烦的事，哪位教育厅长，肯干这不必找的麻烦？

现在这问题又来了，中华、商务、世界这几家包办全国教科书的书局，工厂随着沪、港而入敌手。三个月后，所必用的新季教科书，就要无法供给。大后方虽然总可以翻印一部分，当然相差甚远，预料在教育部方面，已经筹划补救的办法。我们于此建个末议，姑无论小学教科书，必须注意地方性。但以今日交通之不便，在任何一处编印教科书以供给全国，都不是好办法。何妨就趁此机会，教育部把编书的责任担当着，和各省教育厅分工合作起来呢？

原载1942年1月17日重庆《新民报》

笔者按：陕西儿童不知教科书上“摇摇摇，摇到外婆桥”的江苏风俗，是一种什么神话，我早已在本报说过，于今似不必再让它一直不知下去了。

侮辱黄种者日本也

林白怒恼日本人，连黄种人一并咒骂，惹起《伦敦标准晚报》之不平，说林白的祖先在茹毛饮血，中国人早已开化。平心而论，五十年来，白种人瞧不起黄种人，还是黄种人自己有以致之。唯一的原因，是日本人天天在欧美侮辱黄种人最多，而土地最大的中国，在国际联盟，日本人公然说中国不够成为一个国家。此外的恶毒宣传，更何待论？

日本之侮辱同种，在三十年前，已是值得欧美惊讶。它合并了朝鲜后，日本主人带了朝鲜仆人在街上走，看到白种人，故意叫朝鲜仆人蹲下当肉凳子，而坐在他的肩上。因之引得白人认为黄种人奴性最浓。更有一层，欧美杂志上所登载侮辱黄种人的照片，也是日本人供给，好莱坞拍摄侮辱中国人的影片，也是日本人扮演。不仅中国，除了日本自身，在世界上渲染远东国家一切的弱点，都是日本所为。林白之瞧不起黄种人，安知不是受到日本宣传所致？所以黄种人研究侮辱之由来，必须知道同种里面有这一种黄奸。

原载1942年1月18日重庆《新民报》

假如中国不抗战

假如中国不抗战，很可能的，远东成立有色人种联军，白种人只好退回欧美。

假如中国不抗战，日军必夹攻苏联，莫斯科也许已陷落多时了。

假如中国不抗战，远东军由新疆西上，法西斯军队早已会师高加索。乌克兰还打什么仗？

假如中国不抗战，土耳其休想中立。伊朗的油田，也绝不是英苏的了。

假如中国不抗战，德国东线大胜之余，也许已进军英伦了。

假如中国不抗战，太平洋便是日本湖，也许用不着打，日军已席卷南洋了。

假如中国不抗战，日舰出没印度洋，印度会是一种什么局面？缅甸更不用提了。

假如中国不抗战，日本以亚、澳两洲之人力资源对付美国，它何所惧于罗斯福？

总而言之一句话，假如中国不抗战，世界绝不是这一种局面。中国何负于世界？我要问瞧不起中国的林白！

原载1942年1月19日重庆《新民报》

念陈独老

看到陈独秀先生不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后（其实是无人为他发表），我们几个耍笔杆的后生小子，对陈先生的老境如此，是相当同情的。沙先生已把这意思，在晚刊上发表了。不过我们有点末议，陈先生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及有所不为的精神，虽都可佩服，但陈先生不也是一个文学家？便是仅在文字学一方面，也有他许多独特的见解。谈谈这个，也未尝不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也可以说是对人类）。何必一定要说“那一套”？何必一定要做悲剧的主角？

孔子周游列国，无所成就，退而删诗订礼，作《春秋》也自有他不朽之业，我们真不解陈先生何以把“五四”以来那番精神，都用到政治上去了。做一个胡适，做一个傅斯年，做一个郭沫若，又怎么样了不起？做一个鲁迅，做一个章太炎，未尝也就有愧此生吧？听说陈先生健康大不如昔，而脾气还是这样大，我们为这位息影的老文化尊师，深为念惜。

原载1942年1月20日重庆《新民报》

禁戏

到了冬天，就会想起北平的冬日生活。想到北京，又联想到北京政府许多“德政”。在寒夜里，有一种卖汤圆的小贩，常惨呼着“滚热的元宵”。而袁世凯手下的人，都以元宵二字颇像袁消，不许吆喊。于是卖汤圆的，只好吆喝着“滚热的圆”了。这是事实，绝不是笑话。在这同一期间，还有几出戏绝对禁演，却尤其耐人寻味。那戏是《曹操逼宫》《白蟒台》（演王葬被擒事），全本《桃花宫》（赵匡胤篡位），我们若研究禁戏的动因，他的背景不是显然了吗？天下就有这些笨蛋。

曹锟时代，禁演《击鼓骂曹》《战宛城》，以及许多曹戏，那简直是以阿瞒自居了。而张作霖时代，禁演梅兰芳的《凤还巢》。对于戏之内容，完全马牛其风，唯一的理由，是“凤”字与“奉”字同音，更不成话说，但吃开口饭的人，也无处去讲理，禁演就禁演吧。你瞧！这些戏也并未成为《广陵散》，依然舞台上流传下去。

原载1942年1月22日重庆《新民报》

植树不知何处去

近来有机会，常经过南区公园。花木的整理，比较有点样子，这令我大吃一惊，是去年植树节种的树秧，已经欣欣向荣了？及至我仔细一看，这些花木，是另外一件事，是花儿匠不断地经营着的。至于所植的树，不但树秧子无影无踪，便是大书特书，某年月日某某植树的标志，也成了此地空余黄鹤楼（青草地）。四川的冬天，虽不见霜雪，却这般厉害，把植树盛典留下的纪念，扫荡无遗。

当七月间，我也经过南区公园的，曾见植的柏树秧子，由苍绿变成赭黄，我觉不大雅观，老留下，倒是此园的盛德之累。于今一扫精光，倒痛快得多，免得游人经此，会对中国的植树运动，产生疑问。但是，不用忙，再过三月植树节又来了，旧树秧枯死的原址，会补上一批新树秧的。至于补过之后如何，虽又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中国人对于奉行故事，决不会偷懒的。我先就立下预言了，自然我并不敢说，预言就象征了政治。

原载1942年1月23日重庆《新民报》

对此蛆虫

耶稣入世救人，释迦牟尼出世救人，同一救人，出入相差如此。而孔子救人，则不问出世与入世，始终如一，为鲁司寇，为鲁相，一车两马。周游天下深入现实社会救人也。杏坛设教，订诗书，制礼乐，以布衣而为天下师，离开现实社会救人也。故耶稣之所为，孔子为之，释迦牟尼之所为，孔子亦为之。其救人之法虽不一样，而其手段则无不同。孟子所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犹非孔门真谛。孔子固未尝独善，孟子又何尝独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已自言之矣。否则穷即穷耳，辩何为者？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此诚非对一般人说法。然于修养有素之读书种子，则不能不于此商榷之。吾人不能因一般虎狼而厌弃社会，亦更不能以一般蛆虫而厌弃人类。孔子几饿死于陈蔡之间，释迦牟尼自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人固有如此自寻苦恼者。但究极言之，乐亦在其中。吾人诚万万赶不上这一个，然有所悟，则对此虎狼蛆虫，丝毫无动于衷矣。

原载1942年1月24日重庆《新民报》

鱼龙寂寞秋江冷

袁子才曾言：“学杜者，必烂读《秋兴》八首。”其实《秋兴》非杜律绝佳之作，并举“还泛泛”“故飞飞”等句以证其欠妥。袁氏此言，幼时颇为许可，但至今日，意略有异，盖袁诗重性情，而杜诗崇格调，根本异趣。袁居富贵，杜遭离乱，其寄托更相差天壤。杜之佳处，袁虽有天才，恐亦有不能体贴处也。故《秋兴》虽非绝佳之作，实亦不见平凡，八首中尽有数语平谈者，而其满腔悲愤，不敢直言，又不得不言，乃于格律谨严，用字沉着条件之下，婉转道出，究系老杜家数。

不熟读唐书，不足以读杜诗；不游四川，不足以尽尝杜诗之美。若其人更分离弟妹，漂泊千戈，则更能读杜诗而下泪。金马玉堂出身之宰相衙中鹤，自不能领略此滋味矣！或曰：“尔言此，尔亦解杜诗乎？”答曰：“我焉敢言此？”但近日每念及“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之句，即绕室徘徊，不能安座，便觉《秋兴》究系好诗也。

原载1942年1月26日重庆《新民报》

“射人先射马”

杜甫《出塞》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分明是两种说法。就整个战略言，是先要擒王。但在手段上言之，射人却是先射马为妙，马倒了，贼还跑得了吗？后一种法，好像是战术，但也不完全是战术。先从政治手段上说，邹应龙估量不容易打倒严嵩，就先弹劾严世蕃；再在战略上说，刘邦要对付项羽，却要先扑灭齐赵。所以王如可擒，纵马擒之，王不可擒，先剪了他的羽翼为妙。要知道擒贼擒王虽是毒招儿，然而王是容易擒的话，古今中外也就不会有许多战史了。

打倒希特勒？还是先打倒日本？现在成了民主国世界战略问题的关键。我国许多大评论家，都根据了杜甫下句诗，不反对先打倒希特勒的原则，但都以为放过日本，日本也会变成王，详具理由，各有说法。可是偏偏没有把眼前的上句说法揭出。小可虽向来卑之毋甚高论，愿补述出来以备一格。因之，我的说法，是先射希特勒的马。不仅日本，连意大利、芬兰等等轴心尾巴都在内。

原载1942年1月27日重庆《新民报》

爱屋及乌

夜长不寐，枕上得一联：“投鼠忌器”“爱屋及乌”。虽动物静物相对参差，辞章家自有此法，以浑成言之，未有从易也。上联出《汉书·贾谊传》，“欲投鼠而忌器”。言鼠在器边，投之恐伤器，有所戒忌也。下联出《尚书大传·大战》，“爱人者爱其屋上之乌”。乌声呱呱，其色又黑，俗称不祥之鸟，但爱屋中之人，则屋上之乌，亦一并爱之，言崇尚主人之甚也。此二典均为善喻，而后者尤合恕道。为人处世，不可不知。

曹孟德横槊赋诗，曾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史传此为曹在赤壁之作，以乌自托，颇为丧气。或云“古人不尽以乌为不祥”，乐府题解，释“乌夜啼”为报吉，则尚书所述屋上之乌，不必恰如《水浒传》所述酸枣门外菜园树上之乌，否则遇及倒拔杨树之鲁智深，其结局乃不可想象矣。西人故事云：狐欲骗乌嘴中之肉，乃赞许乌为乌后，并求其雅奏，乌乐不可支，张口而肉落。虽又是另一种写乌法，但不具好感，颇同华俗。取尚书译以告西人，或不免疑为东方《圣经》乎？

原载1942年1月28日重庆《新民报》

流自己的汗

“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用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饭。”往年北平某报，曾写下许多文字样的标语，贴在工作各部门，这个解释，是不利用别人，也不倚赖别人。我对这标语，很具同情。人生在世，虽免不了要人帮忙，那是有条件的，你帮人，人才肯帮你，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自己出力，是自己的力，人家帮助出力，也是自己力气换来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希望任何一件事情成功，都要把汗出在自己身上。

太平洋大战开始，国人充满了一种幻想，以为有英美苏荷打敌人，我们可以顺手牵亡羊，很便宜地收复了失土，及至战局有僵持的现象，又觉得民主国家不行，表示失望。其实现在的国家都被教训得聪明透顶，绝无代人火中取栗之事，别人不把我们当猫爪，我们就够了，我们哪想利用人？退一步说，就是有人火中取栗，取得之后，也不会让你图个现成。所以现在正是要大流其汗的日子，一方面拿力气帮人，去换得人家的帮助（如飞机大炮）；一方面拿力气去收复失土，不必领人家的情；一方面还要猎取些野味，作为和会上谈判的保证。能做得以上三步，我们才算胜利有把握，不然，终久是一场幻想。

原载1942年1月30日重庆《新民报》

读书难莫劝人读书

三十岁以后，常劝朋友看书，而所得的反应都不大好。有人说我高自期许，瞧不起他。有人说这是酸气。也有人说，时间也不许可，我不懂世事。但到了于今，反应不是这样，他反问哪里有书可读了。

我们初到重庆，唯一的消遣，是逛旧书摊子，顺便买两本书回家。有时一人去坐小茶馆，就临时在旧书摊子带一本书去看。现在能读吗？一本七折八扣的翻印本书，其薄三五十页面，原价不过数分，书摊主人，可以开口和你要十块，稍微像样的一套书，简直可以办当年一所家庭图书馆的代价。书诚然是少了，旧书摊主人的居奇，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其实他们的书，是论斤收来的，本钱小得不能令人想象。至于书店里的书，贵得虽然有个程度，可是，除了八股式的东西，很少是普遍适用的。因为普遍适用的，早已是捷足先得了。旧的书买不起，新的书买不到，重庆尚且如此，他处可知了。

精神食粮的恐慌，已到了大后方，谁管？劝人读书，现在已成了“何不食肉糜”的境况，真是“夫何言哉”！

原载1942年2月2日重庆《新民报》

“现实”

“现实”，这一个名词，教好了许多人，也就教坏了许多人。好的无须谈，反正人人都个个现实，用不着再鼓励了。于今但说坏的。人人心中有个现实主义，变成了有钱就抓，有地位就抢，有机会就钻。在这“有”与“就”之间，真是“天地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道德卖几个钱一斤？荣誉又换得了一斗米或是一口面粉？至于“其奈千秋万世何？”那种冢中枯骨以后的议论，现在也绝没有哪种傻瓜肯去顾虑。现实现实！大家现实吧。

“人心不可问？”那种浩叹议论也许不断的，要从老夫子们口里喊出来。然而那是无妨的，所可虑的，一方面“囤积居奇”，一方面必“一贫而无食”。一方面吃得太饱，一方面也必饿得难受，社会动态也最现实。老是这样激荡下去，社会有所未安，那是“无者”一方面的事情吗？这也是个现实，倒愿人人考量一下。

原载1942年2月3日重庆《新民报》

“一壶千金”

鹖冠子学问篇说：“中河失船，一壶千金（壶，是大葫芦。系在身上，可当救命圈）。贵贱无常，时使物然。”韩退之序该书说：“余之读其词而悲之。”由这几句话看起来，可见天下无绝对无用之物。另一件事，鲁滨逊漂流绝岛，由破船上搬物件登陆，一钉一线，全是宝物，而整袋的金钱，却不值一顾。这又可见天下无绝对有用之物。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可说一语破的。

于此，我们可以进一解了。蛇，我们简直见了速跑，乐器匠人看到，便是本钱，剥了蛇的皮，可以制三弦胡琴等物。所以，我们看见聪明人用笨货，不必见怪，焉知这笨货不有补于他的事业？反过来说：狮猫，平常人都愿意养的。有猫，鼠辈不敢来。然而鱼行老板，绝对不欢迎。所以俊物闲散了，我们也不必见怪，那是有碍于人家的事业。贵贱无常，其实也就是环境使然了。

有感叹于穷通得失者，请以此言进之。

原载1942年2月4日重庆《新民报》

献给研究日本专家

太平洋战争，敌人得了初期的便宜，虽说是由于他的阴谋手段，可是同盟国估计日本力量过低，也不能不算是因素之一。

照现在事实说，日本在太平洋空战中的消耗（包括地上的毁坏），由于报纸上数目字的概计，每日约损失飞机十架至二十架，每月至少当损失四百架以上。以后英美飞机增援，他的飞机损失必更多。而据同盟国的估计，日本每月能自造飞机二百五十架至三百架，那么，他每月要减少飞机一百架至二百架。他空军在南洋乱飞，何所恃而不恐？又据美荷英三国的报告，开战至七星期为止，日本已损失轮船五十万吨（约五十艘）。而日本现在造船的能力，九个月才能到此数。这更是惊人的报告，那就是说，他造一年的船，只够三个月消耗。而况大海战还没有开始呢。他受得了吗？

只举上面这两件事来推敲，日本敢不顾损失，挑起太平洋战争，未必是完全鲁莽从事。谅敌从宽，专家们可不可以重新估计一下呢？

原载1942年2月5日重庆《新民报》

四海之内皆朋友也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一种说法，虽不完全对，但原则是不会错的。直到现在，至多不过是把那个“后”字改为“友”字罢了。人不论颜色，地不分南北，文化不论高低，利害只有一个，公道也只有一个。假如人与人之间，相处得彼此有利，爱斯基摩人，一般可与非洲人交朋友。反之，一国之内，照样有内争。

自地球有了人类政治的争战，绝对多于人种的战争。颜色涂在人身上，只改变皮肤，并不改变利害与公理，所以，颜色不必是人类彼此摩擦的因素。谈政治戴上有色眼镜，那是自己不明白真理。换句话说，是政治家自己困于颜色，非颜色干扰了政治家。中国的圣人，说得最透彻：“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因之，中国的社会，相信孔子的教训，“四海之内，皆朋友也”。我愿全世界人，同践中国这句格言。

原载1942年2月6日重庆《新民报》

郑和眼里的南洋

中国和整个南洋发生政治接触，应当是开始于五百三十年前，郑和太监下南洋。这一段历史，民间还有三保太监下南洋演义传说着，可见并非不普通的史实，而是有目共见的事。郑和经过南洋群岛，入印度洋，到非洲东岸，大小经过三十余国，曾和那些国王谈过交际，也曾和一部分国家打过无攻不克的胜仗。可是他前后七次出使，共十五度岁月，并未带回一块领土来，世界政治家，自必研究远东历史，当然无须我们郑重说明。他的目的有二，替成祖找逃遁的建文皇帝，和拿些中国力量给邻右小国看。中国自古未曾想到殖民地这玩意儿，而且自给自足，也不必向任何弱小民族去榨取。明代费那多人的力量，只是要人家认识中国而已。其希望之小如此。

我们不仅以此事来证明中国无侵略习惯，而且用以证明中国的历史人物，向肯出力去干只争荣誉的傻事。我相信，这种习惯，中国人是不会以时代变迁而改换的。为什么？中国依然是地大物博的国家，不会看了人家富有而眼红。战争停了，我们建设轻重工业，消化自己的资源，也许还得人帮忙，犯不着去侵略别人，也没有工夫去侵略别人。浅见如林白之流，大可以放心中国人。

原载1942年2月7日重庆《新民报》

恢复文化自尊心

在文化界总动员的宣传期间，我们可以拿一个问题来研究一下，我们打了这五年的仗，关于精神方面，我们是靠着一点得自西洋的文化呢？还是仰仗着传统的五千年固有文化呢？这问题是深入民间的人，尤其是到过前方的人，大概都可以答复。

毋庸讳言，我们是科学落后的国家。但不可以因科学落后，我们就囫囵吞枣地认为文化也落后。科学是文化之一部分，并不代表了整个文化。若以科学在战场上而论，我们就实不如敌人。可是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上海苦战过三个月，长沙大捷三次，这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行为，足以证明战争不完全靠科学。自然，在科学方面，我们应当追上去。而我固有的文化，实不容鄙视。不但如此，还应当发扬而光大之。

自五四运动以来，自是淘汰了许多文化上的渣滓，但也摇撼了我们的文化自尊心。五年战争的证明，我们应当有个否定之否定，恢复我们的文化自尊心。

原载1942年2月9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人最靠得住

“兴灭国，继绝世。”这是中国最古的国际政治观念。邻藩告急，慨然出兵往救的事，历史上说不胜说，不用我们自吹，问问朝鲜人、越南人也会证明这话不假。至于栗于唇亡齿寒之戒，毫无条件地和邻人成为盟国，这更是天经地义。若说出兵盟国，给他解了围，就需索什么谢礼，根本不会有这回事。只取战国一小段历史翻阅，就可举出许多例子来。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重孝，而下层阶级都是尚侠，这两种道德观念融合起来，便变成了崇德报功之必要的人生观。所以，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中国交朋友结盟的，是最靠得住的事。中国向以失信为最可耻（与日本人恰恰相反）。中国的中心思想代表人孔夫子，他以为立国是食、兵、民信三个条件。万不得已，可以去食去兵，而不可去信。因之，中国的崇德报功，是天上一点雨、地面一滴水的行为，还不能比之为支票兑现呢。这些话，我们实在应当多多变成了行文去告诉恐怖黄祸论的成见分子。而且一部分人士已是为这点感到苦闷了。

原载1942年2月12日重庆《新民报》

你说中国人行不行？

你说中国人行不行？日本侵犯南洋，东自澳洲，西到新加坡，不上三十万人，其势那样猖獗。而在中国呢？至少有一百万人，被粘着了。最近，还在长沙吃了一个大败仗，自日本建军以来的唯一大败仗。

你说中国人行不行？日本能使的手段，在中国都使上了。排炮、坦克阵，连日空袭，都不用说了。而且常放毒气，丢过鼠菌，还闹过伞兵，我们一一都把它抗过去了。而他在南洋，还都没有使过这些着呢。

你说中国人行不行？日本于“八一三”在上海发动战争，我们没有马奇诺防线，我们没有炮垒，我们没有像马尼刺、新加坡这样的要塞，我们没有和敌人比量的飞机坦克，然而，我们打了三个月。

原载1942年2月13日重庆《新民报》

说话也当节约

开会这玩意儿，渐渐有人感到烦腻了。我愿特提醒一声。本来，无论一个什么会，主席致辞之后，有要人演说，有来宾演说，有被听者的答词，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其实所说的，不见得与开会的事有关，就是有关，而这些演说，又不是提案把来取消，也无损于会务。往往一种会议，为了演说太多，把讨论议案的时间占了，反而草草了事，岂不与原来开会的意旨相矛盾？有时到会的要人或来宾根本没有预备说话，或为了要装面子，或为了要补足仪式，硬被推上台去说，临时抓瞎，说的人费了很大的劲，而听的人闹个莫名其妙，甚至不耐烦，坐在会场最后的人，却悄悄地开溜。会无好会且罢休，人力与时间的浪费，积年累月，倒是很大的损失。

有许多人怕入会场，纵有事关切己的问题，为了怕在会场受几小时的精神虐待，宁可担着不热衷的名义，也裹足不前，这实在有可研究的价值。

有些会自然总是要开的。但演说是演说，开会是开会，并非一事。为了大家有益，似乎当提倡说话节约。今天为什么开会，开会要议些什么案子，主席三言两语，便可交代明白。何必把演说混入开会，为装点一二人的情面，让全会场人受痛苦？

原载1942年4月14日重庆《新民报》

“送财神来了”

传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天下绝无无故而来的厚施，大概好处之来，我们应当有个考量。不信，请看送财神爷。

故都风俗，在废历大年三十日，全城乞丐大动员，每人拿了一叠木刻印的财神像，挨家奉赠，在门首大声喊着：“送财神爷来了。”不问这主人翁，是否财迷脑瓜，总不愿说，不要财神爷进门，接过一张，就送这叫化仁兄两毛以上的硬币（注意硬字），以示感谢，于是将财神爷双手举起，供在过年佛的案上。这里方才停手，门口又喊起来：“送财神爷来了。”于是，你再花两毛再供起来。可是，这送财神爷的乞丐，却像袭击克里特岛的纳粹伞兵，打发一个，又来一个，假如你愿意继续欢迎的话，可以由一大早直迎至晚间十时以后。你口袋里的硬币欢迎费，却也所耗不资。因之，在欢迎一两次之后，虽可喜如财神爷，民众也不得不加以婉拒。所以，在第三四次“送财神爷来了”的声音于大门口发生的时候，院子里就有人答应着：“财神爷早来啦！”自然，还可以不再花欢迎费，但胜利是属于乞丐一方面的，至少他最先一次袭击，你是必然承受的。你决不肯家无财神之时，而肯说：“财神爷早来啦。”

三岁小儿皆知之事，财神决不会跟了乞丐走。然而，北京人明知其荒诞不经，却不能不图个彩头，受乞丐的讹诈。此可见，仅仅利用财神爷一张画像，也大有办法。天下之大，威力孰有大于财神爷者哉？

原载1942年2月15日重庆《新民报》

借元宝

正月初二日，北京的财迷，都向彰仪门外财神庙借元宝去。而且有人要烧第一炷香，天不亮，就在冰天雪地的城门洞里等候开城。庙里那份动乱，人如蚂蚁搬家，自不必说。财神殿旁，有个管纸元宝的和尚，大放其现款。看客喊着：“借两对，借两对。”和尚照数付予，毫无条件，只是彼此有个默契。明年正月初二来烧香，要加倍奉还。纸元宝加倍奉还，要算得了什么？你自不怕这重利盘剥。可是，你来烧香，不是白来。来借元宝，你得向殿旁簸箩里丢香钱，你来还元宝的时候，还得向簸箩里丢香钱。簸箩边坐着一位和尚，笑嘻嘻地望了你向那里扔铜子儿与硬币，或者是大现洋。你这一借一还，和尚就弄了几十倍的利息了。也不仅是“欲将取之，姑先予之”。而且，拿假的换真的。你以为他“慈悲为本”，愿烧香人个个发财，你是让财神爷脚下的和尚，先敲了一笔竹杠去了。

虽然，北京人不悟也。年年正月初二，彰仪门大街，人挤破了脑袋，向财神庙送铜子儿去。直等口袋花光了，人也冻僵了，借回来的几个元宝，恭恭敬敬在佛案上供上一年，到了第二个正月初二，还得再花一回钱，再冻僵一回，心里才踏实。花钱事小，这两趟西北风，实在不容易消化。和尚骗钱也事小，拿人身体开玩笑，其罪不胜诛。说破了，世人实在不应当向财神爷脚下去打主意。

原载1942年2月16日重庆《新民报》

老人，盍兴乎来！

“人生三十不娶，不当再娶。五十不仕，不当再仕。”金圣叹于伪托之施耐庵《水浒传》序中，开始即如此言之。此可以代表中国人思想，重早熟不重晚成矣。近人沾染欧美习气，甚反上说，动辄以欧美领袖老迈为借鉴。其实，老年人虽经验丰富，而思想未必锐敏。纵临变镇定，而救危不免迂缓。甚至以经验之多变成油滑，以临变之安变成麻木，徒托于老成，亦未得其半也。

惯于冒险之人，自不可用。绝不冒险之人，亦不可用。盖天下尽有不险之事，然不能遇有皆平坦可致。战争犹如赌博，其险无时论矣，即任何事业之成功，与学业之成就，又熟应于着手之时，必慎审周详，毫无困难，始可进行者？孔子以为人之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得字承血气既衰而言，当然非贪得之得，而为患得患失之得。易言之，即老人不必以斗为戒也。

吾人不必反对老人领导青年，但为有条件的，必须老当益壮。有斗争，始有生存，老人！盍兴乎来！

原载1942年2月20日重庆《新民报》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

《荀子·儒效篇》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又曰：“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敦，博厚也；困，惶惑颠仆也。由乎此，故孔子戒人事勿三思，再思可矣。

诸葛亮与汉贼不两立，五月渡泸，先除后顾之忧是也。六出祁山，绕道陇中，兵缓粮荒，徒为敌算，则非也。使其用魏延计，出子午谷，冒险一逞，直扑长安，焉知不胜？此刘邦暗度陈仓故智，固非无行之者。且即不胜，损失亦不过魏所请五千人耳，大军出斜谷无伤也。而诸葛过于考量，过于慎重，遂蹈知敦行困之弊。《三国演义》形容诸葛用兵之神，几前无古人。其实，使孙吴、管乐有一生于西蜀，其用兵绝不如此也。

事不远求，其后邓艾破蜀，王濬破吴，或以轻兵远袭，或以楼船直下，均系神速部队，攻敌不备，足证魏计之可用。若均学诸葛持重，则鼎足之势，其结束必极遥远矣。

原载1942年2月21日重庆《新民报》

蠢刘琮

曹操挟百万之师，要肃清江南。洛阳大兵，为了战略的使用，先驱荆州。刘表既死，刘琮这不肖之子，无法对付大军，举先人之业，拱手而降曹。刘备在那时，和刘表早认为宗家，相约共御汉贼。假使刘琮继承先人之志，用诸葛之谋，借关、张之力，下与江东联盟。那么，赤壁一把火，烧走了曹操，这荆州何致不守？刘琮先是逼走他哥哥刘琦，后来又闲散了阿叔刘备，结果，自己也不免一滚。天下患得患失的人，畏首畏尾，哪里能成大事？中国人有句不大雅的譬喻：“不拉屎，又占着茅坑。”此之谓欤？

恕我不得已掉句洋文袋，引个洋故事，这好像是：The dog is in the manager.狗睡在牛棚里，自己并不消化那成堆的草料，牛要过去，它又要咬牛。刘琮之愚，比此尤甚。牛狗都不能吃那草，草还留着。刘琮所为，简直是跳出棚来，拦住了牛，而让过路的饿驴大啖一番呢。那洋故事若编成汉文的话，应当添上一段。

原载1942年2月22日重庆《新民报》

由大家庭谈到殖民地

中国人向来提倡大家庭制度，兄弟分家，没有人认为是光明而正当的事。至于子女长成，脱离父母自居，更为社会所不许可。可是，就实际言之，在大家庭里做家长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万分痛苦的。尤其子弟们娶了老婆，一家之中，聚合着许多外姓妇女。于向来毫无情感的情形下，要他们在夫家合作，为夫家门庭争光辉，是一种极不自然的义务，他们根本不乐意。这里面再加以知识不同、门第不同、工作不同、待遇不同，充满了不平等。所以一点芝麻大的事，可以祸起萧墙。做家长的人，虽然可以得点好处，有点权威，终日处在众目灼灼之下，够他左拥右抱作揖打躬，你不瞧五世同堂的张公道，写着一百个“忍”字吗？

由此，可知过去做家长的人，必须持平，必须能忍耐，没有霸道下的大家庭。现在呢，中国人思想已变化了，兄弟们虽还有合作的，却没有外姓妯娌在夫家做那不必要的共同生活。家长若还想奴役子媳弟妇，徒然引起她们的反抗，弄得家长精疲力竭。倒不如随她们离开各组门户，而对外说起来，情感未破，不失为一家人。一家如此，国何不然？世界上的殖民地，其结果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

原载1942年2月23日重庆《新民报》

黄白与日德

德国人又在制造黄祸论，他可联合了黄种的日本人，与整个白种人斗争（盎格鲁撒克逊族，和德国正做生死的斗争，他们的远祖，何尝不是日耳曼族）。日本大倡其解放东亚民族论，他可侵略了中国五十年。这岂不是一个绝大的笑话？但德国人瞧不起黄种人，那是事实。而日本人仇视白种人，也是事实（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德国人还用不着白人联合论，所以，他只说日耳曼人比他族优秀而已。日本人可以明目张胆，撑起有色人种反白人的大纛，他连棕色种人都要蛊惑一下，还不仅是制造黄祸了事。而且日本所做的，并非是学说，他在太平洋所用的政治手腕，硬是这样做去。白种的德人，好胜的德人，简直可以熟视无睹，我不信，这不过暂时忍耐而已。

日本人说，要把白人逐出亚、澳二洲。德意并不例外呵！这一次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把种族主义的因子也实行渗杂下去了。这战争就更复杂了，将来的变化，也就非我们书生所能预料了。

原载1942年2月28日重庆《新民报》

东条不是德国狗

现在有些人感觉很锐敏，预料日德有一场战争。我们还看不到这样远，自不能照地震学者的研究一样，武断明年日本又有一次大地震。但德国和日本，在先天上就发生了裂痕，这却是事实。

日本人百分之百，崇拜德国人的好胜心和侵略性，那也是事实。可是日本人之仇视白种人，对德人并不会例外，尤其在权利冲突之时。这两年来希特勒之叱咤风云，降意大利为附庸，日本人已相当寒心，他们绝不会那样傻，跟了墨翁走。至于德国呢？二十年前，我们读过威廉的大作，就知道深戒“黄祸”，讨厌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就报之以青岛一战。像袭新加坡一样，从后门打进去。前两年，上海德国人还开过纪念会呢！这可证明他们没有涂了这笔旧账。居今言今，日本并不曾事事听希特勒指挥，他掠夺的财物，也绝不会向柏林去进贡。根据往事，日商就常冒德国牌子，卖货与中国和南洋，相信他现在也不会客气，难道德国人全不晓得？因此，日德将来如何不敢说，可是东条绝非希特勒太平洋上的看家狗，似可以定论。

原载1942年3月1日重庆《新民报》

亚洲内幕在白马寺

美国和加拿大邦交一向和好，两国边界上向来没有设国防，他们常夸耀是无国防的邻居。可是自美国建国以来，这历史上只两百年，这一比起中国和印度来，那奇迹当然在这一边了。距今两千零六十年前，西汉张骞就发现了印度这个国家。到距今一千八百七十年前，东汉明帝着蔡愔到西域去求经，引来了西僧。摄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驮着经书，到了洛阳。他们住在当时的外交宾馆鸿胪寺（以往的寺，是官署〕，中国人为了纪念这场盛举，就改鸿胪寺为白马寺，于是中国有了住和尚的寺了。于今，到洛阳的人，还可以去逛逛遗迹。庙门口两座和尚坟，就葬着这初来中国的两位印度人。这两座僧坟，证明中印有两千年的来往。

两千年以来，中印除了文化与物质的交换，我们没有红过脸，岂但是边界上不设防而已。这事岂能说不是奇迹？那位做《亚洲内幕》的朋友，他描写过印度、描写过中国，可惜他不曾了解这一点，没有把八万万人的过去和将来设想一下。假使他去过一趟白马寺，一定让他惊奇了说：这才是亚洲内幕，虽然现在还不嫌晚，我们特地再提到白马寺。

原载1942年3月2日重庆《新民报》

读钱穆先生一文有感

上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在《大公报》上，见到钱穆先生的一篇文章，《从整个国家教育之刷新来谈中等教育》，虽获我心，但要在抗战以前，就不会有这种敢言的文章出现。便是在法国崩溃以前，及中国地位不曾被世界看到这样崇高的时候，有这种敢言的文章，也不会说得这样彻底。

四十年来，由模仿日本，变到模仿欧美，由政治到教育，由教育又深入政治，一切是欧美的好，中国的不好。有人反对这个说法，一定被人骂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若更有人见诸行动，知识分子必群起而攻之，无论你在哪一界立脚，必驱逐出境而后已。这种情形之下，谁敢说中学要少读外文（废当然更说不上），谁敢说中小学国文程度过浅？举一个例，近十年来，最神圣的地方，莫过于中山陵，而陵园管理者始终没有在游人签名处，备下毛笔，只是放了一本洋纸簿、一瓶蓝墨水、两只钢笔。政治上最小的一点滴，也无非是模仿欧美，没有在固有文化上着想。教育是必受政治支配的，钱先生大声疾呼是对的，可惜忘了一点，我们政治上正缺乏固有文化的血液，要刷新教育，还得向政治上输入固有文化的血。

原载1942年3月4日重庆《新民报》

比洪水猛兽狠十分

中国人形容祸害之物，常曰洪水猛兽，到了现在，这四个字殊不现实，应该说是游资。

你看这游资所到之地，如狂风暴雨一般，将物价抬高，整个社会震动，但它又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不知其所从来。唯其这样，它横冲直撞，莫之能御。便算现代有洪水，洪水可以筑堤挡住，或者人可以向高处逃跑。便算现代有虎豹成群，豺狼当道，只要你深居不出，也就碰不着它的爪牙。然而游资作祸，堤挡不住，也无可逃避。也不是你“闭门家中坐”所可免的“祸从天上落”。

古来洪水猛兽为害，有个禹疏浚九河，有个益烧猎山。现在把禹和益这种大英雄找来，他对于游资之猖獗横行，一般和我们穷书生一样，大喊着日子过不下去。干脆一句话，圣贤复生也不奈游资何？我们唱两句吧：“人人说洪水猛兽狠，游资实比洪水猛兽还狠十分。”

有人问：“游资会不会像瘟疫一样，和人一路进棺材方始罢休？”我说：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原载1942年3月6日重庆《新民报》

学谁好？学田横！

优待俘虏虽是人道主义，其实是一种战术。这样，不大争气的人，就很容易放下他的武器来受优待。兵法“攻心为上”，这就是攻心之术的一项。像历史上白起坑降卒四十万的作风，虽逞威了一时，秦不二世而亡，也就种因于此。因为揭竿而起之徒，他也只有和秦人拼命而不受降。

反过来说，被攻的人，既知道有所谓攻心为上，就要把堡垒筑在心上。练兵的人，第一项大事，就是对兵说，当俘虏是人生一种最大的耻辱。心不可攻，城才不可攻。不然，纵有马奇诺防线之存在，全是愿受“优待”的将士守着，虽坚何用？

田横以五百人守一孤岛，分明绝路一条，刘邦以大者王、小者侯召之，可说是天上掉下馅饼来。田到洛阳城外三十里外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奈何北面事之？”于是自杀。孤岛上五百人得信，也都自杀。到现在中国人争以此事为荣。苏人说，岛在江苏；鲁人说，岛在山东。现在英国人既说，学习中国人，将谁为标准呢？我们愿介绍田横。

原载1942年3月9日重庆《新民报》

越抓越痒

人身上有了癣疥之疾，自不免发痒。痒，就忍不住伸手去抓。其实，治疥疮自有有效的办法，绝不是一抓可以了事。而且抓破了皮，疥虫为指甲所沾染，反是钻入好肉，结果，是再生一片疮，必致再痒再抓。而再抓之下，又生第三片疮，循环不已，直闹得周身糜烂，不可收拾，还不能止住。

一个人若闹到满身是疥疮，自然是时时刻刻都痒，而也就时时刻刻需要去抓。越痒越抓，而越抓也就越痒。我们可以断言，此公每日二十四小时，食不甘味，眠不安席，只有就干抓痒的动作。周身浓血淋漓，旁人看去可嫌，而想起他体无完肤，减少人生趣味，又是可怜。

我们在十分同情之下，免不了叫他一声忠厚朋友，你太无能耐了。当疥疮初闹的时候，涂擦一点药膏，费一点小事就可太平的。于今要好，也不难，忍痛几秒钟，注射一针血清就是了。但是你要姑息那些疥虫，以抓痒对付，我敢干脆说一句，你只有痒死而后已。

原载1942年3月10日重庆《新民报》

美用一年我用二百年

据路透社说：美国财政年度战费及一切开支，拨款的总额，已超过一千四百二十万万美元。随便挥一笔，无所谓，但我们闭目一想，可就了不得。若以法币百元，只含美金五元多算，这数目之庞大简直不能想象。我们只拿一件事打比，据报载：美国借我五万万美元，再加五千万英镑，我们可够现时一年用度。是我一年，连打仗带日用，不过七万万美元。一百年也只要七百万万，一千四百万万，我们恰好用二百年整。可是他们一年用光，骇人不骇人？

只有金元的美国，才可以做此豪用。用这些个钱，什么事办不动？日本乞儿要和这样豪富的人家比势力，岂不是太不自量？同盟国财力如此之大，再加上同盟国占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力，实在是太优势了。不过数字究竟不能代表作战。要这数字有益于作战，还是在如何利用这些优势的数字。秦苻坚夸他兵多，投鞭可以断长江之流。那数字也不怎么小，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望到长江。若凭数字决胜负，谢安还能说什么？围棋赌墅不早已望风而逃了吗？所以数字虽是可惊可爱的，然而囗囗囗囗为例，要讲个囗囗囗囗囗。

原载1942年3月12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军人李秀成

重庆又在演李秀成的故事戏。使我们联想到中国人对于成仁者之景仰，比崇拜成功者还要热烈，李秀成能得今日的推许，正如社会上一向同情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一样，因为他们是悲壮剧情里面的主角儿。

国人崇拜关、岳，以及小说戏剧里推许杨继业一家（戏剧尤胜于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民间有一种“效死勿去”“舍身取义”的毅力存在。唯其如此，所以民间对成仁的英雄，写得如火如荼，令人人同情。这一种民间对悲剧主角的同情，超过教书先生向青年教忠、教孝的力量多多倍。李秀成之所以为李秀成，未尝不是如此得来。我们读过李秀成的供词，既觉得辞藻文义欠妥，而且还有别字，这可证明他是个读书无多的人物，而他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守到南京城最后一刻，对手方面读破万卷书的曾、左也有所难能。可是他带数十万兵，有江南可走，他不学石达开；他为清廷所重，可降；他不学张嘉祥，不屈不移，这才是个大丈夫，我们应当介绍他给世界善谈战略的人物。

原载1942年4月14日重庆《新民报》

时乎时乎不再来

社会上对国际战争的看法，都以为时间很遥远的。我们报上看到许多议论，一九四二年如何如何，一九四三年如何如何，甚至一九四四年如何如何，所以推断像苏联五年十年计划那样，遥远总有一个瓜熟蒂落的日子。可是我个人见解，战争究竟不是栽瓜，会容许农人按部就班去算日子。

第一个疯人希特勒，就是一个不耐延长时日的人，许多专家，研究德国石油要完，今夏他非一抢不可。我们就认为德国石油并不缺乏，法西斯党也没有玩雪的洋瘾，还要在零下五十度的地方，再玩一个冬天。反过来说到苏联，他始终没有做“求三年之艾”的打算，他们说，今年要把德国人追过柏林。所以世界上打得最热闹的那一段，不是像僵持的局面。

第二个疯人日本军阀，无论他们对美国生产量的数字，怎样个看法，十八万架飞机，十万辆坦克，两千艘轮只（略）。便是再来两次马加海峡，新几内亚小规模海军消耗战，他也受不了。他必定望德国救他的急（略）。

原载1942年3月23日重庆《新民报》

莫打鸭

无论是城市、是乡间、是园林，发现了一条蛇，必然“群起而攻之”。理由很简单，蛇是害人的东西。但事情也有例外，这蛇若有人认为是衣食父母，他就不许你打。蛇尽管能害人，只要不害他，与他何干？这有事实为证。我国南北地方，都有这习俗，留在愚民脑筋里。以为家中有蛇，是“家蛇”，关系着全家人的命运，打不得，打死了就要叫全家人遭难。甚至有人将这蛇叫“财神爷”。重庆某戏馆被炸，戏馆主人就认为是邻居打死了他的“财神爷”所致。

于此，我们就不必认蛇之出现，它就犯着很大的危险。假使它遇着弄蛇吃饭的叫花子，还少不得捕捉两只青蛙当欢迎之礼呢。蛇且如此，其毒不如蛇，像闹混一池水，吃点小鱼虾的蠢鸭，分明有着主人，其不容一打，更不待言了。古人说得好，“莫打鸭，打野鸳鸯”，已干脆地就说明了。

原载1942年3月24日重庆《新民报》

几人识得金圣叹

三百年来，稍治文学者，无不知有金圣叹。然解得金圣叹者，百世一人也。八股时代，奴隶文人以背经逆道之怪物视圣叹，此固其然。而由科举废除以至文字解放如今日，人亦不过以圣叹为一文章批评家而已。

吾人试想圣叹批注而授后人之书者凡六，曰《左传》《离骚》《庄子》《史记》《水浒传》《西厢记》，得无故乎？左氏盲目，发愤以传孔子之春秋；司马迁受腐刑，别创编年之史而为传纪，皆受制于身体，而成千秋万世之业以突破其环境者。离骚哀咏出于忠臣，庄子厌世之文也，出于下士。其有所寄托，更奚待言？水浒，愤书也，虽有所寄托，而犹不肯后人尽学宋江，其居心忠厚，尤为不可没。至当年为金圣叹病者，则在其批西厢，以为有伤风化。然在今日，不成问题。其实不仅不成问题。圣叹固有湛深之革命思想，能坦然于三百年前以拥护反封建之文章。而其所以如此，正有激使然，醇酒妇人于不得已也。故总而言之，圣叹实为清朝剃发不仕之伤心人，而亡明之孤臣孽子。

金原姓张，改姓金。原名乘，改名圣叹。生为文人，而苦研佛学，亦非无故。金子隐满清，而诣为圣人所叹，不能披剃入山，则蓄辫做半个和尚矣。此等著作或为满奴所悉，故因哭庙一案，以莫须有之罪杀之。圣叹岂仅一批评家而已哉？悲乎！

原载1942年3月25日重庆《新民报》

穷亦多术矣

三五文人相处，辄好谈穷。墨子曰：穷亦多术矣。有灾害而穷，有挥霍而穷，有愚昧懒惰而穷，有耿介而穷，有狂妄而穷，亦有悟彻人生，自甘枯寂而穷。故穷不尽可伤，亦非不尽可治。顾视人与穷相处之道如何耳。

因此，穷或使人怜悯，穷或使人借鉴，穷或使人抚掌称快，穷抑或使人钦敬。世有富贵人家终身不能想象，而穷人往往能轻易得之者，则穷人又未必人人须做韩愈之一送也。

人生不富贵，对宇宙间若干事物，必有所不知，固矣。而人生不贫贱，对宇宙间若干事物亦有所不知，其理正同。试举一例，坐飞机，瞬眼千里，穷人不能得之也。然一伞一囊，风餐露宿，步行万里，尽觉山川城市人物之盛，彼富人又焉能得之？夫钟鸣鼎食，奴仆成群，席丰食厚，颐指气使，乐矣。然得失关心，去留多碍。若至地无立锥，四大皆空，视此地球，来去自如。所谓赤条条无牵挂者，宁非人生之至快耶？然此非穷不能办也。友人有再聚而谈穷者，以此质之，能不爽然？

原载1942年3月26日重庆《新民报》

文学无用

翻开一部二十四史，找不出几个政治好而文学又好的帝王。反过来，文学好的人，也许政治成绩极坏。浑蛋的隋炀帝就是文学最好而自害不浅的主子。南唐二主不用说了，“做个名士真绝代，可怜不幸做君王。”唐明皇作得一手好诗，晚年几乎断送了江山。宋徽宗这败家之子，却也填得一手好词，怪不得汉高祖拿了儒冠当便壶。本来嘛，“尔翁马上得天下”，要文学何用？

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儒家看来是万世也不忘的仇恨。可是据研究政治的人说，在当时也许是必要的，至少对于秦之为秦并无大害。儒家说，秦不二世而亡，其因在此。那是卖瓜的说瓜甜罢了。忽必烈、努尔哈赤，也许就认不得汉字，还谈什么文学不文学？可是一个是清太祖，一个是元世祖。黄巢和洪秀全做不了刘邦与朱元璋，就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不第的举子。假使进一步他们书读通而及第，根本就不会有他们那段儿戏了。

根据这一些，我们觉得文学这东西，是不能教人成非常之人，立非常之业的。文学之被打倒，庸有疑乎？

原载1942年3月27日重庆《新民报》

“作壁上观”

从前有两句咏事的诗说：“当前不是郸邯道，怎做诸侯壁上观？”看看这两天的新闻，希特勒压迫保加利亚出兵，土耳其的处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那两句话，似乎又可利用一下子了。

论今不如鉴古，我们还是说说历史吧。楚汉相争，许多割据英雄，实在有事楚楚胜，事汉汉胜的趋势。但未尝又不想到北面事人，究竟不如南面称尊的好，最好是两下都不理会，关起门来自做大王。因之，如燕、如赵、如齐、如魏，都没有一点外交路线，有时看到项羽兵强将勇，就想降楚，有时看到招降纳士，又想降汉。等到最后看到项羽究竟不好谈交情，陆续投向刘邦怀抱时，天下大定，那时，要此北面事人而不可得，这可见站在半天云里看厮杀，实在近于幻想。

西班牙也是一个想在半天云里看厮杀的闲人。我总疑心河道太窄，隔岸观火，并不怎么“安逸”。

原载1942年3月28日重庆《新民报》

“认识意大利”

在过去几年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常常大放厥词的人。最近一年来，希特勒有时还点缀一下，墨索里尼简直是吃了哑药了。这并不是墨翁改变了脾气，意大利事实上已成了德国的附庸，你让他还说什么？若要再吹，对外还不过招人好笑罢了，对内必定引起人们的怨恨。今日每一句话，和以前每一句印证起来，都是戳穿纸老虎的尖针。

一国的政治，有时确赖于“大言不惭”。但这种“不惭”，在说之日虽是无问题的，可是到了后日，往往成为大惭。譬如十年前，墨索里尼曾说过：“让世人认识意大利。”现在世人都认识意大利了，认识的是意国陆军被俘几十万。认识的是意国两军躲在大兰多被击毁，这一认识，崩溃的法国，胆敢保持着意大利垂涎的科西嘉与突尼斯。墨索里尼何足责焉，但不失为一面镜子。

原载1942年3月30日重庆《新民报》

第二根铜柱

我们打开历史来看，中国向西南角出师最远的，第一个人要算是马援。但铜柱封功，交趾平定，依然还是自己版图内的事。近代五百年倒有两个人，带兵出了西南国境。一个是明太监郑和，由海到过波斯。只是他出以偏师，而最大目的却是替成祖找建文皇帝，欲得而甘心，所以还不能说是丰功伟烈。第二个是明清二臣吴三桂，他追逐故主桂王，到过缅甸，捉到了桂王，他就回师。那行为，是一种罪恶，人也是个民族罪人，根本不值一谈。所以我们仔细想想，这次大军入缅，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向邻人做披发缨冠之救，要算是前无古人的事了。

我们愿把这事恭告我们西南的健儿，你们这种行为已经是历史上的特笔。假如能够再进一步，把敌人驱出马来西亚，把马援树的那根铜柱子，再向西南移出去，那简直是我们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事。至于移到哪里去？上面刻着哪个的姓名？这就事在诸君了。

原载1942年4月3日重庆《新民报》

这音乐月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

音乐月到了，节目揭出来，宣传着唱的是《浮士德》（德国名剧），奏的是贝多芬（德国名音乐家），洋气是那样充足。这是中国的音乐月呢？还是德国的音乐月呢？吾疑之。

艺术无国界，我早听说过了。但音乐有地方性也就是民族性，我倒也早听说过。中国的音乐月似乎应该以发扬中国的音乐为主体。虽不妨来点西洋音乐，应当是聊备一格，不当喧宾夺主。在我们的音乐月里，大大提倡着洋歌与洋乐，这会教世界上的人疑心中国没有音乐，至少是证明中国音乐不配在这个季节里当主角。我是中国人，吾耻之！

“姑舍是”，就说《浮士德》与贝多芬。请问社会上几个人读过歌德的原著？几个人研究过交响曲？并此不曾，怎能欣赏唱和奏的内容？明知欣赏者不多，偏要卖弄一番，那也是卖力不讨好的事。何苦？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音乐。音乐月里应当有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的音乐好，自乐得表现。我们的音乐不好，改进一改进，音乐家也责无旁贷。在这个月，宣传外国音乐，尤其是敌国音乐，透着有些长他人威风，我深以为憾！

原载1942年4月5日重庆《新民报》

当年瞧不起黄金台

现在的文化人就是古之所谓士吧？古人对于士有所谓“养”，有所谓“纳”，照字面看却是有点不恭，但实在客气的，也并非没有。由头里算起，第一是燕昭王了。他筑着黄金台，以待天下士人的来临。咱们虽没跟在乐毅后面，跑上这样一趟；可是当年的孟尝、春申之流，家里大请其客，或者是居有居，出有车，或者是珠履三千。燕以一国之富，岂能比他们不上？想象中是待遇极好的，可惜这群文化人，一个也没赶上。

在北平差不多二十年，对那“金台夕照”的古迹，就心焉向往，久欲一见。可是读《花月痕》，见了一首诗：“士为黄金来，士可丑，燕王招士之意亦已苟，胡为乎黄金台，既不朽？小金台，且继有？”这算兜头泼了一瓢凉水。那时少年气盛，就立刻受了刺激，瞧不起黄金台。于今想起来，那一股子酸气，实在够瞧。老实话：何必黄金台？今日之下，一丈五尺阴丹，吾往焉。

原载1942年4月8日重庆《新民报》

别拿古人开玩笑

早七八年前，我曾劝过名导演程步高，编导一部打渔杀家的片子。结果，我碰了一个大钉子。他直率地说：这故事不现实。现代的社会，怎么去演这样不相干的故事？可是，社会似乎比七八年前又进步了，恰与程君的戏剧意识相反，上海拍了许多古装片且不去说，而重庆却在不断地上演古装话剧，由太平天国上溯两千年，演到春秋战国，像程君一般见解的戏剧家，只有哗然了。

文艺是时代的反映，便是说战国戏，实在也不能说它是“不相干”。不过将现代的人，扮演两千年前的古人，再用两千年前的人，反映现代。这“相干”也许不大容易。怎样把这两千年的距离，缩到一处，去让观众得到一种同情的影响，这在乎编者、导演者、扮演者的努力。这努力如有一点不够，便容易弄成“开玩笑”。所以演古装戏，实在不易。用不现实去逃避这玩意儿，也未始不佳。

现在既然有人不避艰巨，我们当然要佩服这番勇敢。只是未出现之先，我们为了更祝祷艺术成功，敬献一句话：“千万别拿古人开玩笑。”一开玩笑，就破坏了戏剧严肃的气氛，其结果自不待言了。

原载1942年4月11日重庆《新民报》

荀子释勇

《荀子·荣辱篇》说：“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勇上加以贾盗的形容词，这话很新鲜。什么叫贾盗之勇呢？他解释得有：“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侔侔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原来如此。

但我们在往年，总觉他有点拟与不伦。盗是做没有本钱的买卖，贾是做有本钱的买卖。根本贾就是盗口里的肥羊，二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后来我又一想，也许二千年前，贾是那样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所以荀子目击心伤，把他们和盗并论。其实，现代是讲个和气生财，这戾字是绝对不能放在商贾身上的。因此，荀子所说商贾之勇，是可以请大律师向法院告他一状的，告他公然侮辱。有人问：“贾是什么呢？”我说：“这无须问，世俗说得有，行商坐贾。”贾就是坐在家里，将货一担一车运进来的人吧？你说人坐在家里做买卖，怎么可以比他为梁山人物呢？荀卿真可打手心了。

原载1942年4月13日重庆《新民报》

同胞们努力买汽车

重庆市政方面有了伟大的成就，凯旋路通车了。数目字也报告过，三年的时间，十五万名的人力，一百三十万元的经费，成就了这段工程。

当此路未通时，从三圣殿到储奇门，汽车要兜半个城圈，费时间需十分钟左右。自有了道路，如今这汽车走着一个U字路形，不过一分钟而已。时间宝贵，一趟能省九分钟，为什么不管？

但就我自己而言，却是个例外。三圣殿到储奇门，本来有道石坡路直下，在这U字路的弓弦路，终日的“万众梯山似病猿”，络绎着用脚量地的人。我下乡入城，是必经之路，也是病猿者之一。上坡每次大概须十多分钟，下坡却须五六分钟。无此U路以前，我走那弓弦，有此U字路以后，我也不会走那弓背（尤其是下坡），所以这路之可以节约走路时间，与我无干。自然，我之不能享这利益，由于我无汽车，并非路不许我便利。

同胞们，努力！努力到美国人一般，各有自备汽车一辆。那么，你可以明了，市政进步，是造福市民的了。

原载1942年4月20日重庆《新民报》

每周有个Tuesday

你去看，稍为带点洋气的日历上，在每个星期二日，会有这么一个英文字：Tuesday。那是说，这个日子是属于条顿民族战争之神Tiw的了。再想一想，星期日属于太阳，星期一属于月亮，星期二就属于战争之神。英国的先人，没有教他们的后人，看轻了战争呀！

中国的神话里，没有专管战争的神仙。就是士大夫阶级正式承认的武圣，他也是实有其人的忠臣义士，生前是捍卫国家，不得已而用兵。这也正可以代表中国文化把战争当为一种什么事，而没有说他与日月争光。然而中国人的斗志却十分坚强。三百年的斗争，平定了五胡；一百年的斗争，改换了元朝；又不足三百年的斗争，同化了入境的满清。这些日子里，我们没有个Tuesday来提醒我们，来暗示我们，假如有的话，岂不更是锦上添花？因此，每周星期二，我们这样想着，这一天，英国军队的斗志，必定更为勇敢的。

原载1942年4月21日重庆《新民报》

读元遗山诗

近年来喜读杜甫、陆放翁、元遗山、黄仲则四个人的近体诗，除了《两当轩集》容易找到外，手边有部十八家诗抄，杜、陆、元的诗，倒是略有的。这些人的诗，都苦行到心中烦闷。将他们的诗念一遍，不但不苦，却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读书人到了现在，大概都富于感伤情绪。自己作不出好文好诗，看看人家的伤感，也未尝不觉宇宙从我心眼里爬出，使自己透一口气。看官不信，试读杜甫居士的诗，仔细玩味一下，一定有你要说的话在内吧？

元遗山的诗，在今日读来，真有令人拍案长叹的。像“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又“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又你岂能于一读之下，不连点头？再像“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在南太平洋的人，若懂得这两句死典活用的话，简直要同声一哭了。至于我个人最感动的是，“一家风雪何年尽，二顷田园入梦频”。在重庆的文化人（姑用此称一下）也许不少有同感的吧？

原载1942年4月23日重庆《新民报》

清初文化与政治

满清开国的几代皇帝，对中国文化就感到莫大的兴趣。康熙、乾隆两代是不必说了，把一千多年来的史学、哲学、文学，甚至于地理、天文、术学、艺术都整理过一番。便是那短十三年的雍正一代，尽管他是个胸襟狭窄，自私阴鸷的皇帝，他对文化也十分注意。他竟以一天子之尊，作起大觉启迷录来，与排满秀才开笔仗。这并非他们真正好学，实在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作用有以致之。一来要借此网罗天下知识分子，二来他表示，你不要看我是个客籍野皇帝，我的文化水准，比你中原人还高一筹呢。这不用多说，一部《康熙字典》就成了深入民间的自我宣传。这效果之大，不但在当时，而在百年后，还感动了曾、左等人，替他打跑了洪秀全（也因为洪秀全不解文化为何物）。

刘邦没有遇到孙叔通以前，拿儒冠当便壶，他就逊康熙一着。假使不是文、景两朝，重用文士，汉之为汉，是未可知的。总之，政治里面，不可缺少文化的血液。而输入文化的血液于政治，还需要高明的书生加以选择。这个原则，自古有之，甚为有效，“虽百世，可知也。”

原载1942年4月27日重庆《新民报》

批评家之不能存在

中国文坛上没有批评家。这原因虽然很多，而第一个原因，却是不许批评家的存在。

许多文艺创作者，没有成名以前，是害怕人家批评。总觉得受了批评之后，于登龙之道，会有莫大的阻碍。这样，批评家要存些恕道，只好不批评。至于成了名的作家呢？他根本就认为，他们的作品不会错，谁要批评他，就是谁妒忌他。一篇善意的批评，也许成了终身为敌的祸水。而成了名的作家，纵不便自己歪曲了理由来和批评家对垒，而他的友好，也必剑及履及，群起攻之。批评家若自不小心，文字里多少有点毛病，那必在围剿中而被杀。那么，人又何必去批评成名的作家呢？批评家拍苍蝇，有所未忍，打老虎又不敢，所以就不能存在了。

其实站在创作者的学术立场上，是应当需要批评的。因为真理愈辩而愈明。一个人不受批评，很容易一辈子不认识太行山。所以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原载1942年4月29日重庆《新民报》

姓张的

在应酬场上，常常听到别人的恭维话：“你张府上的人才多。”其实，这句话多了一个“才”字，只是中国人姓张的多而已。唯其是人多，所以在任何一种组织里面，很容易发现姓张的。姓张的成器不成器，还是看自己人格如何，不必去夸张姓什么，若专以姓自荣，要知道有个张叔夜随徽、钦北上而自杀，也就有出卖宋室的张邦昌。有个文昌帝君张亚子，就有个流寇张献忠和他联宗。只此二例，可概其余。

自然，我们姓张的，口里都说要学张良、张巡、张载、张骞，然而居心积虑，要到梁山泊里去坐把交椅的，在那一百单八名好汉里面，依然还是多数。谁不会夸耀门第，借以抬高身份。但门第究竟还换不到金钱财宝、膏粱罗绮。只是有了金钱财宝，膏粱罗绮的人才会夸耀门第，以表示身家清白。我们的结论是：在姓氏籍贯上，有时也可以沾光。但把这一点放在入社会的前面应用，却是冠履倒置。

原载1942年5月2日重庆《新民报》

不要再姑息了

在现代战争中的国家，容忍一部分囤货投机商人及半商人（半商人是我创造的名词，这名词，可以包括许多投机营利的人，也比较含蓄），在市场上这样无恶不作，只有我们中国了吧？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我们总以为那部分商人看到国家民族所踏的地位，日渐严重，可以休手。结果是每个时局紧张的消息，都造成物资的益发的选避与收藏，也都造成每一件物价随时看涨。除了那一部分囤货投机商人及半商人（甚至他们自己也在内），无不痛恨，趁火打劫的行为，是罪在不赦。若国家的法典，尊重民意，必如孟子所说：“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现在也就到了这个时候了。

就国家对这一部分商人及半商人说，真是深仁厚泽。容许他们发财，他们也都发了财。发财是无止境的，囤货或投机商人，他们正如日本人侵略邻国一样，口胃越吃越大。以为他们发了财，就可以天良发现，永远不会有这么回事。有道是“姑息养奸”，国家实在养不起这些奸商，也就不必再姑息了。

原载1942年5月2日重庆《新民报》

哀八股文

八股文章，横行中国五百年，一朝废弃，到于今不过短短三十年，连它是什么面目，已经很少人晓得，更不要谈这类书籍的存在了。甲骨文字，还有人拿去研究古代社会，而八股文章，影响政治如彼之深，霸占文坛如此之大，竟被社会冷淡到这般地步，岂不可怪？

仔细研究起来，也不可怪，八股存在当年，无非是一种猎官找出路的工具，就不像辞章可以抒情，又不像考证可以研究学问。它不能拿去猎官了，就无法引起人家阅读的兴趣。加之，它又是敷衍《四书五经》的字义的。《四书五经》已是被时代淘汰了（这种淘汰，虽然有人加以否定，那是另一问题）。八股虽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人曾说到八股文字是优孟衣冠。这样解释，未免还着重了八股。其实它每一篇文字，都要揣摩出题者典试官的心理，所以老于科场的人，他在未入场之先，必得找典试官的文章看看，而典试官出题呢？又要揣摩皇帝和宰相的心思，究极言之，八股文作者只是皇帝、宰相的应声虫而已。现代的人，谁去看这种虫的应声呢？八股不自哀，只好让吾辈哀之了。

原载1942年5月3日重庆《新民报》

“五四”的明天

今年的“五四”，是实施国家总动员法案的前夕，这意义显然是和往年今日不同了。

我们中年人，看到“五四”酝酿成功，又看到“五四”的朝气，随时衰老，更渐渐看到有人否定了这运动中一部分的意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是十分感慨系之的。然而一点精神不可磨灭，就是那时候的工商界，受着青年的劝导，肯牺牲小我，响应他们，同争外交胜利。无疑的，二十年前工人商人的思想，不如今日。

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的今日，又受过炮火的洗礼五年之久，国家民族所立的地位，十百倍严重于“五四”；而若干商人及一部分工人的行为，都是“五四”时代群众所不屑为的事。他们现在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顾虑，只是设法让货涨价，让工资涨价。某些商人，竟到无货不囤，良心死尽。那部分工人也只要有机可图，尽量地要钱。在这类工商界后面，更隐藏着一种势力，包含了拥有游资的无业游民、地主、资本家，兴风作浪，把物价这个瘟，日夜扩大。他们只管自私自利，却不管这个瘟能致民族国家于死地，而他自己也会完。

谁也不用多说，知道现在的政府，强于“五四”时代十倍。而现在的青年与知识分子，也未必逊于当年。“五四”时代所不容许的事情，能容许这样胡闹下去吗？自私自利的造瘟者，你们要醒来，明天就实施总动员法案了。

原载1942年5月4日重庆《新民报》

马骨头的幸运

燕昭王要招寻天下的贤者，怕他们不来，问于眼前的郭隗。郭隗就把千金买马骨头的故事告诉他。那故事的逻辑是：找不到千里驹，把死马买来也是好的，因为死马被人看得起，活马自然也就会来。于是郭隗以马骨自居，请昭王优待。大概这位郭先生，当时也是生活苦极了，有了机会，顾不得面子，单刀直入，就向昭王“请自隗始”。站在士的立场说，却成了一个小小的幽默。眼面前的士人，还正等着优待而未能也？招寻个什么天下贤者？你把天下的贤者，都当郭隗看，都是立于燕王的朝上，敬等着有隙，然后去钻的。

虽然，郭隗到底是成了马骨，燕王也就很威风过一程子，成了一段佳话。若燕昭王另作一想，我“有钱能买手指肉”。有道是“佛光照远不照近”。我要派人向天涯海角去买千里驹，却不买眼前的马骨。甚至就算是一匹宝马，反正在我面前，你跑不了，我有黄金台也不招待你郭隗。那么，我替郭先生想，那一分难过，岂得不抹颈子吗？“远香近臭”，自古已然，郭隗竟当上了马骨，免了这个例子，实在幸运之至。

原载1942年5月6日重庆《新民报》

陶潜之瑕

梁昭明太子，为陶渊明诗集作序，竟有微词，他说：“白璧微瑕，唯在闲情一赋。”他这种看法，不知是就文论文，还是就立意论文。就它说，陶潜的作品，不会十分过不去。就立意说陶之闲，陶之不得已也。我常说陶诗甜，等于杜诗苦。陶之不能像杜甫那样慷慨悲歌，不能说完全属于他个性如此，也许他的环境，有不能不让他醉眼看黄花以终身吧！昭明去陶不久，应该认识他之为人。所以这白璧微瑕的责备，有些苛求。

虽然，春秋之义，责备贤者。昭明之序，总还是善意的。广义地说，两晋士大夫实在也为了这个闲字，误尽苍生。贤如陶潜，只好以冲澹自洁，实在可资惋惜。假使昭明做了皇帝，也许他有以振作士风的。因为要救世之士不去赏菊，其责还在朝廷。由此，我们认为晋之清谈，一部分是习惯，一部分也是政治压力有以致之。陶潜的闲逸，以后者的原因居多。所以，陶瑕可恕也。

原载1942年5月7日重庆《新民报》

文武要联络

自开战以来，除了几个新闻记者，出入前线以外，文人与艺人，就很少和战斗员取得联络。今天在总动员案实施之下，如要动员文人与艺人的话，我以为首先还是要谋得他们与战斗员的联络。

战士们需要精神食粮，我们知道。但是哪类食粮是战士们所迫切需要的呢？我们还得问问战士们。而且，在我们客观上，对于每一战场之情形，必会有我们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对战士襟怀，未能深加体会的时候，这贡献也许会是多余的。至于前方许多可泣可歌的故事，更非文人、艺人亲自去接触，不能充量发挥出来。而五年以来，我们仅有一面“作家”视察团的走马看花，这文士与武士之间的联络，实在是太欠缺了。

文人与艺人，跑到前方去，当然会增加战士们一种累赘。但文人与武人联络，任何地点均可，不一定要跑到炮火边缘上去。这是无须顾虑的。

原载1942年5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前方需要小册子

就我们的想象而论，对于前方精神食粮的供给，除报纸外，最好莫过于小册子，然而我们就缺乏这类东西。有人自前方写信来说，也是如此。

小册子不仅是配合了前方的时间与空间问题，携带便利；而且在后方，撰述、印刷、运输，都比较容易为力。在培训方面，我们花钱的项目就多了，若节省其他两三项费用，拿来撰印小册子，就有效用得多吧？譬如有声电影，浪费资本最大的文艺商品（也就是精神食粮）就与前方战士无缘。其次是在重庆、成都大戏馆子里的话剧，每次上演，耗费也很多。若有这类用费拿来撰印小册子，不难出产上百万册。哪一项能在战斗上发生更大效力？不待测者而后知也。

自然，电影与戏剧，可以说是生产艺术，但这两项所卖座来的钱，也不见得有多少存款在那里。尤其是电影一项，听说赔累得可观，在文艺动员上，是个可考虑的问题。我们并非说要把电影、话剧的用费移来做印刷小册子用，举此为例，证明我们还拿得出钱来，制作精神食粮。关于印小册子，为什么不能像对电影、话剧一般尽力呢？

最后，我声明一句，我所主张撰印的小册子，是通俗有趣的，或教育寓于趣味之内的，并非“圣谕广训”之类。

原载1942年5月12日重庆《新民报》

《水浒传》讥笑王安石

《水浒传》，世人称为是一部愤书，而这个愤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呢？我以为一言以蔽之：讥失政也。这书不但开始就写一个高俅幸进而已。而他所写被失政所反映出来的祸根，第一个便是保正晁盖，第二个又是押司宋江。上层的相辅是制造强盗，下层的胥吏简直做强盗。这个皮里阳秋的尺寸，我们想想已到什么程度？

宣和年间，去王安石变法不久，青苗、保甲等法，当还留在民间，而人民之穷，与夫保甲负责人之知法犯法，一致于此。这件事何待细究？若这书就出在王安石不死之日，苏老泉何必做什么《辨奸论》，送这样一部《水浒传》给他看看，这位拗相公，也就无词以对了。谁说中国旧小说家言，不含有《春秋》的褒贬？

原载1942年5月14日重庆《新民报》

一马不行百马忧

中国的政治哲学，向来是依宗孔氏，而孔门的政治哲学，言必称尧舜，完全是讲人治的。孔门之下，看人之法，分着两大支：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而他们主张人治，却殊途而同归。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唯其如此，两千年来，中国的法，总是不健全的。也没有人完全靠法去治国。我们把一部《二十四史》翻遍了，只看到法随人转，没看到人因法呆。萧规曹随的话，那是极少的例子。不然，曹规并不见人来随呢？

然而，人治虽是极现实的事，究竟要有限度。北京政府时代衙门里的茶房喊一声“部长到”，能紧张个二三十分钟，其余却是整年的松懈。因为部长一天不到，一天不起劲，一月不到，一月不起劲，全衙门里成了无灵魂的傀儡一群，而且养成了政治机构的依赖性。岂为不妙？

俗言道：“一马不行百马忧。”完全人治哲学，就会造成这种现象。这现象当然不大可取吧？

原载1942年5月17日重庆《新民报》

“诗的报应”，我们要有“诗”了

丘吉尔演说，称英美空军向德进攻是“诗的报应”。这个名词很新鲜。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有点更改，才更恰当些，要说是鼓词儿的报应。

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这说法大概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就是丘吉尔所说的“诗的报应”。我们的千万城市被日本轰炸了五年多，我们老早就有了心愿，有一天要把这些炸弹送回去，“请君入瓮”。虽是美国人以直报怨，已经让东京火烧了两天，那究竟还是美国的“诗”。我们不能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我们应当有我们的“诗”。要知道，我们国内有许多“诗人”，美国还有我们许多新“诗”人。这些“诗人”，他不会不放出天籁，不会不知道什么是他们不朽之作。所以我相信我们将有好诗。这好诗也许不会十分遥远就出来。

可是丘吉尔首相所说的“诗”，我以为，也不应当专以德国人为题。由去年十二月七日起，日本人已送很多“诗”给大不列颠了。而英国人还不曾给他一首呢。

原载1942年5月19日重庆《新民报》

宋高宗

“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这已是人生大患。世上竟有人反过来，恶善而能去，善恶而能用的。照说，这种人是无成功可言，而他也偏偏能成功。我们在历史上随便举几个例，便是宋高宗赵构。

张邦昌借金人之力，在东京做了两个月大楚皇帝。因手无兵力，不能像后来的刘豫，只好还政于民。这在宋高宗即位之后，还有何说，照律办罪就是了。而他一再宽容，最后只办一个贬罪。大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步至行在，请他不要用奸党汪彦伯、黄潜善，他却把两人杀了。读史书到这里，就知道赵构是不知好歹的一块料。何必等他用秦桧杀岳飞呢？

不知小人而姑息之，情有可原。明知小人是小人，自己不打不骂，也不许别人去论长短，主张公道。这除了说宋高宗有意利用小人，实在找不出第二个理由。他做了三十六年偏皇帝，二十五年的太上皇，享寿八十一岁，难道那理由也在这里？奇怪！

原载1942年5月20日重庆《新民报》

日本人数典忘祖

穿了大袖子衣服，见人鞠着九十度的躬；屋子里没有桌子，只有席子；进屋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外。这一类与世界不相称的现象，让世界上认识了日本。其实这不是日本的习俗，是中国淘汰了一千年以上的习俗，被日本人拾去了。拾去了之后，再让那习俗，还简单化一点，就是日本的文化。

我们古人脱鞋进屋，也有很大的礼貌在内。“户外有二履，则入焉，户外有四履则不入。”这是说门外有两只鞋，人在屋，进去好了。若有四只呢？是两个人在谈话，别进去打搅。可是日本人学去了，门外放鞋子的木桶，可把鞋子盛满了。而且他那木履，又不是我们的方头丝履，是我们雨天用的木履的底。这正如把汉字偷去了，划成一边，或一半，叫着片假名。他们学中国人学不像，可以在这里证明。

罗马传去的希腊文化，改进的很多，而罗马人不能否认他们受希腊文化的恩典。日本人学去中国的文化，只恨他不能整个吞下，而他却抹杀一切。关于这一点，世界上人略略知道，但还没有什么证明。我以为，外国文字很好的文人，如林语堂、熊武一之流，是应当看看中国经史，以便揭破日本的黑幕，不应当搬弄非牛非马的《王宝钏》之类，看轻自己。

原载1942年5月21日重庆《新民报》

这一点贡献就不小

空袭对于日本是太可怕了。为了对付美国的航舰，日本发动珊瑚海的大战去扑击它，致遭惨败。又为我东战场，有以空军威胁东京的存在，竟以十万上下的兵力发动这次两浙战事，来减除这个威胁。这一战的将来局势，现在我们还不能随便说话。可是就以现在的事实来说，我们能使日寇发动这么大的兵力来冒险（假如不是冒险，他就动手了），人力物力的消耗，就让盟国减少了对付十万敌军的负担。因为他这些兵力，无论他是由哪里抽调来的，既可用以攻浙，就可用以攻澳、攻印、攻苏，甚至攻美（如阿拉斯加）。诚然，苏联替盟国扛着巨大的石磨，牵制了纳粹，而中国以五年的血肉，纠缠住日本的兵力，我们这副肩也就担当得不小。而且我们以血肉为先，钢铁次之的战争，这份儿卖力，似乎英勇艰苦，未曾后人。

话还是说转来，不必说过去，就仅仅以这次浙境战事而论，我们能把敌军消耗与纠缠，时间愈久，盟国所得益处也就愈多了，我们并非夸功，我们愿证明援华的效力，决不下于援苏。

原载1942年5月29日重庆《新民报》

陈独秀自有千秋

前十日接到高语罕先生的信，还曾提到陈独秀先生。说他虽在江津，也有半年未见面，不知他的健康如何？因为陈先生久已足不履城市了。想不到数日之后，就在报上看到陈先生的噩耗。我们这间关入川，久栖山野的逃难文人，真有说不出的一种辛酸之味。“知尔远来原有意，愿收吾骨葬江边。”不知陈先生生前，可有这种感慨？江津安徽同乡虽多，商人不去说他，而其他又是对陈先生害着政治病的。令我想到他身后萧条，是不堪形容的。

陈先生为人，用不着我来说，在目前大概还是盖棺论不定。在不久我还在本栏劝过陈先生不要谈政治，把他的文学见解，贡献国家。陈先生对此，没有反应。我了然此翁倔强犹昔，只是私心惋惜。

在学说上论，陈先生是忠诚的。虽不能说他以身殉道，可以说他以身殉学。文学暂时不值钱，而学术终有它千古不减的价值。我们敬以一瓣心香，以上述一语慰陈先生在天之灵，并勉励许多孤介独特之士。

原载1942年6月2日重庆《新民报》

由德机报英想到日本吃蹩

英机千余架袭德之后，德国扬言报复，却只有五十架去袭英，真是雷声大，雨点小，未免可笑。这里可以看到纳粹是真急了，而力量又不够。他们并非是拿不出一千架飞机，无奈是北非要飞机，北欧要飞机，苏联前线更要飞机。抽调任何一处的空军，都会影响战局。只好咬了牙忍受。这一件事，可以引日本对于苏联的假客气，一般出于不得已。我们之缠住了日本，正如苏联缠住了德国一样。

我们还记得苏联宣布轰炸东京的一架美机降落苏境被扣的消息（略）。以日本人的气量狭小，平常是很难熬他“吃蹩”的。这次浙东之战，其起因还不就为了东京之被炸？以此例彼，其对海参崴空军根据地之感想如何？难道还用得着说？德国以五十架飞机报复千余架英机之来袭，可见轴心国有一分力量，也必须以牙还牙。而日本在北线，尚不至于一分力量没有，其“吃蹩”也，宁肯久乎？朋友们，小心吧！

原载1942年6月5日重庆《新民报》

澶渊之役

最近冀鲁边的战事，发表消息方面，曾引证到寇准主持的澶渊之役。的确这是一个化内线为外线，十拿九稳的胜局。可惜宋真宗怕事，以和款了结，没有得着伟大战果。在我们今日的看法，寇准是御驾亲征的盛势，当局阻遏了辽兵的锐气。以李继隆、石保吉两支守军，牵制了辽兵左右翼，以王超劲旅安置敌后的定州（于今定县），遮断他的后路。于是那中央突被直逼澶州（今濮阳）的契丹军，成了整个的内线作战，四面迎敌。孤军深入，平原大地既无险可守；而且契丹是轻骑为主，又难带多量粮秣，如不能继续南下，进逼黄河，那就是战也败，退也败，守更将覆灭的趋势。怪不得寇准在澶州北门城上，和杨忆饮酒赌博了。

契丹一战不胜，立刻请盟。依着寇准的计划，始终主战，以便索回幽燕十六州，保个百年无争。宋真宗竟说个“数十年后，当有捍御之者”。毕竟留下祸根，造成靖康之局。“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能力除祸，究当除祸。实在不可姑息养奸，把祸根留给后人。这个战役，给我们的教训很多。同时，对孤军深入的敌人，化内线为外线去反击，据我们书生之见，着实可用。时代虽然变迁，武器纵然不同，但这个势与理是不变的。于是，我们不但可以玩味冀鲁战局，对浙东滇西，一般可以这样看去。

原载1942年6月8日重庆《新民报》

新货涌到

重庆各百货商店的广告，常常有“新货涌到”四字的夸耀语。当这运输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疑心这话不真。因为这涌到的新货，包括有许多绝对禁止输入品在内（如化妆品）。纵因走私是抢运物资条件下所许可的，而这些禁止输入品，并未解禁，如何得来呢？但是叫你不能不信他是新货，也叫你不能不信他是涌到。重庆如此，其他地方可知。因此，让我们相信中国的商人，有着飞机的速度，并有着坦克车的坚固性，可以冲破任何一种封锁线。

商人的品级，自然不一律，有科班出身的，有中年下海的，也有始终玩票的。在戏剧界说，玩票的人最阔，而身份也最高，我们虽不知商界是否也如此？但我想象，玩票的人最富于弹性，且没有人捧场绝不敢上台。所以很逻辑地说来，商人之有办法者，必定是名票。

原载1942年6月9日重庆《新民报》

浪费公物

科举时代，每一次考试，国库里的钱，像流水一般花着。办理考试的人，上至学院，下至轿夫跟班，都得足足滚上一次油水。我小时，曾目睹一个乡试贡院里的小官，在迎接主考前两个月，就向家里解送着不花钱的东西。考后两个月，他还陆续地向家里搬着。搬来的东西，由吃的米、喝的茶叶，用的家具、笔墨纸张，甚至拉杂的柴炭，琐碎的水烟、红烛全有。这小官不但不瞒人，而且邻居还不免羡慕他这种收入。他的儿了将整包的银硃，送给小朋友书墙。他母亲也送那大红烛给邻居太太打纸牌。因为收来的太多了，毫不在乎地做人情。当时，我自不会批评他们不好。于今想起来，那书墙的银硃，打牌的红烛，哪一项不是民脂民膏？

公家的东西，大家浪费一点，没有什么。这一种心理就造成一种盗窃公物为正当行为的习惯（略）。在前清，那不必去说了，北京政府时代，有钱的衙门如交通部职员，拿着官价的煤票、免费车票，到处送人，无人以为怪事。这不也是上述的一个明证吗？然而小民冤矣！

原载1942年6月13日重庆《新民报》

大雅云亡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在南昌赶上祀孔，我在孔庙里，看到过佾舞，听到过韶乐。我二十六岁时在北平赶上祀孔，却只看到礼乐祀器的陈列了。三十岁，继续参观先农坛孔庙、太庙各种礼乐品的陈列，已零落得十剩四五。甚至古琴不挂弦，古瑟不撑柱，连形态也不全。这乐器之无人能奏，自不待言。当时曾与几个抱残守缺的人谈及，觉得祀典关乎文献，其价值还不过止于考据而已。这古乐古舞，仅仅留着祀天祀孔几项，与中国的乐史，传下了不绝如缕的一线材料，实在有保留之必要。可是我们究是书生，说说也就算了。当全国人羡慕打钢琴、奏提琴的时候，除我们几个头脑冬烘的人而外，不会有人注意这不摩登的事。

其实，我们决定不是骸骨的迷恋者。我们觉得是一个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民族，应当尽可能地保存他固有的文化，只是以不伤害民族思想进步为条件而已。中国的古乐古舞，有两千年的历史，仅仅以二十年的淡忘时间，葬送干净实在可惜。在我的脑筋中，觉得中国古乐器八音合奏的祀孔一幕，实在雍容大雅，值得一听。假使我们能保留一点，也不致今日向美国播送音乐，而是德国贝多芬交响乐吧？

于此一点，可以论二十年来文艺界之功罪。

原载1942年6月14日重庆《新民报》

日本与虾蟆

虾蟆是个“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两栖动物。可是它成虫在水里，食物大半在水面，最大的保护也是水。假如它失去足趾间的蹼膜而不能游泳，那么，在水里它会失去自主能力，在陆上干耗着，它更会被大的虫鸟吃了。既是两栖的动物，两栖的工具就不可缺一。

我们并没有闲工夫学晋惠帝来论虾蟆，但我们觉得日本太像虾蟆。假使日本海军摧毁了的话，它就要与大陆隔离，成为一只不能游泳的呆蛙。日本四面是水，他常夸耀着“国防安全”，若到了成为呆蛙之时，那就成了我们的格言：“水可济舟，亦可覆舟。”四面的水，引着四面的敌舰来袭成了“国防极不安全”。

日本的陆军崩溃，还可以划海自守。日本的海军崩溃了，敌军不登陆，也会被封锁而饿死或炸光。我们看这一虾蟆如何永远保持它两栖的能耐？

原载1942年6月17日重庆《新民报》

欧洲第二战场会在哪里

朋友摆龙门阵的时候，多了一个话题，就是欧洲第二战场会在哪里？这个问题，慢说是我们摸索不到边沿，便是身当其冲的希特勒，也够他伤脑筋去想。

但是我们在星光下乘凉所拟的地点，反正不负责任，可以随便瞎聊。打开地图来一看，我们看出有许多可能的：第一是法国的北岸，英美陆军在海、空军支持之下可以在数小时之内渡过多维尔海峡。那时德国在法国沦陷区监守的二百万俘虏，便是他心腹之患。第二是挪威，那里自然德国大将镇守，只是兵额似乎不多，尤其是空军力弱。虽有人以为第二战场最可能是这里，但究竟还和第一战场隔着波罗的海，不能致德国的死命。第三是荷比海岸，那里交通便利，英美军如登了岸，简直可以直攻柏林，那还了得。第四应该是地中海，英美以海、空军夺回克里特岛，取希腊，攻保加利亚，截断德国的归路。不见英美军陆续增防伊拉克吗？第五是由葡萄牙登陆，经西班牙入法了。这自然是极少可能，但德国却会防备到这里。

此五个可能之外，似乎少第六个可能，则极有可能。读者工余之暇，尽可翻着地图去猜，我这里只是供给一些话料而已。

原载1942年6月19日重庆《新民报》

骆驼穿针眼

《新约》上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些呢。”这就是说，财主要做好人，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忠孝仁义都是上帝之国里的东西，财主既不易到天国，也就不易接触忠孝仁义。在这种理由下，一个人对于财主，似乎要另眼看待。但财主尽有不信宗教的，你要说他不接近忠孝仁义，他绝不承认。何况财主信仰宗教的，也不少。以中国论，新兴的财主，一切摩登，如有信仰，也就偏重于西方的圣人，应读过《新约》。他们对于“（进）上帝之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一譬喻，恐怕也不肯承认。这可见财主未尝不知当做好人，尽管做不做是另外一件事。

耶稣是不肯太拒绝人的，他对财主之为害，这样严厉地批评，真令人想不到。也许这是他故意用话来刺激有钱之人吧？

原载1942年6月28日重庆《新民报》

太平军败于富

读翻了历史，成名或成功的，有儒将、勇将、福将、猛将、老将等等，但绝没有富将。这也并不是说为将的人不许发财，但发了财，他成功在另一方面，战斗不是他的事。战斗不是他的事，他自不再会称将。很逻辑地说起来，所以历史上没有富将。进一步说，将既不可富，兵当然不能富。兵书上虽无富兵必败的说法，但富与骄，是不可分离的事。兵书上不是明明说着“哀兵必胜，骄兵必败”吗？

我们倒不必远求，只看太平天国就够了。太平军没有到武汉以前，打的是穷仗，锐气旺盛，清军无法止遏。过了武汉，定鼎金陵，上至各王，下至广西来的“老兄弟”，无不身穿罗绣，口吃甘肥，娇妻美妾，高楼大厦，应有尽有，这情形就不然了。清军江南大营，永远是和天京隔城相望。洪、杨不但不以眼前的利刃为惧，还是关起南京的东门，尽量地享受。举一个例：天王府外旗杆上，用大红缎子扯着长可数丈的大旗，雨淋湿了，又换上新的，哪怕一天换两次，反正夺自民间的物资，毫不爱惜，其作孽如此。于是进寸退尺，将无死心，士无斗志，终至于亡。

张子曰：“兵者，危器也，以石磨之则利，以水没之则锈。”故兵勿“久”置于膏腴之地，亦勿“稍”耽以安逸之机。一“久”一“稍”，良可思焉。

原载1942年6月29日重庆《新民报》

很少赶得上时代的诗

为了辞章受某会的三等奖，引起文坛上的不平，可是我们词人自身，也得自我检讨一番才好。请问：有多少成熟的作品，敦厚蕴藉，微讽过时局？更有多少慷慨悲歌，叙述抗战（依然指成熟的）？语体诗，在文学气息深厚的场合，似乎还没有取得地位？而真正的语体诗人，也实在不多。因之五年来，脍炙人口的语体诗，也还没有推选出来。其实也不是朋友们可以私选的。至于作新式文体诗的人，我说得刻薄一点，拿出来无非是“门客文章”。高比一点也走的台阁体的路径。他们根本没有胆量，作合乎时代的诗。也怪不得林庚白目空一切。林氏的诗，也不过刚够水准。林氏能目空一切，哪里还会有多少好诗。

这个时代，就诗本身说，杜甫、陆放翁、元遗山的作品，我们已觉不够劲。因为他们在帝王时代所说的话，不能代表我们民主时代的话；况现在的辞章家，他们就不敢去学以上三人。比如老杜的“独使玉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也就够捧场了。然而这样的诗，在“门客文章”里就不常见。这样说起来，倒是语体诗，常常写点请鬼子吃手榴弹的话，比那旧诗人弄些芳草美人要痛快得多了。南渡以后，文人不振已极，还有个辛幼安敢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的话。而姜夔等人，借物咏怀，或是布衣，或在卑位，在王法森严的当儿，他们也能垂涕而道。于今有多少此类诗词发表过呢？

原载1942年6月30日重庆《新民报》

新交友之道

这年头，道义之交有多少？交朋友，无非是互相利用而已。说穿一点，我们要利用朋友，别以为人家是傻瓜，全不知道，其实，他也在利用着我们。也许我们被利用的成分，还要多些。反过来，我们明知道，为朋友所利用，可也要反躬自问，我们有依赖人家、借力人家的意味没有？如果有，我们自然安之若素去被利用。如果没用，我们又何必为人去“火中取栗”？

朋友之互相利用，说得好听一点，乃是互助，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做买卖。但无论是前者与后者，要维持交情下去，必建筑根基在实在与公平上。所谓公平，用不着解释。至于实在呢？那就是我把你车子拉过岭，你把我担子送过河。并非是你对我夸一阵知己，多谢一番交情，或者称赞我一番有能耐。我白将你车子拉过岭去，我有能耐没能耐，有交情没交情，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人说。我的血汗要换你的血汗，不换你的空话。

交友之道，自然不可“见利则交疏”。可也别替人扛石磨，专当等丫头的痴汉。

原载1942年7月2日重庆《新民报》

吊陈独秀先生

陈仲甫先生死了一月了。生前凄凉，死后也就寂寞。比之鲁迅先生死了五年，还劳动许多文豪去作起居注（自然不少“我与鲁迅”之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不害政治病，也不怕人家说恭维倒霉蛋。佣书小闲，作小诗以吊之。

独秀文存绝版无？已难借做护身符，新青年派凋零尽，海外凄凉博士胡。

生死交情未足凭，文坛久不仗君登？京华无数闲桃李，挚拂唯闻段锡朋。

两儿死后亲朋尽，万里流亡姓字非，终比托翁胜一著，苍头皓首得全归。

摇落宁无庾信哀！陶潜风骨贾生才，于今不是宣和际，我惜陈东肯再来。

闭户三年做野民，安徽故旧遍江津，如何收拾残存者，还是江津姓邓人？

道德文章一笔勾，当年好友隔鸿沟，故人未必痴聋尽，总为官阶怕出头。

吾歪诗六绝，取境不高，可说是打油，但对老先生，绝无油意。正是林黛玉说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吹皱一池春水”，未免“底事干卿”了。

原载1942年7月4日重庆《新民报》

要新鲜的

美国人的个性，是自由的、热烈的、奋发的、喜欢新鲜的，即以看电影而论，我们已知之久矣。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我们也更认识了美国人是如此。战争正需热烈与奋发的情绪，我们自极赞成美国人发挥其性格。

轰炸东京与中途岛之役，确是美国的杰作。但到现在已有两个月上下了，这已不是新闻，是掌故。我们常在报上看到外电，还传说着此事的余音，似乎有点看旧影片之感。美国人喜欢新鲜的，我们盼望早日有新片子出来，要比轰炸东京及中途岛更为热闹。这种盼望，自然不止中国人，美国人自己比我们更热烈。而发电员之还在报道轰炸东京及中途岛的余音，那也正象征着他们对于新的片子在执笔以待。这不过执笔以待的当儿，偶然写下一篇短文罢了。

美国人个性是热烈的、奋发的、喜欢新鲜的，这新片之出来，还会相距很久吗？

原载1942年7月5日重庆《新民报》

建议文章专卖

我们常常看到刊物上的征稿条例，每千字五至十元，或十元至十五元。至二十元，那已是征勇夫之赏，不能再高了。我们把以上的价格，平均一下，大概千字十二元（其实还是很少如此）。但数目字好像不少，可是你以这一千字的字价，折算实物一下，那就为之一叹了。试折合如下：

老斗米八合、市秤肉一斤、阴丹士林八寸、小大英纸烟九根、夹江纸四十张、小楷毛笔两支半，洗脸手巾一条、线袜一只、布鞋一只、白报纸书十页至十二页……

够了，不用再比拟了。卖文？怎么办？养活得了这条穷命吗？虽然有许多仁人君子，主增高稿费，效力甚少。根据我们的经验，凡物专卖一下，自然品价提高，百试百灵，毫发不爽。因之，我主张文章也专卖起来。不怕不卖到五十元一千字。这话怎样？一个国家由记账开发票到歌功颂德，无论哪一界，非文字不可。统制起来之后，凡需要白纸写黑字的，都向我这里来，我这里预备各种文人，和各界起稿缮写一切。那么，用的总得用，他能为五十元一千字不记账，不开发票、不歌功颂德吗？小大英卖上二元一盒，照样有人吸，可省者尚不省。谁能不要文章呢？所以文章专卖，是绝不会失败的。

文章果然专卖了，除了我们文人可得多钱之外，还可以培养许多专卖文章的大小机关。一举两得，何乐不为？社会人士其有意乎？

原载1942年7月6日重庆《新民报》

卢沟晓月及其他

“卢沟晓月”为燕京八景之一，这是人人所知道的。可是以旧都的建筑和风丽来说，可取的名胜很多。而古人取景，不过八项，确是相当严格。在这严格之中，这桥头上的落月，居然称为一景，那就可想这里面大有理由了。原来这卢沟桥，是出京入京的最先或最后的一站。在铁路未建设以前，除了向东北角去而外，其余来往旧都的人大概总必经过卢沟桥。那万里求名的人，终年风尘奔走，到了卢沟桥，国都在望，缓过一口气，心里想着好了，快到目的地了。有的还不免换上一套衣冠，洗洗手脸，扫除塞灰，好装个样子入京。至于出都的呢？出了外城彰仪门，这里头一站歇脚，也就开始要换掉他在旧都这一种安闲生活。无论此去是得意或是失意，都在这一站开始。有那相好的亲友，坐着骡车，或骑着小毛驴，顺了大道，直送到卢沟桥来。在这桥头街上，找个茶酒馆儿黯然话别。这也就让人对这里加上一番留恋了。这不如唐朝的灞桥，就为了冠盖的送往迎来，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读者如看过卢沟桥这电影片子，你略略可以看到卢沟桥外貌的一般吧。那桥正如富于诗意桥的名，平平的、长长的，横卧在卢沟上。桥是石板铺的，车轮在上面滚着，起了哄哄之声。驴蹄在上面踏着，起了嘚嘚之声。桥两边矮矮的栏杆，栏杆柱上雕着大小的石狮，瞪了大眼，向过桥人望着。有时桥上摆两个露天摊儿，卖“山里红”的，将一串山楂挂在狮子头上。卖大柿子的，顺着石栏杆，摆上一排大柿子，在两只栏杆柱的狮子头上，让它各顶上一枚，这是多么有趣！

桥头上有一截街道，如今是被时代淘汰了，很冷落地，还应付着走短程的人。可是五十年前，这里可热闹得了不得。笔者自然是没赶上这份儿热闹。可是据父老相传，这街面是官马大道，两旁有茶馆，有酒饭馆，有车行，有镖行，有客店，自然也有些杂货店。店门外有着走廊子，廊柱上拴着骡马牲口，廊外停着大车和骡车。茶馆外立着绿荫荫的杨柳或老槐，红木桌椅在树荫下陈列着。茶客虽说着南腔北调，但大半会撇两句京腔儿，满座闹哄哄的。酒饭馆里拦门立着短栏，里面是锅灶，刀勺儿乱响，油香味直冲上街心。没走廊的街边小摊子，也撑上个蓝布棚儿，棚底下卖东西的，操着圆熟的京腔，吆喝着出卖的东西。赶上春秋两季，北方的天气，是那么晴朗，太阳黄黄儿的，晒着上十丈宽的平坦土路。空间自不能那么干净，马车过去，碾起一股灰尘。这是北国情调少不了的。

街道上来往的人，可多了。一辆黄油骡车罩着蓝布棚儿。前面车把套上一匹壮健的棕色骡子，骡夫手挥挥钓鱼竿似的长鞭，牵了绳走。车棚口上坐着一老一少，穿了彩色的缎长衣，青缎子里儿，盘腿儿在红呢坐垫儿上露出来，后面也许就跟着一大群骆驼。它伸长了古怪而弯曲的颈子，当儿叮当，响着长颈下那个大笨铃儿。对面来了一群骡马，牲口头上罩着红缨，背上驮着行李。行李上插了有色长方旗子，表示是那个镖行里的。也有人骑着小毛驴，头上罩着风帽罩儿，后面随了一担行李，直奔那门口挂着圆纸灯笼的招商客店或仕宦行台，这里是个古代行业展览会。离人感触到是别绪，商人贩卒感触到是辛苦和利，艺人感触到是画与诗。

或许这天你赶不上进京，在这里歇息；也许你出京太晚，不能再走，自然次日你得早起。也许你碰巧赶上是下弦月，最好还是秋天，身上虽穿了棉衣，拂晓可带来了袭人的寒严。空气触在人面上，有点儿扎汗毛孔。在牲口背上，经过了卢沟桥，见上下游两岸，疏疏落落的若干大柳树在芦苇丛伸入寒空，天上是鱼肚色，略略有几片云，数得清的星点，帽顶儿那么大，亮晶晶的。月亮像一把银梳子，斜挂在西岸柳树梢上。她本身尽管是镀了银，可是洒下来的光亮，却有些混茫不清，两岸的人家树木，全是朦胧的影子。桥上有风，但没什么响声，因为风小得很。桥下的水，起着鱼鳞浪文，触在浅沙上，澌澌儿的，冷冷儿的，有些响，卢沟水在混茫的月光下从平原上流了来，又这样钻入芦苇丛中去。远远地有几声雄鸡儿鸣，和牲口铃声相应和。读者先生，你觉得这风景怎样？是辛苦，是别绪，是诗与画？

卢沟桥有月就好，而晓月可就不光是好，是异样好！这是千千万万人早过卢沟桥得来的经验，所以就荣任为燕京八景之一了。虽然最近三五十年中，被桥外的平津铁路大桥，把这一些冲洗去了，但在五年前，你要领略这卢沟晓月，还可以领略得到。只有南下的平汉早车，一刹那的奔雷响声，是一种蛇脚。

可是近五年来，这一切是“雕栏玉砌应犹在”的幻想中物。慢说是在数千里外的我们，便是卢沟桥头的劫余百姓，也不能，更不敢去领略这晓月。天上还有那银梳子洒下来的混茫的光，所罩着的是太阳旗下的碉堡，是宛平县城墙一堆残砖，是守土健儿的一丛荒塚。情调败了，是凄凉，是恐怖。总而言之，是一把眼泪。卢沟晓月，五六年了，久违！

原载1942年7月7日重庆《新民报》

“行过卢沟重回首”

金亡之后，元遗山曾到中都去过四次。有一次出都，作了两首七律。第一首结句说：“行过卢沟重回首，凤城平日五云多。”五云是祥瑞之气，到了国破家亡，回首当年中都城里那些祥瑞，真是一个绝大的笑话。于今看来，那五云简直是骗鬼。说这话时，自然是一声长叹，一把眼泪，可是有什么用呢？

所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应当在杭州建都的时候大喊出来。等到元人定鼎燕京，虽然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绝代名句，那也不过徒供元人讪笑罢了。

七七入城，在海棠溪茶馆小歇避暑，枯坐无聊，忽然想到元遗山这两句诗。今日之下，让我过卢沟桥固然是悲愤交集。但是让我经过尧化门，再想到南京城内，中间柏油汽车道，两旁鹅卵石人行路，不也是一声长叹，一把眼泪吗？

原载1942年7月8日重庆《新民报》

李秀成舍财行军

我上次曾谈到太平军败于富。其实，清兵也未尝不爱钱，只是他们的将士，不像太平军那样奢侈罢了。就以太平战役论，李秀成也曾利用清兵爱财这一点，取得战果。他击溃江南大营之后，突然袭取杭州。等到清军分兵来救，他又放弃了杭州，由天目山间道回南京。当他回京之时，清兵来追，他把在杭州取得的财物，沿路抛弃，清兵争拾地面的财物，就不打仗了。这可见金银绸缎这些东西，最好是少在大军面前陈列着。反过来，能牺牲金珠财帛的人，有时反可取得胜利。我们知道李秀成是洪秀全手下知道廉洁的人，所以他就成了太平军末年一根擎天之柱。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国难期间，这话似乎还得补充：文官不爱钱是本分，更要不惜死；武官不惜死是本分，更要不爱钱。

原载1942年7月9日重庆《新民报》

禁冰评议

重庆市政当局禁冰，持平说，原不能说是恶意。但就我们所知，世界市政卫生，似乎还设有禁冰的一条。若说彻底防范冷食，究以不饮冰为妙。可是冰的本身无罪，罪在于制冰之水是否干净？北平协和医院曾把冰激凌供给病人，这冰激凌就是他们自制的。可见得水若干净，连病人也可以吃，何况好人呢？至于怎样去鉴定水的清洁问题，在重庆市绝对好办。这里没有像上海、北平那些天然冰厂，只要把极少数的几家制冰厂控制住了，市面上就不会有龌龊水。甚至时髦一点，专卖起来也好。所以市政当局之善意禁冰，在这洪炉山城里，其收效恰是相反。

更就市民说，也懂得是善意的禁政，而问题在于不公。为什么大公馆里可以照常用冰呢？其实这个公字是极难说的事，积极地解释起来，比这重要一万倍的也有；若消极地说，冰里可能有一切传染病菌，吃得起药的人，让他们去有生病的机会也好，何况是有冰的城市。

原载1942年7月10日重庆《新民报》

古上党郡的寇氛

现在的太行山麓战场，也就是自古以来的战场。要用军力控制华北平原，就得掌握了整个山西。要掌握整个山西，就必须控制古所谓河东地带，尤其是潞州，战国时代所谓上党郡是也。南北东西相对峙在黄河之曲的形势，正有些像战国，所以我们在太行、中条、吕梁山上的留置兵力，始终让敌人掌握不了山西，这是他所头痛的事。

以前许多次敌人在河东地带的军事行动，我们照史书上去看，他都是一个掌握山西，巩固华北的企图。但在最近，我们认为还不止此。历史上上党河东的战事，往往和井陉（现娘子关）出兵相呼应。而雁门云中（现晋北）有事，又必牵动幽燕（河北）。假如幽燕有事，日本时刻未忘的攻苏计划，就大受影响了。由此说来，我们看了这古上党郡的寇氛甚炽，那意义是很重大的。

原载1942年7月10日重庆《新民报》

金牛道

提出金牛道，大概四川人都晓得，由陕西的沔县到四川的剑门，这一段线，古来叫着金牛道，又叫石牛道，是千百年来的战场。远在秦惠文王伐蜀以前，川陕之间是没有可以用兵之路的。秦惠文王依了司马错的话，趁巴蜀相攻，要南取蜀地。因秦岭、巴山之间，丛山峻岭，车马难行，一时凿不通这条险隘。于是他们君臣之间，用了一条诡计，做了五头石牛在秦蜀交界之处，并在牛尾巴下面，放着整块的金子，一面造出谣言来，这牛可以屙金子。那时候的蜀王财迷脑瓜，他以为真有这事，想把五头石牛运回国内，就征集国内的壮丁力士，由剑阁向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造一条栈道，直逼秦边。路既通了，石牛没运来，秦兵就借光，直取成都。后人对这事无不叹秦之诈而笑蜀之愚。胡曾过金牛道，曾题诗说：“五丁不凿金牛道，秦兵何由得并吞”，这也就干脆说明蜀是自取之咎。

成了名的金牛道，虽只是这一条，其实古今中外，类乎此事的，也就指不胜屈。不然，“开门揖盗”这个譬喻怎么会妇孺皆知哩？于是，我们可以仿“我能往寇亦能往”这句话，更改一句处世的经验谈，乃是“此路有钱来也有盗来”。朋友们，别“只瞧见这个忘了那个”。

原载1942年7月11日重庆《新民报》

读战国史看时局

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声浪，一度高涨之后，现在又不见下文了。据我想，这或者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是时间上的选择，略有变迁。同时，北非的战事，扩大到埃及，也许影响到开辟欧洲战场的计划。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定议，不会推翻，也不许推翻，都是势所必然。

熟读战国史的人，回头来看现在的世界大势，就感觉到十分有趣。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对垒，虽不必是六国与秦的战局的翻版，有许多事，在政略与战略上，那个“情”与“理”，往往是不谋而合的。窃符救赵的故事，于今虽是少有，而围魏救赵的老套，却用之而不一用。悟乎此，我们就对于那个战场角落的变化，都不必呆看。此外，再加上个定理，六国合纵，屡合屡散，所以促成了秦吞六国。于今联合国的阵线，漏洞则有之，合必是合到底。既是合到底，那么任何一个共同利害中所决定的策略，还是以共同利害来推断他的动静迟速了。开辟欧洲战场的关键，可在这里去参悟。

原载1942年7月13日重庆《新民报》

晚香玉花下

家人在花瓶子里，给我插了一束晚香玉，便让我悠然遐思，想到了北平。当这伏天，东安市场的水果摊上，陈列着翡翠色的西瓜，美人脸色的苹果，嫩黄色的烟台梨，红绿半匀的肥城桃子，整齐堆叠，大小相间。横竹竿上，挂着成串的紫色葡萄，带了挂着的绿叶，颜色是配得极其调和。摊边一只瓷缸，清水浸着荷叶白藕和红的、白的晚香玉、玉簪花。水果清芬之中，杂了一种香气。虽在舄履交错的人行道上，你依然感到这里大有诗情画意。

晚香玉上海也有，他们可就叫夜来香。这一个花名之间，可象征着双方之雅俗兴趣。半神女的大姐拿出去卖，也不像放在清水缸里之隽永，而带有都市色情姿态。正如招牌在成都那样讲求，而重庆满眼是“好吃来”与“三六九”。一个城市的文化深浅，正不必远求，在眼前就可随便诊断出来。重庆在五年来浇灌下的文化血液，渗在整缸的臭水里面，能发生什么效果？

重庆也曾有过花果铺，但立体大洋房，配上颜色电灯，彩绸窗帷，依然是上海家数，难得更俗。店主人是在以热烈的情调刺激顾客，有晚香玉陈列在那里，也比在花贩子手上的价值要贵三四倍。又是可象征到这里夺取手腕的显明而不含蓄。于是我们想到一个都市的心理建设不易，怎不苦念北平？

原载1942年7月16日重庆《新民报》

常州词派

词到清朝中叶，格调日下，武进、张惠言倡意内言外之说，很严格地选了一部《词选》，作为模范。他曾选取当时人物的著作入选，都是常州人，于是时称常州词派。在我们后人看来，倒不是他有个同乡观念，正因为那时常州人填词，声气相通，作品容易入选。然而他们生在乾嘉之间，正是太平年月，意内言外，也不过表示个人的品格，却不能有远大的怀抱、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于是，也就无所谓敢言不敢言的问题了。

虽然，他们的宗旨，实在是可取法的。根据他们的做法，那种剪绿裁红，浪子唱的小调，自然是没有。而歌功颂德，门客的媚态，也没有。至少让人明白了，词虽小道，应当为什么而下笔。现在很少人填词，不久，也许会亡。我们自无须顾虑到词风不竞。不过现在作诗文的，还大有人在。我们希望年轻文人，不要做浪子，更望中年文人，不要做门客。张惠言那种选《词选》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今天朝野可言者多矣。

原载1942年7月17日重庆《新民报》

时乎时乎！

战争是有时间性的，时间未到，必须咬紧牙关等着。时间到了，却必定要把握住。至于怎样决定到与未到，这自然是领军人物的事。但不是领军人物，却一般能看得出来。所以时间在战争上，并不是要从暗中摸索的事。

诸葛亮抓不到时间，一辈子空有心恢复汉室。岳飞抓到了时间，奸佞不许他利用，也就无法挽救偏安。项羽抓住了时间，也没有人拦阻他利用，只因用之不当，依然一败涂地。可见人事与时间的配合，极为重要。至于根本不懂得时间，六国之齐，以按兵不动，坐失时机而亡。东晋之秦，以时间未熟，鲁莽出兵而败。那更是后人所当引以为前车之鉴的事。

善用兵的人，固然是自己要竭力抓住时间，同时呢，还要让对方失去时间。关于前者，自然在于自己努力争取；关于后者，却需要一种政治手腕，使对方迷惑与懈怠。我们别以为轴心国一切急进，其实，他们虚虚实实，昼夜都在企图联合国失去时间。

原载1942年7月18日重庆《新民报》

为旧诗浩叹

民国十九年，因事由平赴津，同乡请吃小馆子，座中有王逆揖唐，和几个所谓“诗人”。他们因我那时还是青年，不以我介意，大谈其旧诗，而且很恭维王逆。偶然说到孟浩然，有人说他矫情，原因是唐明皇召见的时候，孟不该自举“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句子。我实在忍不住了，便说：“不然，这是孟率直的地方。他本是个布衣，而大有才名。今日召见之下，他应该表示他的态度。虽然‘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有点傲气，而‘疏’字说得非常委婉。正可以见今日之来，他不是来干利禄，乃是纯粹对明皇表示敬意。若是他把平日的自白隐瞒了，当面说些谄佞的话，那才是自欺欺人。诗人之可贵，就在品格清高，不是拿诗混饭吃。不然，和扬州盐商家里的清客，有什么分别？”在座颇有几个清客，为之默然。王逆也不大赞成我的话，自后，我们也就没有见过面了。

北京政府时代，颇有些“诗人”散在国务院及财、交两部当顾问咨议，如黄秋岳、李释戡之流，我就瞧不起这种人。后来他们都陆续南下，混迹新都。在他们表面，虽诗文一脉，弄些风花雪月，其实他们心眼里完全是官与钱。新兴文艺家攻击旧诗，主因虽然是在诗的本身，而看到这些“诗人”之腐败无聊，也不无有激使然。任何一种文艺，拿来势利场上应用，是必连累到文艺本身的。我们是喜欢旧诗的人，就为了这些“诗人”而为旧诗浩叹。

原载1942年7月20日重庆《新民报》

小乔墓联

二十年前游南陵香由寺后小乔墓，见墓上有一副长联，初读之还好，那联说：

千古本来贵贱同归，合昭君冢，杨妃茔，贞娘墓，苏小坟，并此江左名姝，永向天涯留胜迹。

三国时何夫妻异葬，有筤篁露，杨柳月，蔷薇风，芭蕉雨，随□寺前野祭，长为地主作清供。

仔细念来，上联杨妃不典。下联硬凑，也过于消极。当时朋友商量一下。就改成下文：

葬向锦绣河山，芳灵永在，尽有那贞娘墓，苏小坟，莫愁湖，西施村。随此沿江左留名，余子岂能此文举？

嫁得英雄夫婿，雌伏何方？试比她褒姒笑，息妫泪，玉环浴，飞燕舞。是谁令中原多事？妇人也莫学桓温！

朋友阿和所好，自然说改得好，已把消极的意思改为积极。可是上联用汉书祢衡传压句依然不妥。因江南人来信，香由寺已被寇兵烧了，遂联想及之，或者在联上可以加点新意思了。

原载1942年7月22日重庆《新民报》

戴安澜师长之死

战场上的伤亡，那是当然的事。若没有伤亡，便是人在火线以外。不是我打得敌人望风而逃，便是敌人打得我望风而逃了。反过来说，有了伤亡，证明人在火线以内，进是猛进，退也不是溃退。战场上的将领，永远身居安全区，那是一种可耻的怯懦行为。充其量可以像意大利的西非总司令，率三军而躬为俘虏。所以在战场上战死的任何一人，由伙伕以至主帅，绝非怯懦者。越是高级军官，越有找安全的机会，做师长的人到了挂彩阵亡，便可以想到全师人曾在火网里搏斗得怎样惨烈？不闻有将领伤亡的军队，可想到他们策划安全，同时，也可想到他们战斗精神不够。

缅甸之战，盟军最高将领的殉职，大概要算戴安澜师长了。戴师长可说完成了伏波将军的夙愿，马革裹尸。戴师长能够不战死，自是我们中国人所盼望；而戴师长战死，依据上文所说，一般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自不能如孟子所说，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卑鄙心理。然而，敢死精神与突击行为，却是值得提倡的一件事。

原载1942年7月25日重庆《新民报》

远处的大票子问题

在今年春夏间，报上曾一度披露，用百元钞票，在陕西要贴水。其实，远在去冬，我故乡安徽，就有了这现象。后来财政当局，曾表示绝对严禁此事，我们也就没有提过。

最近接家乡来信，十元以下小额的钞票极为缺乏，市面用的都是大票子。大票子，就是指五十元与一百元一张的。这种票子，在民间使出，显然要贴水。就是到公家流通机关（如地方银行与邮局），去拿三四十元，或者七八十元，他也是给你大票子，反让你补小票子给他。你没有小票子，你得想法去搜罗；不然，不给你钱。结果就造成一种黑市。这种情形，中央自然是不知道，但民间却感到很大的痛苦。尤其安徽防地，与沦陷区犬牙交错，这小票子极易外流（因为将盐、糖、布匹等物资运入，非小票子买不到手），会更造成恐慌现象。我们既知道这消息，我们不能讳疾忌医。我们应当公开出来，藉谋挽救之策。

这事情既不限于陕西，也不会限于安徽，恣怕离中央较远的地方都有。如何让小额筹码充足起来，中央或者不至绝无办法。如有的话，我们认为对抢运物资、安定物价两事，有很大的帮助。

原载1942年7月26日重庆《新民报》

投机商人不过如此

在禁冰发生效力一事看来，让我们想到挣钱虽是商人的事，而允许不允许挣钱的权，却不是商人自操。自然，这一点事实，几乎是三尺孺子所知，何须我拿来当着新发明？但我们虽明白了这点，一向却忽视得很厉害。总以为投机发财的商人，有什么三头六臂的大本领，而不以为在受制之下，一般是“银样镴枪头”。

投机商人是天之骄子，只有望了他发财。数年来，社会上都是这样的看法。其实，就“天之骄子”这四字看来，他究竟是天之子，无论怎样骄，头上还有个天在。天不骄他，他如何骄得起来？所以他之骄，他之发财，也并非完全八字生得好。明乎此，可知社会上骂投机商人虽是理所应当，他不明白贾宝玉之成为废物，是贾老祖宗惯的。

贾政教训贾宝玉，史太君就和他拼老命。她说：“管儿子是应当的”，立刻又下了一个转语：“但是手下得太毒些。”这叫贾政尽管捧出家法来，也没有办法。因为贾宝玉是他的儿子，他又是史太君的儿子。他可以管他的儿子宝玉，史太君也可以管她儿子贾政不要管他儿子。

原载1942年7月27日重庆《新民报》

被社会冷落着的又一群

这战时首都的社会，时刻在变化。由于地主的丰收，投机商人的暴富，增加了人与人之间，许多事务与意气上的摩擦。有了这摩擦，需要法律上的解决，便随之而来。于是法院里增加了打官司的民众，报上连篇累牍，登着律师的代告。据个中人说，尽管重庆的律师每月增多，而每位大律师的业务，还是忙得不亦乐乎。稍有名望的律师，万元以下的案子，已懒于接受。因之，这一年中，也可以说是律师年。

对于律师业务的发达，我们并无间然，毋宁说社会上纠纷越多，越需要律师。可是向律师的对方法官看去，我们就不能不大大地发着感慨。以做官论，法官向来是属于清苦的一边。于今是拿薪水不能活命的年头，而法官却绝对只有拿薪水过日子。我乡居所在，去一个法院区不远。我知道推事、检察官、院长，穿蓝布大褂，住草屋，吃一碗粗菜的糙米饭（他们是拿米贴，无平价米）。田径上，可以看到他们夹了一个旧皮包，步行出庭。碰巧了，他们后面，随着一群滑竿，坐着诉讼人与辩护人。这一种对照，令我旁观者，不仅是对法官同情，而且表示了敬意。

我并不打官司，毋须恭维法官。我向他们表示敬意的，是大律师在“律师年”情形之下，而法官却能安之若素，固守岗位。一般十年窗下读法律出身，社会上对律师业务发达，十分羡慕，而对法官生活寒苦，就简直没有人理会。宇宙间的穷苦，永远是属于奉公守法、安贫知命者的一边吗？

原载1942年7月28日重庆《新民报》

“天不怕地不怕”

古来政治，以神道设教。朝廷用迷信的手段笼络百姓，以补教化刑罚之所不及。同时，人民也用迷信手段，以对朝廷，以减削那毫无忌惮的精神。在这两者之间，士大夫阶级，最会弄这一套。平时要人民信仰朝廷，就造出“河出图，洛出书”的天晓得故事，以欺骗民众。所以刘邦、刘裕的左右，就不得不编些斩蛇起义的神话，来抬高主子身价。到了政治不安定的时候，遇到日蚀、地震的发生，他们自然有话要求主子开言路以上应天变，就是没有这些机会，他们也会夜观天象，造些神话，以威吓主子。真正迷信于神道的主子，往往会因此行些善政。这倒不是无益之事。

可是二十世纪，政治也受了科学的洗礼了。日蚀可以算得出来的，像撑伞遮阳的事一样，谈什么天变？地震是地壳震得如行舟乘风破浪颠了，什么稀罕？也绝对不是天变。所以天也不必怕，地也不必怕，推而及之，有了水灾，只怨你为何早不修堤？有了旱灾，只怨你为何早不修水利？绝不是开言路，行善政可以挽救的事。这样，虽少了老百姓向朝廷进言的一个阶段，然而，少了朝廷卧而治之的许多烦恼。汤有七年之旱灾，不免向天自责一番，向百姓发了个十足不扣的叹息。若当年有了科学，汤王何必费这些神，坐电风扇下吃冰激凌去了。

原载1942年7月30日重庆《新民报》

农历六月十六日书怀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用地道埋火药，炸破了南京城，夺取了太平天国的巢穴。事后曾国藩在龙脖子立碑志功。碑文之后，铭了十六个字说：“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战将士，来者无忘。”所谓来者，当然我们在内，因为我们在南京住过。但在南京住着的时候，我们过任何一个六月十六，不会想到这件事。纵然此日百分之八十在后湖，龙脖子俨然在望，我们也丝毫不动心。这原因虽出于曾国荃部下那些苦战将士，我们认为他是民族罪人，毫不足念。其二，南京北城的纸醉金迷，南城的灯红酒绿，也让我们陶醉得忘了一切，谁去念九十年前的旧事？只有今日在重庆，有点不然，关于南京任何一事，皆是引起我们的憧憬。猛抬头看到日历上印着农历六月十六日一行字，便不觉感慨万端。

“穷天下力，复此金汤。”曾氏为清朝张目，还能说得嘴响，我们中华民族的男儿，却只抱怨盟友接济得不够劲，也应该反躬自问一下吧？

原载1942年8月1日重庆《新民报》

慰落选者

生平很少参与竞争的事，甚至如下棋打球全不在行。所以落选人的心绪怎么样，我是难于理解的。虽然每期照例买两张储蓄券，我明白这机会是五十万分之一，获中的心自然有，而有的成分却极淡漠。揭晓之后，连末一个字也不中时，至多让我有五分钟的失望。对于我饮食起居，丝毫不受影响，更不必说什么懊恼、悲哀等等情绪了。

失望与希望是个正比例，没有什么热烈希望的人，自不会有失望的惆怅。这希望之热烈与否，在乎自己自度如何。我们先自问样样比人强吗？我有什么不如人家的吗？先退一步想，也许根本就不必去竞争。诸葛亮高卧隆中，不求闻达，刘备自会三顾茅庐。无本是个有名的诗僧，养了头发去求官，还是个穷诗人贾岛。早知如此，还不如始终是个无本，少了许多烦恼与不平。须知身为王猛，不见得就遇见苻坚。范增，遇到了项羽，还不是生气而死？达人知命。这个命，是机缘，不是八字，事实告诉我们是对的。“都道文章缘有价，那囗囗囗觉无人”。这自然是持平之论。但侥幸依然是个机缘。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宇宙不会埋没人的才干。此路不通，你可另走通的。你必押独门宝，也许是自己错吧？

原载1942年8月3日重庆《新民报》

“言忠信，行笃敬”不适于日本

前年，某公出国，曾引用了两句《论语》，作为做事的标的，乃是“言忠信，行笃敬”。当时一度被认为是名言（中国环境所造成的名言）。我们知道，这两句下文，是“虽蛮貊之邦行矣”。某公来个“截下题”，可谓含蓄得体。于是至今被外交人物引用着。

可是就事来说，这是不够的。做使领的人，驻在国遇到了日本，就是蛮貊之邦的一个例外。尽管诚之所至，“豚鱼可格，金石为开”。而和日本人谈“言忠信，行笃敬”，必定上尽了大当。我以为做外交人物到日本去，必须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魄，然后加之以“敏于事，而慎于言”。庶几可以和暴戾狡猾的日本人，周旋一阵，这虽也是出于《论语》上的中国货，可是无论哪国人拿去，都可在日本应用。

日本人字典上没有一个诚字，凡是和日本人交朋友的人，都领教过的。而初遇日本人，必是给你一个和蔼可亲的印象。你到日本杂货店里去，花几分钱买一扎筷子，老板还给你一个九十度的鞠躬，说句中国话“谢谢”。可是跟在你后面，侦探你行动，而想把你千刀万剐的，也许就是他。日本人之所以“不好惹”，就在此。我没到过日本，到过沈阳日本“居留地”。我这是亲身得来的教训，绝非撒谎。这种人，你和他“言忠信，行笃敬”，请问，何往而不吃亏？

原载1942年8月4日重庆《新民报》

君子有争

孔子曾说过：“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至于国礼则示之以什么，却没有提到。这仿佛说国家有了礼，就到了止境了。其实，孔子所说示之以礼，是对症发药，免得因陋就简，不成个样子。并非治国之道，一切全在于客客气气上。就以礼来说，孔门也不完全以客气行事，《论语》上曾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在仪节上有必要谦虚的，孔门也就不谦。至于礼上不包的，那更不必说。他明明下了定义，“当仁不让于师”。在当做的事上，老师且不必让，其他就不必论了。

平常人的看法，总以为君子是谦逊的。求名让人，求利让人，因之，爱国也不妨让人，而有德的君子，倒变成了自私自利的小人。这岂非看错了他？若身为君子，爱国让人，则以前的让，都是虚伪欺骗，竟是自己戳穿纸老虎了。就中国线装书找证据，如岐周行者让路，耕者让畔，讲客气之至。可是闹起革命，推翻殷纣的，不也就是他们吗？

原载1942年8月囗日重庆《新民报》

丘陵地带宜筑塘堰

当我初到川东乡下的时候，我就感到农家太不会储水。割谷之后，整个的空田，关着浅水过冬。这个办法有二弊：第一，栽禾之后，只能利用田里的现成水量，没有储水以防不测，非常危险。第二，冬季水占有了田亩，不能种麦豆等春季收割物。

这在平原，只有筑渠、筑塘、挖井三法来储水，以救其弊。经费上自有大小之分。若以我所看到的地区而论，像重庆附近，完全丘陵地带，田是梯形，最适于小规模的水利工程与筑塘堰。因为利用坡度，堰只须筑两面或三面，就可以成一口塘，毋须大事挖掘。至于修塘的工资，不妨让地主与佃农合作自理。由政府予以技术上的指示，规定若干亩田，必须有塘一口，分年完成，自耕农力量不够，政府也可在水利贷款上分润一点。筑塘非如挖渠，要全部完成才能灌溉。它在时间上有伸缩之余地，筑好一口，就可利用一口。

塘堰够用了，田有储水可恃，既毋须靠天吃饭，而且冬季不必将田来完全储水，也可用一部分种冬作物。至于塘里种藕养鱼虾，尤其余事了。川省水利局建渠之余，这事似乎也值得提倡一下。

原载1942年8月9日重庆《新民报》

割肉喂虎

罗汉堂里十八位尊者，有一位降龙的，也有一位伏虎的，于是为佛国宣传的，就有了老虎听经的故事。我们慧机浅薄，不敢说这完全是幻想。但让老虎丢了吃人本性，服服帖帖地跪在和尚脚下念阿弥陀佛，它究竟何乐而出此？纵然有，那也是恒河沙数里面这样一个，自然比中国蓄养头奖要困难百万倍。我们怎敢信这个奇迹就会让我们见着呢？

日本是一只吃人的老虎，那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讲了百十年的亲善，何尝不是想把这老虎说得来听经。然而结果我们是被它咬得鲜血淋漓了。事到于今，我们只有放下了木鱼，拿起猎枪来自卫。若世界上还有打算劝老虎的善男信女，其慈悲之心，诚可佩服，但对这慈悲心的答复，恐怕是会成了“割肉喂虎”的结局的。

原载1942年8月10日重庆《新民报》

敌曾轻我我未轻敌

由五年后的今日，去推测日本发动“八一三”的战事，显然是要做到城下之盟为止。而且他料着城下之盟的到来，不要好多日子，更无须费许多力量。所以“八一三”后的上海之战，日本虽用遍了海陆空军的力量，乃是加油式的，而不是闪电式的。而城下之盟，也就永远是一场梦。

以日本蓄意谋我者三四十年，还不免蹈轻敌之误。我们苦战了五年，失土如此之多，从来未曾对敌轻视一点。但太看重了敌人，过犹不及。澶渊之战，宋真宗可以歼灭契丹，看重了敌人，放他回去。淝水之战，谢玄可以收复中原，也是看重了敌人，放苻坚回去。在这第六个“八一三”的到来，我们似乎应该对敌再详细估量一下。

原载1942年8月12日重庆《新民报》

还是谈目前吧

近半年来，政论家有一种神经过敏的行为，连篇累牍，在刊物上发表以战后为题的文章。我们读起来，实在感不到兴趣。这里所谓战后，自然是同盟国胜利后的话。当今之时，不呼吁开辟第二战场，以救苏联之危，不呼吁反攻日本本部，以解中国之困，却漫谈遥远的战后问题，这犹之乎农夫在赤日炎炎之下，不去车水耘禾，而计划着秋收后建仓收谷，杀猪祭酒，是一场甜美的幻梦。而且这不是“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的事情，很可以让人误会到胜利已不成问题。

欧美也有人谈战后问题的，其实那仍旧是应付目前，而为一种政治上的运用。我们不了解这点，预谈战后一切，人家会笑我们是傻小子。

原载1942年8月13日重庆《新民报》

吃饭六式

从前黎元洪当国，可说过一句极通俗的名言：“有饭大家吃。”后来有人分析着，这不过是政治格式出现之一而已。

仔细地说起来，还能有若干格式。试出其式如下：第二是“饭吃大家”。如日本军阀，日本财阀，所吃为大家膏血是也。第三是“有大家饭吃”。穷小子无路可走，投入梁山，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也。第四是“有吃饭大家”，这种人却是不堪言状的。特举其人，像宋之贾似道，明之马士英，庶几近之。第五是“吃饭有大家”。换句话说，做事就大家溜了。最后，第六是“大家有饭吃”。比黎氏所言更进了一步。黎氏之言，有一碗饭在这里，大家都吃，谁都不漏，然而无饭呢？只好大家不吃了。只有这第六式，却是这太平盛世也，无须争夺，无须分配，大家全有要吃的饭。

由第二式至第五式，都是吾侪小民所不堪，第六式自然是我们所欢迎的，但不得已而思其次，有第一式也就算是要得了。

原载1942年8月14日重庆《新民报》

钢铁须与血肉配合

抗战初期，我们是一片血肉抗敌的口号，事实上也这样做到了。就以上海之战而论，我们简直是把血肉挡人家的钢铁。然而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行为，可暂而不可久，难守而不能攻，日子久了，我们也必须以钢铁来抵抗钢铁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完全以钢铁作战的，依然无用。试看马奇诺防线后的法军，不是一俘二百万吗？在希特勒闪击荷、比的时候，法国若有我们以血肉做长城的精神，世界局势，便不如此。我们不要以为德国是钢铁作战，不见东线战报，常说敌人不顾重大牺牲吗？观于德军之进展，我们可以明白钢铁和血肉必须配合作战。

缺少钢铁武器，这可以求援于外，缺少牺牲血肉精神，那就是废铁一堆。谋国者知所勉哉？

原载1942年8月15日重庆《新民报》

猪八戒与苏张

业余的另一事业，向来是人所干得起劲的。譬如彭瑞麟喜欢替人画梅花，段祺瑞喜欢下围棋，都是并不高明而自命不凡的。然而这还无伤大雅。甚至如《官场现形记》里的某中堂，用铜钱放在纸上，照着圈梅花，也不过给人笑话而已。可是有些名公，喜欢业余讲学，业余行医，这就有点拿别人玩笑，成了此公一出，“如苍生何”了。

“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你以为这是笑话吗？倒是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之列。若身为猪八戒，却要学苏秦、张仪游说六国，这就有点“屎壳郎戴花，臭美”。唐僧每次不肯要老猪出去化斋，总算知弟莫如师，有鉴于此。但老猪并不是没有出去化斋过，而出去也就算笑话一场。我们以为这疏忽是应当谁负其责呢？

原载1942年8月16日重庆《新民报》

宰相同乡

清初，张英、张廷玉老小宰相，是数百年以来的盛事。尤其张廷玉这少宰相，长词林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满皇特许他和鄂尔泰两人，入太庙配祀。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对张氏可说是待遇过优。而张廷玉也自命是个正人君子，足有吃冷猪肉的资格。可是当时的言官，就劾过他一本。说是一个缙绅录有一大半桐城人，难道天下的人才，都出在宰相同乡。缙绅录就是政府职员表，所谓一大半桐城人，事实俱在，这是无可狡赖的事。

做宰相做到取得冷猪肉的支票，其得主子信任，到何等地步，然而到了亲戚故旧来包围的时候，还不是照例任用私人？做到皇帝的同乡，沛丰故人，自不消说。做到宰相的同乡，不问他是魏征或杨国忠，那还是有办法的。此旧京之桐城会馆所以有两个也。

原载1942年8月18日重庆《新民报》

送卖糖人诗

从前扬州出盐商，同时，也出“美女”。有人送扬籍倡女一绝诗说：

淡清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只为周身都是淡，将来嫁与卖盐人。

扬州美女虽不个个嫁给盐商，可是这个愿心，大概是有的。这诗算是抓住了他的中心思想。

近来吃糖总觉事近专门，有点吃不消。朋友的朋友，是吃甜饭的。朋友吃糖有感，仿上诗送了他一首诗说：

苦衣苦食苦精神，苦苦钻营十载贫，怪得近来君不苦，翻身做了卖糖人。

不才看了，也凑他一首说：

卖糖人管卖糖人，甜上寻甜不见痕，多少人甜多少苦？未能清算是专门。

原载1942年8月22日重庆《新民报》

驱蝇无药

西方寓言，曾有这样一个故事：苍蝇在瓶子口上吃糖浆，越吃越有趣，越有趣越向瓶子中间走，结果是陷在糖浆里了。有人说，这很像贪得无厌的轴心国，现在已快到瓶子中心了。我以为这倒是人人能知道的事，无须去说，可说的，应该在我们眼前才好。

我们没有看见过陷在糖浆里的苍蝇吗？看见过的，而且是常常看到的。但苍蝇是最能繁殖的，不但糖浆里陷溺不尽，便是捕蝇器放在桌上，它们也前仆后继。这必须有“飞力脱”那样的药水，用喷射器射在屋里，才可以将它驱逐干净。然而，抗战以来，已没有这种好药了。

原载1942年8月23日重庆《新民报》

“剧本荒”与“搂叶子”

几年前，戏剧界总叫“剧本荒”。难道真是产生不出剧本吗？其实是会写的不愿写，而写出来的呢？又要不得。倒并不是根本无办法。会写的，为什么不写呢？因为写是白写，拿不到上演税。若说出单行本，写小说比剧本销路广得多。有故事，有工夫，会写的自愿写小说。

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出了一批“搂叶子”的戏剧作家，大找其钱。“搂叶子”者，旧京老戏界术语，偷人家剧本，改头换面，作为自己出品之谓也。侵害人家著作权，乃是极不名誉的事。可是现在“搂叶子”的剧本作者，却毫不感到尴尬。漂亮些的，还承认是拿人家剧本改作改译。只要张冠李戴得上，巴黎可以变成北平，沙皇也可以变袁世凯，现实与否，在所不计。再降一等，硬偷人家剧本为己作，将故事整个吞了，人名地名，却改得驴唇不对马嘴。请问这种剧本怎么上演？“剧本荒”这不是应有的现象吗？

原载1942年8月24日重庆《新民报》

烟酒饭事务署

北京政府时候，在京谋饭碗的小官吏，眼光都射在财、交两方面，如铁路、电报、税收等机关，万不得已，混到烟酒事务署去也好。因为烟酒事务署督办，也是个特任官，自有其独特之机关。搜刮的烟酒税，除解一小部分到财政部外，其余便拿来养活机关里成千的职员。而且在这里的官，只需伸伸手向烟酒商人要钱，并不需要别的本领。薪金既多，办事又不难，谁不愿来呢？那时，报纸向烟酒事务署开玩笑，说是在衙门招牌上，应该加一个“饭”字，而为“烟酒饭事务督办公署”。饭者，饭桶也。

实在的，那个时候的烟酒事务署官吏，除了收纸烟税、酒税，提高纸烟价、酒价而外，做了什么事呢？

原载1942年8月25日重庆《新民报》

声东击西

“彼归则出，彼出则归”，这虽是春秋时代的战略，到今日依然可用。上面这战略，又分有许多办法，声东击西，就是其中之一。

古今战史上，无论兵力多少，处处设防，处处应战，总是一国大忌。尤其深入战场之后，这是一着死棋。声东击西，对付上述的敌人，竟可明目张胆为之，不怕敌人不败。若找先例，刘邦先攻齐、赵，后围项羽于垓下，那是全部大干。李秀成先攻杭州，突回师以解天京之围，那是局部小干，若人力有压倒的优势，遇着处处应战的敌人，更是上算。

日本的泥脚，现在就困于上述的这一战略中。我们也必须解得这一点，看报才有味。

原载1942年8月29日重庆《新民报》

人心太坏

物价问题，说起来有许多原因，而我书生之见，却以为最大的因素，是人心太坏。

你将眼向社会上看，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一切罪恶，并不是困于饥寒交迫的人做的，正是有吃有穿又有余钱的人干的。他们为了骄奢淫侈要挣钱，挣了钱更是骄奢淫侈。再明白说一句，就是以无所不为的手段，再养成无所不为。在这种情形之下，说什么国法人情、天理良心，只要有钱可抓，简直六亲不认。

“哀莫大于心死”，社会到这种阶段，还有什么可说？除非让他多认识几位破家的华侨，也许有千万分之几的觉悟。不然，此毒怕无法可治了。

原载1942年8月30日重庆《新民报》

望上帝保佑一些人

国内有几种特别贸易物件，如盐、茶叶、纸烟、糖、火柴等等，糖的价格，已让人感到吃糖不是甜而是苦了。纸烟价目，也自入特别之后，成了不可收拾之局。盐，大家想，没有问题，因这项贸易，有历史因素，而技术上也已锻炼成熟。此外，如火柴、茶叶这一类的物件，我们就很担忧。

无论怎样节俭，日常用品减到相当程度，总是要用的。就物价论物价，我们又真不知哪一项日用品，不会特别贸易。只有祷告上帝，让那些想做特别生意的人，都在家里得着金窖。那么，他睡在家里已发了财，就不必找专门买卖做。他们不找专门买卖，我们也就可以多用两样便宜货了。

原载1942年8月31日重庆《新民报》

还要研究日本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研究日本的资料供给，便脱了节。一班研究日本问题专家，鉴于以往利用旧材料之估计，多半错误，因之，没有新的及准确的材料到手，不肯再做研究。纵有研究，也不敢自信自己的判断，于是研究日本问题专论，大不如从前之风起云涌，甚至很多专家，也寂寞无闻了。

我以为这不大好。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我们需要知道日本更多。研究的论文反是少而又少，每一问题出，实无以符社会之希望。如东乡辞职一事，若在一年以前，必可在报上见到许多推测的论文，现在简直没有见着一篇（报上社论除外），而研究日本问题者，又未免过于审慎了。我们曾要求研究日本问题者，重新估计，绝不是要求他们搁笔。虽然研究资料之获得，比以前困难，可也不致绝对没有吧？

知道日本依然是要推重紧邻中国人，对于日本每一问题出现，加以研究，不但是有益自己，也可以帮助盟国。所以，我们还望研究日本问题的人，继续努力。

原载1942年9月6日重庆《新民报》

幼稚病

“左派幼稚病”这个名词，在社会上已运用了若干年。其实，“幼稚病”，又何必左派？学说也好，政治也好，在某个派别里的人，学识不够、修养未到的，都会发生这种病，而且发生之后，传染得很快。

病而曰幼稚，当然不是故意有这个毛病，大抵是可以原谅的。等他的空虚充实了，等他的歪曲改正了，等他的浮躁洗练了，他自可为一个成熟的分子。问题是在他不肯充实，不肯改正，不肯洗练，由青年而壮而老，始终害着幼稚病，那就难言之矣。

其次，害幼稚病的人，初生的犊儿不怕虎，颇是有勇气的。而这种勇气，是盲人瞎马的勇气，每每坏事。我们尤不可断章取义，误以这种勇气为可取。

原载1942年9月9日重庆《新民报》

焉得并州快剪刀

日本打了五年的战，总是一套老法：论战略，必是色当战略，由后路包抄，中间突破。自金山卫登陆，以至缅甸腊戍之战，绝无二样。论战术，总是空军轰炸，大炮轰击，快速部队占领。我们纵然是百分之百的外行，也可以押中他这老宝了。

可是，他们的占领区，由陆到水，多半是线而不是面。要说是色当战略，就好对付这种敌人。不但后方包抄而已，简直可以把那条线节节剪断。我们倒想套一套杜甫的成句“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去‘长江’半江水”。

原载1842年9月11日重庆《新民报》

韦驮金刚之争

佛庙里的四大金刚，和韦驮菩萨忽然开了谈判。一金刚向韦驮说：“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体，都比你伟大得多，怎么你立在中间，我们四人站在旁边？”韦驮说：“你们虽然身体魁梧，样子难看。我的面貌清秀，最适宜于接待来宾。要不，我站到门边，你们一并站在屏门前，那成何样式？为整个佛庙颜面说，也只有我一人正中，而你们四位，风调雨顺，两面排班。”又一金刚说：“样式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若是由我们说来，四人并坐庙前，当了屏风。你一人站在门边做个小传达，又何尝不对？”韦驮说：“有庙以来，就是如此排定的，我在当中，为什么忽然要变更？”

弥勒佛在第二进门边听了大门口争吵，哈哈大笑说：“朋友，省点事吧。我们无非是人家大门口、二门口的装饰品，争来争去，还在门口，谁也不免见进庙拜佛人在我们面前念经许愿？你胜利了又怎么样呢？”

于是，韦驮无语，金刚默然。

原载1942年9月14日重庆《新民报》

壁上观

司马迁写《项羽本纪》不但意义深长，就文字论，也有声有色。他把作壁上观的诸侯，反衬楚军在项羽领导之下，那“破釜沉舟”的大无畏精神。金圣叹形容人家文字达最高潮时，常说“如见邯郸道上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说”。壁上观的人，其被人讪笑，至于被拿去作任何形容词，以尊敬他人。项羽胜了，固然如此，项羽败了，也让那些懦夫们，羞死，吓死，羡慕死，不等到向强秦为奴隶而死也。

我们不了解那些诸侯，看到楚军“以一当千”，如暴风雨一般作战时，会发生何种感想。但他总不会存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私念吧？他们看到旌旗蔽天，戈矛匝地，阵卷如潮，风云变色，只有周身抖颤，目瞪口呆，三十六个牙齿，做对儿厮打而已，哪配做检便宜的渔夫？

原载1942年9月26日重庆《新民报》

信陵君不再来矣

战国的故事，现在说起来，件件时髦。而最令人读者悠然神往的，莫如信陵君窃符救赵。国家存亡攸关的军符却出之以偷，这诚然是不可为训的事。可是，中国史家，向来不为这事责备信陵君。纲目对于魏军的举动，曾大书特书：“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军邯郸下！”

这是显然的事，赵去秦远，魏去秦近。秦果然灭了赵，何爱于口边这块肉的魏？信陵君正不必使赵，冠盖相望：他以当时魏国栋梁的资格，也要起来负着披裘正冠的责任，救赵也就是自救。不等秦师远出了去打，而等秦师近赵时来自保，那岂不是天下最愚蠢的宝贝？

就以窃符论，信陵君也非冒昧出此。他曾“游说万端”，以求魏王的谅解。自然把由晋分出之韩与魏不可分性，也应当说过。其后，秦终于各个击破，统一了天下。之后，秦为代，魏还比赵先亡个干净。由此看来，今古只恨信陵君之不再起也。

原载1942年9月30日重庆《新民报》

歌功颂德文字

当我每在刊物上，看得一种歌功颂德的文字时，我就发生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甚至以为这文字污辱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别人对此类感觉如何？但我曾悄悄地观察别人对此类文字的态度。大概如下：有的微笑，有的皱眉，有的拿了去当嘲笑资料，有的直率地向刊物怒骂两句，有的简直扔了不看。这一些，也许由于我主观的错误。但至少我可得一个论断，刊物上歌功颂德的文字，曾引起读者赞美羡赏的，可说是没有。退一步说，也是很少的。

发表文字得不着人家的欣赏，已可不必写。反之，引起人家厌恶，那何必做此无益有损自己的举动？于是我发生了极大的疑问？更有进者，作此类文字的人，很少用笔名，径是用他和人订婚或投考，及受铨叙的姓名，这可证明，他乐于负这种文责。他不怕人嘲笑，不怕人怒骂，不怕人鄙视，为着什么呢？

原载1942年10月2日重庆《新民报》

古人之忠君爱国

我们读历史，看到许多有气节才干的人，一见了皇帝，万事全休，只有服从与恭维，便觉古人的奴骨可怕。但仔细想来，其中有人是不得已，未可全非。因为中国帝制时代，忠君爱国往往成了一件事，如爱国而不忠君，很可损害他爱国的行动。例如，史可法对于弘光帝，根本是瞧不起他的。但是他由福王变成了皇帝，为大局着想，史就不得不向他恭维与服从。又如诸葛亮之与刘后主，可算是一手扶起来，而他为了维持汉统以与曹魏争，不得不在出师表里，向阿斗表示着“死而后已”。关于这一类，我们应当原谅古人。

可是，“逢君之恶其罪大”。像史可法、诸葛亮之流，他们是绝对知道的。检查他们的历史，虽不能人人向皇帝说：“微臣以为不可。”而史可法决不变成马士英，诸葛亮决不变成黄皓。所以韩世忠最后一步，是骑马看山了。身负国家兴亡大责，与皇帝不可分离的大臣，尚且如此，如贾谊、苏轼类的书生，他们自有一个“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在，因之，他们或叫一声“大王圣明”，我们仍可原谅他是爱国而不是爱人。你可以看到他们长歌痛哭，会另有所发泄。奴性者看了这面，忘了那面，那只好让他去喊：“奴才该死了。”

原载1942年10月3日重庆《新民报》

胭粉计刺激不了司马懿

《三国演义》上，许多富于戏剧性的描写，有不少是真的。像诸葛亮的胭粉计，我们想象，应该是小说家幻想的，而事实却明明白白载在正史：“亮数挑战，懿不出，乃遣以巾帼妇人之服。”不过小说上把司马懿形容得不堪一击，老戏上更是不堪，简直说这位大将军插花抹粉，穿起了女人的衣服。那意思说，诸葛亮呀诸葛亮，你说我无用，我就无用，我不和你打。你奈我何？《三国演义》上的激将法，相当有效，对这位司马公，诸葛亮却失败了。虽然魏志上说，司马怒而上表请战，其实是示威而已。这份忍耐劲儿，唾面自干的娄师德也只有退避三舍。

话说回来了，司马懿之不受“公开刺激”并非办法，他只是侥幸，诸葛亮不久就死在五丈原了。要不然，他纵然愿拼尽了丈夫气，闭营不出，他所“畏蜀如虎”的那只虎，不会冲破魏军的壁垒吗？司马懿之绝大把握，就在此着，他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打不赢人家，只盼望人家死，丑透了。

姑舍是，司马懿之不受“公开刺激”，究竟是学不得的。因为你不能像他一样，可以把对方活活咒死。

原载1942年10月5日重庆《新民报》

“我有佳宾”

“我有佳宾，鼓瑟吹笙”，念了这类的诗，觉得春秋以往时代的诸侯信使往来，完全笼罩在礼貌的气氛里。无论使臣负了什么使命前来，主人翁必接待以礼乐。见了面，大家赋几句诗，大小问题，就可以解决。小时念《左传》里就为了这事而奇怪，到了战国，纵横家群起，两国宾主相见，已没有了赋诗那一套，欺诈恫吓，代替了雍容和睦，舌辩代替赋诗，贿赂代替了礼乐。而每个问题的解决，反不如从前容易，甚至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人与人之间，欺诈愈用愈巧，而情感却会越往越疏，靠着利害的存在而交朋友，没有道义在其中调和，那朋友绝不会成知己。何以言之？因为利害的存在，主观客观不同，算盘是永远打不平衡的，这其间必出以情感，才不会因了每个算盘子的进退，而阻碍了全面的融洽。因此，我们觉得春秋时代的交际赋诗，那事实虽不能再有，那精神还是值得采取的。

原载1942年10月6日重庆《新民报》

掌柜报账制度

北方称商人为掌柜，那是客气，其实店东、掌柜、店伙，大有分别。店东是出资本的，可以无限制地开许多字号。掌柜也是被雇佣者之一，但他执着一个字号的全权，除了到店而外，一切可以自主，其权大于现代化的公司总经理。店伙，则被掌柜所雇佣，可以不需要店东的同意。

店东对于掌柜，是取绝对信任主义，甚至存亡与共。哪怕百万资本，交给了掌柜，赚赔只有他一句话。所以店东很少到铺子里查账，虽分号在万里之外，也不例外，到一个相当的时期，掌柜自行负责向店东或总店报账。他们不需要任何一种法律约束，他们全凭着良心，决不撒一句谎话，若发现了欺骗，就是宣布人格破产，更不用提再做生意了。

就精神上说，北方人的朴厚，与商业道德的不可摇撼，若以之施政，可也。

原载1942年10月8日重庆《新民报》

学学罗斯福与威尔基

一个元首，能让敌党的领袖代表去做国际交际，以增加他的政治声威，这很少前例。一个在野党的领袖，能为被击败的敌党元首当代表，冒烽火，轻死生，受风霜，竭尽厥职，这尤为人间不可能的事。而罗斯福与威尔基，都做到了。这两位政治家的宏达大度，实在值得研究政治的学学。

自然，罗、威之这样合作，是战争的赐予。他们爱他的美国，更甚于爱他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可是，你睁眼看看现代的世界吧？哪一国的政治家能这样做？美国人的民主制度，真是可爱。在我国历史上去选个例子，更明显的，还是战国时代的廉、蔺交欢。蔺相如对廉颇说话：“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美国是将故事中的两人变成了两党，而由罗、威两人代表演出之，其义一也。

原载1942年10月9日重庆《新民报》

“我只在水里等你”

黑旋风李逵，和浪里白条张顺，在水里打过了一回架，被宋江、戴宗救上岸来。李逵指了张顺说：你在岸上，别遇着我。张顺说：我只在水里等你。此言，何其丑也。李逵不会水性，敢追到岸上去打张顺。而张顺却不敢上岸去寻李逵，这已不算什么浔阳江上的好汉，而他不怕李逵的“公开刺激”，居然老着脸说：“我只在水里等你。”世界上任何比武的英雄，没有说等着人家找上门来打的。我们高比一点，譬如张天师对妖怪说：我只在龙虎山上等你，那成话吗？

其实“只在水里等你”，那也不是办法。张顺虽然是“河下生意”。卖鱼要上岸，称柴贩米要上岸，交朋结友也要上岸。若李逵“鼓捣起”在浔阳江岸上等着，张顺能辈子不上岸乎？

原载1942年10月10日重庆《新民报》

天安门（一）

今天，十九年前的今天。

北京的正阳门，长年闭着的，今天为盛典而洞开了。阁下也许没有到过北平，可是在纸烟牌子上，阁下一定看到过大前门的绘图。壮丽的、整洁的，那就是正阳门的门楼。站在正阳门下，看见一条青石板的御道，在广场中间，作一条直线，穿过比较矮小的第二重门楼中华门。这御道在那红色墙垣下，穿过一个透明的半截椭圆形的环洞，两边直的石板，夹着中间横的石板，由面前宽可丈余的面积看去，越长越窄，在中华门里的极端，那御道缩小得成了尺来宽的青灰色线条，裹在绿树中间，这幅构图，实在有趣。小朋友们，若不懂得什么是图书上的透视法，引他到这里一看，那就明白了。

这个双十节，这条御道，打扫得是格外干净。每块石板，都像无光的镜子，夹着御道，红色的木棍柱，拦了红绳儿，建立六尺高的绳栏，绳子上像垂牛乳葡萄似的，每隔一尺距离，垂着一个枣儿形的红纸灯笼，灯笼上贴着黄色的纸条，嵌成国庆两个字儿。这种点缀，由正阳门下顺御道而上溯，直到伟大的天安门下。

平常，春秋佳日，我们就欢喜在这御道上溜达。这日，这红纸的枣形灯笼，莫名其妙地给了我们一种鼓舞，向来不在这里散步的人，也来散步了。这是早上九点钟附近，北方大陆的秋意，已撒满了大地，由中华门到天安门的红色宫墙，围着了半焦黄色的树林。在几十亩的广场里面，成堆的黄绿色枝叶，被淡黄色的日光，装饰了一种冲淡色调。尤其是夹了御道的槐树和马樱花树，焦黄的更多些儿，不算晴天，也不算阴天，微微的风，在半空里带些浮尘经过。路边的树，像年老的妇人在那里跳舞，摇撼了一次比一次稀疏的树叶，有点沙沙之声。打扫干净了的御道，因为躺在这焦黄半绿的巷子里，又有些零碎的叶片浮散在上面，破坏了它的整洁无痕。但也唯其是这样，满地都透着秋意。（待续）

原载1942年10月10日重庆《新民报》

天安门（二）

一直向前走，广场在石板地面上开朗起来。正对面，天安门城楼，八角飞檐，在红色的高墙上耸立着。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盖着那四面张开的楼顶，半空里浮着古老的富贵的气氛，除了白云，便是在屋角上的宫鸦，可以和它比个高下。往常这楼俯瞰着楼下一道御河，三道白玉石御桥，四根白石华表，和几对大石狮子，使面前一片绿树林显得又矮小，又幼稚。今天多了一样东西。在华表下面，一列扎了三架五彩绸布牌坊。那时，北京电车还没有铺轨，天安门外的公园，也没有修筑柏油路。横贯东西城的石板大御道，在彩牌坊下悄悄儿地躺着。御道在树林子外头，上面是广大的天空，游人虽成群儿地溜达着，对了那高可十丈的城楼，都觉得渺小极了。广场四周，还是红木柱、红绳、红灯笼，在大石板地上围了新式的栏杆。好在这全东方色彩的玩意儿，也不见得对这古老建筑，有什么不调和。人在红灯笼阵里，直转到彩牌坊下来。头里，也不过觉着这牌坊格外高大些而已。牌坊下，垂着四五尺长的五色绸缚儿，随风摇摆，引起游人对牌坊的注意。这就发现了中间那座伟大的牌坊，用十六根五彩柱子支着，非是偶然。牌坊中门顶上，有一块二丈来长、一丈来高的横额。红色的底子，写着金字。头一行字，有一丈见方，乃是如下六个字：中华民国宪法。这一行大字后，就是一条条的宪法。最近由参众两院通过的条文，在笔者写出来的今天，这已是历史的渣滓，无须去说那文字内容了。但当年第一届国会的一部分议员，却把这个当了得意之笔，那意思就是说悬之国门，不能更易一字。（待续）

原载1942年10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天安门（三）

当时在彩牌坊下的游客，虽有些人抬起头来，看着条文，而他们脸上，像面对了一堵砖墙一样，没有一丝反应发生。也有几个像样的游客，一面走着一面笑着说：“这是议员老爷遮丑的玩意儿，免得人家说他就只会卖总统选举票。”有人说：“公布宪法干什么？这么多年没宪法，我们也过着日子。他议员老爷，少狂嫖浪赌几回，少兼几个差，也就少替国家生许多是非，那就得了。”彩牌坊下的游客叽咕着，自由自在地顺了御道走过去。

我那时已是一个新闻记者，正打算收集些国庆新闻材料做上海通信。我在一丛槐树下，望了高峙在天空的天安门，心想，这地方自明朝以来，总演过不少的悲剧和喜剧。可是这样一场大战，而被观众这样冷落，恐怕这是第一次。我心里设想着，眼望了三三五五经过彩牌坊下的游客。回头一看左边，中央公园的门口，人却成了巨浪一样，向大门口推涌。两个人力车夫，懒懒地拖了车子，在树林里的小道上溜去。一个道：“今天逛公园的人，这样多？”一个道：“今天白逛，不要二十枚铜子儿的门票。”我听了，深深地起着感触，百年大法，没有二十铜圆的吸引力量。这三座牌坊出现，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倒是这样轻描淡写地点缀了国庆。可是，把这个缀字改了污字的话，那又唯恐其不轻描淡写了。我抖了两抖身上粘着的几片落叶，在淡淡的西风里逆了白逛公园的人浪，在人行路外树下无精打采蹓回去。

“当时经过浑无赖，过后相思尽可怜。”天安门的石狮子，也许它还能回忆一下。它暗下说，不是你们往年那样没劲，也不至于让我瞪眼看红膏药的白旗。天安门头上两三只乌鸦，带着琉璃瓦光在阴空里盘旋，叫着“苦呀！苦呀！”伏在广场上的马樱花树、槐树、榆叶梅等带花的各种树木在西风里抖颤着，发出沙沙瑟瑟之声，好像说：“人类呀！别在宇宙里制造历史渣滓！”（完）

原载1942年10月12日重庆《新民报》

曹操何以赎蔡文姬

曹孟德做了一件令人欢喜的事，在匈奴那里赎回了蔡文姬。而前次王昭君入匈奴，汉元帝就没有赎回她。直到唐朝，白居易还为她呼吁：“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有人说：“文姫有才，而且是曹氏故人之女，所以赎她。王嫱貌美，未必有才，所以汉元帝不赎她。”这话未必尽然。古来做宫女的，必是才貌双全，安知王嫱无才（马上弹琵琶，是乌孙公主事，此账不能算在王嫱身上）？至于曹氏念及故人，也未必是主因。曹操负人多矣，何独厚于一蔡文姬？最大的原因，我认为是曹操喝的墨水多，知道爱才罢了。

“天马欲腾云，名姝未赎归。”康有为这样呼吁过。而满廷找不出一个喝饱墨水的，所以一直让他流亡到革命成功以后才回国。

原载1942年10月13日重庆《新民报》

祭死的给活的看

三国演义的批语，是毛宗岗假托金圣叹的，有些也是前明李卓吾的遗文。所以那批语虽没有金圣叹的文字动人，偶然也有两句俏皮的。如“快人快语”“妙人妙语”“钱在哪里说话”“祭死的给活的看”等等，就常被后人套用着。

但“祭死的给活的看”一句，其辞若有喜焉，其实乃深憾之。这有点过分的诛求。要知道因死者之可佩而祭之，那起码已知道了死者不错。祭给活的看，也是知道了活的也不错。是非已明，功过自在，何必一定要研究这祭的一场作用呢？（下略）

原载1942年10月14日重庆《新民报》

浩然有去志

孟子说：“于是浩然有去志。”在去字上加一个浩然的形容词，这去字当然不是消极的。这浩然两个字，孟子自己注解过，是“至大至刚”。可以知道孟轲要去，不是牢骚，而是有所为。

“言不听，计不从。”韩信还不肯跟了项羽走。便是做一条“功狗”，也要卖给识货的刘邦。自然，刘邦也并非识货者，识货者乃是萧何。可是，刘邦认识了识货的萧何，韩信也就不必浩然欲去了。你没看过海派戏萧何月下追韩信吗？这里颇有点人生意味。

孔子一生的去志，都是浩然。唯孟子能表而明之。后人虽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话，是自私的，消极的。此所以孔孟为儒宗也。

原载1942年10月15日重庆《新民报》

第二个滑铁卢

现在许多人把希特勒比拿破仑，以为他在苏联劳师远征之后，也将会碰到一个滑铁卢。现在的滑铁卢在哪里，我们虽不知道，但以拿破仑为例，当然系在德国的西线，而不在德国的东线。而在这“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下，滑铁卢究是在哪里，那更是丈二和尚，叫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有一点可断言的，就是所谓希魔将碰到第二个滑铁卢，绝不是瞎子撞石壁的姿势，自己向大炮眼里钻进。依历史言之，拿破仑之败，乃是惠灵顿向他兜头一击，和普鲁士援军的从旁腰截。那么，照那个葫芦画样，效果要怎样才能发生，也就很可明白了。

因之，滑铁卢这一幕戏，不可误认是聪明人画一个巴掌在墙上而已。

原载1942年10月16日重庆《新民报》

十二花神

昆曲里面的《游园惊梦》，是一出名剧。然而戏中角色，只有柳梦梅、杜丽娘、春香、梦神四个人。戏馆子后台老板，为要使这出戏更有声有色起见。就在游园的时候，扮出十二个花神，手捧灯彩，演上一场堆花。这十二花神里，生旦净末丑无角不有，别说还在戏台上歌舞一场，就这样死板板摆着，也很热闹了。自然，看戏的人，都是来看柳梦梅、杜丽娘的，那个要看这些花神毫无情节的串演。可是他来凑凑趣，也不碍看戏人什么事，而戏中正角儿却为了这么多配角，和一堂灯彩，增加身份不少。尤其戏馆子主人，还可以借了这场堆花，大做其宣传的广告。你若问，去了这十二位花神，是否有碍剧情，那自然也不。反正演戏总是演戏，排场好看就得啦。

我很为那十二花神惋惜，自看昆曲以来，向不见有人对十二花神喝过彩。我对他们合喝合舞所出的那一身汗，叫着冤屈。

原载1942年10月18日重庆《新民报》

饭桶当古董使用

北平东城，有家古董铺，货架上放着一个朱漆描金的圆筒木器，珠光宝气之间，有此一物，颇为别致。有人问他何物，他说是故宫里的饭桶。由漆色工判断，证明是百年以上的东西。人家听了，都笑着说他是小看了顾主，饭桶也拿出来卖钱。后来，这木桶不见，据说居然为好奇的海客买去了，至于他是否认识是饭桶买的，却不可知。

为此事，朋友们说笑了约一年，真是无论什么东西，有人卖，也就有人买。饭桶由古董店里出来，就变成了古董。但不知这买去的人，当什么使用？若当饭桶使用，花钱太多了。若当古董使用，摆在硬架子上，是否像样呢？就说像样，将饭桶顶一个古董头衔，置于珠光宝气之间，是否叫那些周鼎商彝为之黯然无色呢！

原载1942年10月20日重庆《新民报》

有钱派钱有力派力

每遇到劝募公债，我们还不免张开乌鸦嘴叫上几句，主张直接向富户摊派。而直至现在，富户购买公债的事。还是九牛一毛的现象，若说劝一劝能生效力，何待今日，劝既不能生效，老是这样劝下去，不但受劝的人只当是那回事，一劝就完了，而去劝募的人，自己也会感到没劲。

我们还是提那老话，打仗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假如这五年以来，打仗的人力，都靠募集公债这样劝，而不是实行兵役法及征工，可会有这样的成绩？既然有力出力可以派，为什么有钱出钱不能派？难道有钱的人，比有力的人多长两只脚？我们说句凭良心的话，乃是政府对有钱的太深仁厚泽了。

自今日起，我们应当把那口号改过来，“有钱派钱，有力派力”。

原载1942年10月21日重庆《新民报》

“群小”

古来许多明君，都在群小用事下栽了跟头，明思宗是不必去说，自己一语道破，朕非亡国之君，群臣皆亡国之臣。我们眼面前烂熟的人物，吴王夫差、唐明皇、洪秀全，皆可有为之人，结果都是亡国，或几乎亡国。历史上的事，也许不确，再谈眼前，袁世凯死于筹安会诸人之手，段祺瑞败于安福系诸人之前，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亲眼看见的。任何英雄，一旦为群小包围，就算完了，孔明太息痛恨于桓、灵，那还不是为明君说法呢！

像汉高祖遇萧、曹，唐太宗遇魏征，宋太祖遇赵普，也不见得就是明君良相，风云际会。其政治所以有办法，就是没有群小用事而已。

原载1942年10月22日重庆《新民报》

平价要从改善人心做起

我们说过，现在物价的波动，原因虽然甚多，最大的原因，是人心太坏。我们一直这样所感着，到现在不变。我们曾亲身目睹许多人，见人满口抗战建国，而“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这八个字，还不能形容他们于万一。他们在囤货投机，或私相授受的时候，时间是不分日夜，空间是不避膻，对己是唾面自干，对人是六亲不认，总之，只要能抢到钱，真个是祖宗不足法，国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有了钱，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解决，又何足法、何足畏、何足恤呢？

这绝不是书生过激之谈，事实摆在那里，所以要平物价，必须先改变人心。改善人心，好像是个抽象的办法，其实也不然。顽皮的孩子，怎样管好他？不就靠着严师父肯不姑息而加以痛责吗？

原载1942年10月24日重庆《新民报》

梁启超做财政总长

梁启超最后一次做官，是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上台之后，不但没有什么建树，还比不上任何一位前任官僚能玩些借债的花样。人家于是打趣他，学者只好作作文章罢了，真干起来就不行。其实，那时候的财政，一言以蔽之，玩的是关余、盐余。任何人做财政总长，只要肯向税务司、盐务稽所的客人多作几个揖寅支卯粮，预支一点还债余款，未向银行做押账，谁都干得下去。梁启超之不行，也许有点书生风格，不肯太媚外吧？

北京政府，政令不出国门，向国内根本筹不到钱，向外借债，没有抵押，没有信用，没有国际上的地位，也没办法。就是请一位财神去当财政总长，除了掏腰包，也只有说声“仆病未能”。这样，我们可以原谅梁氏了。假如梁氏的财政总长，不是北京政府之下的，安知他不成为一个大政治家呢？

原载1942年10月25日重庆《新民报》

罗汉堂

五百罗汉，佛典上虽常常说到。可是，这五百尊罗汉的姓名与形象，却一向没有注解。国内的大庙，喜欢另建一座罗汉堂，容纳五百尊木雕泥塑的肖像，而且每一肖像之下，都有神位牌写着尊号，却不知他们有何根据。把这事去问很多精通佛学的人，也不能对答，有人说：“这是不必考证的事。和尚之建罗汉堂，完全为本庙壮观瞻，借着罗汉堂能多吸引几位香客，目的就算达到了，何必问这些罗汉有没有来头。更不必去问那虚无渺茫的话，是否有佛法。”

杭州人逛灵隐寺，妇孺们有一种数罗汉的玩意儿，进罗汉堂，随便指了一尊罗汉向前数，数到自己年龄相同了为止，遇善者善，遇愁者愁。罗汉堂之建立，其作用仅仅如此。这五百尊罗汉，永远缄默地、安静地受着香烟。不做一件事，也不说一句话，而迷信菩萨的也继续迷信下去。

原载1942年10月26日重庆《新民报》

“亡国者与役处”

从前郭隗对燕昭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各家注解战国策，都把这个役字，当仆役小人看。我觉得乾隆的看法，不如说是役字作奴才解释还好点。所谓奴才不一定是身为奴隶的人，满清的宗室，无贵无贱，向他的主子自称奴才，形之于奏章，称之于口头，就解释得最为明白。

据说，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最爱人家这样称呼。这影响直连累到戏台上的古人，因之，汉、唐的宫监，在戏台上出现，都得自称奴才。以那拉氏这样喜欢奴才，于是满眼都是奴才，却被奴才压住了。而郭隗说，亡国者与役处，得了一个彻底的证明。

原载1942年10月27日重庆《新民报》

闪击涨价

希特勒发明了闪击战，我们的聪明商人以及似商而未做商业的某种人，立刻学会了这个战术，以之攻击消费者。广告上也大肆宣传。“闪击减价”“闪击削卖”。其实戳穿内壁，是抢钱，也就是闪击抢钱。至于闪击减价、闪击涨价、闪击囤货等等，虽不曾见之于广告，事实是存在的，而且谁都也知道。

这个办法，慢慢传染到非商业机关里去，于是来了个闪击，一角六分的某种东西，一下闪击到一元一角六分。五角八分的东西，一下闪击到四元八角五分。自然这里还有一个“言之成理”的“一劳永逸”办法。可为忘了平价的事，正劳累着日理万机的伟大勤苦者，要躬亲来主持吗？杜甫说：“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若将至尊两个字换上一换，大可敬赠袭袭诸公。

原载1942年12月28日重庆《新民报》

凉风驱蝇

韩愈诗：

“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

今年夏间荒旱，入秋苍蝇特多，打不胜打，杀不胜杀，苦恼已极。这几日凉风一起，苍蝇、蚊子全没有了，读韩诗，让人精神为之一爽。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还是“靠天老爷做主”的一种作风，依然不足取，我们身居温带，有凉风可以期待，那生长热带的人，没有凉风可等，就让苍蝇蚊子纷扰作啖一辈子吗？

今年的秋风来了，凉风能够把苍蝇、蚊子扫绝了迹，却不可能扫绝种。我们除恭祝凉风替我们多惠仁慈，扫除这些害虫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自己努力，别让明年的苍蝇还是这样多。

原载1942年10月31日重庆《新民报》

“商奸”——合理的称呼

读重庆商界宣言，一再提到“商奸”，我们深佩其措辞之妙，而执理之公。

任何一界人，应该对他的职业有自尊心。可是，也不能因为这种自尊心，遮掩了同业中不幸的丑恶。商界中有许多奸宄，这是事实。但不能说凡商皆奸，我们口头上常说奸商，奸商。把一个奸字放在所有商人的头上，一笔抹杀，这是过分的咒骂。商界宣言，不得承认这两个字的联合，又不能否认这两字联合的可能。于是在文法上更换一下形容词和名词，掉个“个儿”，把奸商变成商奸，虽是一字之移，差以千里，但他们坦率地承认了商界有败类。换句话说，他们也否认了商人都是败类。这态度极为公正。

我们应当同情商人妙用文法的苦心，以后只称商奸而不言奸商。

原载1942年11月2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之宝

我们有三件宝贝，到了热闹的场所，每每会拿出来讨论。这三宝是什么？乃是“国术”“中医”“经书”。这三样宝贝，诚然是国粹。但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似乎应当洗练一下，而宝乃更为可贵。一、国术只可当柔软体操一样看待（或当田径赛看也可），究不必认为在战场上有大用。二、中国的医学，我们承认有许多特效药可以治病，但以能看准了病症为限。至于凭三个指头按脉搏，以诊察人身复杂的构造，那是凭着中医理论和医生的经验的。三、经书上确有许多好话，未尝不可读。但经书上不能全是好话，至少现在看来如此，囫囵吞枣地读则不可，能懂的人读了则可，不能懂的人，费脑费舌，读之是白费劲。

近来又起了一个读经潮，我就联想到教我十岁的儿子试读孟子，逼得他一口流利的国语，几乎变成了口吃，被老母教训了我一顿。我舐犊情深，终于放弃了这苛刻的家教，许了缓刑十年。中国的经，究竟不是新著的，应当等青年胃口能消化这炸八块，才让他试试。若他始终消化不了，那也只好终身免役了。

原载1942年11月3日重庆《新民报》

表现

北京政府时代，官吏到衙门办公，有个术语，叫作“画到”。那就是说，无非到衙门去向签到簿上，填上一个名字而已。而且不说写，不说填，偏说画。又可见连那个名字的填写，都是潦草塞责的。自然，这种人，是不求上进的，哪个总、次长会到签名簿上去考查僚属的成绩？

我有一个同乡，在内务部当小办事员。不几年间，升到科长。他不自隐讳的，告诉人一个升官秘诀，他说无论如何，在当小办事员时，必设法在科长、司长面前现上一现。理由，先是让上司认识他这副面孔；其后，让上司知道他天天来；最后，因熟识而可以接近上司了，既接近了，还怕没有办法升官吗？

至于设法在上司面前现上一现的这个办法，究竟是怎样一个办法？这位同乡没告诉我。我想：目的只在露一露面，这个机会自多，但手法有高下之别。譬如或者多在会场中站起来发言，或者多由上司办公室门口经过，其程度就相差甚远了。

原载1942年11月4日重庆《新民报》

孔夫子不走路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夫子的身份主张，这里说得极为明显。我们也曾想到，就是从大夫之后，走两步又何妨？孔夫子是个有骨气的人，难道跟了官在一处，就非坐车子不可？这个想法，我一直保存到前两年。这里说前两年，自然现在不做此想了。为什么现在不做此想呢？就是我看到许多从大夫之后的人，无论如何非坐汽车不可。纵然不得汽车而坐之，也要弄一套轿班。无论路之远近，很少看到他们劳动他们的两条尊腿。其原因就为了走路而遇到熟人，就会被人讪笑着：某君也和我们一样，在路上走路了。这种讪笑，不仅被人认为穷了，而且被人认为没有了办法。说穷，廉洁之谓也，断章取义尚可受之。若说没有办法，则大泄其气矣。

今古道理相同，由此可以想到孔子说的不错。而孔子之所以被人拥护，也就大有道理了。

原载1942年11月5日重庆《新民报》

“世家”

司马迁作《史记》，孔子列世家，外戚也列世家。这正和项羽列本纪一样，有深意存焉。善读书的人，应该连题目也不放过。

他开首就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但他的举例，却承上文之后，略有变化。他说：“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以嬖妲己……”史迁文章，五花八门，不可捉摸，好处就在这一点，以下他叙述汉家外戚许多故事，直叙述到卫青击胡有功，封长平侯，号大将军等节，就与开篇那句相应得法。“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后代许多作家，都以善学史记成功，实在是大有原因的。

原载1942年11月9日重庆《新民报》

欢迎达官贵人子弟当兵

从明年一月起，学生要服兵役，连达官贵人的子弟，一样要和农家子执干戈卫社稷了。其实，国家还是很宝贵这些读书种子的，给他们预备了三条大路：一入模范营，二入机械化或炮兵部队，三入军官学校深造。显然还是比普通士兵受着优待。

政人的近卫，就曾亲自送他的儿子入伍。我们类似近卫身份的达官贵人，应该当仁不让以为天下倡吧？这时间已快来到，不过只差一个多月，我们新闻记者执笔以俟，要看是哪位院长、部长、主席、厅长、董事长、总经理等等，得这个第一名了。

缄默是最大的讽刺，我们不肯因此事，对达官贵人保守缄默！

原载1942年11月10日重庆《新民报》

意两亲王阵亡

在交战国中，意大利的表现，最是泄气。可是在这次北非败绩之中，他短中有长。他们有两个亲王阵亡，是意王的同胞兄弟，而且充任的是最险的伞兵。

这一件事情，值得中国人参考。最艰险的战时工作，应该由富且贵的子弟前去担任。国家给予他们的一切享受，胜过平民。他们报答国家，也当胜过平民。也必须如此，才能鼓励士气。

过去达官贵人的子弟，为国家牺牲的，不是没有。但不曾参与兵役的比例，却是相差得遥远无际。在军事上，我们任何表现，胜过意大利。这一点，也不能让意大利胜过我。

原载1942年11月11日重庆《新民报》

难乎其为阿二

江苏白痴，在后院埋下一注银子，上插一木标，大书“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二日，木标换了一行字，乃是“对门阿二勿曾偷”。这一来，糟了，满城风雨，大家拿了阿二当话题。

其实，话不能这样囫囵吞枣，也许阿二实在洁身自好。至于这一声明，可能这样解释：他住在对门，眼见标语，料着其下有银子，又料着有人捡便宜，更料着看到标语的都有嫌疑。自己站稳脚跟，还是先声明一下吧。至于因声明而惹起满城风雨，那是孟子所说：“有求全之毁。”有人说了，那么瓜田纳履，李下正冠究是蛇足，可否不声明呢？我说：“若不声明，万一来个‘曾参杀人’的故事，将不能取信于老太太，也是糟糕。”

如此说来，声明不好，不声明也不好，难乎其为阿二了。

原载1942年11月12日重庆《新民报》

“君子之德风”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两项老话头。但虽是两项老话头，若把这个写成标语，贴在管理或运输物资的机关墙壁上，就觉其崭新夺目了。

“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自然是太夸大了孔学。然而像上面的孔家店语，在今日平定物价的当口，就是管理商业者的处世良箴。只要把这两项老话，彻底地明白，把这点良知光辉起来，精神就可以服人。至于技术方面，大刀阔斧地干也好，按部就班地干也好，都可以迎刃而解。

原载1942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

请君入瓮

唐代武则天的时候，奸相酷吏，严刑办案，来俊臣、周兴等，都是这路角色。周兴和丘神 有不法的行为，武则天叫来俊臣办这个案子。来请周兴吃饭，因问他：“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周兴说：“此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当时来俊臣就搬来一个大缸，四围烧上炭火，站起来对周兴说：“有内状推兄，请兄入瓮。”周兴没得话说，磕头服罪。

来俊臣这个玩笑，开得确是不小。可是对知法犯法的人，也就只有这法子最有效。因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以及“官官相护”的话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所不免。来与周兴同为一殿之臣，怎好立刻板下面孔去审问他？

《一捧雪》戏里的汤勤说：“遇到这种人，轻轻打他几个手心，也就是了。”他自然是比周兴聪明。然而也就成了对门阿二勿曾偷的自供了，一样地该请他入瓮。

原载1942年11月16日重庆《新民报》

兵不厌诈

北非盟军大捷后，丘吉尔的下院演说，可谓踌躇满志。他说明今秋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乃是欺骗敌人。的确，希特勒上了一个当，把不能增加东线的军队，都放在法、比、荷、挪，以致在地中海欧洲对岸，漏着大洞。那么，老丘现在说破了他是声东击西，希特勒在亡羊补牢的情形下，会不会把法、比、荷、挪的大军，调往地中海沿岸呢？照常情判断，应该是不会。因为所说欺骗敌人的话，显然是事实，正如他这演说里面，又不含有妙计存在？希特勒不能再上第二回当了。

有道是“兵不厌诈”，又道是“虚虚实实，军家常事”。以下棋打譬，绝没有先告诉对方，我将在哪里下手之理。纵然有，在象棋是滑将，在围棋是打劫，不干大局。关于开辟第二战场这件事，过去几个月，美国的热望，苏联的呼吁，美国本国人的催促，同盟国一致地恳切讨论，丘吉尔却“小人自有道理”，一味忍耐，都做得很够戏味。悟乎此，对于时局，我们只好向下猜吧？

原载1942年11月17日重庆《新民报》

“战斗法国人”

自贝当投降以来，国人对法兰西人换了一副眼光。尤其是一知半解的中小学生，他们若看到一位白种人，而证明他是法国人的话，必定在背后，甚至在当面，给予一种无情的讥笑。因此，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位侨居内地的法国神父，他经年不敢出门，只在家里向国旗流泪。直到战斗法国的代表，到了重庆，他才敢出来见人，而介绍自己时，第一句必是我是战斗法国人。这故事可以构成一篇动人的小说。

法兰西自有他光荣的历史，我们也不忘了法国以往给予我们的友谊。当巴黎的炸弹，陆续响着的时候，我们更不能看轻了法国人。但这些还不足以证明法国人将来是会变成葡萄牙、西班牙（甚至不如），最好是全世注目的达咯尔，法国人能在那里表演一番。

法兰西已不幸成了失败主义者的镜子，这镜子让大家看看也好。

原载1942年11月18日重庆《新民报》

时间第一

“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这是一般人的愿望。其实这愿望还有点蹈着空虚。

这话怎么说？由会到议，由议到决，由决到行，都需占着一段时间。在我们愿望中，并没有更明确的要求，这时间是多久？简短地说吧，由会到议到决，一天，甚至一小时就完了，而这个行，却是另外一段路程，也许是周年半载，也许是十年八载，也许是半辈子，那就可考虑了。正是：知河清之有日，奈人寿其无多，将沧海而能填，恐愚公之不再。一言蔽之，时间第一！世有贤者，其颔之乎？

原载1942年11月20日重庆《新民报》

萧衍心虛

古代的政治家，好把天象有变吓人，尽管荒谬，而往往收到一种效用。因为一班君相神经过敏，总觉得自己有上干天变之虞。还有一个笑话，相传南北朝时，某宿犯紫微，梁武帝萧衍赤脚下殿而走，以应天象，后来北魏主死了，他觉得那天象不是指他。他不相信地写了一句：“虞亦应天象耶？”

有道是：“生平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自不惊。”萧衍这个皇帝，根本来路不正，照迷信说，他日日都有赤足下庶的可能，何必等到天象有变？不过天象有了变，他心里是更着慌罢了。所以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硬是从正心修身做起。

这是说着有权利的头等角儿，至于士大夫阶级以至吾侪小民受着一切法律与公论的制裁，心中有事，自然比上干天象更容易时遭无味的感触了。警戒不难，常常自修自省可也。

原载1942年11月22日重庆《新民报》

新文艺家写旧诗

近来许多新文艺家，都喜欢作旧诗，而且是作七律。有人以为这是文艺家进步，又有人以为是向旧诗投降。我以为前者不全是，后者却全非。

任何一项文艺，都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即以诗论，语体式的也好，论平仄韵文式的也好，都是用来表现我们的感情或意志。是一个诗人，也就应该知道诗的各种写法。向来作新诗的朋友，偶然作几首旧诗，这不过是他更多地读了些旧诗，受到一种影响，再以与新诗不同的表现，来写几首旧诗试试。写得好，自然是进步，写得不好，恐怕他的新诗也未必好，进步两个字就谈不上。我们知道，唐人的旧诗，比齐梁体高明，然而唐人也就常拟齐梁体，我们能说唐人向齐梁体投降吗？

诗有传之千百年的，也有五分钟内就让人遗忘的，这并不关乎诗的体裁如何，而是在于诗的力量能否感动人。因此，我们对新文艺家写旧诗，除了许可他有多一种手法而外，不必有其他感想。

原载1942年11月23日重庆《新民报》

守时更要节时

广东在发起守时运动，开会不许迟到十分钟。这运动我们自然极端赞成。但一提到开会，就让我们联想到会场上的时间浪费，实在应当改善。这种时间浪费的情形，年来言之者多矣，不必细说。只举一个例，大概论时间谋生活的人，及无忍耐性的人，都以开会为头痛的事。

守时的原因，自然为了节约时间，但光知道守时是不够的。就以开会为例，约定九点钟开会，九点钟就人到齐而开会了。于是，主席演说若干时，请某某阔人训话若干时，出席人答词若干时，空闹了几个钟点，还没有谈到正事。正是像写卖驴文契那个笑话一样，写三千言还不见驴子。这种守时不但无益，反是损害了出席人做其他工作的工夫。所以我们认为要守时更要节时。“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自己浪费光阴，而又浪费他人光阴者（如在会场上好发言的阔人等等），愿以此言进之。

原载1942年11月24日重庆《新民报》

LAVAL

一个人的姓名，不一定就代表那人的个性。但是有过于奇特的，却依然值得我们玩味。出卖法国的赖伐尔，他的名字是LAVAL五个字母所拼成的。你拿来从左向右拼着念，是赖伐尔，反过来从右向左拼着念，那字音还是赖伐尔。这可以想到这人可左，也可右，只要适合与他本人的位置而已。

最近赖伐尔的广播，他开口就承认法国是悲剧，最后他又说不相信德国必定胜利。你看这话又岂不与他那名字相同？那就是说法兰西反正完了，德国败了，那不必提，德国胜了，法国不能十分好，也不必怨人，悲剧已是命里所注定。世界上当奴才的人，有这样一个共同感想，他不肯埋怨自己不争气，而把命运两个字来安慰自己，这样，也就可以掩饰他一些奴性了。

原载1942年11月26日重庆《新民报》

北平东兴楼

据老婆和戏迷们说：“看戏别上后台，吃馆子别上厨房。”那意思是说后台的凌乱，与厨房里的龌龊，足以引起我们的厌恶，这实在是经验之谈。即以我们自己家里的厨房而论，就不是我们理想的那样干净。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美国人的厨房，白粉糊墙，瓷砖面地，再配上玻璃与白铁一类的器具，实在令人欣慕。

这一点，馆子老板，也许已感触到，听说上海曾有某家菜馆，欢迎食客参观厨房。但其结果却不怎样好，如果好的话，那就该出名了。倒是北平的东兴楼，他自然地表现所长，有了大收获。他是纯旧式的北京餐馆建筑，厨房在店门口的右侧，食客一到，就可以看到他的厨房。他的厨房干净，有一个极大的证据，就是在夏天，也很难在那里找到一只苍蝇，因之，教育界大捧场，东交民巷外国人，不断来吃中国饭。生意之佳，为旧京菜馆之冠。

由此看来，上海那家欢迎食客参观厨房的菜馆，总还没有很自然地抓住食客心理吧！

原载1942年11月29日重庆《新民报》

德国犹太人

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手段，实在是太残酷。德国人为什么永远跟着他后面起哄呢？自从我们感受到物价痛苦以后，我们了解着这里面若干原因了。

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德国通货膨胀，犹太人却趁机将马克尽量购囤实物，以致马克越跌，货价越涨。战后德国人民疲乏了。犹太人却个个发财，这一个对照，除非德国人全是傻瓜，否则他们不会不明白。

德国是有塌台的可能，然而远在德国丝毫未有败征以前，德国的犹太人，便已成了希特勒的奴隶牛马。希魔万一胜到底，犹太人的命运，自不必说。可是，将来希特勒败亡了，犹太人不但不会再有发国难财的机会，而创巨痛深之余，翻身也还会容易。犹太人算盘虽精，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就来。人事是难说的。“一家饱暖千家怨”，要那么多造孽钱做什么？朋友！

原载1942年11月30日重庆《新民报》

“责难”

记得参政会开会的时候，参政员代表致辞，曾用过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这个君字作现代解释，好像是遥指着政府。一时颇易引起人家的注意。现在虽然“事过境迁”，这句话还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荀子对于“责难”这个举动，另有说法，他以为当因人而施。他说：“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他那意思说，圣君用不着去说话。中君好听人说，要说，可不能恭维。暴君不好听人说，只能暗里补救，不能违拗他。据我看来，圣君不会有那种事，暴君呢，又反正是那么回事，只有中君这个境遇，最难应付。这必须中君对责难于君谓之恭，有了彻底的了解，谏争才不会尽变为谄谀。

原载1942年12月1日重庆《新民报》

保甲制度在《水浒传》里

王安石变法，大为宋儒所诟病，我们总笑程、苏之流，过于迂腐。可是“拗相公”的法，与人事不能配合，在《水浒传》里暴露了一点，可资参考。

梁山的第一个首领，是晁盖。晁盖是个保正，相当于现代的联保主任，或保长。我们在小说上，看看他家是什么排场。做强盗的人，藏在他家里开会。雷横、朱仝两个都头（相当于现代的侦缉队连长或队长）捉到了嫌疑犯，各扰他一顿酒，拿他五两银子，就把人放了。他们智劫了生辰纲，犯了案，郓城县官要捉他。押司宋江（相当于现代县政府的科长）却抢先去报信，让他们逃走。总而言之，这位保长窝藏宵小，勾结衙门，决不干好事。这种现象，是创办保甲的拗相公所未曾梦想到的事吧？

“徒法不能以自行。”立法而不配合人事，弊过于利，是可断言的。

原载1942年12月2日重庆《新民报》

王通学说的一点滴

近年来，颇有人捧王通，王通的学说，到底如何？非两三言可尽。可是，现在果然有文中子的高足，像魏征、房玄龄、李靖之流，那还不是我们所欢迎的吗？

我私人的看法，文中子一书，不但文体像《论语》，学说也不外乎此，倒并不足奇。只是他的学生，完全是隋、唐之交的一代英杰，上推孟、荀，都难比拟。在这一点上去推究这人确是不凡。

那么，我们现在若用王通的学说，应当从哪里下手呢？我说，依我寸见，在文中子周公篇里，有一点启示，最合于我们怎样施行经济政策。书上说：“陈守谓薛生曰：吾行合于郡县而盗不止，夫子（指王通）居于乡里而争者稀，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这个所谓心化，实值得我们玩味的。执行酒禁的人，自己就是刘伶，那还有什么话说？

原载1942年12月3日重庆《新民报》

眼药瓶子移近日本

日本人早就说过：“美国海军，由夏威夷向日本进攻，犹之在三层楼头，向地面上人脸上滴眼药。”他们说这话，除了有着十分安全感之外，还不免对美国做一种嘲笑。可是，美军占领所罗门群岛后，日本一次二次，把食物送入鲸鱼之口，似乎不把眼药瓶子看在三层楼头了。要不，冒了极大的危险，去翻倒这眼药瓶子，就嫌多事。

美国始终说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海军占着优势。这虽由于“谅察从宽”，也可以说他们很小心地紧握眼药注射器，不会胡乱放松。因此，我们相信日舰队的“挽回面子”之攻势，将病眼去凑近眼药注射器，那是眼科医生很愿意的事。自然，医生治眼，不会做远距离注射。假如日舰队不再驶向所罗门，那医生也会踏着日本代管各岛，慢慢向病人走去。眼药不会永远放在三层楼或二层楼上的。

原载1942年12月4日重庆《新民报》

汉文帝柔服赵佗

史家称汉高帝宏达大度，其实，这也是比较言之，他果然彻底宏达大度，开国功臣，也不会消减殆尽了。若说真能宽大为怀的，倒是汉文帝。你看那个南越王赵佗，左窃黄屋，在海边窃号称帝，趁着长安正有事西北，他挟闽粤以自重，汉家要两面内外作战，实在吃力。于是文帝保护赵佗真定的祖坟，优待佗在汉境的兄弟，然后写了封情辞恳切、语气谦和的信，教陆贾去劝他。赵佗虽十分骄妄，为汉文帝至诚所感动。他的回信也就只好这样说：“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了。

我们相信，这件事要在刘邦手上办，或者吕后手上办，都不免用对付韩王信、赵王敖，或对付淮阴侯的手腕来办的。那有汉文帝这样办得容易，一封信就解决了呢？赵佗通令他的境内说：“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真是心服口服，实在反映着汉文帝的政治已臻清明之境。

原载1942年12月5日重庆《新民报》

幸而墨索里尼无须

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时候，他们曾作就了一首有失罗马步伐之庄严的军歌。歌说：“割下阿皇的胡子，当我们刷靴子的刷子。”在当时，也许给阿人以难堪，可是到了今日之下，阿比西尼亚依然无恙，阿皇塞拉西，也依然无恙。而在非洲的意大利的英雄们，做俘虏的，即达到三十万。试请他们再把那军歌唱上一遍。我想，假使他们羞恶之心未曾死尽，他们宁可笑上一场来替代着吧？

前三年，黑衣宰相，也是个常着大狮子吼的人，于今是久矣乎哑口无言了。反映着，这已相当可哀。而最近丘吉尔之演说，索性直接叫意人猛省，向着曾咆哮过一时的病虎，加以叱喝，这更可使墨索里尼面如死灰了。想到当年对阿皇不必要的侮辱，岂不后悔？幸而墨翁尚未留胡子耳，不然，则为刷子的危险，固不在彼而在此矣。

“最后的笑才是笑得最痛快的笑。”意大利之抢先轻薄发笑，可以哀哉！

原载1942年12月9日重庆《新民报》

通俗文的一道铁关

现在又有许多人在讨论通俗文字运动。我以为文人不能欧化这个成见牺牲，无论如何运动，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谓成见，并非过甚其词，许多文人，有这么一点意思，觉得写出来的文字，如不带点欧化，会被人家笑他落伍。假如欧化文字，民众能接受的话，就欧化好了，文艺有什么一定的形式，为什么硬要汉化？可是，无如这欧化文字，却是通民众接受智识的一道铁关。他们宁可设法花钱买文语相杂的《三国演义》看，而不看白送的欧化名著。你有仙丹治病他不吃，仙丹也是枉然。试举两句《三国演义》为例，阶下有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这种其实不通俗的文，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为欧化体：

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地应声说。

文字尽管浅近，那一班通俗文运动的对象，他就觉着别扭，看不起劲。那么，我说要牺牲欧化成见，并非是偏见吧？

原载1942年12月9日重庆《新民报》

“朱云槛”

汉成帝手里，造成王莽之祸，他的功罪不足论，然而他有一样好处，未可埋没，试把《汉书·朱云传》简抄一段：

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如何耳。”辛庆忌叩头曰：“此臣素着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上意解，赦之，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张禹是成帝的师傅，他居然能纪念这一骂，颇是难得。他果然凡事如此，王莽岂能成事呢？

原载1942年12月10日重庆《新民报》

利之所在

若是有人要作唯利史观，我想这第一页书，应该从最近二年写起。你看，任何一个角落里，一个渺小人物，谁不在设法抢钱？

钱是交换物品的信用物，要生活，就要用物品，要用物品，就要找钱花，这原是人生必有的现象，无可非议。但现在所谓找钱花，不是寻找，而是抢夺或诈取。抢夺、诈取到手之后，又嫌这钱储蓄在手上，会因物价之增涨而无形贬值，更把这钱去办做一种抢夺或诈取的媒介。于是无钱的人，想找钱；有钱的，还要找更多的钱。一切囤积投机的伎俩，不但“护厚者亦复为之”，甚至黑市、外汇、美金、英镑等等名词，深山大谷的妇孺，也说个滚瓜烂熟。这一种功谋主义的教育完成，真是我们十年前所未能想象。（下略一段）

原载1942年12月14日重庆《新民报》

亡国学者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用百里奚而霸。”照这件事看起来，“亡国大夫不可与图霸”的话，是应当加以考虑的。再说到学者，箕子、微子、伯夷、叔齐都是亡国之民，我们的先师世界上的一等学者孔丘，他都最敬重这四个人。譬如说，孔子在杏坛讲学，这四位先生由云端冉冉而来，孔子有个不竭诚欢迎的吗？若以殷之亡，而孔门学生就鄙视这位贤者，那么，像李斯、韩非之流相秦，以秦作背景，就可以与孔子比肩而坐了。做学者的人，岂能有这一副势利头？

诗圣泰戈尔是印度人，相对论发明家物理学权威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国家民族之不幸，何碍于学者之为学者？倘以国亡贱视亡国之学者，也不妨因波兰之沦陷，关了纪念镭夫人的居里学院，但依理智说起来，这是幼稚而又势利的行为了。

对社会上一般人说，就学论学本不应当涉及政事。至于学者的集会场所，根据惺惺相惜之说也好，根据贤者的不因世态炎凉也好，都不能有亡国之民不配研究学说的观念。

原载1942年12月13日重庆《新民报》

垓下与凡尔登

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项羽叱咤风云的结果，就葬送在十面埋伏里了。读史的人，对于项氏这一败，各有看法，而有一层未曾为人所注意的，就是刘邦对楚军的消耗手段成功。

项羽所练的兵，虽是精而且勇，但是他很少得到当时诸侯的帮助。而刘邦在荥阳战溃之后，不久又得到诸侯的兵数十万，且以将兵多多益善的韩信，来攻项羽之背。垓下就是近代的凡尔登，项、刘双方在这里消耗兵力，谁受不了消耗，谁就失败，终于把江东的八千子弟兵也消耗完了。项氏有扛鼎之力，也无法抵挡势如潮涌的汉军。项氏曾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事实是适得其反。

现在的世界各战线，一切战略都有变成凡尔登之势。而轴心的人力物力，其不足以与敌国对等消耗，又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所以直等希特勒消耗到他的子弟兵将尽的时候，我们想他也只有一个乌江故事借镜吧？

原载1942年12月17日重庆《新民报》

试将隆美尔一比

隆美尔在今夏兵临埃及的时候，威风十足，希特勒特电致贺，升他为上将。到了十一月间这一败，退过了班加西，几乎全军覆没。现在，艾尔阿及拉的天险，又不能守，说是缺乏大炮，只好去守的黎波里的外围。而一等军略家的荣誉，也就不能维持一年了。

据外电形容，艾尔阿及拉，一边是大海，一边是不可渡过的咸水湖沼，加以飞机坦克与一等军略家的扼守，这应当是不易攻克的一个难关。然而仅仅以缺少大炮配合的原因，就不守了。于此，可以想象我们对抗敌人，是一种什么成绩。我们岂但大炮不够，而且一切现代化的兵器都缺乏。至于所守的也不能一一都是天险。更有进者，倭军武器与我之比，似乎不会比英第八军对隆美尔之势差些。然而我们却是长期地守住了。这一点很明显的比较，不仅是贼邦，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认识。倘使我们有隆美尔或第八军那些武器，表现如何，可想而知了吧？

原载1942年12月18日重庆《新民报》

“移吾床远客”

文章不值钱，文人也跟着不值钱，我们没法叫读书铺子全去做箪瓢屡空的颜回。可是，文人越将就，文章越不值钱，文章到了不值一顾的时候，国家的文化，是会受到什么影响，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颜回虽然难做，也不能不有个傻瓜去做。非重文人，恐国家之斯文扫地以尽也。

萧齐时代，中书舍人纪僧真是齐主的幸臣，他想做士大夫，齐主叫他去拜访文士江淹，纪到了江家，刚坐在榻上（那个时候还没有椅子），江对他家里的用人说：“移吾床（就是那时的坐榻）远客。”纪丧气而去，他对齐主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谈到这个故事，真觉和文人吐气不少。我们现在办不到“移吾床远客”，似乎也不当人穷志短，走到人家马厩里去敬候召命吧？

原载1942年12月19日重庆《新民报》

政略第二

六国合纵对秦，而卒为秦所灭，我们与其说是秦兵强悍，毋宁说是秦国策士的政略优越。他在两军对垒以前，已把六国的阵线，打了个粉碎。

苻坚以投鞭断流之兵，进攻东晋，眼看是个不可想象的压倒之势，淝水之败变成了草木皆兵，但晋军并没有进兵中原。苻坚之为苻坚，仍自若也。但苻坚因此一蹶不振，兵败身死，也就在于毫无政略，家里既养着两只老虎：慕容垂和姚苌，而对于西北各枭雄，又没有早安反侧，遂致内里面完全崩溃出来。

我们引着上面两段历史，便看出来，在军略之外，无论对外与对内的政略，都很为重要。现在世界第一流政治家，都看到此点。而威尔基的表现，最有声有色一人了。

假使军略第一的话，应该是政略第二。

原载1942年12月20日重庆《新民报》

德意败军与疾风媲美

合众社电讯，形容北非德军装甲师与意大利军两师败逃之速，“是可与沙漠中之疾风媲美”。意军不去谈他，早为世人所轻视。而德军的装甲师，向来是精悍猛进的，也败得这样快。我们于此发生两点感想，就是战略上失败了，战术再好，也无可补救。而另又想到德军的坚忍性，不但不及苏军，连英军也远赶不上。再说到美军的坚忍性，我们以前缺乏认识，自从菲岛、瓜岛的两战之后，也表现得他们十分沉着稳练。加上中国人之刻苦耐劳，为举世所公认，所以一般地说来，盟国的军队，坚忍是绝对胜于轴心的。

由我们常识判断，最近数个月的战事，分明是一种消耗战。这个战法，除了人力物力要充足之外，而士气也必须如百炼之钢，才能熬受一个长期的搏斗。以前我们看到某网球老将，与一青年名手对战，初来取守势，小输；二次略还击，平手；最后一次，把青年火气消耗完了，出手猛攻，大胜。这就是一种战略的操胜算。

传有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轴心军已达到再而衰的阶段。预言家说，明秋盟军大胜，但此情形，捷音提前，也未可知呢。

原载1942年12月22日重庆《新民报》

投机商人何处去

物价实行限制以后，投机商人发横财的机会是不容易的了。他们在三年以来，已是胃口越吃越大，会不会从此洗手归正，做个好人呢？根据我们所感人心太坏的现象，“讨饭三年懒做官”，岂有投机已惯，而背罢休之理？何况他们手上的游资很多，既未能叫他们尽量储蓄，以利国家，他们也不能不对那滚滚游资，去另谋“钱滚钱”之法吧？

我们虽不是经济专家，在一般的商人口里，或行为上看来，也可以想到他们有几项事会做的。（一）收买机器，从事生产工艺。（二）收买交通便利地点的地皮、田园、森林。（三）投资矿产。（四）收买一切实物。（五）垦荒。以上各点，虽大半是走上建设之途。但如收买地皮实物等，又是一种投机伎俩。为防患未然起见，最好是大家马上就予以注意。

原载1942年12月23日重庆《新民报》

由英人学华语想到国语

看到英国人学习华语的消息，让我们发生一点感想，就是我们自己的国语运动，还嫌不够。譬如说，一个能说中国国语的欧洲人，来到了中国，他如是向闽、粤、苏、浙、湘、赣这一带地区走，依然会感到语言不通。以我们自己的内政而论，往往也因人民语言不统一的关系，或生许多障碍。

中国地大民众，一下子想语言统一，诚然是难事。可是把那语言与国语程度相差最远的所在，分区先行训练，学讲国语，但行政员工和管理交通等若干类人，却必须相当能操国语。而训练国语的机构，也不必专设，若能办到中小学国语教师，必须以国音教授，一年就要增加几百万能说国语的小孩。加以战后交通改变，人民来往频繁，语音如故，生活将会受到影响，人民也会强迫着利用国语。在这种情形，顺势利导，这段工作，绝不如前十余年推行国语那样困难。

原载1942年12月25日重庆《新民报》

袁世凯所看的一张报

袁世凯进行帝制的时候，北京报纸没有一人敢说话，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却天天反对。老袁看到，很是不痛快。筹安会诸人就特地买通另一家日本人办的印刷所，照样印一张《顺天时报》，把反对老袁的言论，都改成了赞成，专送给老袁看。其所以依然找日本印刷所者，因为《顺天时报》的铅字与纸张，与普通报章，略有不同。不如此，冒充不了（有人说，简直是顺天时报自印的。因为，那个时候，北京只他一家报有卷筒机。卷筒机印的报，边沿有锯齿，平板机则无），老袁看了，自是高兴。不知他所控的筹安会总部，为了这张报，却花了不少的人力与物力。

于此，我们得着两个经验，第一，蒙蔽老板的人，就是表示最忠心于老板的人。第二，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也是毒药，他可以一面明中叫救火，一面暗里加油。让你中国始终发生政治纠纷。世界上有人相信日本会仗义执言，首先上当的就是他了。

原载1942年12月28日重庆《新民报》

老希泄气

德国俘虏在苏联说：“九月间，德国尚到处充满关于斯大林格勒必然迅速陷落之完全的信念，时至今日，已无人谈及该城之占领矣。”这个消息，在盟国看来，虽然是对希特勒的一种嘲笑，但他的严重性，老希自己会知道，那绝不是被嘲笑而已。

由于这一点，我们对英、美、苏之军事宣传，特别慎重，觉得不仅在保持军机，政治的意味，也极为重要。神经战已经下了市场，于今是钢铁血肉对比的时期，夸大的宣传，吓不倒人，就会迷惑了自己。

安徽人有句话：“掀早了锅盖会走了气。”轴心国统犯着这一个毛病，在德国未崩溃以前，我们承认老希知己知彼。自和苏联交手以后，却陷于不知彼。唯其是不知彼，也慢慢地不知己。我们的看家的老兵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依然是铁律。唯其是要知己知彼，军事家要不能不学外交辞令了。

原载1942年12月29日重庆《新民报》

刮骨疗毒

“毒蛇在手，壮士断腕。”这自然也是解救危局的一个办法，但这个腕，究竟是壮士的腕，断了是不能接上去的。在我们抱中庸之道看来，假如毒蛇在手，我可以设法捏死它，而不让它咬到手的话，这断腕的壮举，还是可以考量一下。所以，在毒液还不曾由蛇牙侵入血管的一秒钟以前，断腕的剑，总当不忙砍上去。

养虎遗患是一件可注意的事，而爱惜羽毛也是一件可注意的事。《三国演义》描写关羽刮骨疗毒一段，就包含有上面这两层意思，他并不曾武断地因中箭砍去一臂。我以为壮举最好是不必在上面再加一个悲字来形容。避毒断腕，壮而悲者也，到底是人生不得已的事。毒虽不散，腕却是可惜得很的。我们还是提倡刮骨疗毒吧。

原载1942年12月30日重庆《新民报》

岁除怀戚继光

今年的年底，就我个人说，是五年来最不安帖的一日。因为，在报上看到的消息，敌人又在故园皖西一带窜扰，而县城也一度有二十余小时的沦陷，但同时我又一个转念，足以自慰的，便是五年以来，敌纵于我故园，一向只有七八十华里的距离，其不免遭胡骑的践踏，自在意中。而敌人直到于今，才能于安庆根据地，以小股寇做三次的骚扰，且不久便退去，其力量也就可知了。举此一隅，可以推想到任何一个角落的战线，其情形也莫非如此。

敌人占着交通的便利，得以随意调动贼股，向我任何一处进犯。然也就为着进入我防区，道路极端破坏，无地上交通可言，寇无从构成线的占据，不退便可以让我们包围活捉，只好恢复明末他们海盗祖先的作风，烧杀掳掠一阵便走。说到这里，便想起剿倭能手戚继光，他每每就在倭寇骚扰的时候，给他一个致命打击，使他不能再骚扰。其熟知倭性，于何时何处迎敌，何时何处追剿，似乎都有一个成竹在胸。他有时静以制动，有时也动以制动。寇就迫于流窜，有时也就技穷了。翻过明日，便是抗战的五个年头，我想，连我故乡在内，有无数的戚元帅要出现了。

原载1942年12月31日重庆《新民报》

苍蝇正名

接连阴雨十天，苍蝇绝迹，第一件事，便是入厨房催饭的时候，感觉痛快。可是天气偶然暖和，苍蝇就全部复活，而且厨房里更多，为的是这里比任何一块地方暖和，它容易活跃，每每一碗顶好的汤，就为了落下一只苍蝇而不敢下箸，我们痛恨之至。所以暖和而有油腥的所在，防起苍蝇来，要比其他地方，特别加严才好，苍蝇纵偶然不见，也放松不得。

苍蝇这东西，川人叫它饭蚊子。其实它果然真是饭蚊子，与米虫一般，米里生，米里活，我们也不至于视为毒物，无如它屎里来，尿里去，然后再落到你吃的饭上，教人不敢仔细想象，正不可因为它所吃不多，可加以原谅。万一它传染了病菌，以怨报德来葬送了饭主人的性命。所以为免除人民的误会而忽略起见，我认为饭蚁子这名字应该取消。敬向川人建议：“必也正名乎？”硬是叫它苍蝇。

原载1942年12月重庆《新民报》

过分恭维

五胡十六国中之南燕，仅有现代豫中鲁西一部分土地，他的国主之位，已够不上目前一个集团军司令。可是慕容德问他臣下，他可比古代哪朝人主的时候，他臣子鞠仲，高比他为夏少康、汉光武。慕容德笑着，赐他帛千匹。这个封赏，至少相当于今日法币五十万元以上。一句话值这么多钱，鞠仲不能不辞谢太多。于是史书上这样说着慕容德的言语：“卿知调朕，朕不调卿耶？”用白话译出来，就是“你知道给我开玩笑，我就不知道给你开玩笑吗？”这可见恭维人自有限度，过分就是北方所谓“损人”。可是后世像慕容德这种主儿就不多，恭维人而被认为见“损”，史书上找得出几条？至于恭维人而玩掉脑袋，根本不会有这奇迹。便是鞠仲被主子幽默了一下，结果也得了五十匹帛，约值法币三四万元，人又何乐而不恭维主子？

照表上面的逻辑，加以论断，我们就也很高兴听他人过分恭维主子的话。至少，我们可得一次“人世难逢开口笑”的笑。

原载1942年12月重庆《新民报》

家珍一联

先君耕圃公，以将门之子而为文吏，其作风遂不脱曾左系统。民国前十年，主办浮梁工艺厂，于大堂悬一联曰：

有恒产贵有恒心，

无旷民斯无旷政。

时愚在幼龄，未解斯语云何，但见先君告诫下属，闲语友朋，常指此联加以申引，似有心得也者。其后宦游江西境内，必悬此联于客室，于愚之印象亦渐深。革命前一年，邻居起火，此联并客寓同付一炬，先君极怅之。或有问先君者，先君曰：“岂但吾庐，即悬之今日宰相堂上，亦为对症之药。”愚虽稍长，仍不解。匆匆三十年，几忆此事，夜来忽梦先君，醒来忆及此联，枕上推敲，始悟先君实有心人。时庆亲王奕劻当国，盖满朝均旷民也。联似为曾幕名士所书，已不忆其人，事虽家珍，而联意尚不背乎时代。因书之。

原载1942年12月重庆《新民报》

《绿野仙踪》

金圣叹说，《水浒传》脱胎于《史记》，说《绿野仙踪》脱胎于《水浒传》。

这一部小说上写达官贵人，下写娼优响马，对任何一种社会，都有相当的认识。尤其是小人物写得好，贵如奸相猾吏，贱如龟奴鸨母，不是在这里过圈子的人，写不出来。书中主角冷于冰，在严嵩家里当幕宾出来，愤而逃过学道，虽然是作者为自己写照，书中虽是以冷于冰得道来结束，但恰由严嵩的显赫写到严嵩失败，也是作者一种讽刺。我相信作者是个翻筋斗的人，他对于环境不满，无法打破，便以消极的办法，用神仙来比拟富贵权势不值一钱，不屑计较。在精神一方面，自不如《水浒传》之有价值。而疾恶如仇这一点，却是同样的。

原载1942年12月重庆《新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