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一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咒诅与颂扬，均以后嗣为标准，后嗣地位之重大也如此。虽则儒家哲学之组织，以后嗣衍进为本身不灭之原则，与魂灵哲学分道而行，自然可以养成重视后嗣之观念。但此种观念，受封建制度之影响亦不薄。“无子国除”，封建制度之大法也。一人无子，可使全家男妇于一刹那顷由赫赫王族而降为庶人，同时更令近派宗支由堂堂贵族而变为平民。其重视也亦宜。因一人无子之故，蒙重大之损失者百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焉得不尔？重男与多妻之俗，盖有由矣。

建炎二年十二月，金兵破袭庆府，衍圣公孔端友已避兵南去。军人将启宣圣墓。左副元帅宗翰问其通事曰：“孔子何人也？”通译者答曰：“中国之大圣人也。”宗翰曰：“大圣人墓岂可犯？敢犯者杀无赦！”故阙里得全。以女真民族之蛮横，而竟有此举，金人似犹愈于今人也。袭庆府即今之曲阜。

民族同化力之强弱及抵抗同化力之强弱，实根于天性。以中国历史论，如五胡、契丹、女真等，皆尝侵入主中夏，乃不旋踵即同化于一炉。又如满洲入关时，自定种种制限以拒绝同化。然而不能自持，致政权一坠，种亦沦亡。唯蒙古最奇。统治中国垂九十年，迨见摈出塞，依然能保持其民族固有之特性，至今不灭。但若留心读史，实不待事后即能知之。彼之入主中夏，在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此后仍以至元十五、至元十六，衔接而下。并不因定鼎燕京而更易年号以图耳目之一新。即此一端，已可知其精神仍以和林为根基，掠一新领土，置行宫于燕京，曾不足以介其意也。斯亦奇矣。

二

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乘王仙芝之乱，起自浙东。五年，仙芝败，众推巢为王。于是由浙而闽而粤桂而湘鄂而豫晋而陕。广明元年冬，破潼关入长安，僖宗幸蜀。中和四年，败于齐鲁间之狼虎谷。前后凡十年，转战十数省。其残忍凶暴，固不足以成大事，然亦一世之雄矣。迨巢既败，时溥献俘。戮巢及其兄弟妻子，函首送成都，择其姬妾之少艾者生致之。中和四年秋七月，帝受俘于成都南门之太玄楼。温语宣问诸姬曰：“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一最少而最美者对曰：“国家以百万之众且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弱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默然。悉牵出而戮于市。沿途妇女争与之酒，盖欲使其神经麻醉，减惊怖之苦痛也。独此最少而最美者不泣亦不饮，临刑仍不改其常态。时溥之不杀而献之，已存赦宥之意。僖宗之温语，更有赦宥之意。假令答以被掠无可奈何等语，定当得活。金圣叹谓红娘对老夫人一段话，乃千古之快人快事。盖以其辞令犀利而痛切也。巢翁姬人之口角，岂让红娘？史书言黄巢弃长安而东下，官军李克用等复入，标劫淫掠，尤甚于巢。朝廷之所以为女子轻蔑者盖有由矣。且生逢乱世，那有弱者之幸运，与其留此身以作传舍，曷若破口大骂，死个痛快之为愈也？

晚唐黄巢之乱，复继之以秦宗权。史书所言，自怀、孟、晋、绛数百里间，州无刺史，县无令长，田无麦禾，邑无烟火者殆将十年。又谓荆南数万户，兵荒之余，只存一十七家。又谓宗权所至，屠剪焚荡，殆无孑遗。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所谓盐尸者，乃将人之尸骸实之以盐，以供军粮也。又谓杨行密围广陵半载，城中绝食，以人为粮。军士掠人诣市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则所谓法国革命之恐怖时代，尚瞠乎其后矣。“讫无一声”四字，真能描出恐怖时代之变态心理。盖人之受痛苦而号哭者，实存求救求助之意，或求助于人，或求助于鬼神也。施耐庵解释哭之韵味最为周详，曰：“声泪俱下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有声无泪谓之号。当时潘金莲把武大的尸体收拾停妥之后，便号了几声。”以此论之，则啜泣实为悲痛最深之表现。盖亦知事已无可奈何，求援求助之心，殆已断绝，只悲身世而自怜，非乞怜矣。至若濒死而讫无一声，则并自怜身世之念而无之，但觉此世界实无可留恋，得早解脱，胜于有生。心理如是，则哭泣已属无意识之间笔墨，更何有于号，此其所以“讫无一声”也欤！

三

帝者之以年号纪元，实始于汉武帝。即位之初，是为“建元”元年，即公历纪元前一百四十年（140 B.C．）。然而未有命名之诏书也。至“元封”元年，公历纪元前一百十年（110 B.C.），因封禅泰山之故，乃正式下诏改元。诏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唯德菲薄，不明于礼乐……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7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此实中国有史以来改元之第一封诏书矣。元封以前之五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140—111 B.C.），实后来有司之所追命。如“元狩”，则因是年狩于雍，获一异兽，以为麟，由是改称元年，但无命名之诏书。“元鼎”则以是年后之第三年，得宝鼎于汾水上，乃回溯前三年所改之元而称曰元鼎，亦无命名之诏书。前乎此者，更有文帝在位之第十七年，因有献玉杯者，言官以为祥瑞，于是更始，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又景帝在位之第八年，亦尝改称元年，既无诏书，亦未命名。是以历史只得强名之曰“中元”“后元”而已。

元封以后，年号皆用二字。至王莽乃有“始建国”三字年号，其后则有梁武帝之“中大通”“中大同”。北魏武帝以“太平真君”四字为年号，其后则有唐武后之“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宋太宗之“太平兴国”、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国”等，已迹近不学无术。至于西夏景宗之“天授礼法延祚”、惠宗之“天赐礼盛国庆”等六个字年号，则真是无理取闹。纪元原是取其便于记事耳。吾不知西夏国民之函牍往还及帐簿登记等事，于年之上而冠以六个字，究竟作何感想也？不便而已。

年号而更易频繁，亦属无理之尤。若旧君既殁，新君即位，而更易年号，犹可说也。无端而屡易之，果何为者？唐武后秉政二十年（684—704 A.D.），而年号凡十八易，即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神龙是也。此为最多矣。复有一人于一年之中而再易其年号者，东汉愍帝之永汉、中平是也。似此者甚多。更有在一年之中而再易（既易之后，旋复其旧）者。如汉哀帝之于建平二年六月，改元为“太初”，八月，又废“太初”而再用“建平”是也。此则最无理者矣。

历代年号，每多重复，此亦予后世读史者以几许困难。如建武、建兴、太和、永安等年号，在历史上各凡六七见。如曰“建武”，其为东汉光武欤，东晋元帝欤，抑其他欤？又如“太和”，其为三国魏明帝欤，北魏孝文帝欤，抑其他欤？诸如此类，使人疲精神于无用之地，实属可恶，然而奈之何哉！

年号屡易之恶习，直至于明。明朝自太祖（洪武）以至于怀宗（崇祯），凡十六代，二百七十六年，尚有十七个年号。因为英宗复辟改元天顺。且永乐、天顺、正德三号，仍与前代相重复。清朝自世祖（顺治）以至于溥仪（宣统），凡十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十个年号，且无一与前代相重者。此之谓“科学化”。

公历纪元第一年，即汉平帝元始元年。“元始”二字，似有意而实无意，可称巧合。

四

秦并六国，废封建，置郡县，而大一统之规画以成。李斯实中国统一之第一任大宰相，一切政制，皆出于其手。刘邦入咸阳，诸将争夺子女玉帛，而萧何独收秦典册，以为编制开国政令之依据。是则汉朝一代之规模，实秦李斯为之也。北周苏绰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计帐户籍之法。周文帝谕其牧守令，非通苏绰所陈之六则及计帐法者，不得居官。唐代政制，多取法于周文。是则唐朝一代之规模，实北周苏绰为之也。后周王朴上平边策于周世宗，先后缓急，言之綦详，其后宋太祖次第削平四方，皆如朴策。是则宋朝一代之规模，实后周王朴为之也。然而法犹是法，何以定须假手于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范质、王溥等然后显其光芒，岂文章亦有幸有不幸欤？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岂不然哉？以事实论，实可称为汉之李斯、唐之苏绰、宋之王朴也。

苏绰之在北魏，以国用不足，乃创为征税法。既而叹曰：“吾之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孰能弛之？”此真乃仁者之言。曾国藩在军中，以财用不足，创立厘金保甲法以裕军需。初以为事定既废，或不至于病民。后卒不能如所期，至死引为大憾。若苏绰、曾国藩者，诚不愧为大臣矣。

李斯、苏绰、王朴自有千秋，且勿具论。即以洪承畴而论，被清廷强奸作贰臣，结果两面不讨好。平心而论，贰与不贰，别为一问题。但清朝一部官制，大都出于其手。缜密至此，真可称为盛水不漏者矣。中央政制且勿论，外府州县且勿论，即以各省城内之官制言之，督、抚、司、府、道作连锁之组织，总督之与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之与知府，已是牵一发而全身皆动。然犹以为未足，复于司与府之间设一道与之平行。总督乃总制两省，实权不如巡抚，作用在于两省间之分配及调剂。其只制一省者则无巡抚。非有政治天才而经验宏富者，能草如是之制度耶？所以终有清一代，地方官吏曾无反侧之虞，洪承畴之力也。然而终不免于贰臣，惜哉。孟子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其李斯、苏绰、王朴之谓欤？

五

语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此寥寥数字，实不知历过几许经验得来。唐末藩镇之祸，全国大乱四十年，杀人不可以数计，在历史上成一大事件，后世引为殷鉴。原其动机，实肃宗启之。在不解名器之为用者视之，几谓微细不足道。岂有他哉，不学无术而已。至德二年，平卢节度使王元志死，上遣使传谕，谓视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裨将李怀玉推侯希逸，因以为节度副使。自兹以往，诸镇之逐节度使者踵相接，朝廷之威信扫地以尽，于是天下大乱。此与利用学生驱逐学校教职员之事故颇相类。年来非已自食其果报矣乎？慎之哉！

晚唐文宗太和二年，诏举贤良方正。刘8对策，于时局痛下针砭。其指斥藩镇之一段曰：“首一戴武弁，视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剪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此一段文章，竟活画今日军阀之面目。晚唐藩镇之乱，以迄于五代，凡百年。然则生当今日而望重睹太平，不略嫌太早也耶？吾为此惧。刘8乃昌平人，主试者以其策论之伤时而黜之。同时应举而中选者共二十有二人。其中有名李者，愤然曰：“刘8下第，我辈登科，能勿汗颜？”亦可见当日之舆论矣。

宋太祖怵于晚唐五代之乱，刻意裁抑军人。然而右文过甚，致外患之来，无以为御，后卒以此覆其宗，固无论矣。即仁宗之世，以一侬智高，亦且披靡两广，守土者闻风而遁，日下数城，至劳朝廷重臣，仅乃平之。当时狄青督师南下，交趾遣使请求会兵，助我平乱，狄青严词拒绝。其上朝廷札子中有一语曰：“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名臣谋国，其远略实有迈于常人。独惜今之执政者，无暇读书，可奈何？

范文正守杭，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于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范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其阔达诚不可及。“为主人者莫得常游”一语，千古如一，真有意思。惜今之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亦无暇读书，遂令九百年前，有人断决其终身而不自觉，实属可怜。

六

唐武后见骆宾王所草之檄文，慨然叹曰：“此宰相之过也，有才如此，乃使之流落不偶耶？”真是聪明人语。既见阔达大度，又能深明宰相之职责。为宰相者，责任不仅在于施政，而尤在于进贤。人才之调剂与分配，最宜注意。若运用得宜，在消极的方面可以弭乱萌，而积极的方面更可以福民利国。盖豪杰之士，绝非压抑之所能消灭。多助寡助，实成败之最大关键。此中消息，固未可为外人道矣。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司天监言太阴当食之既，请祷祀之。帝曰：“经躔已定，何可祈也！”帝者而聪明若此，真无奈之何。自古以来，灾异祥瑞，史不绝书。此乃古之圣哲借自然界之变象以控制帝者于万一，以祥瑞为奖励，灾异为惩戒。雷电雨雹，地震日食等，则曰上帝震怒，亟宜恐惧修省，危言以恫吓之。其计甚拙，而其心则甚苦矣。假令帝者皆如宋真宗，于经纬躔度了然于心，其科学知识，视司天监尤为高明，则真无法以治之矣。但此司天监亦未免太急激，俟月既食而吓之则可矣。事前相告，何异于藏头而自露其尾。

项王语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大王挑战决雌雄，毋苦天下民父子为也。”此真乃仁者之言。项羽初起仅二十四岁，苦战七年，死时亦只三十一。斯亦人杰也已。观于所以语刘邦者如是其敦厚，对于虞姬又如是其温柔，窃以为项王定是一美男子。今戏台上把他勾成一张大黑脸，恐怕不对。想是因其事功之叱咤，遂以黑脸刻画“勇”字之意义而已。

七

读清初康雍乾三朝之文字狱，令人发指，令人眥裂，又令人毛戴。帝王之为物，实界乎人、兽、鬼、神之间，望之似人，凶狠似猛兽，阴险似鬼，尊严如天神，故其动作，实不可以常理论。据《查东山年谱》叙庄史之狱，磔杀者七十余人，遣戍者百有余人，惨毒之状令人不忍卒读，然而更有甚焉者。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武帝命崔浩撰《国史》，记魏之先世事，皆详实直书。北人忿恚，谮浩于帝，指为暴扬国恶。盖拓跋氏之先世，犹是蛮荒膻族，述之殊不体面也。帝大怒，使有司案浩罪，诛浩及僚属。下至僮仆，凡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六月己亥，复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又诛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只诛其身。絷浩置槛内，送诣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以此计算，杀戮奚止千人。元嘉当第五世纪之上半期，距今恰一千五百年，当是有史以来最早之文字大狱矣。史称魏孝武既而悔之云。似此等动作，岂得谓之人？

东晋安帝义熙三年，后燕主慕容熙之妃符氏卒。高阳王隆之妃张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为殉，遂赐死。

义熙十一年，魏卫将军安城孝元王叔孙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谓其妻桓氏曰：“生同其荣，能殁同其戚乎？”桓氏乃缢而袝焉。

由此观之，专制君主时代之臣民，生命乃悬于君主之动念，而君主又是缺乏理性者。无理性之动念尚可问耶？是曰帝者。

八

人之聪明，有专发达于一部分者，无论其为善为恶，要之此一部分之能力，非他人之所能几及，是曰“天才”。天才乃禀自天赋，非学力之所能致矣。如郑注之肆应才是也。唐文宗时，有郑注者，翼城人，巧佞善揣人意。贫甚，挟医术以游四方。一牙将荐之于李愬，遂有宠，浸预军政，作威福。王守澄请愬去之。愬曰：“此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澄有难色，及见，大喜，延之中堂，恨相见之晚。既而御史李款奏弹注。澄匿注于右军。左军李弘楚与韦元素共谋杀注，使元素称疾，召之来，举目为号，即曳出而杖毙之。注至，吐辞泉涌。素执手款曲，厚遗金帛而遣之。其魔力之大，真有不可思议者矣。若与素所钦仰之人见，折服宜也。既厌恶而萌欲杀之念，乃一见倾倒，非天才而能若是乎？随后澄又荐注于文宗，复蒙大用。总计郑注之生平，只是一便佞小人，无所建白。若稍有学问，得此际会，宁不大行其道？王守澄、韦元素犹曰庸才，殊乏知人之明。若李愬者，亦可谓一时之俊杰矣，乃亦为所惑，异哉！人不易知，知人亦复不易，不其然乎？

自秦汉以至于五代，宰相入朝，例与皇帝从容坐议，无所拘束。迨陈桥之变，宋太祖以范质、王溥为宰相。质、溥皆周室旧臣，内存形迹，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大抵良法美意之变迁，由于人主之摧残者半，由于臣下之奄阿取容者亦半。

九

宋太祖开宝元年，诏荆湖民祖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又宋太宗时，诏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案治平之顺序，而注重于修齐，宜也。但欲致之，必须从教育入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则孝悌不劝而自敦矣。若欲以诰令强制执行，吾未见其即齐也。且孝悌之道，存乎心而已。形合而意违，与揆隔而孺慕者，孰为孝道？可知此事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九代不分居，世传美德。然夷考其方，则唯赖“百忍”以自持。试思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为何如矣。忍者何？强自遏抑而已，勉强迁就而已。凡百如是，即凡百苦痛。堂下皆形神痛苦，而谓堂上可以愉快，未之有也。窃以为凡欲保全兄弟间感情之和睦者，亟宜分居。干糇之衅，每起自妇人孺子，而婢仆尤为争阋之媒。女子小人，圣人且乏应付之术，斯可知矣。且不分居之弊，最易养成子弟之依赖性，更害之甚者矣。

淳熙十五年，周必大荐朱熹为江西提刑。熹入奏事，有要于路者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毋复言。”熹曰：“吾生平所学唯此四字，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此一语最可作“正心诚意”之注脚。“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又可作此语之注脚。

一〇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五月，帝幸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书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子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故也。今版本大备，士庶皆家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矣”云。考景德二年上距建隆元年恰四十又五载（九六〇—一〇〇五）。然则邢昺之所谓“国初”、所谓“少时”云者，仅二三十年间事耳。乃国子监之书籍由三千余册而骤增至十万余册。突飞之速，实属可惊。可证印刷术之发明乃在北宋初年，即公元第十世纪之中叶，距今恰是一千年。又景德二年十月，丁谓等上《景德农田敕》五卷，令雕印颁行，民间咸以为便。此亦印刷术初行之一证据矣。

南宋绍熙庆元间，直敷文阁赵不迂建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谓因邑人旧无藏书，士病于所求，乃储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几席，俾得纵览。见《广信府志》。

同时有郑文英者，建巢经楼于福州，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取书而就读于斋中，不得借出。见《稼轩集词题》。

斯二楼者，观其管理制度，绝非私人藏书用以自娱者可比。实公开阅览性质，与现代之图书馆无稍异。距今已八百年矣。此或为世界最早之公开图书馆，未可知也。埃及与欧洲之古代史，虽亦有记载藏书之事。然或在帝王之宅，百姓不能见，或在僧侣之手，平民不得读。“藏”而已，且不能比中国古代之太学，遑论公开。当十二世纪之初年，实未必有公开阅览之图书馆如铅山赵氏及巢经楼者。赵不迂，字晋臣。

一一

少日读书，每至有用干支之处，辄蹙额以为不然，如曰天宝三年十一月甲戌，总以为甲戌是某日孰能知之，曷若十一月初一或十一之为简便也。迨长而治考据之学，乃肃然对于先民下一深深之敬礼。假令古人屏干支而不用，则我将坠于冥索之途中，不知多费几许精神矣。即如历代帝王之纪元，有以即位之年为元年者，有以即位之翌年为元年者，若旧君崩于六月，新君即位而改元，则多出一年矣。但用干支则不患其能乱，即乱亦可以证之。又如西历，当纪元前四十六年时，罗马改行新历法，补闰两月，后世咸以为纷乱之至。又追算基督生日，后世咸认为错算四年，但行之既久，虽明知其误而惮于更改耳。唯中国之干支则永无此患。盖前后干支其数为六十一，无论若何粗心，当不致误。若天干错一字，其数最少为十三，如甲子至丙子。地支错一字，其数最少为十一，如甲子至甲戌。即偶或笔误，只要读书者稍留意，必能发觉。且每月之大尽小尽，最易致误，唯干支则永不受此等拘束，大尽也如是，小尽也如是，改元在即位之初也如是，明年乃改亦复如是。我行我法，自成系统，实整理国故之最良标准也。试举一例以明之。如《诗·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一篇，或曰此刺幽王之诗也，或曰此刺厉王之诗也，议论纷纭。查幽王以庚申年即位，十一年庚午为犬戎所杀。在位之第三年壬戌纳褒姒，第六年乙丑（即西历纪元前七七六年）之十月朔（现行阳历之八月二十九日）确为辛卯日，是日确有日食之事。盖此诗实刺幽王与褒姒。三年纳褒姒，国政日以乱，六年适逢日食，国人借此以讥刺之。复查厉王在位之历年，十月朔从无辛卯日。庸人自扰，殆未能认识干支之妙用故耳。不特此也，即外国学者借重中国历史上之干支而解决其困难者不在少数，“十月之交”一诗，其一端矣。

一二

人类之欲望无穷，世界之进化也以此，而社会之紊乱也亦以此。循轨以进，谓之欲望，扩而大之，以至出乎常轨，谓之野心。要之不以眼前之地位为满足，更思所以改造之，其揆一也。老氏曰，“不见可欲，使心不动”，此语可分作主观与客观之两方面解释。“不见”，属于主观。盖自抑其心而勿使之动，方法莫善于不见。“可欲”，属于客观。盖客体既具有挑拨性而使余心动，则其中必有可欲者存。大抵野心之起，必因客体有可欲之处以挑拨之，致怒发而不能自已。历史上最能表现野心之蓬勃者吾得三语焉。其一即陈涉之“燕雀焉知鸿鹄志哉”，其二即项羽之“彼可取而代也”，其三即刘邦之“大丈夫不当如是耶”。试细玩此三语之神味，其野心之勃勃实有不能自已者矣。然寻绎其动机，不外因帝王之可贵有以挑拨之。其可贵处：一在尊严威武之虚荣，一在子女玉帛之实利。此虚荣与实利二者，即是“可欲”。盖“可欲”乃客体，“见可欲”乃主体也。秦之亡，实亡于此三语。山东豪俊之并起，刘项七年之血战，不过此三语题中应有之义。苦战为果，三语乃其因，而“可欲”又为此三语之因。所谓“除秦苛政”“与民更始”等等，不过门面语，即于刘邦“今而后知帝王之可贵也”一语知之，非武断也。假令秦皇深居简出，勿以帝王之尊严威武炫耀于人，则秦虽亡亦不至如是之速。若不招摇过市，则道旁之项羽，又何从有“彼可取而代也”之一言，亦非武断也。见可欲而心不动，虽以老子道德之高，犹不敢自信，故只有“不见”之一法，等而下于老子者，从可知矣。

一三

北宋仁宗初年，诏天下州军，凡僧百人得岁度弟子一人。至和初，改听僧五十人得岁度弟子一人。此实历史上关于宗教问题一极有趣之诰令矣。不以教义之不同作积极的干涉信仰，而唯作此种消极的限制。以视西洋历史因宗教而战争垂数百年，杀人不可以数计者，度量之相越，岂不远哉？“信仰自由”四字，在彼方实以无量之碧血易来。唯在我国，则自始即认为天赋之自由，孔、佛、耶、回、道，乃至于婆罗门、喇嘛，一例接受，无所偏倚。反对接受之文章，只有韩愈之《谏迎佛骨表》。然而持论浅薄，并未搔着印度思想之痒处，亦从未有人承认此表为一篇讨论学理之文章。至于晚清之教案，则曾无半点宗教气味。所谓教案云者，乃“教士”之教而非“宗教”之教也。

中国历史上所以无宗教战争者，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政教分离。然而有一件不可思议之事为人所共知而熟视若无睹者，即人有触犯刑律自知必难幸免时，若遁入空门，削发为僧，则生命即能保全。此并非因僧院之势力足以对抗法律，亦从未闻有官军围攻寺院，追索逋逃，而僧徒拒捕者。（少林寺案乃一特殊现象，非此之谓。）此等不可思议之一事，是否遍于全国，虽未深悉，但三十年前，吾粤则视为固然矣。少日在广州读书时，尝亲聆海幢寺一老方丈之言，谓无论若何凶悍之人，当受戒落发时，鲜有不泪流被颊者云。想是因此一刹那间，即是与父母妻子恩断缘绝之时，人人甚深之家族观念，不由得勾引起其天性之发动也。地方政府之所以明知而不追捕者，想亦原于同一之观念，意谓此人既山穷水尽而出此绝大之牺牲，则亦可以不咎其既往矣。吾因是而知宋仁宗之诰令，必非预防佛教势力之膨胀而发，毋亦出于同一之观念，不忍见其赤子多所牺牲而已。

一四

北宋仁宗庆历五年，“知制诰余靖，前后三使辽，益习外国语，尝对辽主效其国语。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劾靖失使臣之体，请加罪。庚午，出靖知吉州”。读此一段记事，可见当年国势虽日蹙，然犹是上国气度。斯时辽、宋已成敌体之国家，今之河北、山西诸省，尽入于辽。益之以辽、吉、黑、热、察、绥、内蒙，其幅员之广，远过于宋。然于外交上，中国犹能保持其国语之尊严。可见国际地位，不在版图之广狭，而在文化之高下也。于今则何如矣，尚忍言哉！

《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等，实为后世表册之祖。此种技术，功用乃在文字之外，伟大之创造也。唯年代颇有错误处。如齐闵王即位乃在周赧王二年，而《史记》则误作显王四十六年，相差十载。魏襄王即位在慎靓王三年，而《史记》则误作显王三十五年，相差十六载。且无端多出一名魏哀王。其余之国君，相差一二年者尚多。此等错误，或未必在太史公，后世展转传抄，随时皆可以致误耳。

一五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为近代有名之藏书家，所藏多海内孤本。年来丧乱，亦既散失殆尽。此种故实，其价值足以起余怀。述其历史之大略如下。

晚明刘子威、钱功甫、杨五川、赵汝师称海内藏书四大家。后几经变迁，清初乃尽入于绛云楼。绛云楼者，钱牧斋之藏书处也。当绛云未火之先，其中善本大半已入于常熟毛子晋及钱遵王之手。毛即有名之汲古阁主人。乾隆朝，怡亲王弘晓收集徐健庵、季沧苇之书籍藏于乐善堂。而徐、季之上手即毛、钱也。可见乐善堂之所藏，乃绛云楼与汲古阁之集合体矣。统计毛子晋、钱遵王、季沧苇、徐健庵四家之书籍，半入于乐善堂，而半入于江南黄荛圃之手。黄荛圃、周香岩、袁寿阶、顾抱冲称为乾嘉时吴中藏书四大家。道光间四家之所藏尽入于长洲汪阆源之艺芸书舍。杨氏海源阁之书，即艺芸书舍之全部及乐善堂之一部。于是明、清两代江南之珍本书籍，尽皆北来，集中于聊城矣。因此而得免洪杨之浩劫，不至与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同归一炬。此中似有天意，而孰知其终不得免也。

海源阁主杨以增，清中叶官至两湖河道总督，谥端勤。性好典籍，收藏甚富，皆包慎伯为之鉴定，筑室十二楹藏之。分上下两层，楼上为宋元精本，楼下则为仿宋元本、明本、清初本、武英殿本、手抄本等。碑帖字画则藏于后院。其子绍和，尚能继业，著有《楹书偶录》一部。孙保彝无子，以犹子入继，即今之主人杨敬夫是也。咸同间捻匪猖獗时，海源阁曾遭一小劫，但损失甚微。民国十八年，巨匪王冠军陷聊城，海源阁又遭一劫。同年匪乱，一渠魁曰千金子者，率众占据杨宅，碑帖、册叶、字画等散失殆尽。阁藏古砚二百余方，砚铭拓片共装四厚册，瑰玮可想，今已无一存者。然当时千金子犹能严令匪众不得擅入书室，故书籍赖以保全。十九年春，匪势复炽，海源阁仍为千金子所据，重颁禁令，不许擅动藏书，此所谓盗亦有道者欤？后千金子以御下过严之故，为众所杀，复泄愤于书籍。楼下所藏，残毁殆尽。后院碑帖，因屋顶为炮弹所穿，连月大雨，尽成泥浆，深可数尺。此中不知多少鸿宝。当王冠军入杨宅时，劫取宋元珍本八大箱，移至保定。未几而王以事自戕，此物又不知入于谁氏手。闻事后点检残缺，计经部损十之七，子、史两部各损十之四，集部损十之三，宋元版本已无一存者。

一六

中国以政府之力集典籍之大成者，宋有《太平御览》，明有《永乐大典》，清有《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太平御览》规模甚小，乃宋太祖太平兴国二年敕撰，凡一千卷。《永乐大典》乃明成祖永乐元年敕编，都凡一万二千册、二万二千八百余卷。当时曾写两部，一储南京，一储北京，未几悉毁于火。嘉靖间，重写一部，储内廷之翰林院。至清初已有残阙。庚子一役，丧失殆尽。今散见于世界各国之图书馆，每馆数册或数十册不等。北京之国立图书馆，亦只保存残余数十册而已。《图书集成》乃清圣祖敕撰，逮世宗之世始付校印，共一万卷。《四库全书》则规模愈宏大，都凡三千四百五十九种、三万六千零七十八册、七万九千七十卷。经二十年继续不断之工作，其业乃成。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诏征书。三十八年二月，令搜辑遗籍，定名曰“四库全书”。三十九年六月，令仿天一阁制，建文津阁于热河，建文源阁于圆明园。同年十月，又敕建文渊阁于宫内。四十年夏，文津、文源成。四十一年夏，文渊亦成。四十七年正月，又于盛京建文溯阁。同时又敕建三阁于江南，杭州曰文澜，镇江曰文宗，扬州曰文汇。至此而四库全书共有七部矣。七部之写成，孰为后先，一时未及详考。但文津一部成于嘉庆初年则有征矣，因书上有太上皇帝之玺故也。洪杨之役，文宗、文汇毁于火，文澜亦毁其泰半。咸丰十年（一八六〇），文源毁于火。于是七部之中，仅余其三。民国初年，文津、文溯两部先后入北京。十四年，文溯再出关，复归奉天。今则已入于他人手矣。二十二年，热河之役，初拟背城借一，文渊一部又南下，此去想难复返。此时北京只存国立图书馆一部，即文津之遗物也。

洪杨之乱既平，钱唐丁氏尝据坊间刻本为文渊补抄五千六百六十卷，功未竟而中止。民国十三年二月，浙江人士集资入北京，据文津本续抄四千四百九十七卷，又校对丁氏所抄坊刻本之讹谬，前后共补抄一万零一百五十七卷。民国十五年四月，厥功告成。于今世界上共有《四库全书》四部，原文津阁者在北京，文澜阁者在杭州，文渊阁者在上海或他处，文溯阁者在奉天或他处。叙述至此，念国家承平之物力有如是者。怀旧之心，油然而生。

一七

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对待名词，原无定据，缘各人之主观以为衡。世说有娶妇而眇一目者，其夫爱之甚，非敬其德，实宠其貌也。有质之者曰：尊阃五官不完，何可爱之与有？其人曰：即此便佳，世人实多却一目，非吾妻少之也。彼之主观乃如此，谁复能判其是非曲直者？不宁唯是，即祸福亦何独不然。光绪初叶，孝钦西后提海军衙门三千万两以兴修颐和园。致甲午之役，丧师辱国，割地赔款以构和，国人皆以孝钦为祸水，诚哉其祸水也。然而由今思之，甲午一役，胜败之数，未必即取决于此三千万两。与其于镇远、致远、定远等舰而外，再添一二艘以赂东邻，或多留一二舰于今日，以备内乱暴发时辄左右望以作投机事业，何如留得名园，供此日之登临凭眺也。又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起于北京，结果乃有八国联军入据中枢，两宫播迁，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至今犹未清偿，此更祸之甚者矣。然而最近十数年间，政治之混乱不足道，但有几种文化事业，犹得于混乱之中，按部就班以进行，成绩尚差强人意。此则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之援助也，义和团之功劳也，国之利而民之福也，祸患云乎哉？由此观之，岂独主观之善恶无定据，即事实之祸福亦几难凭矣。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斯言也，原是含一种勉励、警惕之意。谓挫折不必灰心，宜继续奋斗，则挫折即经验也。得意勿沾沾自喜，自满而骄，其失败可翘足而待矣。此乃专从人为方面立论，自是不磨。但世间一切，实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若欲使政府预储一笔存款，交与外国人保管，俾勿挪作内争之用，留待三十年后，至政局混乱罗掘俱穷之时，然后提出以办教育事业，办图书馆、博物馆，研究考古学、地质学及美术营造学等，则事实上必为不可能。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大师兄们闯出一段弥天大祸，遂为后人种落此一段福田，岂当日之所及料哉？即以通常之祸福倚伏说言之，亦难索解也。故曰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

一八

广州之光孝寺，乃一有名之禅林。其名也，非以其壮丽也，因其地有两重历史上之价值，足垂不朽。少日读书于广州，该地为足迹所常至。光宣间，地方官吏以筹备立宪为名，毁庙宇以表示其头脑之新，实则别有所谓。然而光孝寺得岿然尚存，亦天幸也。是不可以不记。

所谓两重历史价值者：一则该地址乃虞翻故宅，一则该寺院即六祖传受衣钵之地也。当分别志之。

阮元《广东通志》云，明嘉靖十六年，广东布政司曾燠，建虞翻庙于光孝寺中。光孝寺者，相传即虞仲翔先生故宅也云。阮文达公乃博学君子，虽所据曰传闻，然不以为谬，定当不误。先叙虞翻之生平。

虞翻，字仲翔，浙江会稽余姚人，生于东汉灵帝熹平间，治易学，有名于时，极为孙策所器重，及权任至骑都尉。以性疏直，年五十，谪于交州。交州即今之广州也。魏正始间卒于戍，妻子得返故里。后以其故宅改为禅林，名曰光孝寺。光绪中叶，张之洞督粤，建三君祠于粤秀山学海堂之侧。三君者，即虞翻、韩愈、苏轼也。张集唐句撰一联悬于两楹，曰：“海气百重楼，岂谓浮云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一时传诵。盖三君皆以被谗而迁谪于广东，一汉一唐一宋，异代而生，而皆以文章显者也。粤秀山为童时所常游，入民国以来犹一度至，则见祠之门窗尽毁，三君之牌位犹存，楹联则早已为薪矣，不胜今昔之感。

光孝寺即虞仲翔先生故宅之遗址，亦即弘忍法师传衣钵于六祖慧能之地。计自如来涅槃后，附嘱迦叶大师为第一祖，二十八传至达摩，是为东土初祖。梁武帝时，达摩至广州，后居嵩山，面壁九年而化。慧可传其衣钵，是为二祖。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弘忍卓锡于广州光孝寺，寺之殿前有一池，池之旁有菩提树一株，相传乃达摩移自西土者，至今尚在。一日，有两僧坐于台阶上，偶见殿前之幡因风摇曳。一僧曰幡动，一僧曰风动，呶呶不已。忽闻背后有人曰：“非风动，非幡动，贤者心自动。”两僧回顾，则见说话者乃寺中之一舂米工人，姓卢，籍隶广东之新兴县，因而奇之。儿时犹见池边风幡堂之两楹悬长联一副曰：“风动也，幡动也，清池碧水湛然；东土耶，西土耶，古木灵根不异。”即用此事。菩提树即在风幡堂前。一次，五祖弘忍法师欲传衣钵，集寺众于一堂以说偈。其大弟子神秀曰：“心似菩提树，意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五祖首肯。忽闻一人扬言于众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大惊，视之，则卢姓之舂米工人也。因即为之剃度，传以衣钵，命名曰慧能，是为六祖。随后六祖卓锡于韶州曹溪之宝林寺，唐玄宗时卒。六祖以后，衣钵不再传矣。

六祖一派，是为禅宗。其法门曰即心是佛，故亦称心宗。谓一觉便得，不必读经云。

一九

年来盗坟之案，层出不穷，多数出自清室之贵族余裔。其为不肖子孙自盗自卖者有之，或以谩藏而诲盗者亦有之，最著者莫如十七年五月之东陵案矣。考清代帝后，分葬于东、西二陵。东陵在京兆之东，属蓟州之平谷县，孝陵（世祖顺治）、景陵（圣祖康熙）、裕陵（高宗乾隆）、定陵（文宗咸丰）、惠陵（穆宗同治）在焉。西陵在京西保定府易县之梁格庄，泰陵（世宗雍正）、昌陵（仁宗嘉庆）、慕陵（宣宗道光）、崇陵（德宗光绪）在焉。历代陵墓之制，每于新帝即位之初，即经始陵工。后妃之先于皇帝而殁者得以附葬。及帝之梓棺既入，则隧道之石门封锁，不复启矣。是以后死之妃嫔，只能附葬于旁峪。如十七年夏孙殿英部之第八旅所发马兰峪之裕陵，中有妃嫔棺槨五具。帝之梓棺，漆厚数寸，雕刻精美。盖以高宗享国最久，自即位之初，所谓万年梓宫者即着手上漆，此种工作，继续六十三年不断，焉得不厚数寸？后妃之棺五具，皆先于高宗而殁者也。孝钦之陵则在普陀峪，位于定陵之东。盖自文宗之梓棺既入，定陵即已封闭，孝钦不得入矣。闻被发之日，孝钦之尸体如生，发漆黑而缠以红丝。暴徒裸之，移掷于地宫之西北隅。头东而脚西，其为倒曳可知。既殁恰二十年矣。

自两汉以迄南宋，帝者之陵墓无一幸存。《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赤眉贼发西汉诸陵，暴吕后之尸。又云妃嫔之以玉匣殓者皆颜貌如生，贼众多行淫污。所谓玉匣云者，盖以美玉琢成竹简形，自首至踵，量身材及手足之肥瘦，分段而以两片对合之。但如是即可以保存尸体之不变，诚不可思议。若以孝钦之尸体未腐例之，亦未可以汉书为无稽耳。早知如此，速朽何至受辱，斯亦不可以已乎！

元、明两代，陵墓幸存。元之国俗，不立墓表，不修飨殿，人死则用楠木二片刓之使成人形，修短肥瘦，与尸体相仿佛，然后以金作箍，四条束之，掘深坑以葬。既葬之后，填土使平，用万马蹴踏，俾无痕迹可寻而后已。是故元代之帝陵，至今犹深藏于地下也。明鼎既革，清帝旋颁谕旨，慎重保护明代诸陵，岁拨国帑以供祭祀，且随时修葺飨殿焉。此不得不谓清室之仁厚矣。

明太祖之孝陵在南京。自成祖定都燕京，卜地于京北之昌平县以修陵墓。曰：

长陵　成祖永乐

献陵　仁宗洪熙

景陵　宣宗宣德

裕陵　英宗正统　孝肃皇后袝

茂陵　宪宗成化　孝穆孝惠皇后袝

泰陵　孝宗弘治

康陵　武宗正德

永陵　世宗嘉靖　孝烈孝恪皇后袝

昭陵　穆宗隆庆　孝安孝定皇后袝

定陵　神宗万历　孝靖皇后袝

庆陵　光宗泰昌　孝和孝纯皇后袝

德陵　熹宗天启

思陵　怀宗崇祯　周后袝（陵工未竣而国变，遂启田妃陵以葬）

即世所称为“十三陵”者是矣，至今尚存，唯诸陵之飨殿则已破坏不堪。盖入民国以来，未尝一度修理，更阅十年，尽将圮为瓦砾矣。以倡言“反清复明”之民国，对于明诸陵之行谊，反不如清朝，斯亦奇矣。

二〇

南宋之亡，后世之史评家咸以当日不都江宁而迁临安为失计。谓淮河失险，宜坐镇长江，不应退入一瓯脱之地。事后追悔，自能言之成理。然而成败在人，天时地利，未必即关全局之安危。观于明之亡，则此种事后追悔之空言可以休矣。

明末南都之军事布置，以重兵屯于江北，分为四镇，黄得功驻庐州，高杰驻徐州，刘泽清驻淮安，刘良佐驻寿州，而以史可法为督师，驻扬州节制诸镇，复以左良玉驻武昌为犄角。此种军事计画，不得谓之不周密。即以人才论，史阁部之精忠无论矣，黄得功、左良玉堪称雄才，即高杰亦不失为枭将。似此设计，追悔南宋者，宜乎可以无憾矣，然而结果亦何尝足以救明代之亡。盖以福王之懦弱昏庸，马士英、阮大铖等之奸邪乖戾，虽有长江天堑，岂能阻胡马之飞渡哉？故曰一代兴亡，非只系于天时、地利也。

二一

宋仁宗无子，至和末年得疾，廷臣多请早立嗣，帝悉未许，如是者五六年。嘉祐六年，司马光、韩琦诸贤又以此为请，帝乃简立濮王子宗实，年三十矣，是为他年之英宗。君主政治，唯立嗣问题最易启乱萌，为人臣者，谋国尚易，唯干涉他人之家事最为困难，无怪诸贤之兢兢也。当日温公奏请，并约韩琦与御史陈洙共同进行，洙奏入，归语其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计，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贬窜。汝曹当为之备。”翌日，洙得暴病卒。有疑为饮药者，殆未必，然栗栗危惧，则情见乎词矣。

仁宗既殁，英宗即位，未几而疾作。太后摄政，两宫之间每多龃龉，群臣忧之，佥谋所以补救之策。于是司马光劝英宗以孝，韩琦劝太后以慈，或面谏，或疏进，强聒不休。迨时机既熟，乃以霹雳手段行夺印撤帘之事，北宋之祚，乃得继续平治数十年。然诸贤干涉他人家事，其心亦良苦矣。自汉魏以迄两宋，君臣之间尚属亲切，故诸贤得间以进言。亦可证当时之君主政制尚未达于极端，须更历千年，其气乃尽。万事万物，悉循斯轨。若有能调节其中和，勿使遽趋极端，则此事之寿命可以延长，然亦不过时间问题而已。盖凡可动之物向一方出发，未有不达极端之时。除是循环，循环非进化也。

宋仁宗嘉祐五年十一月诏：“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陈乞御篆神道碑额。”吾侪从消极方面所得，可知嘉祐五年以前皆得陈乞御篆碑额矣，亦可见当日君臣之间尚未达尊而不亲之程度也。

二二

宋仁宗嘉祐二年，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进者。为今之计，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咸请易以间岁之法。十二月戊申，诏：“自今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案汉有天下，师古意而立贡举之制，其后每次易姓，干戈稍定，辄急急于开科取士。在朝廷以此为安定人心之工具，在百姓亦咸以此为天下已定于一尊之唯一标准。是以洪秀全才入南京，在戎马倥偬之际，即速开科，此殆千余年传统心理，一若非如此不足以定人心也。然而此举亦实在可作人心向背之试验。即如满洲入关之初，开科取士，其始也，气节之士多不赴试，后乃逐年递增，痕迹显然，实无怪帝者之急急于以此为试金石。若趋之者众，庶可高枕无忧也。

贡举之制，目的在于进贤选能，其方法虽屡代变迁，而宗旨则一，可无疑义。但所进之贤、所选之能，皆以吏治人才为标准，此其最大缺点，制度本身之良否乃其次耳。是以千数百年间各种之技术天才，若不识高头讲章则无由自显，只好郁郁以居于下流。人才之不经济，莫此为甚。以余思之，此巨大之恶果，其种因实甚微细。帝者之初意，本无所谓“治人者”“治于人者”之观念，而特别重视政治才能。徒以反动及不归附之人其可以号召群众而成为势力者，大抵有政治头脑之辈，若收服此辈，可无忧矣。观其铁衣未解即速开科，此种心理不已显然可见耶？至于艺术天才，大都不会有帝王思想，即弃诸野亦断无反侧之虞。迨天下既定，英雄已入吾彀中，则又汲汲于过其养尊处优之岁月，遑论艺术不艺术。且夺人家国者，其目的只在作帝王，并非谓前代所行之政策不足以增进文化乃取而代之也。况其脑海中并无“文化”两字，更不认识艺术之为文化。以此责之，不亦难乎？

二三

北宋之初，国家岁入一千六百余万缗，太宗以为极盛，两倍于唐室矣。迨神宗之世，行青苗法，岁入增至六千余万缗。南渡之初，东南各省岁入不满千万，迨淳熙末叶，骤增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缗，版图比于太平兴国时仅得其半，而岁入乃四倍之，当日东南诸省之负担，从可知矣。唐之开元天宝，称为中国史之黄金时代，而国家岁入乃仅五百余万缗，物价之低廉可想。今之国家岁入，二百倍于盛唐，而人民幸福与盛唐较，果何如矣。

唐代疆域，无黑龙江、外蒙、云、贵、西藏，但西边则伸张至疏勒、突厥，以达于盐海，几及里海之滨。以面积计，虽不及清代乾嘉时，而与现在略相等，国库岁入乃仅此数，赋税之轻微可知矣。“薄税敛”乃所谓仁政者之唯一表现，是以历代之有国者墨守此训而莫敢渝。又宋元以前，举凡国家之重大建筑及导河开路等事皆行征役制，不给工资，故临时可以不加租税，以符“薄税敛”之旨，此亦国库收入之数目可以不大之一原因也。

南宋《朝野杂记》载乾道元年之军额总计为四十一万八千人。每年合钱粮衣赐，约二百缗可养一兵云。一缗合今之银币几何，虽未暇细考，但“缗”既为国家统计之本位，盖亦等于今之“元”。虽价值未必相等，然当时之物价及生活程度，与今亦不相等，故但以国家之货币本位作计算，数目亦略不相差。今之兵饷，每人每月约十二元，连被、服、靴、帽等，每岁每人亦约各二百之数，以知其略不相远也。

二四

汉宣帝甘露三年，图画功臣十一人于麒麟阁，霍光居首。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图画中兴功臣三十二人于南宫云台，邓禹居首。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首。此诸人者，或因拥立有功，或则中兴佐命，或为开国元勋，是以青史纪为盛事，后世传为美谈。此固帝者之一种作用，然亦大抵权术与良心各半，未可厚非。盖无论若何枭桀，迨事定功成之后，追念共同患难者，亦不能无所动于中耳。至如吕后与刘邦之屠戮功臣，则是别有肺肠，不在此例。

东汉之三公，即汉之丞相也。建武元年，以邓禹为大司徒，王梁为大司空，吴汉为大司马，是为中兴以来第一任之三公。建武十三年，朱祐等疏荐贾复，谓宜为宰相，时帝方以吏事责三公，不从所请。建武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罪下狱死，帝以三公连职，策免大司空窦融。读此两事，则光武之不置丞相，其精神之所在可知矣。建武二十七年，诏改大司马为太尉，司徒、司空并去大名，唯职权依旧。

案汉承秦制，置丞相，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哀帝元寿二年，改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光武因之而废丞相制，行之一百七十九年。迨献帝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罢三公官，复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为丞相，而三公又废。

三公之制，终东汉之世，秉政府最高职权，对于皇帝共同负责。中间唯和帝永元元年，以窦宪为大将军，位列三公上。四年，宪伏诛，此制旋废。

案大将军之擅政者，前有霍光，后有梁冀，皆以外戚而作大将军，权倾一时。中间唯窦宪一破北单于，再破北匈奴，车师、月氏诸国悉来朝入贡，以外戚而兼武功，故威权特盛，亦即其所以太盛而不能久也。外戚、宦官实历代朝纲崩坠之两大原动力。清朝有鉴于此，是以极力裁抑之俾莫能振，君主制度至清代，真可称盛水而不能漏。彼其不免于灭亡，误伤而已。

汉武帝之对外威望，经王莽更始之世，中国内乱数十年，无暇兼顾，是以西北异族不时猖獗。章帝即位，乘南北两匈奴之互战（宣帝时匈奴始分南北二国），乃大振国威。窦宪以外戚而兼大将军，对外打了几场胜仗，后来班超之功业亦即乘胜而继续发展，大光史乘。窦宪与年羹尧之边功略相等，颇似彗星，光芒万丈而为时甚短。

二五

唐因隋制，以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共议国政，谓之三省长官，其实即宰相职也。后以太宗在秦王府时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斯职，于是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其名不一，其实乃皆宰相。又如贞观三年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唐六典》云：“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之职也。”此即贞观元年由尚书令之所转变者矣。

要而论之，东汉之三公、唐之三省长官，即丞相也。虽名号时有变迁，而实权则一。溯自沛公受命于项王而王汉中时，即以萧何为丞相。五年，项王既灭，诸侯王请上尊号称皇帝，萧何加封9侯，赐食邑，但丞相之名如故也。九年，乃更以丞相何为相国。胡三省曰：“自丞相进相国，则相国之位尊于丞相矣。”按诸事实自应作如是论断，长安之萧何与汉中之萧何，其势位自不可同日而语。但以名词论，则“相国”二字，并不始于此，亦并不特尊。当刘项战争时，陈余迎赵王于代，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又汉王为魏立后，以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由此观之，则相国并不尊于丞相也。总之既出自帝王之口，则卑者自尊矣。

汉初诸侯王国亦置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景帝中五年，制度渐趋于中央集权，乃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实帝制之一大转捩矣。

二六

余之故乡在县城南八里，适当西江支流入海处，与崖门遥相望。村庄之形势乃三山罗列，一大两小。在南宋之世，三山屹立于江口，潮汐萦洄，故易淤积而成平陆，于今乡民有掘地而发现大船之桅尖者，则当日洄旋之大可想。村南海上有大岩石突出水面，高逾五丈，名曰“奇石”。据志书所载，石上原有擘窠大书十二字曰“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盖即陆秀夫负帝昺蹈海处，张追及，庆大功之告成，勒石以自鸣得意者也。明成化丙午岁，知县丁积命工削其字，殊可惜。有赵德用题咏一首曰：“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盖写实也。后人建慈元殿于崖山之下，奉祀帝后及死节诸臣，至今不绝。余家有一远祖之坟葬近崖山，每岁省墓，必过奇石，盖往返必以舟也。

慈元殿之建筑，碧瓦红墙，其式样实一具体而微之皇宫。勒石之题咏甚多，有陈白沙先生一首曰：

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 仆北风。世乱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众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宫。

又陈独漉先生一首曰：

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乾坤回首”“人众胜天”乃明朝人语，“我亦艰难”乃清朝人语，各人之心事宛然。

二七

故乡有一北帝庙，北帝是何神 ，未及详究，但庙貌颇为庄严。庙中珍藏古画四十八帧，乃工笔绘历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每帧约直五尺，横三尺，人物马匹，长度约八九寸，须眉鬃鬣，丝丝见地，精神栩栩欲活，盖纸本之大工笔也。无作者之名，且四十八幅不着一字。故老相传，乃清初一外来之客。寄居此庙多年，终日除出游外唯见作画，临去自言无以为报，举此画以相赠。此事亲聆诸先祖父。先祖父生于嘉庆中叶，余之高曾与祖均寿享耆颐，自我而上，六代已达清初。口述与高祖者即亲见作画之人，余乃亲聆祖父之口述，其为信史，不容疑议，盖已具备信史之条件故也。意者作画之人必明末一志士，奔走国事而失败，来此荒陬海隅以自晦，欲与南宋先烈相亲而相怜。其去也或竟自沉于崖海未可知也。此公之志节事业虽不得其详，但以画法而论，似真名手。独惜余非美术家，又乏机会邀国内之美术家共诣故乡以评定之。乡间父老咸以此为传世宝，每年灯节，例必悬挂十数日，自余则蕴椟藏之。且画非卷轴，乃每幅裱于一木框之上如外国之油画然，即欲托人携带一幅出来，倩人品评，亦不可得耳。

二八

孟子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寥寥数语，已能把所谓领袖人物，所谓创业之主，活现出来。窃以为领袖人物所应具备之条件，当以阔达大度为第一义。其有好从小节上自诩明察，或则威慑群下使莫敢忤余，则只是二三等人物而已。盖一人之精力总有一最高限度，专于此则缺于彼，若事无大小，必躬必亲，世界必无此伟人。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粗枝大叶无伤也，多砂石亦无伤也，修补吾之粗疏，检点吾之砂石，即二三等领袖之任务矣。

唐高祖之于房玄龄、杜如晦，唐太宗之于长孙无忌、魏徵，皆常就其家，而诸人亦常与帝者抗颜。史称魏徵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辄为霁威。又曰，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乃退而易朝衣，整端庄之颜色以贺其得直臣，上乃莞然。又曰，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每欲自往，恐益为劳。”又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自我视之，则愈觉其妩媚。”

宋太祖之于范质、赵普亦然。范质寝疾，帝数幸其第，质家迎奉，器皿不具。帝曰：“卿为宰相，何自苦乃尔！”又曰，一夕大雪向夜，赵普家居，忽闻叩门声甚急，出则见帝立雪中，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尚出来？”帝曰：“吾睡不能着，故来卿处。”此皆所谓大有为之君者矣。即曾文正以一身而寄社稷安危时，戴震主之威，然其幕府中诤友之佳话，抑亦不少。今无矣乎，领袖人物且未有，国家安危，于兹焉托？是则可忧也。

二九

图表之学，在学问上自成一种技术，若编制有方，每收功于文字之外，实著述之重要部分也。民国十七年夏秋之间，尝与从子廷伟费二十余日之工夫，每日工作十三四小时，制得中国历史表两张，其一断代自平王东迁迄秦并六国，其一自始皇统一天下以迄清代灭亡。表成后，用颇自喜，见之者亦咸称为得未曾有。兹将制表计画录存于此，用志当日之惨淡经营，盖稿凡十数易，煞费苦心也。

第一表。（一）此表起自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〇），迄秦并六国（公元前二二一），凡五百四十九年。以二米里密达代表一年，计长一密达又九生的八米里。断代之所以始于平王者，盖以东迁以后，封建制度起一大变化，实为封建趋集权之一过渡。（二）以十二诸侯为经，而加入吴越，以子男国为纬，而旁及四裔与附庸。较于《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多一越国；较于《国语》《国策》，则少一中山。司马贞《索隐》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实叙十三者，贱夷狄不数吴，又霸在后故也。不数吴而叙之者，阖闾霸盟上国故也”。此乃太史公之春秋家法，体裁无妨各异。（三）越与吴有密切关系，既列吴势不能弃越，故并列之。中山即鲜虞，实为白狄别种，除九国联军攻秦之役以外，一切会盟征伐，彼实无关大局，故不列。（四）越之灭，其说不一，或曰灭于楚，或曰六国灭亡后乃入于秦。《史记·越世家》：周显王三十三年，越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可见兹役以后，越已不国，不过尚余少数残留之溃卒，出没于浙东。既无中心人物，尚岂能谓之曰国？故定为越灭于楚。

第二表。（一）此表自秦以迄清末，凡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以一米里密达代表两年，计长一密达又六生的六米里。每一朝代或一国家，必将其创业之主与亡国之君一一标出。但各家之著述，对于此等问题，间有出入，故此表自定一标准法，以名实相符为宗旨。（二）譬如十六国之西秦，多以乞伏国仁为创业者，此表则定为乞伏乾归。计国仁于东晋武帝太元十年，自称秦河二州牧。同十二年，苻登封之为苑川王，寻卒，弟乾归继之。同十九年，乾归取陇西郡，自称秦王。史既称其国曰西秦，似宜以其主权者自称秦王之年为始。此一例乃人的问题。（三）又如十国之吴越王钱，其履历如下：唐僖宗光启二年十二月，以钱知杭州事；同三年正月，迁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三月，为杭州防御史；同二年九月，为镇海节度使；同乾宁三年十月，兼领镇东节度使；同天复二年五月，进爵越王；同天祐元年四月，加封吴王；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以钱 为吴越王。若以植基为标准，可用光启二年；以势力跨两浙为标准，可用乾宁三年；以封王为标准，可用天复二年。但史既称其国为吴越矣，故用开平元年。此一例乃年的问题。（四）又如唐武后时代，诸家多定为始于光宅元年。此表则于该时代之长度，画为七米里有半，计十五年。盖光宅以后，实权虽在武后，然名目则仍曰摄政，“周”之名乃自天授元年始，此亦一贯之标准也。（五）北宋一代，以严格论，实不能谓之为统一，盖石晋所卖之燕云十六州，始终未尝收回，西夏割据，亦无法平复。但史皆称北宋为统一，故亦勉强加以统一之符号。然此表之所表示，则最为明了，盖凡统一时代之下，例不复有粗横线也。（六）蒙古与满洲，起在当时之域外，似不必参入此表。但不略示其根蒂，则元、清两代为无源之水，故为定一特别符号。（七）明季余裔及太平天国，当然不能不承认为偏安，盖其年代之久长，过于五代之唐、晋、周也。（八）此表之特色，在于割据之先后、国祚之长短、灭亡之迟早，一目了然。例如南北朝，可以一望而知北朝起在南朝之先，约当东晋中叶，而北周之亡，亦略先于陈。此外如十国及辽金等，亦复如是。又如十六国中，一望而知后燕发生时，成、前赵、后赵、前燕、前凉等五国已灭亡矣，并非十六国同时存在也。（九）至于半圆表，实为最得意之创作。如五胡十六国，可谓乱杂已极，人皆知十六国之结果，分入南北朝，但某国归南，某国归北，殊不易记忆。前人及并时人画十六国兴亡表不下数十种，但殊少佳构。此半圆表，非唯于诸国之分入南北可一望而知，即某国为某国所灭，亦了如指掌也。（十）附一历代京都表，一一释以今地理，其有迁都者，亦特为标出。

三〇

民国十七年之东陵案，实现代史之一大事件。一代兴亡，遗祸及于枯骨，少日读史每至此等事，未尝不为之黯然。岂意生逢斯世，竟有人逐件重演一次以供余观听也，是不可以不记。

京东蓟州遵化县属之马兰峪，清室东陵在焉。十七年七月下旬，守陵阿监来报，称当地驻军已将帝后之陵墓发掘，用猛烈之炸药，工作十数日，始将地宫炸开一口，殉葬物品及祭器，盗掠一空云。清室遗族得此消息，即往卫戍司令部报案，请求保护。八月五日下午六时，侦缉队在琉璃厂尊古斋古玩铺捕获其经理黄百川，又在东珠市口中国饭店捕获谭松廷等数人，谭乃现任师长，自供所得珍宝不少，在京、津两处私卖不讳。日前以圆珠数颗，经由尊古斋售与外人，得价三万数千元云。

第二消息：守东陵之旗丁来言曰，五月初间，忽有军队约五六千人移驻东陵，随即颁布戒严令，断绝交通。翌日闻普陀峪轰声动地，盖即轰炸孝钦后之墓门也。地宫既启，石案及供几上之祭器宝物劫掠一空，随将梓棺劈开，群向棺内夺取珠宝，有军官三名，因争夺而相杀，横尸于地宫。孝钦尸体则倒曳而出，弃掷于地宫内之西北隅。复次炸毁高宗之裕陵，帝、后及妃嫔之棺尽行破坏。高宗之辫发及肋骨数茎，抛置于墓门之外。旋又拟启世祖顺治之孝陵，正欲施行轰炸工作，有人告以顺治帝出家于五台山，该陵乃属空冢，必无所获，乃止。军人既饱掠而去，当地乡民，有与该军充当苦力者，犹在残骨堆中拾得珍宝不少云。清废帝溥仪闻此惨变，即服丧以示哀痛。并自天津派人来京，向政治分会请求保护其余诸陵。谓已往之事，只凭国民政府秉公办理，本人现已无何等权力可以追究云。可哀也已。又闻废帝自筹得款项五千元，拟派员前往重殓高宗及孝钦之遗骸，以免暴露，但亦不敢擅往，乃先征询政府意见。顷由北京政治分会代理主席俞家骥接见，告以此事仍须向京津卫戍总司令部请示云。柙中之虎，可怜尤甚于鸡豚，岂不然哉！

第三消息：北京市政府前派刘人瑞等往东陵查勘，已于八月廿六晚回京，报告如下：原驻东陵孙殿英部之谭温江师第七旅驻东陵，第八旅驻马兰峪。自五月十七日起（第二消息之旗丁报告所云六月初间，当是该旗丁记忆之误，或以旧历报），忽宣布戒严令，断绝交通，开始发掘工作，至五月廿四日乃蒇事。计所掘者乃高宗及孝钦二陵。此外尚有同治妃子之惠陵，乃去年被盗，今又重行翻搜一次。所盗之珍宝，据熟识情形者，约略估计，当在一万万元以上。普陀峪孝钦之陵，所藏尤富。二陵合计，珍珠一项计重约四五十斤，各色宝石称是，珠之大者如鸽卵云。孝钦陵之玉西瓜，久称清宫异宝，乃一径尺之翡翠，约略雕琢，而瓜蒂天成，孝钦爱之，既殁以此为殉。高宗裕陵内，有古铜佛像二十四尊， 砂雕刻高宗手写屏幅十块，二物最称瑰宝。又云孝钦之尸，开棺时面貌如生，发露后，与空气接触，乃渐起变化。至于发掘工作，乃由隧道旁斜穿而入，石门不可破也。且该处工程最短，非有极高明之指导者不能出此。闻工作时，有须发俱白之两工兵杂于其间，以年龄而论，营伍中必无此等老耄之人，疑此两人乃当日之陵工也。

第四消息：十七年九月十日，刘人瑞召集新闻记者三十余人，发表查勘东陵之经过。刘曰：日前盗陵消息传来，政府方面即成立接收东陵委员会，由内务、财政、农矿三部会同组织，委员共五人，于八月十日出发，前往东陵。陵之范围约五百方里，在清室盛时，树木繁茂，可称人造森林。民国十三四五年间，为当地之穷旗人盗卖殆尽，殊属可惜。诸陵在群山中，各专一壑，所谓普陀峪者，即孝钦西后之陵地也。余等初到时，见盗掘之口以乱石堵塞，未得入，摄影而还。越数日，清室遗族载泽、溥 、耆龄、溥侗、宝熙及其师傅陈毅等，受废帝溥仪之命，携得现款五千元，往办重殓之事。八月廿五日，载泽以汽车来相约。至则掘口已开，遂鱼贯而下，深约五六丈，见地宫外层石壁下，穴一小口，方仅二尺许，乃蛇行而入，直达隧道。经过石门二重，有数人持灯引导，则见地宫正中石床上，一棺横斜欹侧，棺盖抛离三丈外，孝钦尸体，裸卧于地宫西北隅，头东脚西，肤革完好，发黑而缠以红丝，身上现出拳大斑痕数点，作青褐色，有白毛：：然，长约半寸，大约因透露空气蒸霉所致。外椁劈毁，不成片段。宫门右侧，堆积破碎之各色衣衾，石板上有殓鞋一双，长七八寸，绣花工巧，唯色已暗淡，此即孝钦西后之珠履矣。越日重殓，尚拾得珍珠数十粒。载泽命椎碎而纳诸棺中。早知漫藏可以诲盗，何至如是？

八月廿八日，查勘裕陵。裕陵者，高宗乾隆之陵也。碑楼高二十余丈，下作穹窿，上建白石碑，题曰某皇帝之陵，镌满、蒙、汉三种文字。盗掘时，由影壁凿开石板直下，炸毁地宫外门而入。掘后，天雨连绵，水从道口灌入，深约四尺，载泽等已用机器汲取数日，余等乃至，时积水尚有四五寸，乃赤足而入，历石门四重，则见地宫正殿，悬煤气灯一盏，烟雾充塞，中有棺六具，一帝一后四妃子，均破坏不堪，颠倒错乱，白骨散掷于泥水中。重殓者唯以黄布裹头颅六具，置于石桌上而已。情状之凄惨，尤甚于普陀峪。噫嘻，孰谓此十全老人，殁后一百三十三年，乃罹此缺憾之遭遇也。

孝钦之死，至民国十七年，恰经二十寒暑，而颜貌如生。谓棺密漆厚，空气不得侵，事理犹属可能。唯发掘工作乃自五月十七至廿四，先掘普陀峪乃裕陵，是则孝钦之棺，劈开当在五月二十前后，查勘者以八月廿五日至，相去三月有奇。何以际兹溽暑之时，尸体暴露于空气中，历九十余日犹未腐化？可见二十年尸体之不朽，棺椁之隔绝空气为一因，地宫之阴凉亦为一因也。

三一

蔡京所书之元祐党人碑，乃宋徽宗崇宁三年立。其文曰：“皇帝即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列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命书而刻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京书之，将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圣神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绍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

三百九人中，文臣之部，分为三级。曾仕执政官者二十七人，司马光为首。曾仕待制官以上者四十九人，苏轼为首。待制以下诸文臣共一百七十七人，秦观为首。此外尚有武官二十五人，内官二十九人，宰臣王珪、章惇二人，共为三百九人。

计碑文所划分之文官三级，其领袖人物曰司马光、苏轼、秦观。三君皆以文章显，姓名几于妇孺皆知。非曰知其政绩，知其文章也。岂文章真可以贾祸耶？容或有之。盖文人大抵终日埋头书卷，或放其精神以遨游天外，对于人情世故，每不留意。若偶有一事冲动其灵明，辄援笔直书，不假思索。开罪于人，非所知也。可以贾祸，非所计也。迨祸机触发，家室苍皇，流离颠沛，自身亦非不感苦痛，唯文艺之资料乃愈丰富矣。凡此种种，皆从实地体验得来，非理想之谈也。瓜蔓株连之文字狱，或可以不再见于当世，文人之厄运，其或可以轻减也欤？

三二

顺治十六年六月庚寅，上谕内三院曰：“湖南、两广地方虽渐底定，滇黔远阻，尚未归诚。朕将以文德绥远，不欲勤兵黩武，而远人未谕朕心，时复蠢动。若全恃兵威，恐至玉石俱焚，非朕承天爱民之本意。必得宿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体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敉宁。朕遍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者。洪承畴着特升太傅 ，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务使近悦远来，称朕诞敷文德之至意。钦此！”读此上谕，可见清廷之于洪承畴，真所谓放胆录用，故洪承畴亦得以放胆做去。此真能深识大陆国民心理者。你以大方来，则我以加倍的大方相报，小眉小眼之举动，实看不惯。洪承畴之五省经略府设在长沙，吾未闻府中官制之有顾问也。试读“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数语，实深得用人勿疑之至意，成败之分，实攸于此。

然而此种策略，既获显著之成效，岂后人竟毫无觉察以至于措置乖方耶？是亦未必尽然。盖知不知为一问题，知矣而能否实行又为一问题，行矣而能否得其似又别为一问题。三十年前曾有捐弃既得之权利，声明留在当地用以兴办各种文化事业者，成绩斐然，不减孟尝之市义。其后固亦有踵而效之者矣，但结果非唯不讨好，反更惹厌。此无他，亦曰民族性之不同而已。凡百事物，皆可摹仿，唯民族性则必非短期间之所能洗伐。性也者，于地理有关，气候有关，且根于遗传，根于历史，其先民所造之自业与共业，不知种下若干万亿因，乃构成此特性以贻子孙。此实一种独立文化之根 ，决非急就之所能仿造。噫，其机微矣！吾非教猱升木，盖能升木之猱，无俟于教，而不能者，虽教亦无济耳。此之谓性。

三三

顺治八年冬，清兵南下，永明王由榔走广南。明年二月，孙可望遣兵迎王入安隆，宫室卑陋，服御粗恶，守护将悖逆无人臣礼。知府范应旭署其出纳之簿曰：“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支粮若干。”皇帝以“员”计，后妃以“口”计，吁，可伤已！

有力征经营之皇帝，有因人成事之皇帝，有欺人孤儿寡妇之皇帝，有受人豢养之皇帝。种类不一，天禄亦自应有别。甲种自是雄才大略，绝世英姿。乙种亦不失为手腕灵敏，能养望于平时。丙种虽属巧取豪夺，然犹是凭本身能力，自成事业。至于丁种则只是蛀米之虫，无足比数，然而气运乃最长，至今犹有行市。吾真欲得读司出纳者之簿记作何称谓也，想不以“员”计，或当以“枚”计矣。

三四

顺帝阳嘉四年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此《通鉴》原文也。胡注曰：“曹操阶之，遂移汉祚，其所由来者渐矣。”案：汉桓帝时，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养子嵩，或曰夏侯氏子也，未得其详。嵩生操，家于沛。由此言之，则中官者腾也，嵩乃腾之养子而非中官，操乃嵩之亲子而非养子。胡氏此注，易令人发生两种误解：一，能使人误以曹嵩为中官；二，能使人误以操为嵩之养子。学者之所以为古人作笺注者何哉？盖以著述者有时行文避枝蔓，或简要乃称其体裁，在所常有。好学深思之士，每于读书得闲时，遇事载笔，引而申之，义晦则显之，为后世学者节省翻检之劳，而同时又须无失古人立论之意旨。是故笺注实对于著者与读者负两重责任，非易事也。胡氏此条之注，似有所未周焉。

三五

穿凿附会之学问，势必至于人持一说，莫衷一是。盖既曰附会，则不必根据事实，皆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如“三老”“五更”乃汉代朝廷敬老之专门名词。宋均曰：“知天、地、人三才之老者谓之三老，明乎五行之更代谓之五更。”郑康成曰：“‘老’者乃年老之谓，‘更’者乃更事之谓，‘三’与‘五’，则取象于三辰五星，天之所以照临下土也。”如此立论，谁得以判其是非曲直者？但二说相去，各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而经师曰“此各明一义也，宜两存之”。其然，岂其然乎？

三六

外戚乃君主政治之特产，其势力每能使国政起大波澜。盖此辈之所凭藉，非妃即后，或则皇太后，其人率皆能絷帝者之心情而左右之，宜乎外戚之恣无忌惮也。外戚之地位与环境既若此，自非圣贤，骄奢诚不足责，顾吾所欲论列者唯窦宪一人耳。窦宪以外戚而佩大将军印，事功之所被，影响非只限于当时，而于全民族且有重大关系，是则不容忽略者矣。试将窦宪之功罪录列如次，庶几是非得以大明。

窦宪之家世 建初二年，帝纳窦勋女为贵人，有宠。三年，立贵人窦氏为皇后。先是，明德太后为帝纳扶风宋、杨之二女为贵人，大贵人生太子庆。同时梁竦亦有二女为贵人，小贵人生王子肇。窦皇后无子，七年，养肇为己子而以计陷宋贵人。夏六月，废太子庆为清河王，以肇为皇太子，出宋贵人姊妹置丙舍，皆饮药自杀。八年，复计陷梁竦死狱中，梁贵人姊妹以忧死。同年，窦皇后兄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章和二年，章帝崩，太子肇即位，是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瓌，并为中常侍。

窦宪之骄纵 建初八年冬，宪夺沁水公主田园。公主乃明帝女，帝之姊也。帝怒，切责宪，使还公主田。章帝既崩，齐殇王石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太后数召见。畅乃光武兄 之曾孙，章帝之犹子也。宪惧畅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中，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太尉何敞按之，得实。太后怒，闭宪于内宫，宪惧诛，因自求击匈奴以赎死。

窦宪之功业 章和二年，北匈奴饥馑，降于南郡者岁以数千计。秋七月，南单于上言，宜及北虏不宁，出兵讨伐。太后以书示执金吾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无所成就，今幸遭天授，以夷伐夷，诚国家之利也，宜可听许。冬十月，以宪为车骑将军北伐匈奴，使耿秉为之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沿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窦宪、耿秉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 阳塞，会师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洛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宪、秉逐北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九月，以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位次太傅下，三公上。封耿秉为美阳侯。二年春，窦宪遣副校尉阎砻将二千余骑，掩击北匈奴之屯守西域伊吾者，复取其地。车师震慑，前后王各遣子入侍。六月，诏封宪为冠军侯，笃为郾侯，；为夏阳侯，宪独辞不受封。七月，窦宪出屯凉州。冬十月，南单于复上书请灭北庭，宪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袭击北单于，夜围之，北单于被创，仅以身免，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三年二月，宪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斩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终。出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北征以来所未尝至也。封夔为粟邑侯。

北单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于除 自立为单于，将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窦宪请遣使立于除 为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帝从之，南北两匈奴遂以平。后三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余人讨焉耆，兵临其城下，诱斩焉耆王，传首京师，更立左侯元孟为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匈奴之形势及当日廷臣之无识 匈奴乃北方民族，逐水草而居，无一定之居处，亦无一定之名。在商周间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周季曰 允，春秋之世曰戎，曰狄，战国曰胡，曰匈奴。匈奴之名实始见于战国。地势居高临下，与西域成犄角之势，屡犯中原。是以武帝东伐朝鲜曰断匈奴左臂，西伐大宛则曰断匈奴右臂，则其形势可知矣。班固论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即此意也。迨宣帝五凤元年，而匈奴乃有五单于争立之事。即屠耆、呼韩邪、呼揭、车犁、乌藉是也。单于者，译言曰大，乃大君之意。自是彼族内乱不已，边境得以略宁。建武二十四年，匈奴裂为南北二国。南单于乃日逐王比，北单于则蒲奴也。班超以明帝永平十六年出征西域，历二十余载，虽先后平定数十国，唯焉耆负固北结匈奴，仓卒不能下。迨窦宪既定匈奴之第三年，即永元六年，而西域之功乃竟。平匈奴与定西域，乃国史上之两大事，为我中华民族立万年不拔之基，岂曰小补哉？而当日廷臣，优柔泄沓，得过且过，曾无远略。当章和二年，南单于请伐北庭时，尚书宋意上书谏阻，以为一任南北匈奴互相猜忌，乃中国之利，不宜徇南以伐北。幸朝廷从耿秉议，不然，岂不坐失良机已乎？又永元元年，窦宪将出兵时，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阻，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 ，而袁安、任隗二人书且十上。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此种议论，岂谋国重臣之远猷乎？吁，可羞也已！同时尚书令韩 、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皆上疏谏，太后不听。又北单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于除 自立为单于，窦宪以为莫若因而立之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事下公卿议。袁安上封事曰：“舍其旧而更立新降，非计也。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值岁一亿九千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当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诏下其议。安与宪更相折难，上卒从宪策。

结论 匈奴与西域狼狈相依，使我边陲常多事。秦汉之交，中国甫成统一之大业，宜乎可以安内攘外矣，而匈奴亦适于是时挺生一冒顿。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非耶？燕然勒石，为国史光。讴歌直至今日犹不绝于文士之笔。当勒石时，廷臣又不议伐匈奴之非计矣。北匈奴驻兵屯守西域之伊吾，稽洛山之捷，窦宪以余勇覆之，而车师乃降。西域五十余国，最后平定者厥为车师与焉耆，车师既下，班超遂一鼓而下焉耆矣。永元二年，窦宪之出屯凉州，岂偶然哉？要而论之，稽洛山一役而匈奴丧胆，金微山一役而匈奴与西域遂为中国之藩。班超以二十余年之长时期欲竟未竟之功，今乃竟之。观于窦宪因于除 之自立而立之，置中郎领护，用收羁縻控驭之效，此正英法驭印、缅、安南之政略也。窦宪 乎远矣！

三七

永平九年，为樊、郭、阴、马诸外戚子弟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樊乃光武之母族，郭与阴乃光武先后两皇后，马则明帝之后也。

先是，南顿令刘钦娶南阳樊重女，生三子，曰 ，曰仲，曰秀。重子宏，随 兄弟起兵舂陵，官至光禄大夫，封寿张侯。

更始二年，真定王杨拥兵十余万，欲附王郎。秀遣刘植说杨，降之。秀因留真定，纳杨甥郭氏为夫人以结之。建武二年，立郭贵人为皇后，子 为皇太子。

初，秀从更始在宛，纳新野阴氏之女丽华。建武元年，迎丽华至洛阳，册为贵人。二年，帝以阴贵人雅性宽仁，欲立以为后。贵人以郭贵人有子，终不肯当。十七年，郭后宠衰，数怀怨怼，上怒。冬十月，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氏为皇后。十九年，太子 意不自安，辞位。乃以阴后之子阳为皇太子，改名庄，是为明帝。

永平三年，立马援之女马贵人为皇后，承阴太后之意旨也。贵人出身名门，进退有节，深得阴后爱，最称贤淑。后无子，抚姨母女贾贵人之子 为己子，是为章帝。此即四姓之家世矣。

“四姓小侯”之名，直至质帝朝梁冀秉政时尚存在。然恐已新陈代谢，殆以梁氏入四姓矣。

三八

中国以铜为币，其制甚古。《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远，自高辛氏以前尚矣，靡得而记云。”太史公以为靡得而记，则亦无从稽考矣。按今所留传之殷代铜币，咸象物以为形，有如刀如盾者。至于圜法，则《汉书·食货志》谓“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当是圆形货币之始。秦因周制，铸半两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行至汉初，吕后乃改为八铢，文帝又改为四铢，仍与半两并行。武帝元狩四年，铸三铢。五年，乃罢半两而铸五铢。《平准书》曰五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 焉”，则圜法制度之谨严，直同近世矣。计币制单位之轻重，与国民生计程度有密切关系，过轻固不可，过重亦无取焉。是以半两及三铢、四铢皆不适于用，唯五铢得继续至隋开皇，凡七百四十年。虽则中道屡多变迁，但每至承平，便即规复，斯可知矣。溯自元狩以后，五铢顺行一百二十五年，至王莽居摄二年，乃铸刀钱二品，大钱一品，与五铢并行，而币制以乱。始建国元年，罢五铢及刀钱，更作小钱一品，径六分，重一铢。二年，复制定钱货六品，分金、银、铜、龟、贝、布，钱法愈乱，至不可收拾，虽严刑以处，仍不可维。光武中兴，于建武十六年，马援奏复五铢，民皆利之，又顺行一百五十年。迨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复坏五铢，天下又大乱。三国魏文帝黄初二年三月，复五铢，同年十月又罢，使以谷、帛为交易媒介，民皆病之。明帝太初元年，乃再复五铢。下迨南北朝，宋武帝孝建元年及宋文帝元嘉七年，皆尝铸四铢，均不以为便。至齐明帝建武二年而五铢又复。其在北朝，则北魏庄帝永安二年亦铸五铢。迨北周武帝保定元年曾用布泉，民之不乐，亦如前代。至隋文帝开皇元年而五铢又复，此则历史上五铢之最后期矣。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文乃欧阳询书，回环可读，故或称为开通元宝，大小略与五铢同，只名称变易而已。厥后每易代辄自铸其年号之通货，皆以通宝名，不称五铢矣。计自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至武德四年（公元后六二一）凡七百三十九年，允可称为五铢时代。其间治乱兴亡之迹，亦可以五铢之存废而觇之焉。

三九

自古权奸之欺人孤儿寡妇者每多经过荣加九锡之节目。九锡者何，应劭曰：“九锡云者，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钺，八曰弓矢，九曰 。”此种不伦不类之物品，所值几何？而隆重乃若此。宋均为之注曰：“进退有节，行步有度，赐之车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则，赐之衣服以彰其德；长于教训，内怀至仁，赐之乐器以化其民；居处修整，房内不渫，赐之朱户以明其别；动作有礼，赐之纳陛以安其体；勇猛劲疾，执义坚强，赐之虎贲以备非常；亢扬威武，志在宿卫，赐之斧钺使得专杀；内怀仁德，执义不倾，赐之弓矢使得专征；孝慈父母，赐之 鬯以事先祖。”诚如是，则荣膺九锡者不愧完人，但事实果何如哉？

建武十三年，封邓禹为高密侯，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功臣之为列侯者唯此三人而已。时邓禹、贾复知帝欲修文德，不愿功臣拥兵，乃去甲兵，敦儒学。耿 等亦相率上大将军印绶。东汉功臣之所以得全，一则因帝者不滥封，一则因臣下之自解兵柄，盖上下均以西汉为炯戒矣。创业之主，于事定功成之后辄杀戮功臣，几成历史上之惯例。推原其故，虽因果复杂，但钩稽而归纳之，不外两途：一则由于帝者之嫉妒。回忆自己之所以有今日，实深得某某人之力为多，彼之战功如此其伟大，谋略如此其深沉，若一旦反侧，自问己之能力诚不足以制之，不如去之便。一则由于功臣之不平。回忆发难之始，彼此同崛起于草莽中，当日之无赖粗率情态，历历在目。今何故彼则高坐堂皇，而我则北面俯伏？复次，于论功行赏之时，无论若何公正明察，总不能一一如人意，盖自以为功高第一，乃人之恒情，凡有相当能力之人，必不甘居人下也。由前之说，此韩信、彭越之所以功成而受戮也。由后之说，此彭宠、隗嚣之所以中途携贰而终于灭亡也。

光武中元元年，起明堂、灵台、辟雍。二年十月，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以安车迎至太学，天子迓于门。郑康成曰：“三老、五更乃年老更事而致仕者，天子以父兄养之，所以示天下以孝弟之道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之义，此天之所以照临下土者也。”东汉崇尚儒术，定孔子于一尊，是以建武、永平之治，光照史乘。儒家道术乃人生哲学，非唯物亦非唯心，其组织乃以家族为国家单位，与个人本位大异其趋，故最重报施。养老亦报施精神之一种也。老何可敬？盖以其人之学问、事功曾致力于人群社会，使来者咸受其赐，是则可敬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种差等之爱即伦理之所由立，光武以敬老率天下，实深得儒学之旨。

光武与公孙述苦战十年，最后而来歙、岑彭两大将皆以夤夜在军中死于刺客之手，可云不幸。建武十一年六月，帝使来歙与盖延攻述，乘胜深入蜀地，述使人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伏地悲不能仰视。歙叱之曰：“余以所志未竟，为人所中，呼子以军事相属，乃效儿女子涕泣耶。”延收涕强起受诫。歙复自书表，荐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投笔抽刃而绝。此情此景，千载下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试思剚刃于体，中要害，尚能从容以军事付托于人，更自书表荐贤，然后投笔抽刃，随即气绝。计自受伤以至于气绝，所经过之时间自不少。受重伤，中要害，尚能从容以军事相付托，书表荐贤，就生理上言之，几为不可能，此可证精神作用之伟大与不可思议。同年十月，岑彭亦被刺于军中。

建武八年十一月，温序为隗嚣裨将荀宇所获，欲降之，序不屈，伏剑而死。从事王忠持其丧以归洛阳，诏赐冢地。死国而以明令赐冢地，即近代之国葬典礼矣。建武八年即公元三十二年，距今一千九百余岁。永平二年冬十月，太师桓荣卒，明帝易服临其丧，赐冢地。此为温序后赐冢之又一人。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诏令民有产子者勿算三岁（胡注：复其夫勿输算也），令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着以为令。政府以明令奖励生产，近代欧洲诸国多有行之者。至于妊娠即受奖，似未之前闻。

四〇

“君主万能”一语，实寓意于贬而非褒也。心之所欲，只以一纸命令驱其民而役之，不顾一切，则何事不可为？今世界上所遗留重大工程之痕迹如中国之长城、埃及之金字塔等，非帝者之力，孰能致之，诚哉其“万能”也。隋炀帝乃昏愦之主，治术了无足道，唯于工程上之成绩则大有可纪者焉。大业元年三月，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 、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阳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大业二年十月，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大业三年六月，开榆林御道，发榆林北境，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同年七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朔州之紫河。同年八月，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凡此种种，秦皇之后，一人而已。

又炀帝虽粗犷无道，然好读书，且多著述。自开皇十年为扬州总管时，即置王府学士百余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或辍。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 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副本五十，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剪华净，宝轴锦标。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如故。考活版印刷术始自北宋真宗时，于第七世纪初年，而有此等图书馆，殊可惊叹。虽则此乃内廷藏书，非后世公开阅览者可比，然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先，书籍只有写本，未能公开也固宜。人类原多矛盾性，但矛盾性之大，莫炀帝若矣。薛道衡之“空梁落燕泥”、王胄之“庭草无人随意绿”，亦此种矛盾性之结果而已。

四一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李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路衢，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A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十里，两岸之间望之如白沙。读此可见洛口仓气象之伟大。考仓库之制，渊源甚古，当刘项战争时，汉军荥阳筑甬道就食敖仓粟。案敖仓在敖，位于荥阳西，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秦时置仓于敖山，名“太仓”，亦曰“敖仓”。是则此制起自春秋战国时矣。其作用在于平时可以防饥馑，战时可以赀军粮，故亦曰“太平仓”。

武德二年正月，朱粲卒众二十万，剽掠汉淮间。会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啖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颜之推之子愍楚，谪官在南阳，粲初引为宾客，后会乏食，阖家尽为所啖。同年四月，散骑常侍段确，性嗜酒，奉诏慰劳朱粲于菊潭。确乘醉侮粲曰：“闻卿好啖人，肉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确怒，骂之，粲遂收确及从者数十人，悉烹之以啖左右，屠菊潭，奔投王世充。由此观之，则孟子之言性善，不能无疑。

四二

贞观五年正月，诏僧尼道士仍须致拜父母。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定法制禁断。龙朔二年六月，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三令五申，特注意于此事，斯亦宗教史上一种有意味之诰令也。释迦以为众生一切苦恼在乎有家，盖人类乃有情动物，而最能使人系恋者厥为夫妇及亲子之情，故欲破除烦恼非用出世法不可，其哲学以此为出发点，其教义以此为依据。可行与否别为一问题，但佛法设教之精神固如是也。太宗及高宗之诰令，既不禁彼宗之推行而但违反其教义，此亦唯富于“中庸性”之民族乃能有此，亦唯不求甚解之帝王乃能出此。虽则事难两全，顾于此即失于彼，但不应既允许其推行而又强制变易其教义耳。南海先生有见于此，故其大同学之组织务使人无家可出。能行与否别为一问题，但较于唐太宗等之办法为彻底矣。以躯体衍化为教义之儒术，对于出家问题最为冲突，然而佛教之入中国，不独为学者所接受，且更发扬而光大之，此释迦之所以为伟大欤？

四三

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由是诸将争效之。蜀王建有假子百二十人，皆有功勋者，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亦怪象也。如宗懿等十一人皆曰建子，而集王宗翰、夔王宗范等实异姓之假子。此种怪思异想，其源实出于帝者之赐姓。如项王既殁，射阳侯项伯、桃侯项襄、平皋侯项佗等，高帝皆赐姓曰“刘”。又如唐代之徐世 、刘季真、杜伏威、高开道、胡大恩、郭子和等皆赐姓曰“李”。宋代之“赵”亦复如是。己之所爱则赐以同姓，所恶则以意义不佳之字易其姓。如隋炀帝既杀杨积善，更其姓曰“枭”，斯亦帝者之一种下流思想矣。

四四

武德九年七月，唐临出为万泉丞，县有系囚十许人，会春雨，临纵之使归耕种，皆如期而返。又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悯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翌年秋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率，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此等类似之记载，历代间出，谓为不实，恐不能太过武断。既不得反证，毋宁信之。自非“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之民族，必不能有此等事实。即退一步而谓为理想之谈，亦非“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之民族必不能发生此种理想。求诸西洋历史，何尝有之？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高宗即位，时唐临为大理卿。冬十月乙亥，上问系囚之数，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应死。上悦。上尝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上怪问其故，囚曰，唐公所处，本自无冤。上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耶？此条可与前条相印证，即齐之以刑，亦须齐之者之有德耳。又可见太宗之所纵，诸囚之如期而返者尚或出于取巧以投合心理，知其必赦。若唐临之所纵，则真以德化人而令其必归也。

四五

《史记·高帝本纪》，汉军败于彭城，“项王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汉书》则言取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赵瓯北《二十二史札记》以为《汉书》误。其言曰：“高帝生母虽于起兵时死于小黄城，但楚元王为高祖异母弟，则高祖尚有庶母也。又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后封鲁为悼惠王。当高祖道遇孝惠时，与孝惠偕行者但有鲁元公主，则悼惠未偕行可知。既未与偕，则必在羽军中可知（案此语未免武断）。故《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设，而《汉书》改为太公、吕后，转疏漏矣。”案《汉书》并未改《史记》，乃根据《史记》之《项羽本记》，该篇记载正与《汉书》同。其文曰，汉王从数十骑遁走，“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以其累坠，屡弃之，得滕公救护，乃载行。“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据此一段记载，楚军从审食其手上获得太公、吕后，最为明显，未尝言父母妻子，悉与《汉书》同。但下文则又曰：“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此则与《高帝本纪》同。要之《史记》之文，前后各异者不一而足，未得遽云《汉书》之疏漏也。

四六

世俗以十二月初八为佛生日，是曰腊八，北方之大节也，南方则平平而已。考释迦灭度在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五年之七月十五日，此乃据齐永明七年僧伽跋陀罗在广州竹林寺将佛弟子优波离之“众圣点记”译成中土文字，上追而得佛灭度之年，当最可信。所谓“众圣点记”者，乃佛入涅槃后，其弟子优波离即时结集众圣，编成一部《善见律》，随在贝叶末篇之空隙记一点以为识。年年如是，代代相传。至六朝时，《善见律》之贝叶原本由僧伽跋陀罗携至中国，其年之七月十五日记最后之一点，数之得九百七十五点，循此上推，知佛入涅槃当在周敬王三十五年，即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五年，先于孔子之殁六年。至于生年月日，则无确实记载，所谓十二月初八云者，亦只是世俗相传而已。

“招提”乃梵音，其义是十方僧院之意。《唐会要》云，凡敕书题额或官赐榜书之梵宇曰“寺”，其民间私立者则曰“招提”，曰“兰若”。《唐六典》云，炀帝改佛寺为道场，道观为元坛。可见寺之名称有非可轻用者矣。南方之通俗名称则有类别。僧院曰“寺”，女尼之院宇曰“庵”，道士院曰“观”，其他一切杂祀曰“庙”，祖先陈主之所曰“祠”。寺、庵、观、庙、祠五名词，厘然不相蒙混。唯北方之乡民对于此五者之称谓曾无区别，概以一“庙”字称之，太简单矣。

四七

安史之乱，哥舒翰屯重兵二十万于潼关，言于上曰：“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利在坚守。”同时郭子仪、李光弼亦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孥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三人所见皆同，实策之上者也。岂图杨国忠以翰为迟留失机，屡加督责，中使往还，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兵出关，遂以大败。此一事也。又宪部侍郎房琯，自请讨贼，得邀允许，乃分所部为三，南军自宜寿，中军自武功，北军自奉天。中、北两军遇敌于陈陶，大败。琯入南军，犹欲持重，而中使邢延恩促战甚急，遂再败于青坂，全军覆灭。此又一事也。计潼关与陈陶两役，其失皆在于中使促战。女子小人之难养，圣人犹且畏之，况以小人而兼女子之宦竖哉？

至德元载五月，玄宗幸蜀，与宫眷出延秋门，道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毋以资敌”。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毋重困吾赤子。”吁，何其仁也！至德二载十一月，上皇回驾，扈从之兵六百余人。行至凤翔，闻肃宗已发精骑三千相迓，乃即命悉以从卫之甲兵输郡库。吁，何其智也！父子之间且如此，世有功成而不即速自请解除兵柄者，其遭烹也亦宜。仁且智，吾于唐玄宗见之矣。

两京既复，肃宗语李泌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泌曰：“表可追乎？”曰：“已远矣。”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请更为群臣贺表，并言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则可矣。”上即令泌草表，续使驰递。及前使既还，传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后使至，言上皇见群臣表乃大喜，即传食作乐，下诰定行期。由此观之，唯李泌乃能知玄宗。然而李泌建策后，即飘然远引，亦唯李泌乃能干预他人之家庭事。观于“臣遇陛下太早”一语为不可留之主因，李泌之心亦良苦矣。

四八

唐末藩镇之祸，肃宗启之而代宗成之。广德元年，史朝义既为李怀仙所诛，贼势大杀。仆固怀恩唯恐贼平宠衰，乃奏留李怀仙等数人为河北诸镇节度使，借为党援。时朝廷亦有厌乱之心，幸冀无事，因而授之。永泰元年七月，承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广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完城郭，整师旅，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朝廷则威令不行，唯事姑息，而祸患以成。至德初年，房琯原欲行强干弱枝之策，建分镇讨贼之议，肃宗不察，竟受谗而贬琯，致贻养痈甚矣。明主之可贵也。

肃宗借回纥、吐蕃之助以靖安史之难，致广德、永泰间，长安一再沦陷，代宗幸陕。稽诸史乘，借外力以平内乱者鲜有不亡，苟无郭、李，恐靖康之祸，早见于当时矣。

四九

考据家之学问工作有所谓“追娘家”，如甲乙两说或两种以上之记载互有出入时，则须追求各人所根据资料之来历。资料估价之方法约有三种：一曰时间，二曰空间，三曰人事。如记载者与本事之发生同时，自然比后人补记者为有力；若记载者所在地与本事之产生同地，自然比远道传闻者为有力；若记载者与当事人有特殊关系，自然比杳不相涉者为有力。此一定之方法，而做学问之态度亦应如是也。《汉书》载项王取太公、吕后于沛而不言父母妻子。《汉书》之娘家自是《史记》，而《史记》中则又两说兼有。《项羽本纪》则云太公、吕后，而《高帝本纪》则云父母妻子。惜《史记》之娘家不易追，故此事竟成悬案矣。《史记·淮阴侯列传》之论赞，擘头第一句曰：“余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可见太史公所根据之资料多从实地调查得来，则娘家愈不可得矣。

五〇

汉高祖封功臣为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书铭诸铁券，文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真可谓申誓旦旦者矣。既申之以丹书之信，又重之以白马之盟，受封者亦何尝不作万世之业想。乃不及百年，至武帝初叶，百四十三人中，能保有其国者只余四人，即9侯萧寿成、缪侯郦世宗、汾阳侯靳石封、睢阳侯张昌是也。太初三年，张昌坐为太常乏嗣，国除。所余者只三人而已。其间以无子国除者有之，以子孙骄逸抵法禁而陨身失国者有之，而以雄主蓄意削藩故入人罪者占大多数。功狗之叹，千古如一，斯亦可哀也已。

汉初赐予功臣之铁券，虽或不旋踵而身戮国除，子孙绝灭，然而气象大方，文辞冠冕，不失为帝者口吻。至于明朝，则不逮矣。成化间，宪宗赐朱永一铁券，其铭曰：“除谋逆不宥外，其余杂犯死罪，本身免死二次，初犯削禄之半，再犯全削。子免死一次，禄米全不支给。”此岂君人者之所应出耶？直奖励犯罪而已。“其余杂犯死罪”一语，岂复成文，何者为“杂犯之死罪”，何者曰“其余”？直是明令特许，准以无恶不作而已。以爵禄酬勋劳，犹可言也，若以他人之生命财产或自由，供豪右之蹂躏，用作酬庸，宁非笑话？既云死罪，则受害者之情实可知矣。法律何等尊严，岂容儿戏，况复一而再，再而三耶？此真千古之虐政，而国史之耻辱者矣。

五一

墨、劓、 、宫、大辟是曰五刑，除大辟外自余尚可偷生，然肢体则已残矣，是曰肉刑。汉文帝在位之十三年，下令除肉刑，以笞易劓、 。应劓者改笞三百，应断左趾者改笞五百，而受笞多死。迨景帝即位又复有减刑之事。中六年，定棰令，应笞三百者棰二百，笞二百者棰一百，受者乃赖以得全。后之论史者多议文帝变古之非，谓刑减而死者愈众，轻犹重也。即贤如班固，亦曰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有杀人之意，深文周纳，未免过当。笞而死，乃执刑者之失，岂可以罪文帝？君子论世，原心而已。考我国史乘，凡有变更古法者辄遭抨击，自天子以至庶人，贵贱一也。不变则已，变则难逃斯例，此亦我民族性之特异者矣。积弱之源，于斯为烈，如不然者，荆公何至受谤哉？使荆公得行其道，则一部宋史之面目必不如此，可断言也。师古虽为经验之累积法，凡一种文化之所以成立，实利赖之，无可讳言。然而师古则可，泥古则不可矣。万世不变之道，师之可也。但时代变迁，顷刻不留，潮流之与环境，常相摩荡，无有已时，若应付不敏，则弊害立见。自强不息之谓何？君子其知之矣。时圣之孔子，何尝教人泥古哉？

复次，余之所谓笞而死乃执刑者之失，此言并非武断。中六年景帝诏定棰令时，丞相御史大夫刘舍等之说帖曰：“当笞者笞臀，一罪毋得更人。”如淳注曰：“然则先时笞背也。”师古曰：“毋得更人，谓行刑不更易人也。”试思不择地而笞，数十笞即可以伤命，况三百五百耶？又执刑者且筋疲力竭，乃再易一生力者以行之，周而复始，人非木石，不死何待，此岂文帝之本意哉？景帝诏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只鞭挞以教之而已。可见文帝之定笞法，实师三代朴作教刑之本意，讥以变古，不亦诬乎？要之笞所以代劓、 也，鼻之有无，一望可知，执刑者绝无可以作弊之机。至于笞则不然，财可通神，轻重由之，监刑官无如之何也，况万几之帝者乎？

五二

史载公孙渊遣使奉表称臣于吴，吴主悦，为之大赦，且赏赐过当。张昭谏不听，忿而称疾。吴主恨之，以土塞其门，昭复于内以土自封之。既而渊戮吴使以叛，果如昭言，吴主数遣人慰谢张昭，昭固不起，吴主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吴主烧其门，欲以恐之，昭仍不出，吴主使人灭火，守立于门外，昭诸子共扶昭起，吴主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此一段记载，有类小儿女以细故起衅，背面不相理，唯见天真。又如李逵请客，动作粗豪，唯见率直。凡此皆为唐宋以后君臣之间不获再见者矣。盖君主政治，运用愈趋圆满，则制度愈趋谨严，礼法愈趋虚伪，而上下亦愈阂隔，以即于灭亡。正如人之身体，由孩童以至于少壮，筋骨日趋强健。但强健既达于最高度，而强身原料之矿质盐性，即渐堵塞其微丝血管，使之头童齿阔，面皱发白，且血管硬化，骨脆易折，以即于死亡。张昭虽非一等名臣，而孙权亦非一等英主，但举此可以例其余。类似之事故，唐宋以前不乏其例也。

五三

每一个朝代，若以享祚之短长而论，主要条件当然在于开国规模之能否顺应环境及施政方针能否适合时代之要求，而在宪政制度未确立之先，则君明臣良亦可列为条件中之首要也。汉之除秦苛政、与民更始、约法三章等，堪称顺应与适合，而高帝、萧、曹等亦不失为明良，是以秦汉两朝之国祚为十五与二百三十之比，非无因也。然而亦有出人意表者。后周之太祖、世宗、王朴等，平心而论，贤明实不让汉高帝与萧曹，而国祚不永，凡三世九载而遂亡。明朝自成祖以下，累代昏庸，几于无善可述，而享祚乃至二百七十六年之久。凡此两事，周不能归罪于人事，而明亦只能归功于天时矣。后周之开国规模且勿具论，即以其施政言之，略举数事，亦可以窥见其帝者之为何等人。

先是，后梁太祖朱全忠攻淮南，掠得耕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延至后周，已历数十载，牛死而租不除，人民怨苦。周太祖素知其弊，乃于广顺三年下令除租牛课，民赖以安。读此可以见其勤察民隐。

周世宗即位之初，诏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叔伯之命。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册，其有死亡或还俗者随时具报。计显德二年，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读此则其行政机构之缜密可以概见。

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人民每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乃立标帜，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令迁城中坟墓于标帜七里之外，其标内则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外，听人民筑室。令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民利。”读此则其规模之远大，市政之整肃可见。

世宗即位，高平一役，北汉丧胆，复回师以讨伐南唐，一举而定江北。显德六年，唐主遣钟谟入贡，上问谟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备乎？”对曰：“既臣事大国，不敢复尔。”上曰：“不然。昔为仇敌，今则一家，吾与汝国大义既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归语汝主，可及吾身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谟归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呜呼，抑何其恢恢有容也！司马温公之论周世宗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诚哉是言！世宗殂年三十九，正春秋鼎盛而赍志以殁，岂独周之不幸？抑亦南唐后主之不幸矣！王朴卒于显德六年三月，同年六月而世宗殂，周亦以亡。由此观之，则国祚仍系于君相之手矣。

显德二年，王朴上周世宗之《筹边策》曰：“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南人怯懦，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可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唯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周世宗之取江北，悉如朴策；宋太祖之平定江南、岭表、巴蜀，亦如朴策。所不验者，只王朴视幽燕之契丹太轻，而视河东之刘崇太重耳。然此实不能咎朴之失策，亦师之者于缓急轻重之间，措置失宜而已。世宗既定江北，即按兵不动，市恩义以怀柔江南，曾不进取；坐令南唐、吴越、南平、孟蜀、南汉得以偷息苟延，有妨北顾，非朴策也。至于宋之联金伐辽，无殊养虎，迹有宋一代之于契丹，始终皆恩威失宜，和战无定，致宣和、靖康之世，举国以殉。悲夫！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又岂王朴之所及料哉？

五四

中国与边疆小民族之纠纷，不绝于史，但强半为自卫的，而非以强陵弱也。每届秋高马肥，彼等辄逐水草而入寇，掠我牲畜粮秣，其甚者则更为子女玉帛而来，以图民族生存而战争，良非得已。然而因雄主之好大喜功，动机在于开边辟土者则亦有之，如秦皇、汉武等是也。吾见三国时代之两英雄，其对外战争之动机，大有异乎寻常，完全是出于一种策略，即魏武帝与诸葛武侯是已。

袁绍既败，魏武于未击刘表之先而从事于北征，凿两渠以通运。一自呼沱入派水，名曰平虏渠；一自洵河入潞河，名曰泉州渠。建安十二年夏，魏武自将兵击乌桓蹋顿，大败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乌桓请降。当魏武出兵北伐时，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及闻魏师得胜而还，表谓备曰：“悔不用君言，致坐失时机。”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耳。”盖含恨以慰之也。实则魏武出师之先，诸将有恐刘表后袭而谏阻者，郭嘉独排众议，谓：“表乃坐谈客耳，必不能用备言，虽虚国远征无忧也。今袁绍虽败，而其子尚与熙俱在，且尝有德于诸胡，苟因乌桓之资，兴师入寇，胡人一动，民夷俱应，生蹋顿觊觎之心，恐青、冀二州非我有矣。”议遂决。师还，魏武厚赏谏者，谓此役实乘危以侥幸，不可以为常。

黄初六年，武侯于未出兵汉中之先，自率大军南进讨雍，所向皆捷，斩雍于越隽。孟获收余众，统诸夷以拒亮，七战而降之，获乃自矢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也。”师至滇池，益州、永昌、 柯、越隽四郡皆平。终亮之世，夷汉相安无事。即《出师表》所谓“思维北征，宜先入南”者是已。此二人者，其开边之动机乃着意巩固后防，实为第二目的，其第一目的则在进兵中原也。政治家之策略与野心家之好大喜功者不可同年而语。

武侯自有千秋，可勿具论，唯魏武则厚蒙不洁，莫之或伸，然而司马温公固早已伸之矣。建安十七年，荀饮药于寿春，温公论之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桓公，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之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毕，乃欲邀名于汉代。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余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口所言耶？用是贬，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痛快淋漓，理直而气壮，此真以纯客观的态度下判断，言人之所不敢言者矣。史乎史乎，杜牧恶足以语于是。

五五

高帝提兵争中原，而使萧何坐镇关中；光武提兵讨群敌，而使寇恂坐镇河内。虽则转战千里，因地为粮，一切给养，未必悉自关中、河内出，然而重镇之不可以或忽，其机微矣。高帝、光武之所以成功，条件虽或甚多，但展转四出，终如网之有网，进退豫如，则重镇之说为不可诬也。反而观之，试回顾失败者之陈迹，则亦可以知其机矣。自秦汉以迄清代，中国以帝制统一之历史凡二千年，试于初期举一事实，末期举一事实，以作例证。

项羽起自江东而转战中原，凌厉权奇，无可伦比，乃忽略江东而都四面受敌之彭城，结果一败涂地，此一例也。洪秀全起自金田而转战中原，气压江南，清廷束手，乃忽略越桂而都四面受敌之金陵，结果亦一败涂地，此又一例也。一始一终，上下二千载，如出一途，则其余亦可无庸列举矣。此无他，重镇之不立而已。岂曰彭城与金陵之不可都哉？若凭借一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之根本重镇而与群雄角，待事定功成之后，彭城也可，金陵亦无不可。吁，其机微矣！由此言之，张作霖苟无外患以乘其后，前途正未可量耳，惜哉。然而张氏无曹瞒、诸葛之卓识，不仅于后顾而欲争雄于中原，则亦可置而勿论矣。

五六

贞观五年十月，上令群臣议封建，魏徵以为不可。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分王诸子以州县，使杂错而居。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藩镇，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毋或黜免。迨肃宗以后，藩镇跋扈，唐室以亡。此则家天下者之报应矣。皇家宗室，勋贤子弟，若有所爱好，则富之可也，州县乃国家土地，岂容分割以酬所私？况纨绔子弟，庸知治术，牧民之职，讵比寻常，是以至德、乾元以还，大权旁落于军人之手，安、史方靖，而河北三镇继之，扰攘不已，以抵于灭亡。魏徵之卓识， 乎远矣，岂颜师古之流所能望其项背哉？

唐武氏之祸，人皆知牝鸡司晨，为家之索，然也。但此司晨之牝鸡实为王皇后，人多略之。盖以读史者之精神每为武氏之狠辣手段所牵制，眼花撩乱，致令罪魁得以逍遥法外也。初，高宗之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后嫉之。当上在东宫时，尝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其年即以安业坊济度尼寺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武氏亦随众入寺矣。会忌日，上诣寺行香，二人复相见，武氏泣，上亦掩泣。王皇后闻之，阴令武氏蓄发，劝上内诸后宫，用以间萧淑妃之宠。动机不过如此，此所谓妇人之智也。未几，武氏拜为昭仪，后与淑妃俱宠衰，然尚无废后之意。永徽五年，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此女，覆以锦衾。上至，昭仪阳为欢笑，启衾见女已僵，乃佯作惊啼状，上询知皇后适来，大怒，后无以自明，废立之意遂决，后与淑妃俱惨死。假令王皇后不与萧淑妃争宠，则武氏虽经纶满腹，恶辣通天，亦只好栖迟梵宇以度其逝水之年华而已。

后梁开平二年，蜀王建即位称帝，建虽目不知书，然好与文士谈，且粗晓其义。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致之，使修举掌故，是以典章文物，颇有唐代遗风。如韦庄，词人也，任为左散骑常侍。庄乃韦见素之孙，天宝末尝相唐室。以是因缘，虽易代而流风未已。欧阳炯所辑之《花间集》，即在孟蜀之广政三年。其中词人，亦多蜀产也。

五七

余尝对于“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一语写过一段评论，引所谓领袖人物及创业之主为证。史载诸葛武侯一段故事，愈可以发明斯义。一日，武侯至其所属之主簿室，自校簿书，主簿杨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论家常。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庶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犬哉？失家主之法耳。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是以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武侯谢之，卒，武侯垂涕三日云。然则汉文帝之欲黜上林尉而进啬夫，亦犹是耳。可见治术之缓急轻重间，措置每易失宜，贤者不免。从谏如流，是为美德，有已乎。然而任大事者，于自觉精神不周时，每好弄小聪明以示明察，实人类之通病矣。

五八

汉武帝崇尚儒术，置五经博士，养三老、五更，不察者或以为是一种行政策略，虚文而已。而岂知及武帝之身与其嗣子，受博士三老之匡济已自不少，不得以近代之咨议、顾问视之也。试在历史上举数事以为证。

戾太子以巫蛊事被谗，致父子构兵，群臣忧惧，不知所出。三老令狐茂上书曰：“皇太子为汉嫡嗣……江充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书奏，天子感寤。征和三年，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直言，危事也。于雄主盛怒之下而进直言，其危尤甚，况预人家庭事乎？此老真不负国家之养。

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黄犊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之，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即不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大义者。”

元平元年，霍光以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夏侯胜用尚书授太后，迁胜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

本始二年夏五月，诏曰：“孝武皇帝躬仁义，厉威武，功德茂盛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庭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于是丞相御史劾奏胜不道，连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不举劾，俱下狱。霸于狱中请从胜受《尚书》，胜辞以死罪。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

当时经义之见重也如此，而朝士大夫竟能以经义断狱，且以经义折诏书，博士诚不虚縻俸禄矣。胜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荣之。

武帝之好大喜功，诚令人有可议之道，然勇于改过，实足多焉。因田千秋一言而罢斥方士，每对群臣自叹 时之愚惑，为方士所欺。因桑弘羊奏议而下诏罪己，深陈既往之悔。诏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夫以猛进迈往如武帝，独断独行，几成为第二天性，而乃从善如流，翻然一改其常度，真所谓提得起，放得下，非具大智慧者而能若是乎？

五九

太初三年伐大宛，发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适为兵，载 给贰师。天汉四年春正月，发天下七科谪，遣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伐匈奴。张晏曰：“七科者，一曰吏有罪，二曰亡命，三曰赘婿，四曰贾人，五曰故有市籍，六曰父母有市籍，七曰大父母有市籍。”二说正同，汉初谪边罪犯乃如此。一与二易解，赘婿之为有罪，应是以其不顾父母之养，因求偶而甘心谓他人父、谓他人母，犯不孝之条。四至七乃根于当日重农贱商之国策，应是指罪犯中户籍之为商贾、为市侩者，非谓凡属商贾市侩悉为罪犯也。更约而言之，则罪犯中之士族与农工族苟非负有前三科之罪名者得免兵役。天汉四年之令曰“发天下七科谪”，有一“谪”字，得知必为罪犯，尚不至于误解。但读太初三年之命令，可使人误以为全国商贾均须服兵役，或则误为本身虽属士农工阶级，而脱离市贾籍未逾三代者仍须服兵役，意义殊欠明晰。文章固有以简练为美者，但铺叙事实与运用典故，技术自应不同。典故虽亦曰事实，但既经前人铺叙过而为人所共知，只约略点到即已大明。如曰“惊鸿游龙”“青梅竹马”，一见即了然于心，无取辞费。唯修史则与作诔辞、作像赞不同，虽则删冗芟蔓乃史笔之要义，秽芜定非良史，但削伐过甚以致叙述不明，令人迷惑，则亦未可遽许之曰良。过犹不及，蒙头盖面与语焉不详，厥弊维均。《新五代史》较于《旧五代史》为优，固也。但刻意以“逸马杀人于道”相标榜，或难免有不详不尽之嫌。甚矣，良史之难能也。

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赘婿、贾人为兵。贾谊曰：“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师古曰：“谓之赘婿，言其不当出在妻家，犹人身之有疣赘也。”由此观之，则余所谓赘婿之罪，殆恶其不顾父母之养，此言是矣。至于贱商之习俗，由来愈远，孟子所谓恶其罔市利，名之曰“贱丈夫”，则春秋战国之世，早已为人所轻薄。盖大平原之民族，原料无缺乏之虞，只要男耕女织，便可收家给人足之效。所谓“通工易事以羡补不足”，所谓“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固无须乎商贾为之转运原料，疏散生产也。人但见商贾之不耕不织而生活裕如，是以贱之。此实得天独厚之平原民族，曾不知贫瘠岛民缺乏原料之苦。若使之感受原料缺乏或生产过剩之苦痛，应知重商矣。

汉高帝在位之第八年，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 、 、 、 ，操兵，乘骑马”。丝织品、麻织品、毛织品皆不许着，不许带刀，不许驾车，不许骑马，只许着棉布衣服以步行，伤哉贱也。又高帝十二年，相国何请令人民得入上林苑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下相国廷尉狱，系之。可谓盛怒。最奇者无端而迁怒于贾人。可见当时凡涉于有利可图之事便立即联想到商贾身上，想及便深恶痛绝。可见孔子之罕言利，孟子之于梁惠王及宋，皆以“何必曰利”为辞，此并非儒家哲学精神乃如是，实当日之习俗移人耳。且崇尚儒术乃自武帝始，不得谓高帝、秦皇之政令曾受儒术影响也。

《汉书·严助传》：淮南王安上书谏用兵于闽越曰：“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赎遂为奴。”师古曰：“赘，质也。”《说文》：“赘，以物质钱也。从敖，贝声。敖，放也。放贝而可以收回，意犹质也。”故赘子实犹今之典身而立有年限取赎者。赘婿之“赘”训“疣”，而赘子之“赘”训“质”，其义不同。

六〇

鄢陵之战，栾书将中军，步毅御晋厉公，栾鍼为右。鍼，书之子也。车陷于淖，栾书将载晋侯。鍼曰：“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意谓各有专职，毋得相越也。君前而子可以斥其父之名，以事理而论，只应曰“将军且退”。因当时栾书乃中军主帅，“将军”头衔，乃国家所授，即国君亦应称之为将军。汉宣帝与赵充国之敕书曰：“将军其引兵并进，勿复有疑。”是其例矣，此一事也。

晁错欲厉行中央集权政策，诸侯哗然。错父闻之，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乃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者？”错曰：“固也，不如此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晁氏危矣。行矣，公其勉之。”父而面称其子曰“公”，以示义断恩绝之意，此又一事也。

宋孝武时，颜延之子竣为丹阳尹，甚贵显。延之性澹薄，乘羸牛笨车，遇竣卤簿于途，辄住道左。尝语竣曰：“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父而称其子曰“要人”，此又一事也。斯三者，实历史上称谓之趣事。

文帝前六年，匈奴冒顿死，子稽粥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其意若曰，强我行，他日为汉患者必我也。既入匈奴，甚得亲幸。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此真深得拒绝同化之神髓者矣。狡哉中行说，智哉中行说！其后每得汉缯絮，辄服之奔驰草棘中，使衣裤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弃之，以示不如 酪之便美也。又教单于以计课畜牧、登记人众之法。遗汉书牍，辄倨傲不逊。汉使或訾笑之，中行说曰：“毋多言，所给备善则已，若不备不善，则候秋熟，当驰骑以蹂而稼穑耳。”毒哉小人！当时朝廷以诸吕之变，继以吴楚七国之乱，国家多事，正极力用和亲政策以怀柔匈奴。计自稽粥承翁主后，汉女遣嫁匈奴者凡五六见。然终文景之世，四十年间，匈奴入寇之事，不绝于史，未始非中行说挑唆之所为也。苟非孝武之大张挞伐，边患宁有已时。女子小人之难养，岂不然哉？远之则怨，其祸有如是者，吁，可畏已！

六一

景帝后元年，以南阳直不疑为御史大夫。有廷毁不疑为盗嫂者，不疑闻之曰：“我乃无兄。”不辩之辩，胜于雄辩。

刘先主禁酒，有司希旨，变本加厉，凡藏有酿酒具之家辄遭逮捕，骚扰不宁，人民苦之。一日，简雍与先主同立于楼上，见有男女偕行者，雍曰：“此人欲行淫，亟宜絷付有司。”先主问何以知其然。雍曰：“以其身有淫具耳。”先主大笑，即日罢禁酒令。一语回天，胜于万言谏草。

张弘范仕元为都元帅，督兵南下，穷追南宋舟师至崖山，陆秀夫负帝昺蹈海，宋以亡。弘范庆大功之告成，勒铭于水中央之岩石曰“张弘范灭宋于此”，字大如斗，后虽削去而痕迹尚存，余犹及见。陈白沙先生记其事，为加一宋字于上而成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弘范善马槊，颇能歌，有《淮阳乐府》一卷。其“围襄阳”之《鹧鸪天》曰：“铁甲珊珊渡汉江。南蛮犹自不归降。”“襄阳寄顺天友人”之《满江红》“万里长江今我有，百年坚壁非他守。看虎牙、飞上万山头，诛群丑”，又曰“怕故人、相忆问归期，平蛮后”。弘范原是常人，为人欲而仕，吾无责焉，责则高视之矣。但不应骂中国人曰“蛮”曰“丑”。彼虽赐名“拔都”，犹是汉家儿，其祖宗仍是姓张，庐墓犹在河南省之河内。赵德用以诗斥之曰“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良有以也。

六二

《魏略》曰：“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娶中山甄会女。绍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邺城破，五官中郎从而入绍舍，见甄怖以头伏姑膝上。五官中郎谓绍妻刘夫人，扶甄令举头，见其姿貌绝伦，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娶。”

《世说新语》曰：“魏甄后慧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以上二者，咸称曹丕曰五官中郎。

《后汉书·袁绍传》：建安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阳，与袁谭、袁尚战于城下。谭、尚败走还邺。夏四月，操追至邺。引漳水灌之，城中饿死者过半。八月戊寅，审配兄子荣，夜开城门内操兵。操入邺，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财物。

《魏志》：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

案如上述，操入邺，临绍舍，乃在建安八年秋八月。册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则为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事。是则破邺夺甄时，曹丕那得有五官中郎之称？

《世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见妇人散发垂涕立绍妻后。问知是熙妻，令揽发拭面，姿貌绝伦，遂纳之。”此是史笔补叙，追称操曰太祖，丕曰文帝，固应如是。至于铺叙建安八年事，若以当日立场言之，则未应有五官中郎之称。以补叙言之，只应曰文帝，又不宜有五官中郎之称。此之谓进退失据。

六三

刘聪既陷长安，琅邪王睿受愍帝诏，权摄大位。刘琨谓温峤曰：“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行矣，勉之。”峤为琨奉表诣建康，其母崔氏以为是非尚难定，固止之，峤绝裾而去。既至建康，王导、周 、庾亮等皆爱峤才，争与之交。琨乃峤之姨父也。

辛弃疾与党怀英，少同学于亳社刘喦老，颖悟不与常儿同。绍兴三十二年，弃疾为耿京奉表诣临安，比返命，行至海州，闻张安国已杀耿京降于金 ，乃卒其部曲突入金军大营，挟安国驰马南奔，由扬州渡江，献俘于临安。怀英则仍留河朔，仕金至翰林院承旨。此四君者，虽去住不同，皆能戛戛独造，各有所建树。

辛弃疾与党怀英，于事功而外皆以文章显。稼轩之词卓绝千古，人所共知，可勿具论。而怀英之文章，则亦纵横淹博，领袖时流。金章宗好文学，每叹朝士曾无一人及怀英者。录其制诰以示一斑。

章宗明昌四年，郑王永蹈以谋反伏诛，王固章宗之叔父也。怀英草诏曰：“天下一家，讵可窥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盖为宗社安危之计。亦由凉德，有失睦亲。乃于间岁之中，连致逆谋之起。恩以义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听卑，殆匪此心之得已。兴言及此，惋叹奚穷。”当日论者谓百年来无此制诰云。此等题目，最难着笔，诚以于国则为君臣，于家则为叔侄也。

东晋与南宋，国势略相似，而此四君之出处亦略相似。所异者刘琨志扶晋室而怀英仕金，要皆历史上之佼佼者。

范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处，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卒其部曲渡江，屯淮阴。归安 村翁，以宣统辛亥东渡，主先兄任公家，一日闻内室有儿啼声，翁微喟曰：“此非恶声也。”时翁年逾五十，门祚衰微，旅怀岑寂，于国于家，俱乏欢肠，故流露于不自觉。一则以少壮乘时，奇气勃发；一则以英雄迟暮，心事蹉跎，而感慨相似。

晋元帝建武元年，杜曾围扬口垒，马隽叛，从曾来攻垒。时刘浚守北门，朱伺守南门。或欲剥隽妻子面皮以示之。伺曰：“杀其妻子而围不解，徒增怨耳。”乃止。既而曾攻陷北门，伺被伤，追入舟中，穿舟底以出，潜水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说伺曰：“马隽德卿全其妻子，今尽以卿家内外百口付隽，隽已尽心收视，卿可来也。”伺报曰：“吾年六十余，不能复与卿作贼。”乃投奔王 ，病创而死。民国十七年，南军北伐，淮、徐、直、沽相继陷。时王静安先生讲学于清华大学，慨然曰：“吾年五十余，一辱岂容再辱。”遂投昆明湖而死。盖当日类似湖南叶德辉之事实时有所闻，意以为万方一概也。烈士暮年，感慨亦相似。

六四

桓玄篡位，刘裕与何无忌同舟还京口，密谋兴复晋室。青州主簿孟昶时在京口，亦与裕同谋。妻周氏富于财。昶谓之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使我一生沦陷，我决当作贼。卿幸早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能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耳。”盖晋宋间子妇称其姑曰大家，而二等奴仆曰奚。意谓若事败而家人没入为官婢时，当于奚官中养姑也。昶怅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观君举措，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因指怀中儿示之曰：“此而可卖，亦当不惜。”遂倾资以给之。昶之弟妇，亦周氏之从妹也。周绐之曰：“昨夜梦殊不祥，门内绛色物宜悉取以为厌胜。”妹信而与之，乃尽制为军士袍。何无忌夜于屏风里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凳密窥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复何恨？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盖王莽之世，琅邪吕氏子作县吏，为宰所冤杀，其母散家财以结游侠少年，得百余人，攻海曲县，杀宰以祭子墓，入海为盗，聚众至万数，故何母以此自况。

读史氏曰：孟妻何母，其慷慨壮烈豪迈精明之气度，视范滂之母，何多让焉？只以生不逢时，正当五胡乱华、学绝道丧之日，刘裕虽讨贼而终移晋祚，以盗易盗，不若桓、灵儒生，赌性命而与宦竖争，得后世同情，遂令范母之名，亦得与党锢诸贤而共垂不朽。此则时势使然，非范母之独能育佳儿也。且孟、何诸人与刘裕盟而共扶晋室，亦即穷追桓玄而戮之矣，元兴三年奉晋七庙神主重入太庙矣，义熙元年何无忌且奉乘舆东还建康矣。卢循逼建康，孟昶欲奉乘舆渡江依刘裕，裕不听，昶乃抗表自陈，仰药以明志矣。讨贼而贼已灭，晋祚复兴，光明磊落，无负初志，何讵不若昔贤也？

六五

地理与人文关系甚大，如傍江河湖泽而居者人多优美，反是而重峦叠嶂之间民多犷悍，盖应付环境觅衣食以图生存，久而久之，生理上自随环境而变化，势使然也。又四川、江西两省多产生文学士，而浙东、浙西之学派犁然不同，则思想亦随地理而转移矣。

中国历史上之帝王，自汉初以迄近代，按司马温公所认为正统者而诠次之，除元、清两朝外，凡得十有六人。试以行省为界，表分如左。

一、刘邦，沛邑，江苏徐州府治；

二、曹丕，沛国谯人，江苏徐州府治；

三、司马炎，温县，河南河内怀庆府治（在黄河北岸）；

四、刘裕，彭城，江苏徐州府治（晋室东迁刘氏移居丹徒之京口）；

五、萧道成，南兰陵，江苏武进县治；

六、萧衍，南兰陵，江苏武进县治；

七、陈霸先，吴兴，浙江；

八、杨坚，弘农，河南灵宝县治；

九、李渊，陇西成纪，甘肃天水县治；

十、朱温，砀山，江苏徐州府治；

十一、李存勖，沙陀，新疆；

十二、石敬瑭，西夷，新疆；

十三、刘智远，沙陀，新疆；

十四、郭威，尧山，河北顺德府治；

十五、赵匡胤，涿州，河北；

十六、朱元璋，濠州，安徽凤阳府治。

如右表所列，若以省别，则江苏六人，新疆三人，河北二人，甘肃一人，安徽一人，浙江一人。若以江河为界，则黄河北岸七人，长江北岸八人，长江南岸一人。

于斯可见，江南明秀之乡不甚产帝王。江苏六人中，有四人属徐州府治，其地乃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之瓯脱，只沿吴楚之旧疆界而划归江苏，文化风俗，殊异江南。名义虽属江苏，而铜山地脉之雄郁，较诸太湖水域，天地异色矣。

六六

“必传之作”乃一句习用语，盖谓作品佳妙而可传也。但是有时传不传实不在乎佳不佳。如“夏侯色”三字，古今文人用之者多矣。按此三字之成立实始于范晔之狱中诗。范诗曰：“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盖谓嵇康为司马昭所杀，临刑援琴而歌，夏侯玄为司马师所杀，赴东市而颜色自若也。但此三字之所以能流传，殊不在乎夏侯。临刑而颜色不变者多矣，岂唯夏侯玄？亦不在乎范晔之诗，盖晔诗并不见有特殊佳妙处。其传也实在谢综。因义康之狱，孔熙先范晔、谢综同被逮伏诛。初，晔以为入狱即死，故慷慨赋诗。时上欲穷治与党，经二旬而未决，晔自以为可获赦。熙先视之而笑曰：“詹事何纷纷为哉？人臣犯上，即令赐以性命，更何颜可以生存？”迨赴东市，晔亦尚能镇静。其母至，涕泣责之，晔亦不忤。妹及姬妾来别，晔乃涕泗滂沱。谢综顾语之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晔收泪而止。综乃晔之甥也。假令无此天真烂缦之小外甥，则“夏侯色”三字岂得传哉？

六七

元嘉二十八年秋，北魏主率师南寇瓜步，众号百万。宋帝使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救彭城，行至盱眙，闻魏军已过淮河，遂止焉。时朝廷采坚壁清野之策，命广陵太守刘怀之烧城府，尽帅其民渡江。魏人攻盱眙，三旬不拔，死伤以万计，尸与城平，自焚其攻具而退。是役也，南、北二兖及徐、豫、青、冀六州，千里无人烟，春燕归巢于林木。此一段记载，描写焦土战略颇能入神。“春燕归巢于林木”一语，写室庐皆尽，燕归无主，刻画入微。盖燕之习性乃筑巢于家屋非巢于林木者也，真六朝人之笔墨矣。若在《史》《汉》，则亦曰“郡县为墟”或“庐舍荡然”而已。

六八

后元元年，汉武帝以年老多病，欲立太子。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实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像，以赐霍光。越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趋行，汝不得活。”卒赐死。人问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之所以乱，多由于主稚母少也”云云。主稚母少可以致乱萌，是诚有之，但宁无政治方法可以消弭耶？不此之图，而乃发其兽性以下此种灭绝人道之残酷手段，斯亦可哀也已。孰知五百年后，更有尤而效之者。

晋安帝义熙五年，魏主珪将立齐王嗣为太子。魏故事，凡立太子辄先杀其母，乃赐嗣母刘贵人死。珪召嗣谕之曰：“汉武帝杀钩弋夫人，防母后豫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吾故远迹古人，为国家长久计耳。”嗣涕泣不可仰。此种残忍法令，在北魏行之一百二十余年，至梁天监十一年，即北魏宣帝延昌元年，始罢立子杀母法。岂意既罢之后，既有胡太后乱政事，而元魏亦即于灭亡。此真可谓妇人之智，遂使汉武帝与魏道武在九原之下犹将笑人。若胡太后者，亦未免太不为妇女争气矣。

先是，胡充华选入掖庭，其父国珍送而祝之曰：“愿汝生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华曰：“妾之志异于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国家无嗣乎？”及有娠，同列劝堕之，充华不可。既而生子诩。延昌元年冬十月，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尊为贵嫔。天监十四年，魏主殂，诩即位，是为肃宗。高后欲杀胡贵嫔，刘腾等救之得免，旋尊为皇太妃。乃逼令高太后为尼，尊胡太妃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亲祭祀，欲代行，礼官博议以为不可。崔光希旨，太后遂摄祭事。太后性聪敏，好读书，射能中针孔，政事皆手笔自决，尤好佛，作石窟寺于伊阙口，备极崇杰，而永宁寺尤华美，筑浮图高九十丈，顶之相轮复高十丈，共百丈。胡国珍卒，敕赐尊号曰“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张普惠以为“太上”之称不可以施于臣下，时王公多希太后旨，遂以果行。会天象有变，胡太后欲以高太后应其不祥，一夜而高太后遂以暴卒闻，以尼礼葬于北邙。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怿，美风仪，胡太后逼而幸之。然怿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好文学，礼敬士人，时望甚重。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忌之，诬为有篡夺志，遂杀怿，幽太后于北宫。朝野闻怿死，莫不丧气。梁普通六年，帝解元义侍中职，太后复临朝摄政。大通二年，潘贵嫔生女，胡太后诈言皇子。斯时嬖幸用事，政纲废弛，恩威不立，封疆日蹙。秦陇以西、冀并以北，皆为贼区。淮汝、沂、泗为梁所略。时肃宗年浸长，太后自以所行不谨，恐左右闻之于帝，凡帝所爱信者，太后辄以事去之，母子之间嫌隙日深。帝密诏车骑将军尔朱荣举兵内向，欲以胁太后，行至上党，帝复以私诏止之。事泄，太后鸩杀帝，殂年十九。太后立潘贵嫔所生子为帝，既而下诏称潘充华本实生女，乃改立临洮王子钊为帝，生三岁，太后欲久专朝政，故利其幼而立之。尔朱荣起兵发晋阳，立长乐王子攸为帝，军中呼万岁。太后落发为尼，且令肃宗宫人尽出家。荣遣骑执胡太后及幼主钊，送至河阴，沉之于河。

吾所以叙北魏胡太后事而不厌其详者，盖以其似孝钦之点甚多，列举可以解人颐。以母后临朝，一也。杀高后有类慈安，二也。利立幼主以作久专计，三也。剪伐帝之爪牙以自固，四也。惭德秽德闻于朝野，五也。缘是而国土日蹙以即于灭亡，六也。聪敏强悍，七也。鸩杀其子，八也。肃宗密召尔朱荣，亦颇似清德宗之召袁世凯。但一则外兵既入而败，一则未入而败，微有异同。前后相去一千五百年，造物乃不惮其烦而重演一次。噫，异矣！

六九

西哲有言曰：“须服从良心第一命令。”譬诸一人欲行窃，其良心之第一命令将必曰：“勿尔，此犯罪行为也。”你若不服从此命令而自解曰：“此举可以济余困，偶一为之，想亦无碍。”彼之第一命令既不行，则良心从此不汝恤矣。斯言也，犹是性善论，若性本不善，则直觉之第一念亦未必可靠。

《南史·宋废帝纪》：太后疾笃，遣召帝。帝曰：“吾闻病人之室有鬼，何可往也？”太后怒，语侍者曰：“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此宁馨儿！”此宁得曰性善乎？然犹可以为之强解曰，彼之直觉第一念，或曰“母病宜省视”，第二念乃曰“有鬼宜勿往”，则良心之第一命令未尝误也。斯言也，在未得有力的反证之先，余亦不欲强辩。

《北史·齐显祖》：纳倡妇薛氏于后宫，有宠，忽思其不贞，无端杀之，怀其首出与群臣宴，突置于案上。又支解其尸。弄其髀作琵琶，一座大惊。既而对之流涕曰，佳人难再得。乃载其尸以出，被发徒步，哭而送之。若是者则直觉之第一念错误，而第二念乃返于正，则又何说？

宋元明学者之性善性恶辩，捆载可以汗数牛。综之可得二语，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此种模棱语，吾固无以难之。但何以有善，有不善？何故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实未得满意之答复。吾以为“可以”之原动力乃在乎冲动，受冲动之行为，其力量之大真有不可思议者。善恶本无定形，难于解释，盖以其不免于主观也。主观不足以为据。请以纯客观之事实喻之。

家屋遭火灾，屋主人挟箱笼而出，置于安全地，事后有非一人之力所能运回原地者。当其出也，为受意外冲动所驱遣，而不可思议之大力以生。猛虎自慈母之怀衔其婴儿以去，此弱女子可以奔逾山涧而与虎争夺。此无他，“母爱性”之冲动为之也。是故冲动之力量，大莫与京。

当齐显祖被“猛忆其不贞”所冲动，杀机遂不得不起；既而被“一条光致之大腿”所冲动，涕泪遂不得不流。此固与性善性恶无涉。

吾今下一转语曰：主观之性善性恶，完全受客观之冲动所支配。同是一人，若冲动起于此方可以使之为烈士节妇；若冲动起于彼方，则可以使之为元凶巨憝。如斯而已。是故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自是正义，但何故而发生此“可以”，则“冲动”实其原动力矣。由此言之，则只有释迦之“性无善无不善”是至理，其余尽是废话。王姚江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动”字是从佛说之“念”字演变出来，非自得也。“念”即被冲动而起之动态。

七〇

贞观元年，祖孝孙等所制之新乐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乎？”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此一段史实，最足以发明治乱之因果，而此中因果最易于倒置，不可不察。“礼乐无关于治术之隆替”一语，或不无武断，此别为一问题。至于悲喜由心，心受支于环境等理论，则真绝世聪明人语。试以因果律明之。《伴侣》《玉树》等曲可以使人悲，则是以曲为因而以悲为果。但齐、陈之间何故而产生此曲，必制曲者已有忧生念乱之心理，声由心生，不期而产生此哀曲，则是歌曲为果而忧生念乱乃其因矣。但忧生念乱之心理何自而起，则由于政治不良。若是则忧生念乱为果而政治不良乃其因矣。总而言之，有政治不良之恶因，结果乃至于亡国。政治不良是总因，亡国是总果，中间三级所谓忧生念乱，所谓《伴侣》《玉树》，所谓愁惨、悲哀，皆过程之因果相乘，非真因真果也。以歌曲作论断，结论乃如此。

试更以观感作论断，所得之结论应亦相同。齐陈之人何以多忧伤憔悴？盖由于思想悲观。但思想何以悲观？殆因精神苦闷，则是憔悴、悲观、苦闷迭为因果矣。但当日人民精神何以如是之苦闷，则以环境恶劣之故，则苦闷为果而环境恶劣乃其因矣。但何由而构成此恶环境？则以政治不良故。若是则恶环境为果，原因乃在于政治不良。由此言之，则政治不良乃总原因，结果乃至于国亡家破。中间四级所谓环境恶劣，所谓精神苦闷，所谓思想悲观，所谓忧伤憔悴，皆过程之因果相乘，非真因真果也。以观感作论断，结果乃亦如一。

以此论之，则杜淹所谓“国家之隆替在乎乐”，未免倒果为因，且是过程中相乘之小因果，并未探本穷源，是以结论之根脚殊未稳。唐太宗则撇开政治问题而专论音乐，故“悲喜由心”一语遂站得住，此其所以为聪明。

七一

以妇人而使国政起波澜，在中国历史，实无代无之。盖君主政治，家国不分，彼之家庭诟谇，朝政每因而波荡，影响终及于全国，此应是最大之一原因。然而波澜之大及次数之多，则莫唐朝若矣。

唐太宗之文德皇后，允可称为模范之贤妇人。但继其后者乃有高宗朝之武后、中宗朝之韦后、睿宗朝之太平公主，接连三代，几以妇人而危及国祚，使人对于“以身作则”及“耕耘收获”之理论发生疑问。其故安在？吾以为家庭间虽属以妇人为主体，但防微杜渐之方仍操诸男子。即以唐朝而论，纵曰武后乃天英雌，而太平公主乃武后之女，得母气之遗传，此二人姑勿具论。唯中宗朝之韦后，则因中宗迁房陵时，与后同幽闭，备尝艰苦，因怜生宠。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不相禁制。”迨正后位，干预朝政，一如武后之在高宗朝。安乐公主，韦后之女也，生于迁房陵之道中，故倍得爱怜。既而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而使上签署，上亦笑而从之，竟不视也。昏若此，国之不亡者幸矣。不有平王，则太宗之天下，不移于武氏亦将移于韦氏矣。平王即他日之玄宗，英俊勇敢，而晚年亦乱于诸杨，斯亦奇矣。孰谓以文德皇后之贤，而子妇辈几覆其宗祀，接连数世，女祸不绝，此则未能专归罪于妇女矣。

七二

唯造时势之英杰，可以纵横宙合，为所欲为。此外如奇才异能之士，若不择时而生，择主而事，则不独不能尽其才，且结果每多不幸。吾读史而见中唐之刘晏，不禁感慨系之矣。

刘晏生逢丧乱，肃宗宝应元年充度支转运等使，代宗广德二年充河南、江淮转运使，浚汴水以开漕运。安史之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而吐蕃、回纥频年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吏，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史言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是以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虞云。有才如此，苟济以近世之交通工具，成就宁可限量？晏又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凡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唯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荣显，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亦唯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噫嘻，此所谓为政在人者非耶？史又言晏之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案此一段之记载，其敏捷精密，实为管子所未到，岂不伟哉？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船之倾覆者居百分之二十焉。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宜各因其性以训练漕卒。江船达扬州而止，汴船达河阴而止，河船达渭口而止，渭船达太仓而止。就地置仓，递相转运，因民之习性以制地之宜。自是每岁运谷多至百余万斛，曾无升斗之损。此则用人事以抵抗天然势力之威胁，真科学的行政机构矣。自非天才，岂能有此？

德宗建中元年，晏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二月，上信炎谗，贬晏为忠州刺史，七月，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晏，天下冤之。

七三

唐朝之赋役法计分三科：曰租、曰调、曰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或绫或絁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给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

租法即近代之田赋，所不同者，只以钱易粟。百亩仅纳二石，似太轻，但加以调之负担，则亦不少矣。清代田赋，上田每岁每亩并手续纸张等费，亦只一钱二分银子，则百亩不过十二两，视唐代为更轻矣，况租之外更无调之负担乎？说者谓清代田赋在历史上为最轻，洵不诬也。

调颇似后世土产之贡，所异者乃按户征收，且含有抵租之意味，与贡不同。且贡物只限于地方特产之珍品，并非如布帛之必须品、日用品也。

庸即丁徭，如筑城郭、建宫殿、开河渠之公有工程，征民夫以为之，在调上扣抵，以准工资。近世直行雇工法，按日给资，更无此科矣。

社会之变化愈复杂，国家之组织愈完善，而租税之法乃愈繁。善与不善，因时代而转移，不能一概论。但有两事可断言者。最良莫如奢侈品税，家无钢琴，地无绒毡，非不得活也，既有余资而欲舒适，则须多贡献以助国防费及行政费，最是公平。最恶莫过于盐税，拥有数千万元资产之富豪其担负只与苦力等。不见得富人每日食盐多于苦力也。贫富平均负担，允为最恶。

七四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迎宋顺帝出居别宫。帝泣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北魏永安三年，尔朱兆囚庄帝于洛阳之永宁寺。十二月，送至晋阳，缢杀于三级寺。临命礼佛，愿生生世世勿复为国王，自作挽歌而就死。

唐高祖武德二年，王世充使王仁则鸩杀隋恭帝，帝请见世充，不许；请与太后诀，又不许。乃布席焚香礼佛，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

案宋顺帝、北魏庄帝与隋恭帝，临死之哀鸣，如出一口。想历代亡国之君，除贪生畏死卑躬屈节者而外，感想应亦大致相同。

七五

至德元载，玄宗幸蜀，与近侍及宫人出延秋门。过左藏，杨国忠请纵火焚之，曰毋以资敌。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

天福元年，后唐主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刘皇后积薪欲烧宫室。重美谏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重劳民力，死而遗怨，安用之？”乃止。

案重美乃潞王李从珂之子，封雍王，犹在童年而有此识见，自是难得。若玄宗与雍王者，诚不愧仁者之言。又案和氏璧之传国玺，自秦以至于后唐，皆有踪迹可寻。说者谓后唐闵帝怀玺以自焚，至斯而绝。后此者则非和氏璧矣。

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是为引外族入中夏之开端。所谓十六州者，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是也。天福元年，敬瑭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无乃太过。且赂以金帛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地，恐异日为中国患，悔无及矣。”知远之识见，过敬瑭远矣。

后唐明宗，本名邈佶烈，太祖养以为子，改名嗣源。即位之年，已逾六十，每夕必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此则贤于敬瑭远矣。

七六

后晋之季，契丹以铁骑三十万，蹂躏大河南北，战争五年。掳晋帝及后妃出塞，其主耶律德光入据大梁。当时汉奸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俾得军民相安。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大梁、洛阳两畿辅县属及郑、滑、曹、濮诸郡数百里间，财畜殆尽。

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昫曰：“我兵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昫不知所出，乃请搜括都城士民钱帛，谓之“括借”。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刑，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时而起，共逐契丹。德光卒于归途。

读五代史而至于后晋，始知亡国之苦痛有如是者。同时复联想吴三桂之无用。假令当时拥永历以奠定西南，承 发令之骚扰，振臂一呼，使之复向来处去，谅非难事。竖子不足与谋，惜哉！

七七

自印刷发明，而世界文化乃作阔步之进展，盖文字之效用，至此乃大显其传达功能故也。从前多以为印刷术乃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间，实则五代时即已畅行。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九三二）二月辛未，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雕板印卖。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九五三）六月丁巳，九经雕板告成，凡涉二十一载。是以虽迭经丧乱，而九经传布却甚广。

同年有蜀人毋昭裔者言于蜀主曰，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民不知书。自愿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以上两则，记载详明，毫无疑义，距今恰一千年矣。其时正当东罗马帝国五帝并立时也。我国对于世界文化有此伟大之贡献，足以自豪。

七八

显德四年，蜀主昶致书于周世宗，请通好，自称大蜀皇帝。世宗恶其抗礼，不之答。蜀主怒曰：“朕为天子郊祀天地时，尔犹作贼。”可谓快人快语，真千古之妙文也。凡所谓太祖高皇帝者，原是由盗贼转变而成，盖不成则仍称盗贼矣。唐末自安史之后，继以黄巢，循至于五代十国，群盗如毛。其中完全脱胎换骨者五人，半变而尚留一尾巴者十人，自余则仍以盗贼称。此盖有幸不幸之分，更无贼不贼之别。蜀主此语，不啻为若辈写照也。欧阳《新五代史》及司马《通鉴》，痛诋冯道为无耻，责其失节。长乐老是诚无耻，但节为谁守，是亦问题。冯道生于晚唐，历仕唐、晋、辽、汉、周五朝，主凡八姓。盖后唐庄宗李存勖，其先原姓朱邪，迨克用之父归唐，乃赐姓李。明宗无姓，名曰邈佶烈，庄宗养为己子。潞王本姓王，明宗养子。是则后唐一代，三主已属三姓。石敬瑭无姓，其父曰臬捩鸡，冒姓石。辽主德光则为耶律氏。刘知远乃沙陀部人，曰刘氏亦属来历不明。周太祖姓郭，周世宗乃太祖之内侄，本姓柴。三十年间，凡易主八姓，帝位已如传舍，又何怪冯道自以其身作传舍也？当初不仕，则亦已矣，既仕之后，目睹此一群盗贼神出鬼没，有如转蓬。本无恩义，苦节将卖与阿谁？窃为长乐老悲也。虽然，是谁使汝出仕者，若不仕又谁得而辱之哉！语曰：“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道亦有罪焉，此语可作冯道像赞矣。

七九

自然景物之冲动，感受者每因乎各人之情绪而哀乐不同。如赤壁舟中，明月相同，长江亦相同，但苏子与客之观感则异殊矣。唯音乐则不然，奏技者之情绪似可以普及于群众，无有异同。希腊上古史记斯巴达与外族战，乞师于雅典。雅典遣一瞽师赴之，为制《入阵曲》，闻者勇气百倍，因而大捷。于斯可见，同是一曲，而千百万之士卒，感受乃相同。余于中国史上得二事，亦可作乐感普遍之证。

北魏明帝时，洛阳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正光末，高平失据，虐吏充斥，贼帅万俟丑奴寇暴泾岐间，朝廷为之旰食。延伯总步骑五万讨之，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车骑成列，延伯巍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延伯胆略不群，威名早著。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陈，是以朝廷倾心送之。延伯每临场，令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踊跃，单骑入陈，旁若无人，勇冠三军，威镇戎竖，二年之间，献捷相继。此一事也。

北魏熙平间，胡太后称制时，河间王琛有婢曰朝云，善吹箎，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箎而乞于敌营，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而在山谷为寇也？”乃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箎。”此又一事也。

斯二者，一能使群众精神奋发，一能使群众意气消沉，而其机乃操诸一人之手。大自然之冲动所不能画一，而一人之情绪，借声音为之传达，乃能画一而整齐之，斯亦奇矣。此无他，大自然之声色，只是自然，曾无机心，因各人之精神而自为观感。人为之音乐则系于情绪，同是含气，可感觉相应。是以一人之情绪，可借声音以传达于他人，如斯而已。

当乐律家制作歌曲时，作者以其个人之情绪而发为声音，因声音之反响而复变为情绪，与摄影同，乐律即其底片也。英雄末路与贫儿得志，苦乐自是不同，但何与于他人，更何与于后世，何以读《垓下歌》与《大风歌》，而感慨异殊，其故安在，岂非以作者之情绪为情绪耶？乐律愈复杂，奏技者之艺术愈高明，则其反响亦将愈大。此则与自然界之声与色，因人而异，其观感者固自不同矣。

八〇

钱竹汀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据“十一月四日土人旁午相贺”一语以考回回历。其言曰，回回历有太阳年、太阴年两种，并行不悖。太阳年曰宫分，太阴年曰月分。斋期则以太阴年为准，但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满斋一月即第十月一日则人民交相贺。其所谓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见新月为准。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有“十一月四日土人旁午相贺”之语云。此一段文章，挈回回历之纲领甚为简要，但前后文颇有出入处。土人既以十一月四日旁午相贺，则上文“第十月一日则人民交相贺”一语似有误，否则“十一月四日”之“一”字衍，二者必居一于是。既曰斋期在第九月，满斋一月即第十月一日，则人民交相贺。上承“第九月”一语，则十月之说似无误。查长春真人以嘉定十四年辛巳二月八日自宣德州起程，同年十一月四日行抵回纥之塞蓝城，适逢土人贺斋期。十一月五日同行之赵道坚病故，即葬于塞蓝城东郭之原。塞蓝亦曰赛兰。则“十一月”云者，又似无衍文，姑存疑以待考。回民斋期既用太阴历，则每年亦不一定在第九月矣。计回教国之历史纪年及宗教祭祀皆用太阴历，唯农作及税贡乃用太阳历。其纪元之始则在公元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即玛罕默德入麦地拿之明日，是为岁首。此后既用太阴历而不置闰月，只每三十年间置十一闰日，分隶于最后一月中，故回历之岁首至无定。岁首无定，则所谓第九月亦无定矣。

至于宫分年则甚准确。其法以黄道十二宫平分一周岁，每宫挪移之日数如下：

宝瓶宫子　三十日　摩羯宫丑　二十九日

人马宫寅　二十九日　天蝎宫卯　三十日

天秤宫辰　三十日　室女宫巳　三十一日

狮子宫午　三十一日　巨蟹宫未　三十二日

双人宫申　三十一日　金牛宫酉　三十一日

白羊宫戌　三十一日　双鱼宫亥　三十日

周岁三百六十五日，与现行阳历同，唯每月之日数分配略有参差而已。

长春真人丘处机，登州人。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己卯八月，元太祖成吉思汗遣侍臣刘仲禄传旨召见，时成吉思汗正征西。翌年庚辰正月十八日，真人发莱州，经芦沟以入燕京，馆于玉虚观。四月出居庸，五月至德兴，驻龙阳观度夏。八月抵宣德州，驻朝元观度岁。辛巳二月八日由宣德启行，经张家口，度阴山，三月朔出沙陀，五月朔抵陆局河（亦曰胪朐河，即今之喀鲁伦河），亭午日全食，众星见。六月二十八日抵和林，谒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正长征印度，乃赴行在。八月傍阿尔泰山之南麓而西，渡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发源处——阿尔泰山最高之脊，亦即帕米尔高原也，长夏飞雪。重九抵伊犁，即当日回纥之昌八剌城。渡那林河，更西南行而至霍阐，又西至邪米思干，即今之撒马儿罕。十一月四日抵赛兰城，翌日同行之赵道坚卒。壬午正月十六日过铁门岭，又五日渡阿木河，亦曰暗木河。二月初旬过大雪山，即今之和罗三托山，更南行三日至行营，留数日。时元太祖正追讨若弗乂算端入印度。三月十五日北还，遣其将追杀算端。四月五日抵腾吉思海之行馆，亦曰宽田吉思海，即今之里海也。癸未七月九日，长春真人还抵云中，往返三年有半。更阅四年，丁亥七月丘长春卒，而元太祖亦以同年同月殂，此亦事之巧合者。计丘长春以癸未七月九日还抵云中，丁亥七月九日归真于燕京长春宫之葆元堂，戊子七月九日葬于白云观。是亦巧合。

八一

汉昭帝元凤四年，傅介子使大宛，道出楼兰，用卑劣手段杀楼兰王安而立其弟尉屠耆为王，更易其国名曰鄯善。今此国已没入沙漠中，清初置鄯善县于其故址之北，今属新疆迪化道。蒙古沙漠逐渐南侵，楼兰之没落其明效矣。若不加以科学的人工以整理水利，广植林木，俾伏流复成河道，则他日大河以北将渐变为沙漠，实意中事，且为期当不甚远也。

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一一一年，灭南越，置珠崖、儋耳二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前后二十余年间，儋耳凡六度反叛。始元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崖。宣帝神爵三年，珠崖三县反。甘露元年，九县复反。元帝即位之明年，即初元二年，珠崖山南县反。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张挞伐。待诏贾捐之独以为鞭长莫及，劳民伤财，徒失威信，主张放弃，上从之。捐之乃贾谊之曾孙也。初元三年春，皇帝诏曰：“珠崖虏杀吏民，背叛为逆……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计自公元前一一一至四六，珠崖隶属中国者凡六十五年而复弃之，此实国史上一特殊事故也。

春秋张三世之义，据乱世曰内其国而内诸夏，升平世曰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曰夷狄进诸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当其内诸夏时固不以征伐，即夷狄进诸爵亦非以征伐。夷狄之政治风化有能合于诸夏之礼俗时，则进之于诸夏之列。反之，若诸夏国家有政治不良风俗败坏者则贬之曰夷狄。《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乃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楚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无善善之心……是以贱之。”元帝之弃珠崖，无乃类是。可见王者之道，辟地不在乎羁縻，若桀骜不驯，则夷狄之可也。

八二

南齐刘瑱之妹嫁为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明帝所诛，妃追伤遂成痼疾。有陈郡殷蒨者善画，瑱令追摹王像，并画王之宠姬，图写二人凭肩对镜，作押昵状。持以示妃，妃哗曰：“是真该死！”病乃霍然而愈。此诚善医心病者，非精通医理及心理学不能至也。天下最大而最猛烈之潜藏力莫过于妇人妒念。忠孝节义由此起，凶残狠毒由此起。若发动而为慈善，其祥和熨贴之程度，殊非男子所能及。若发动而为残忍，其惨酷恶辣之程度，亦必非男子所能及。心理学者谓女性心理走极端，诚哉其极端也。然迹其所以趋于极端之由，则只是缘于妒念。妒念一起，则举凡一切不可为之事亦皆可为。然而妒念缘何而生？则只是缘于占有欲。因此种欲念进行而发生障碍时，其所起之反抗，是曰妒念。此念既起，每不惜性命与之，目的不达，不死不易停止。刘瑱之以妒念疗治其妹，是取法于消防队，泼冷水于洪炉也。是故妒可以致疾，然亦可以疗疾。妒力之伟大有如是者。

“占有欲”三字，乍观之无疑是一种恶德。然而家之所以成，国之所以立，实缘于此。家国之于人类，为幸福抑为灾害，别为一问题。今苏联试行废家，成否尚在试验中。至于画界为国之祸，则于最近三年间，已杀死几千万人，且方兴而未有艾也。若欲废除疆界，最少亦在千年后，此问题只应留待千年后之人讨论，今不必忙。要之家国制度将作何结束，虽未可知，但成立实由于人类之占有欲，无可讳言。见一好女子而爱之，爱之诚是也，何必占有？然而非占有不可，不占有不足以为爱也。其然，岂其然乎？但实际上非独占个把女子，则家庭便组织不起来。语曰“夫妇乃人伦之始”，此言诚不我欺。但夫妇乃烦恼之始，此言亦不尔虞也。虽然，世间乐境每从苦中得来，则亦不必深究矣。

总而言之，妒念乃恶德，然亦美德。不妒无以成现在之社会，无现在便无将来。若以现在为乐，虽有拂意事，宁咬牙而不皱眉，此则最为智者，宜师事之。若以现在为苦，则亦不必悲观，乐事固从苦中得来也。

八三

《南史》：宋明帝泰豫元年，敕赐王景文死。时景文在江州，方与客对弈，看敕讫，置局下，神色恬然，争劫竟，敛子入奁毕，徐谓客曰：“奉敕见赐以死。”乃以敕示客，而自作墨启答敕，从容举赐鸩谓客曰：“此酒不可以相劝。”乃自仰而饮之卒。

骂贼而慷慨赴死者有之，盖以热血沸腾，不遑畏怯也。久羁于牢狱而从容就义者有之，盖早已自知必死，计之甚熟，就刑殊非意外之变，无事惊惶也。若王景文者，以外戚之贵，出镇江州，端正廉明，无取死之道，更无致死之由。突而其来，出乎意外。而乃从容终所事，神思不乱。苟非修养有素，岂能臻此。

景文名，美风姿，仪表为一时冠，避帝讳而以字行，其妹乃明帝后也。明帝荒淫无道，尝作家宴于内廷，使妇人裸逐为戏。后以扇障面，帝让之，后曰：“岂有姑姊妹相聚而观裸逐者！”帝大怒，几罹不测。景文闻之曰：“妹在家素弱，今日抑何其刚正也。”即此一事，则王氏之家庭修养可知，其殆书礼之儒族欤！知耻近乎勇，岂不然哉？

然而景文既无罪，果何因而赐之死。只因上疾笃，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云。其赐死之手敕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问何以知晏驾后皇后必临朝，何以知元舅必为宰相，又何以知其或有异图？莫名其妙。或有异图之“或”字，妙不可言。岳武穆死国，后于王景文赐死七百年，此一“或”字，真“莫须有”之老前辈矣。

明帝既殂，长子昱立，是为苍梧王，以无道死。三子准继立，是为顺帝，俱非王皇后所生。景文死后六年而宋社屋。苍梧王尝爱萧道成之大腹而以其脐为鹄，弯弓射之。道成大呼曰：“老臣无罪！”旁一人曰：“此腹诚佳，若射杀，恐异日无以遣兴。”乃改用骲头箭。山阴公主，明帝姊也，适驸马都尉何戢，淫恣纵横。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数千，而妾唯驸马一人，未免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三十人。

景文有是妹，明帝有是姊，两两比较，则二人之家庭环境可知，殆即景文取死之道欤？观于景文就死之镇定，其亦早在意计中矣。

八四

中国对于殖民地之措置，自有一种特殊观念，为世界各国殖民政策之所不同。此种观念，谓为宽大也可，谓为消极也可，要之此乃中华民族性之最真表见，毁誉非所计也。试举例以为立论之基。

汉昭帝时，匈奴使四千骑田车师。及五将军击匈奴，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郑吉乃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车师地以实之。宣帝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土肥美，在所必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犁田卒七千余人救之，为匈奴所困，上书请益田卒。魏相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强，务师旅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今匈奴未犯我边境，闻诸将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之何名也。”上曰善，乃罢车师田。召车师王子之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而以车师故地予匈奴。此一事也。

汉武帝灭南越，置珠崖、儋耳二郡。南越民俗强悍，二十年间凡六反。元帝初元二年，珠崖又反。上博谋于群臣，欲发兵讨伐。待诏贾捐之曰：“骆越之地，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本不足郡县置也。且珠犀 瑁，又非珠崖所独有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弃之便。”上从之，三年春，下诏弃珠崖。此又一事也。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将征匈奴，侍御史鲁恭上疏谏曰：“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之爱子。一物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此又一事也。

唐武后神功元年，疏勒四镇之戍卒，连年困苦。狄仁杰上疏曰：“本朝疆域，已超迈前古，若犹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税，获其土不足以资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非二帝三王之事业也。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又一事也。

中国史上，似此等事，更仆难数。以上所举，既得而复放弃者二事，反对侵略者二事。立论之主旨，不外谓夷狄若能向化中国则进之，否则暂认为化外之民，以徐俟王化之所被。此种观念，实春秋三世之大义，与西哲所谓“天助自助者”之精神如一。观于为车师立国一事可知。“化外”二字，最足以表斯义之本体，谓礼义之所未被，未足以为伍也。责其入贡，亦只是使之观光上国，以促其文化之发达，岂贪兹小利者乎？观于赏赐之所值，每数倍于其贡品，或数十倍，斯可知矣。因其可立而立之，唯近代美国对于古巴及菲律宾尝有此宣言，尚未见诸实事。

“攻守”二字，虽成对待，然究其实，只是一致。世无攻者，则守字根本不能成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由魔起，抑魔由道生，是未易言。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亦只贻魔以口实而已。

八五

唐中宗时，御史大夫窦怀贞娶韦后乳母王氏为妻，自称“皇后阿 ”，时人呼之曰“国 ”，怀贞处之不怍，居之不疑也。案“ ”即“爹”字。十八世纪末，华盛顿建国于新大陆，后人思其德，称曰“国父”，尊之也。岂知一千二百年前已有“国爹”矣，“爹”即父也。

皇后亦称“国母”，字面似与“国父”相连属，然意义则相差甚远，不可以道里计。国父云者，乃国家由斯人而产生之意，继其后者必不许承袭此尊号，盖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也。国母则不然，此“母”字乃“母仪天下”之“母”，尽可以世袭罔替，千古之皇后，皆可以称之曰国母。

殖民地称其本国曰“母国”，学生称其毕业之学校曰“母校”。此一“母”字，与“国母”之“母”又不相同。殆有身所自出之意。至于侨居国外之民，称其本土曰“祖国”，此一“祖”字，用意又微有不同。盖谓吾祖宗所居之国，田园庐墓之所在也。

窦怀贞供人作笑料而以“国 ”称，自贱而已，无关宏旨。但必不能僭称曰“国父”。“爹”之与“父”，字义虽可通，而意义则异殊矣。

八六

人皆知唐武后乃一心狠手辣之妇人，而不知其宽弘大度处有非男子之所能及，此其所以为英杰也。光宅元年，徐敬业等之檄文露布后，后见之，问曰：“谁所为？”左右答曰骆宾王。后曰：“此宰相之过也，有才如此，乃使流落不偶耶？”试思骆宾王所草之檄，不但痛骂，而且丑诋。蓦头第一句即曰“性非和顺，地实寒微”八个字，其后曰“秽乱”，曰“狐媚”，皆妇女所最不乐任受之评语，闻之鲜有不勃然震怒者。而当事人居然沉得住气，且立刻连想及进贤使能乃宰相之责，此岂盛怒之下所能计及哉？

长寿元年五月，武后禁天下屠宰。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一羔羊以宴同僚。补阙杜肃窃怀一脔，上表告密。明日太后视朝，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又曰：“从何得肉以宴嘉宾？”德叩头服罪。又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皆欲唾其面。

神功元年五月，武后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卷。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祖并已进讫，唯有一卷现在。今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上御武成殿示群臣。谓方庆曰：“此卿家世守，朕夺之不仁。”乃命善书者廓填成卷，而以墨迹还方庆。即世所传《万岁通天帖》是已。朱彝尊谓卷用白麻纸双钩书，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笔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洵异宝也。

以上所举，第一事具见沉着，第二事具见度量，第三事具见坦怀。苟非涵养工夫做到炉火纯青时，不能有此，诚异人也。

八七

上尊号于帝者，由来远矣，至于功臣而有赐号，则始自唐德宗。朱 之乱，德宗幸奉天（县名，在陕西省，唐置，元废）。兴元元年四月，诏奉天随从将士并赐号以褒之，是为赐功臣号之始。五代因之，宋太祖又因之。宋初三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并冠以“推忠协谋佐理功臣”之号。熙宁六年四月，文彦博罢枢密使，判河阳，仍改赐“推忠宣德崇仁保顺协恭赞治纯诚亮节守正佐运翊戴功臣”二十二字之赐号，此为最多矣。

功臣赐号，宋以后此制已不复行，唯帝后之尊号，则相沿以至于清季。孝钦太后，犹有“慈禧昭懿”等十六字之尊号也。是以当时有“垂帘廿余年，年年割地；尊号十六字，字字欺天”之谑语。

兴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德宗在奉天行宫受朝贺，诏曰：“……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虚美，以‘圣神文武’之号，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辞不获，俯遂群议。昨因内省，良所瞿然。自今以后，中外书奏，不得言‘圣神文武’之号。”此言真可以愧后世之为人君者。

八八

战争之结果足以摧毁文化，夫人而知之矣。即以中国史而论，每一次变乱，图书典册之毁灭者几何，钟鼎彝器之毁灭者几何，宫室园囿之毁灭者几何。凡此皆属永不能回复之损失，常令人掩卷而长叹者也。试就铜器一种言之，清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自序》曰“自周秦以至南宋，古代铜器，凡经六厄。《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金人，兵者戈戟而器者鼎彝。此一厄也。《后汉书》曰：董卓悉取洛阳及长安钟 、飞帘、铜马之属铸小钱。此二厄也。《隋书》曰：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以平陈所得古物多为祸变，悉命毁之。此三厄也。《五代会要》曰：周显德二年九月，敕两京诸道州府铜象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国志》曰：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曰：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一千五百事付泉司。此六厄也”云。此犹是荦荦大端之六事也，其间以国用不足或改铸泉币而随时销毁者尚不知凡几。吁，可伤也！又清末鼓铸铜元，以古代制钱二枚铸一枚，其利为百分之八十，遂大量销毁。民十以后，复大量出国境。犹记小时，每日过手者尽宋元明清之制钱，开元、乾符亦所常见，五铢犹间或见之，而今亡矣。

战乱之足以摧毁文化，诚是矣，然而因汇通而促文化之发达，其功则亦甚伟。如公历纪元前第四世纪，亚历山大王东征，其显著之结果则直接影响希腊之美术，而间接影响中国之音乐。又公元前半世纪罗马之征埃及、十八世纪末拿破仑之征埃及，欧洲文化得此二役之供献诚非浅鲜。又自十一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初起，至十三世纪末第七次十字军终了（一〇九六—一二七二），前后亘两世纪之纠纷，就战争之本体言之，可以谓之无甚意义。然而中亚文化传入欧洲，端赖斯役。他勿具论，即如亚剌伯之十个码字，其有裨于欧美科学之发达，岂浅也哉？如曰“1944”，若以罗马字书之应作“ ”，繁简岂可以道里计。简则布算易，布算易而各种科学乃作长足之进步，其理甚明。又如丁丑之役，中国西南诸省提前二百年开发，乃至五百年，此非战争之效乎？

八九

家天下者，身死则传诸子，传弟者间亦有之，然非正常。唐虞之世则曰传贤，是理想抑是事实，未可深考。近代之共和政制则用契约式，规定年限，是亦一法。《华阳国志》载李特为罗尚所歼，特弟流收有其众，后又蹙于建平太守孙阜，李含劝流降。含子离、特子雄谋袭阜，曰：“若功成事济，当为人主，予两人共之，三年一更代。”惜李离之政策未实现，否则又是一种办法。

群居动物，最初必是弱者，猛兽则不群也。但群居何以能转弱为强，其法不外以各个体作为全体上之一细胞，合之则变为庞然大物，足以御外侮。然而此法必须有一神经总枢，运用乃得灵敏，此元首之所由起也。自雄长制以至于选举制，方法虽不同，要之以产生一元首为究竟，其揆一也。若问果以某种方法为最善，则难言矣。神经系统诚须一中枢，但生命仍系于细胞。若细胞健全，使神经不至于错乱，则李离之法亦未尝不可行。

《华阳国志》于每一地方必详叙其地理山川、人文风俗、气候物产及距离洛阳之道里，与历代史之概以帝室为中心者异殊。他勿具论，吾侪读其人物志竟，当即能感觉地理与人文之关系。如扬雄、司马相如、王褒等大文学家皆产于蜀郡，而张骞、李固、杨王孙等奇特之士皆产于汉中。诸如此类，与闲尝读历代史只感帝室之兴亡，而于社会风俗了无所感，气候物产更无论矣。此无他，亦曰历代史之修撰，精神在叙述统绪之继承，以世系为主，其眼光固无暇及于全社会耳。此则由于未明“历史学”，而误解历史之为用故也。

九〇

君臣之间，态度固属庄严，然亦间杂以谐谑。《南史·张融传》：融假东出，齐武帝问融住何所。答曰：“臣陆处无屋，舟居无水。”后上问其从兄绪，绪曰：“融近东出，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有杨柳风流之兄，乃有此幽默不羁之弟。

纪文达悼亡，假满陛见，清高宗问曰：“卿当有哀艳之作。”文达曰：“然。”帝曰：“可得闻乎？”文达乃朗诵《兰亭序》“夫人之相与”一段。只将阳平之“夫”字读作阴平，遂成“夫人”。刚诵至“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高宗已仰面大笑，声震屋瓦矣。

黄幡绰尝侍玄宗登苑北楼，遥望渭水，见一人醉卧水滨石。上问曰：“是何等人，涉险乃尔？”左右以不知对。绰曰：“应是个年满典史。”上曰：“何以知之？”对曰：“只一转便入流矣。”上大笑。

更有简雍之于刘先主，谓此男子身有淫具，指为意欲行淫之证，拟请絷付有司。晋元帝之谓殷羡曰：“此事岂可令卿有功耶？”均属诙谐可喜，已见前文，兹不复赘。

九一

中国之长城与运河，世界知名，为历史上有数之大工程。筑长城之动机至为严重，国家之兴替、民族之生存，实利赖之。迨事过境迁，竟成废物，更无分毫之价值系其存亡。至于开运河之动机则至为轻松，无关大体。迨事过境迁，而价值乃日著而日隆。斯亦事功之未许评定于当时者矣。

南北河流之于人类社会，其功绩之远大，不止百十倍于西东，试将埃及之尼罗河、巴比仑之泰格里斯河与印度之恒河一比较，又将北美洲之密士瑟必河与南美洲之亚玛逊河一比较，其历史上之地位，有未可同年而语者矣。此实缘南北流之河，上游气候之与下游相差甚大，气候不同，则农产品与人民之日常生活亦因而各异。相助相需，相师相习，文物自随而变化。若流亘西东，则上下游之气候，相去不远。农产与日常生活，无甚差殊。利赖只在交通，相师相资，未见其大。价值之不同以此。

中国地形，西崇山而东临大海，故河流之缺点，有如上述。是以运河之作用，实功参造化。在海运未开、铁路未筑之先，我国人食运河之赐者垂千二百有余岁。若继续整顿而浚发之，其利更可以垂至无穷。盖运河之作用，非只便于交通已也，农田水利，实利赖之。即以运输而论，若无时间性之物品，水运则成本低廉，有非铁路转运所能与之竞争者。故曰运河之功用，不在当时，而在于事过境迁之后，与长城恰成反比例。

中国历史上两件有名之大工程乃成立于两种不同之动机。谓动机即为结果之主因，斯亦未易言者矣。盖时间及空间均有关系，未可或忘，忘之则难免武断之诮，不可不慎。

九二

古代器物，有文字者易识别。虽无文字而有花纹者，犹可鉴别其大概。若既无文字，又无花纹，则每多蒙混矣。此非谓作伪者之有意蒙混，但有时明知其为古物而不得主名，因疑似而武断之，以讹传讹，往而不复，是诚可叹。即如泰山绝顶之无字碑，至今犹多认为秦碑者。即以王世贞之博雅，其《泰山游记》曰“绝顶玉皇祠前有石柱，方而色黄，所谓秦皇无字碑也。其石质殊非本山所有，或曰中藏碑而石冒之”云云。唯顾炎武《日知录》辨之最详，其言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案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因取《史记》反复读之，乃确知为汉武帝所立。《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又《汉书·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后汉书·祭祀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为汉武所立也明矣。”此一段记载最为明晰。王世贞谓石质非本山所有，信然。余亦尝为此言，其必为他山之石可无疑义。君主万能，不其然哉！欧洲人谓埃及金字塔尖之石，不审以何等起重机移置其上。盖谓未有机械之先，几疑非人力之所能为。此特未见泰山顶上之无字碑耳。石高逾丈，径约四尺正方，不知何处移来，置于海拔四千二百尺之高峰上，斯亦可惊也已。

九三

元鼎六年，孝武定南越，移热带植物如荔支、龙眼、椰子、桄榔等至西京，建扶荔宫以养之。荔支尤所钟爱，凡数百本，是以宫名扶荔。翌年而荔支槁，再移再槁，仅保一本，然不花无实，帝爱护之如故也。更越数年，此仅存之一本亦死。帝大怒，杀司其事者数十人。（见《三辅黄图》）

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犹可言也。盖蹯之不熟，人也，而树之不活，天也。宰夫有使熊蹯必熟之可能，而长安之园艺专家必无使荔支久生之把握。荔支之姿势，略如北方之榆与槐，大合抱，高可四五丈。在枝干未发育时，讲求冬藏法，为之筑室，保持热带之温度，未尝不可以向荣。大逾寻丈，则人工已不能为力矣。数年而荔支死，天也。以数十人之性命为之殉，不亦冤乎？此之谓不求甚解。

九四

“人定胜天”，原非谓天特具一种好胜之心肠，必欲胜人以为快也。亦非谓世人知天之将不利于己，乃率其倔强执拗之癖性，而必欲胜天以为快也。天何言哉？天只是冥冥漠漠，随四时之递嬗，寒暑之迁移，昼夜之更迭，顺其自然而已。天何言哉？天固未尝以机械心加诸人也。

北魏太祖武帝讨后燕慕容麟，以甲子晦日进军。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纣以甲子日亡，不宜出师。”帝曰：“周武岂不以甲子日兴乎。”崇无以对，遂战，大破燕师。

此真乃人定胜天之好模范矣。其作用不外释群疑，坚信念。释疑则不惑，不惑则元气不馁。坚信则志一，志一则精神集中。元气盛而精神集中，则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如斯而已，此太公所以焚龟折蓍也。唐太宗曰：“行兵苟便于人事，岂可以避忌为嫌疑？”是真彻底明了人定胜天之意义者矣，斯亦太原公子之所以成功也。

“人定胜天”四字，“人”“天”二字乃名词，而“定”“胜”二字则为动词。若滑滑读过而不细察，每多侧重在“胜”字上，谓胜之则可以耀吾武矣。实则此语之精神全在一“定”字。定乃意志坚定之谓，必意志坚定，而精神乃得集中。西哲有言曰：机会之神，前额有长毛一绺，而后脑光滑，欲执之必须迎面，过去则无可扳援矣。自是至理。机会何时蔑有，只是过而不留，天未尝靳人之机会也。只因世人漠不关心，缺乏注意力，一任往来不断之机会，轻轻过去，以至终身不得遇，徒兴嗟吾命之穷，果何益矣。若意志坚定，集中精神，心无旁骛，以待机会之来临，迎而就之，则因缘凑合而功可成。是故人定胜天说，乃反面之辞，其正面即是凡属精神涣散，意志不坚，而有堕性者，每易流于失败而已。天之于人，果何所厚薄，胜之岂曰违天？唯恐人之不胜耳。若能留心体察“定”字之意义，则鲜有不胜者矣。

九五 （七年战争）

世界史之所谓七年战争，乃普、奥间之战争也。先是奥国欲收复西利西亚（Silesia）失地，联俄、法与普鲁士战，普亦联英以拒之。此一七五六年事也。其后因北美殖民地起骚动，英无暇兼顾，而俄法亦以事中变，普、奥各不能以独力支持战局，遂以德意志之王位继承问题为结束。一七六三年，奥与普平。史家以斯役之头绪纷烦也，乃因构兵之岁月而笼统称之曰七年战争。

秦二世元年壬辰（公元前二〇九），陈胜、吴广首难，刘邦、项梁等举兵应之。汉五年己亥（公元前二〇二），项羽败于陔下，汉王即皇帝位。是汉之兴也，其间恰为七年。

隋大业十二年丙子（公元六一六），李密发难，李世民与刘文静谋建义旗于太原。唐武德六年癸未（公元六二三），刘黑闼平。是唐之兴也，其间亦恰为七年。

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州共同发表《独立宣言》。一七八三年，英国承认北美合众国独立。是美之兴也，其间亦恰为七年。

以上所列举，两见于西洋史，两见于中国史。若汉之兴、唐之兴、美之兴，皆世界史上之荦荦大事，战役悉为七年。自余局部小战争恰符七年之岁月者，未或必无，然亦可以勿论矣。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之役，至三十三年甲申，其间亦恰已七年。若天心之厌乱，其亦应结束已夫，企予望之。

甲申四月三日写记

九六

燕伐齐，围即墨，劓其附郭之民而释之，齐人恐惧，愈坚守不敢出。田单更使人播流言于外曰：即墨城固，可作持久战，所患者燕人发我郊外之丛冢，戮辱先人耳。燕人闻之，乃掘其丘墓，燔其尸骨。即墨人自城上望见，哭声动地，亟欲开城决死战，制之不能止，遂一鼓而复七十城。人但称田单之火牛战术，观察犹落下乘。

“玩物丧志”，殆恶其以不急之务费时失事也。狗马声色之欲，堕人家国，不知凡几。即如世之收藏家，其以巧取豪夺而为盛德累，或因而贾祸者不知凡几，可为寒心。晋安帝时，刘裕为侍中尚书，殷仲文以朝廷乐律未备，言于裕，请治之。裕曰：“所事尚日不暇给，且音乐之道，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即自解。”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此真豪杰之士所以异于常流也，集中精神，不为外慕，“有所不为”之意义，其在斯乎！

宋明帝即位，舍湘东王藩邸为梵宫，名曰湘宫寺，备极壮丽。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上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时通直散骑侍郎会稽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愍，罪高浮图，何功何德。”群僚失色。上怒，令驱逐下殿，愿徐去无异容。

赫连勃勃，以叱乾阿利有巧思，任为将作大匠。阿利残忍无人道，土筑统万城，若锥入一寸，即杀作者。又督造兵器，每成一宗，工匠必有死亡。射甲不入则斩弓人，入则斩甲匠。

以上四事，拉杂率书。若田单之机智，刘裕之胜概，虞愿之戆直，阿利之残忍，四种个性，生逢乱世，或师或戒，皆可取法。

九七

李勣尝语人曰：“余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敌；二十为大将，常用兵以救人于死。”英雄自白，毫不隐瞒，的是快人快语。勣山东人，随太宗平定宇内，厥功最伟。晚年更屡立边功，宣扬国威。贞观四年破突厥，二十年破薛延陀。总章元年平高丽，年已八十矣。以八十老翁，而竟隋炀帝、唐太宗欲竟未竟之功，勿论战略，即精力不已可惊耶？唐之开国武臣，论功业之伟，福命之厚，唯勣为最。

总章二年冬，勣卒，国葬。其冢乃模范阴山、铁山、乌德 山之形势，用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云。饰终之典，千古无此光荣。勣长子震，早卒，震子敬业袭爵。

勣本姓徐，以屡从太宗立战功，赐姓李。讨武曌之徐敬业，其长孙也。光宅元年，敬业举兵于江都，谋匡复皇室，问计于盩厔尉魏思温。温曰：“明公志在匡复，兵贵神速，即宜北渡淮，直趋东都，则山东将士知明公举勤王之义师，必靡然景从，天下事可传檄而定也。”敬业欲从其策。薛仲璋说之曰：“金陵地方，有大江之险，可以自固，宜先立根本，然后率兵北上，实为良策。”敬业以为然。乃自率兵四千南渡袭润州。魏思温闻之，叹曰：“大事去矣！”

徐敬业称兵之动机，原是效忠唐室，仲璋乃教以偏安，所趋异殊，宜其一败涂地矣。其志可嘉，不愧见乃祖于地下，但谋略则相差甚远。

勣虽不读书，然受民族遗传性之薰陶则甚深，故能识大义，知大体，试观为姊煮粥而焚其须，曰：“非为无人使令也，顾姊老，勣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其可得乎？”蔼然如孺子，殊不粗豪，此殆禀赋于民族遗传，成为良知良能，有不待乎教育者矣。勣寝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归侍疾，上及太子所赐药，勣必饵之。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无赖子，遭值圣明，位至三公，年将八十，亦复何求？修短有期，岂复能就医工以求活？”观于上及太子所赐药，必饵之，深明大体，何愧通儒？试思年甫十二三，即持刃以杀人越货，何尝一日获得受教育之机会？孟子曰：“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之根荄又安在，岂非民族遗传之潜势力乎？嘻，尚矣！

九八

唐武后托言僧怀义有巧思，故使入禁中营造。补阙王求礼上表，谓“太宗时有罗黑黑者，善弹琵琶，太宗阉为给使，使教宫人。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留在宫中驱使，臣请阉之，庶不至于污乱宫闱”。表寝不出。表寝不出者，即清代之留中不发也。王求礼诚不解事，然而质直可喜，但与本官之名称不符。

垂拱二年，苏良嗣遇僧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猝曳，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不以此事兴大狱，是诚意外，岂所谓“偷生鬼子常畏人”者耶？然亦足见武后之大度（参观本集八十六节）。

然而观于对待王皇后、萧淑妃，则又见其极度之狭隘褊浅矣。永徽六年，武后囚王皇后、萧淑妃，各杖一百，断去手足，投酒瓮中，曰：“使二妪骨醉！”数日乃死，更斩其首。皇后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淑妃之咒诅及武后之不畜猫，实女子心理之最真表现，具见眉妩。

萧淑妃与王皇后既死，武后数见之，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心甚恶之，迁居蓬莱宫，见如故，乃徙居洛阳，终身不复归长安。英雌亦复有是举，此女子之所以为女子也，亦具见眉妩。

嫉妒乃女子天性，然只是对于同性发动，于异性即或有所觖望，亦只迁怒于同性而已。此所以对于张德、王方庆、王求礼等只见其敦厚，而对于王皇后、萧淑妃则残酷无人道，性欲使然也。余尝谓女性恒趋两极端，其慈祥也非男子所能及，其凶狠也亦非男子所能及，固也，然而犹未彻底。实则所谓两极端者仍是一端，其残酷之程度壹视温婉之程度为准绳。譬诸对于一异性尝用五十分之柔媚以温存，若一旦觖望，而同性之情敌落其手中，则报复之残酷亦只五十分。若对于一异性之可人，尝用百分之温婉以献媚，一旦觖望，其报复情敌所用之残酷手段亦必百分。故曰两端只是一端。若是乎冷若冰霜者之终属可人也。无冻馁之民，亦无富厚之家，乃为乐土。

九九

武后杀唐宗室殆尽，而来俊臣、索元礼、周兴、侯思止等又复从而助虐，刑戮大臣，任意推鞫。由是人人自危，每有入朝而密遭掩捕者。是以朝臣入值，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得复相见否”。又舒州刺史许王素节被罗织，征诣行在，素节发舒州，道闻丧家号哭，叹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耶？”即此二人，即此二语，已能将当时社会不安之心理描写尽致。《论语》常以“邦有道”“邦无道”二者对举，“有道”“无道”之间，其界安在？“有道”云者，即国有常刑，使怀刑之君子得以安其素。《传》曰：“淫刑以逞，谁则无罪。”是以三章约法即足以安天下。此无他，盖以其具体而使人知所适从也。若以抽象之文辞作罪案，任意罗织，则人人自危矣。“危”与“安”乃对待名词，此非所以安天下也。

周世宗诏群臣极言得失，中有二语曰：“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古帝王求极言直谏之诏书亦多矣，未见有如此二语之切实者。盖罪己之诏与广求直谏，皆是片面的，片面不成理由。无理由之例行公事，效亦仅矣。若周世宗此二语则是相互的，功罪维均，罪己与责效他人，同时并举，且互相维系，岂徒托空言之可比拟哉？是以王朴之《筹边策》得以乘时而出，此一篇洋洋大文，非唯周世宗赖之以定淮南，即宋太祖之平江南实利赖之。天下之万事万物总不能外乎因果律。王朴之《筹边策》，则周世宗诏书之二语乃其因也。若天假之年，则契丹与中原之关系必不如是。无靖康与德祐之事，则十三世纪以后之中国史亦必不如是，吁，其机微矣！

一〇〇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诏集贤直学士程文海拜御史，行御史台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文海荐赵孟頫、叶李等数十人，而以谢枋得为首。德祐中，枋得以江西招谕使知信州，国变后遁居闽中。遗书文海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云云，坚不赴诏。二十五年，尚书留梦炎复以枋得荐，枋得遗书梦炎曰，“吾年逾六十，只欠一死，岂复有他志哉？”二十六年，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执谢枋得至燕，枋得问太后攒所及瀛国公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并食物造之，枋得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先是，朝廷命江西行省蒙吉岱召枋得，执手相勉劳。枋得曰：“上有尧舜，不妨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详，不敢赴召。”岱义之，不相强也。谢叠山之文章志节，可称完人。

元世祖尝问赵孟頫以叶李、留梦炎优劣。孟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厚重，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乃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为父执，不敢斥其非，可赋诗讥之。”孟頫所赋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句。帝叹赏，而梦炎衔之终身。

余于此事发生几种不同之感想。再醮妇终不得抬头于戚友间，一也。元世祖之命赵孟頫吟诗，与清高宗入洪承畴于《贰臣传》同一作用。所谓儇薄子之于情妇，未到手则不愿其骂我，既到手则又欲其骂人，二也。诗乃陶写意志之工具，意至即吟，意尽即止，庶几可得佳构。意未至而动笔，是曰无病呻吟；意既尽而不停，是曰画蛇添足。应制诗已属无聊，以其非自己之意志也，况承旨诗乎？三也。奉廷旨使骂一长辈，不能不骂，更不敢不骂。以唱随而兼唱和之赵松雪，管夫人岂肯强人以所难？此次应是松雪翁生平第一窘事，四也。松雪翁此诗乃竟有人欣赏，然亦只可供蒙古大帝之欣赏而已。五也。

一〇一

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郭守敬条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即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自昌平西折而南，经瓮山泊，由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置都水监，俾守敬领之，以来春兴役。帝命丞相以下皆亲备锸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

至元三十年秋七月，赐新开漕河名曰通惠。凡役工二百八十五万，用楮币百五十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人以此服郭守敬之精识。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驴马死者不可以数计，至是皆得免。帝自上都还，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仍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

上文所谓“比至通州，凡为闸七”，乃举其大者言之，实不止此数。据《元史·河渠志》，曾列举坝闸之名。一曰广源闸。二曰西城闸，凡二坝，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三曰海子闸，在都城内。四曰文明闸，凡二坝，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五曰魏村闸，凡二坝，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坝西至上闸一里。六曰籍东闸，凡二坝，在都城东南王家庄。七曰郊亭闸，凡二坝，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八曰通州闸，凡二坝，上坝在通州西门外，下坝在通州南门外。九曰杨尹闸，凡二坝，在都城东南三十里。十曰朝宗闸，凡二坝，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以此计之，则为闸十，为坝十六矣。逆流而上，置闸蓄水引舟行，现代巴拿马运河即用此法。庸知七百年前，郭守敬已深知其意矣。《授时历》之精密，已超迈前古，即此治河之科学技术，不亦太可敬也耶！

守敬又言，于澄清闸稍东，引水与北浿河接，且立闸于丽正门西，令舟楫得环城往来，志不就而罢（见《元史·郭守敬传》）。此事殊可惜，北京城若多此一河，不知增加几许美丽。案元之丽正门，即今之正阳门。所谓澄清闸者，或即西城闸之第二坝。又元之大都即今之北京，城墙筑于至元四年，而上都乃和林也。

此一段纯科学智识之大工程，今所遗留之痕迹，唯积水潭与东便门外之二闸而已。

上文谓“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则前此亦既有治此河者矣。案今之北京即辽之南京、金之中都也。《金史·漕渠志》曰：滹沱诸水，会于通州，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常须陆挽，人颇艰之。大定四年，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言者请开芦沟金口以通漕运，役众数年而功不成。其后亦颇解置闸，但或通或塞，结果仍用车挽。泰和八年，通州刺史张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闸，凡十余日，方至京师。而官方仅支五日转脚之费，请增给之。

大定十年，议决芦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征被灾区域之人民，且以百官从人助役。及渠成，因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上谓宰臣曰：“导芦沟以入漕渠，惜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物，皆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卒以不能行而罢。

据此，则所谓“于地中得旧时砖木”者，应是金之工程遗迹矣。计自金世宗大定至章宗泰和，前后四十年而功不竟，郭守敬仅以一年半之岁月成之，此非学问之效欤？

一〇二

元仁宗皇庆二年，敕中书省议行科举，使程钜夫、李孟、许师敬等议其事。钜夫建言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诏行之。自后三岁一开科，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各命一题，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而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延祐二年春二月，会试进士，命中书平章政事李孟、礼部侍郎张养浩等知贡举。三月廷试，及第者五十六人。分为两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二甲皆七品，三甲则为正八品，赐进士出身。

元代通称西域民族为色目人，即唐兀、康里、畏吾、回纥等三十一种族是也。蒙古即元之本族，汉人乃包括中原及契丹、女真、高丽诸民族。而所谓“南人”者，则淮河以南诸省及江南、岭南是也。

案科举精神，乃绝对的自由竞争，试题原不应有倚轻倚重之差别。若谓修养程度本不相同，而蒙古、色目及汉人、南人分别各命一题，犹可言也。至若蒙古、色目人愿试南人科目而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则最为无理。观于“加一等注授”一款，则汉人、南人所试之科目较为深造可知。浅深有别而权利维均，已属不公，加一等注授，尤属不公。何不兼试骑射，而与经术、词章之成绩和合而四分之？则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各有擅场，庶几可免不公之诮。

然而此事吾以为于促进西域民族同化中原，不无影响。当日之科举大纲，既采纳程钜夫等所拟议，经学宗程朱传注，复有“加一等注授”之特权以歆动之，利之所在，谁不趋承。若更力求深造，至可以应试汉人科目时，则出身之途径加人一等矣。自延祐肇兴科举，共计举行十五六次，每试色目人之第进士者，多则数十人，少亦十数人，其间不少知名之士。或曰：色目人中如贯云石、 贤、丁鹤年等文学知名，未尝出身科举。然也。但科举为一事，学问又别为一事。不见得学者皆出身科举而出身科举之尽为学者也。科举虽未必能浚发人民之学问，然科举足以诱导人民入于读书之途，谁亦不能否认，读书即学问矣。顾嗣立曰：“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者稽古为事。”此非其效欤？（见《元诗选》）

一〇三

以母后而使国政起大波澜，史不绝书。如汉之吕后、晋之贾后、北魏之冯后、胡后、唐之武后、韦后，其尤著也。宋以后，则寂寂无闻矣。其在北宋朝，虽有真宗之刘后、英宗之高后、哲宗之向后，亦尝一度临朝，然只是以幼子嗣位，不得已而垂帘听政耳，非武、韦、冯、胡之比也。考刘、高、向三后垂帘之日，政局并未尝因此而起微澜，斯可知矣。若而人者，摄政只是发于母爱性，非政治野心也。终南宋之世，除怀抱帝昺辞庙出亡之杨后外，后妃之干涉朝政者无一焉。若光宗之李后，不过家庭牝鸡，偶学司晨，于国政无关，曾不足数。至于元，则有太宗之尼玛察后及定宗之乌拉海额锡后两度称制，国政紊乱。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间，阃内之政，未尝越轨。下逮清季，而复有一那拉后。

溯自汉高帝统一禹域以至于清末，二千一百有余岁，彼历史之所以昭示吾侪者有如上述。其间宋明两代，国祚共约六百年，而后妃之德，幽娴乃超迈前古，其故安在？最堪注目者，厥为元、清错杂于宋明两代之间，则迭见例外。

五代以后，女子装束，无端而偏重于过分的右文，争以荏弱为至美，崇尚纤足。流风所被，贤者不免。上自宫闱，下逮村姑，竞相仿效。争妍斗巧，不惜自残。爱美胜于生命，原是女子天性。况世俗既以此相尚，更何恤焉？古来英雄事业，大率均由于壮强过剩之血气所驱使，不能一刻间，非觅一繁剧之事以消纳之，难自安也。试观历代创业之主于事定功成之后，犹复孜孜于巡狩、封禅、开边等劳作，岂有他哉？只缘得天独厚，所禀赋过人之精力，无处发泄故耳。宋明两代，适当女子右文最甚之时，试思荏弱至不胜罗绮，宁复能有余剩之精力发泄于政治哉？

以上所云，是否有当，亦未自敢遽信。只因母后称制之政治，至宋乃戛然而止。元复见之，入明又无闻焉，清复见之，殊令人不能无疑。由是偶连想及于女子缠足问题，而作此非非之假定。窃以为此假定，纵非主因，或亦可称为复杂原因之一种，姑存之以俟反证。

一〇四

《两汉博议》二十卷，陈季雅著。季雅浙江永嘉人，中淳熙进士。其言曰：“沛公入关，萧何独先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是何之陋志，不足法也。以是而辅创业之君，将何以复三代之治乎？故后世不复见古人之万一者，秦变古之罪小，而汉袭秦之罪大也。”（卷一）又曰：“肉刑，三代之良法也。文帝变肉刑之制而为笞棰之令，三代遗意，至是扫地。”（卷二）又曰：“秦坏井田之法，总为阡陌，一顷一亩，无不周知。废封建之法，罢侯置守，一郡一县，无不具觉。与夫户口、土地、官制、兵制之类，靡所不具。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图书之力也，其所以不及三代者，亦图书之过也。盖萧何得此书便以为足，更不讲明三代之治故也。”（卷四）又曰：“自秦坏井田，是以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萧何既不能抑民之兼并以还三代之旧，乃徇人为己之谋，买田宅以自污，岂不缪欤？”（卷四）又曰：“文帝有天资，无学识。故能怜女子而除肉刑，而不知笞法之尤重。大抵见善明而用心不刚，天资美而师学不正。”（卷五）其持论大抵如此，更不列举。

宋代学者，开口便称三代，一似三代制度乃政治之极轨，虽更阅万万年亦无以尚之，究竟谁为极轨？若以夏之政制为极轨，则不应更有殷。以殷之政制为极轨，则不应更有周。诚以极轨云者，乃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故也。若谓殷之政治足以补夏之不逮，周之政治又足以补殷之不逮，则极轨者周而已，何得曰三代？若曰三代各有所长，合之则相得益彰，诚如是，则彼此均非极轨，谁也不配。

要而论之，夏不能继续统治一千八百年之天下，使中间起两次革命，而夏之政治未臻极轨，不容狡展。自古天下之乱，莫如战国。战国衔接三代，即三代之余裔，而纷乱乃若此，则三代政治之必非极轨，不容诡辩。如曰只缘七国君相不守三代遗训，以至于此，则三代政制之愈非极轨可知。若云极轨，自应缜密谨严，盛水不漏，使不逞之徒无由反侧。非唯不敢，抑亦不能。必如是，庶几可称为极轨。

三代政制，最足令人崇拜而心醉者，厥为井田。试问井田制度，果以何年何地何人曾施诸实行？吾侪所知，唯有孟子尝劝告滕文公试办。滕文公曾否照办，成绩何如，尚不得而知。即令当时曾经实现，更继续以至于今日，则中国最少非有田五百万万亩不可。承平之世，人口增加率，约每二十五年一倍，将何以善其后。三代之国祚，夏曰四百，殷曰六百，周曰八百，齐齐整整，无须抹零，宁非滑稽。所云制度，只是一种理想政制而已。后之学者，动辄以取法三代为当行，何异痴人说梦哉！

李斯乃中国大一统之第一任大宰相，其人固荀卿弟子，得传儒家道术之正宗者也。萧何入关，诸将注目于子女玉帛，而萧何独先收秦丞相府之文书图籍，此乃何之识见超人一等处。汉之开国规模，实利赖之。试思阡陌陇亩，无不周知；一郡一县，无不具察；户口土地，官制兵制，靡所不具。治术若此，谁复得而议其非。文帝之除肉刑，不愧仁政。其动机实发于仁心仁闻。笞而死，乃执行者之不善，岂得以此罪文帝？而乃必欲睹满街缺鼻子、丢耳朵、拐腿之人以为乐，咨嗟太息于三代遗意因除肉刑而扫地以尽，是何肺肠？孔子，圣之时者也。假令孔子寿比南山，至南宋而犹健在。吾敢信其必不固执井田制度，而以割取他人之鼻子、耳朵及生殖器为刑法也。“圣之时者也”，“随时之义大矣哉”。既自命为圣人之徒，此则最宜注意以求甚解。

一〇五

孟子曰：“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可见当时济、漯大抵通九河而入海，汝、汉、淮、泗则入江。随后则唯汉入江，淮则入海，而汝、泗入淮。今则淮又入江矣。淮入江，则汝、泗自随而入江矣。昆仑东麓，万壑争流，江、淮、河、济是曰四渎，众水之所归也。数千年来，唯江、汉不迁，河与淮则变迁无定。宋时，黄河夺淮，淮改道南行，衍为洪泽湖而入江，是则淮之迁乃受河之迫也。黄河经沙漠伏流而东下，水质含沙之量多于江汉，愈东则流愈缓，缓则易于沉淀，岁月既久，河道遂成仰盂，东西高而中洼下，流愈不畅，不畅则淤积愈甚，是以河之频频改道，势使之然，非得已也。至于近年，河与淮合，夺运河而入江，则半由人事，又当别论矣。

治河之策，一曰因其势而利导之，夏禹是也。二曰筑堤堰以防其泛滥，自汉以来所用之技术是也。三曰于下游入海处，束之使狭，用以助长奔流之速率，美国之治密士瑟必河是也。河流去源愈远，其势愈缓，沉淀愈多，已如上述，唯束之可以长其势。譬如河之入海处广一里，若束之成为一千丈之河面，则水流之速率增加三之一。细沙可以不沉淀矣。若束之为五百丈，则速率增加三之二，较粗之砂亦可以不沉淀矣。中国治河，堤防筑于腹地，河南境内，无处而非堤防。美国治河，堤防筑于河口，于入海处夹岸筑坚固之堰，随时加增其长度，今已伸入墨西哥湾数千丈，此则异于中国消极之防范者矣。

九河故道，今已无痕迹可寻，唯名则犹在。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釜，五曰胡苏，六曰简，七曰絜，八曰钩盘，九曰鬲津。区域大抵在德州与济南之间。孟子曰“禹疏九河”，可见九河乃成于人为，则海岸自来已高于腹地，不尽关于沙土之沉淀淤积矣。此则受泰山之影响也。

洪水乃当年地壳未干之积水，停留于中原四塞之大盆地，潴而不泄。苟非以人力浚发而利导之，则是一大湖而已。孟子所谓“然后民得平土而居之”一语，“然后”二字，最能刻画我先民工作之艰巨。长江以南，在中国上古史之范围外，无可稽考，但以地理之形势观之，则知其当日必无洪水之患。

一〇六

“子路问曰：‘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如其仁，如其仁。’子贡问曰：‘管仲非仁者欤？’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读此两段问答，得见孔子之于管仲，可谓推许备至。程子乃大不谓然。其言曰：

小白，兄也；子纠，弟也。管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小白杀之虽过，而子纠之死实当。管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若使白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白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白，不可同世之雠也。若计其功而与其事白，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覆不忠之乱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难，而从世民，可谓害于义矣。后虽有功，何足赎哉？

此宋儒之迂腐也。虽对于孔子之言，亦拿出一副讲学大师面目，作懔然不可犯状。“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一群先生创造出来，后世执此以非难儒术，孔子不任受也。

尹起莘之《通鉴纲目发明》有论魏徵不死难一段，亦举管仲与魏徵相比拟，反覆辩论，读书之佳境也。尹字耕道，亦宋代学者。其略曰：

建成、世民、王珪、魏徵，皆唐高祖之臣子耳。高祖使之佐建成，若建成失德，则王、魏当受不能辅导之责。若藩王交斗，则固有高祖在焉。若僚属必欲各死于其所事者，是大乱之道也。大抵东宫与诸王府之官属，皆出于朝廷之所擢用。府僚之事藩王，与人臣事君不同。任是职者固当以君父为主，不得以所事者为主。若夫小白、子纠，均为公子，亦既出奔于外。襄公既殁，齐国无主，故小白、子纠立于对等地位，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高拱在上制命于一人之比也。是则王、魏非唯不能雠世民，亦不当雠世民。

此论自是痛快，足以推翻程子之迂论而有余。

“藩王交斗，则固有高祖在焉。若僚属必欲各死于其所事者，是大乱之道也。”此语最为深切。程子之责备王珪、魏徵，不啻扇动僮仆执挺以加入阋墙械斗，视家长如无有，把平日正色而道之齐家治国大学问忘得一干二净。吁，异矣！“襄公既殁，齐国无主，故小白、子纠立于对等地位”，此乃深明事理之言。程子以管仲、魏徵相提并论，未免昧于事理。

尹氏更有进一步之论断曰：

唐武德之世，王珪为太子中允，魏徵为太子洗马，是果谁之命耶？若出于太子之命，则太子其君也。若出于高祖之命而辅太子，则高祖其君也。万一高祖或迁王、魏为秦王府僚属，则将逆高祖之命而必欲尽节于太子乎，抑亦顺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而太子得罪于高祖而高祖诛之，亦将必死于所事而雠高祖乎？

此言乃根据受命以明君臣之义，可谓深切著明。范祖禹对于此事亦有一段评论，《通鉴纲目》引之，其言曰：

建成为太子，且兄也。世民为藩王，又弟也。王珪、魏徵受命为东宫之臣，则建成其君也。岂有人杀其君而可北面为之臣乎？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雠，暮以为君，于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也，其义不可以不明。

此一段议论，亦是坚持从一而终之主旨，所以特别提出“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为结论。但对于各关系人之地位，似难免有错认之诮。须知王珪、魏徵，只是老太爷分拨在大少爷屋里之丫头，并非一独立家庭之元配。乃责之以从一而终，不亦迂乎？至于秦王与太子阋墙，又别为一问题，此事宜以政治眼光观察，勿只以家族伦理绳之，家与国不得蒙混也。

齐家为治国之本，不过正心诚意以至于治平之过程，不得视家国为一体而公私不分也。唐高祖语秦王曰：“化家为国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家国不分，恶乎可。以平民摇身一变而为帝王者有之矣，化家为国，实为理论所不许。李渊粗人，未足与语于道，吾无责焉。大儒则不应如是。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家国之分，应以斯言为最彻底。舜若欲全父子之道，只有抛弃帝者之地位，退而作家庭之一分子，窃负而逃，庶几可以自全，欲两全则无术矣。此一章书，何尝不是经义，亦儒者之所习闻也，奈何忘之？大抵宋儒学说，多不免一“迂”字，责人无己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知误尽几许苍生。余岂敢议论大贤之理学哉？亦曰就事论事而已。

一〇七

帝王自称为天之子，至尊无上，惯能以爵禄予人。及其季也，乃亦有人予之以爵位，此所谓天道好还者非耶？试将古来腼颜受封号之帝王，表列如左。呜呼，循环往复，天道靡常，人亦有言，股鉴不远。

一、王莽封孺子婴为定安公；

二、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

三、司马炎封魏元帝为陈留王；

四、刘聪封晋愍帝为怀安侯；

五、刘裕封东晋恭帝为零陵王；

六、萧道成奉宋顺帝为汝阴王；

七、萧衍奉齐和帝为巴陵王；

八、陈霸先奉梁敬帝为江阴王；

九、隋炀帝追赠陈后主为长城公；

十、李渊奉隋恭帝为 国公；

十一、后梁朱全忠奉唐昭宣帝为济阳王；

十二、宋太祖奉后周恭帝为郑王；

十三、金主封宋徽宗为天水郡王，钦宗为天水郡公；

十四、元世祖封南宋恭帝为瀛国公。

其间唯后梁末帝友贞为皇甫麟所弑，后唐潞王从珂抱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后晋出帝重贵为契丹携以北迁，后汉隐帝承祐为乱兵所杀，仅得免于受封。

此外尚有偏安之帝者如晋武帝封吴主孙皓为归命侯，又封蜀后主刘禅为安乐公。宋太祖封蜀主孟昶为秦国公，又封南唐后主李煜为违命侯。诸如此类，难以枚举，姑从略。

拜命开府，固世俗所视为莫大荣典，得之则有异于齐民者也。人谁不欲富贵哉，天爵、人爵之分，只是措大造谣，巧立名目用以解嘲而已。庸讵知天道好还，封人者人亦封之。偏教苦乐异殊，在他人则视为贵显，在彼则唯觉其跔蹐堪怜。除全无心肝之陈叔宝自怜无爵位而不愿随班入朝外，大抵自拜命受封之时，即开始偷度其以眼泪洗面之岁月矣。同是受封，同是爵位，而苦乐不均，乃如是哉。若而人者，余将名之曰“降级帝王”。

此等帝王，在未降级之先，或即所谓傀儡政权者是已。然而同是傀儡，但质料则颇有不同，约略可区为三种。有以昏庸懦弱，积渐而变为傀儡者，如汉献帝等是已。其始也蔽于群小，纪纲日紊，大权旁落，盗贼蜂起。权奸以清君侧为名，恣睢跋扈。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一也。有因寡母孤儿，在势不得不为傀儡者，如周恭帝等是已。世宗既殁，臣下宣遗诏，命第四子梁王宗训即皇帝位，生七年矣。主幼国疑，重臣是赖，势所必然，二也。有特设以作傀儡者，如汉之子婴，隋之恭帝等是已。居摄元年三月，王莽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年甫二龄，安汉公莽摄行皇帝事。又义宁元年，李渊备法驾迎立代王侑，炀帝孙也，年甫十三。六月，代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遥尊炀帝为上皇，敕渊为尚书令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若是者，利立幼主以自专，挟之可以令诸侯，所谓特设傀儡者，即为此而设矣。三也。制造傀儡之技术虽各有不同，唯质料略不出斯三者。

于禅让之先，更有一种诰命，为傀儡皇帝所必宜有事者。初平十七年春正月，魏公操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加九锡。又义宁二年正月，诏唐王渊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此等诰命，千篇一律。举此可以例其余。政治舞台，原是滑稽，若禅让诏书，则为滑稽之尤。文繁不录。大抵可用“违心之论”四字括之。

于傀儡皇帝之外，尚有滑稽皇帝数事，读之可以解人颐，附录于后。

东晋安帝时，泰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镇讨禽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将军及征西将军已为乱兵所害，不在人间。”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孽，奈何尚尔！”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哉？朕则崩矣，终不改号。”此与收藏赝品而自以为真者相类。是曰“有以自乐”。

刘宋孝武时，江州刺史臧质、豫州刺史鲁爽谋拥南郡王义宣构难。晋宋之制，藩方权宜授官者谓之“板授”。鲁爽使户曹“板”义宣等，文曰：“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平西朱，今补车骑，名之。皆板到奉行。”天子何人，乃亦受人板授补缺耶？可谓奇闻。

明末永明王由榔南奔，过安隆，知府范应旭不礼焉。其办供应之簿记曰：“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支粮若干。”皇帝乃至尊无上，天下一人，而可以员计耶？伤哉！此皆历史上滑稽突梯之事实，可以调剂圣明神武之肃穆庄严。

一〇八

杨玄感起兵黎阳，李密说之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若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遂引兵向洛阳。

李密据洛口，柴孝和说之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明公宜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密曰：“此诚上策，但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哉！”

李渊守晋阳，刘文静语世民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收之可得十万，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

隋唐之间，群雄并起，称王称帝者满坑满谷。李密、柴孝和、刘文静三人之言，如出一轨。足见形势所在，豪杰之士类多识之，在能用与不能用之固而已。所最奇者厥为李密，当其为杨玄感策画时，可谓真知灼见，慨竖子之不足与谋；及其自为谋也，乃亦舍关中而趋洛阳，步玄感之覆辙，岂不怪哉！

吾因是而猛忆一八股文。其出比中有一语曰“余生有也晚之嗟”，对比之对句曰“当局有者迷之叹”。若李密者，真可谓“有者迷之叹”矣。

吾因是而对于“知行合一”之学说深有感焉。“知”是主观的，是直觉性，直觉乃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至于“行”则须受种种客观的制限矣。第一须问，我所欲行之途径，是否于他人有利害冲突处，是否妨碍他人之自由？如其有之，则须受限制。斯时也，若能不顾一切，唯率所知以进行，斯得矣。玄感不足道，若李密者，只为“所部皆山东人，恐未肯相从而西”之客观所误，遂弃其所“知”以至于灭亡。

然而排除万难向所知以迈进时，艰巨良不可任。大业十二年秋，李渊以其少子元吉留守太原，自率甲士三万发晋阳而趋长安。途间会军中粮乏，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裴寂等谓太原乃义师家属所在，宜还救根本，请班师。世民以为不可，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格不得入。乃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因极言不宜班师之由，渊悟，使追左军之已发者。由此观之，李渊之所以不蹈玄感、李密之覆辙者，其机微矣。若是乎，李密之知而不笃，未得谓之知。

吾因是而兹惑焉，主观与客观之孰为真谛，正未易言也。若以做学问而论，则须屏除主观，唯客观是求，此之谓科学的学者态度。至于英雄事业，则不然矣。学者工作乃追求，而英雄事业则为创造。追求真理者悉凭客观之事实以为断，主观每足以乱真，允宜屏绝。创造者乃无中生有，只用主观定一理想计画，凭本身能力而使之实现，是曰成功之英雄，客观每能偾事也。如杨玄感所云“百官家口，并在东都”，李密所云“我之所部，尽山东人”，裴寂所云“太原乃义师家属所在，宜还救根本”，凡此均属客观之事实，真确不虚。若李世民反对班师之言曰“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一片主观话，试问何谓大义，何以入咸阳即可以号令天下，何以知放士卒还乡便即心灰？主观而已，此之谓武断。然而古今多少惊人事业，均从武断得来，正未易言矣。（参观《杂论》第二条。）

一〇九

隋炀帝揽镜自照曰“好头颅谁当斫之”，屈突通每自摩其颈曰“会当为国家受一刀”，皆自许其头颅之不凡也。炀帝临命之言曰：“天子死自有法。”帝者之头颅诚不凡。若屈突通则不及尧君素远矣。彼并未为国家受一刀，国家反因彼而受一致命之刀伤。

李渊克霍邑，赏有功，军吏疑奴应募者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功行赏，有何等差？宜并从本勋授。”

案阶级制度，何国蔑有？若举唐高祖此事与古代希腊、罗马较，则我国之文化过人远矣。骁果从炀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问裴矩。对曰：“人情非有匹偶，难以久处，请听军士于此纳室。”帝从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内寡妇处女集宫下，恣将士所取，或先与奸者听自首，即以配之。玩弄弱者，实人类之劣根性。然在他人只为自私的玩弄而已。若炀帝则慷他人之慨，此应是最早之集团结婚。

一一〇

语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儿帷不撤，手泽常存，在为人子者，虽明知无补，然用以永罔极之孝思，未尝不可。若自以此书诸遗嘱，则徒供后人作笑料而已。

《邺都故事》载魏武帝遗命诸子曰：“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无藏金珠。余香可分诸夫人，妾与伎皆着铜雀台。台上施六尺床，下穗帐。朝晡上酒 之属。每月朝、十五辄向帐前作伎。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按铜雀台筑于建安十五年，乃邺都之最高处，中有屋一百二十间，顶置一振翼奋尾势欲飞动之铜雀，因以命名。

自古咏铜雀伎之诗不少，大抵于辞句中则哀诸妾，而言外之意则讥笑魏武。择录数首如下。

铜雀伎 谢朓

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芳襟染泪迹，婵娟空复情。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

铜雀伎 江淹

武皇去金阁，英威长寂寞。雄剑顿无光，杂佩亦销铄。秋至明月圆，风伤白露落。清夜何湛湛，孤烛映兰幕。抚影怆无从，唯怀忧不薄。瑶色行应罢，红芳几为乐。徒登歌舞台，终成蝼蚁郭。

铜雀伎 何逊

秋风木叶落，萧瑟管弦清。望陵歌对酒，向帐舞空城。寂寂檐宇旷，飘飘帷幔轻。曲终相顾起，日暮松柏声。

占有欲，乃人类之恶根性。然而占有以终其身，其亦可矣，乃死后犹不肯放手，不亦痴乎？伎妾之锢铜雀，《兰亭》之入昭陵，同是此种劣根性。魏武帝与唐太宗，文事武功炳耀千古，为甲等之帝者。而占有欲之不达观，亦复同调。《兰亭》墨本之入昭陵，亦遗命也。岂事功为一事，而占有欲又别为一事乎？或则功业之大小与占有欲之强弱为正比例之布算，未可知也。欲究此理，应先将“功业”二字定一界说。

孟子曰：“有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良臣之与民贼，民贼之与英杰，英杰之与圣哲，本同物而异名，且勿具论。要之“辟土地，充府库”，乃占有欲之成绩，意义至为明了，毫无疑问。“辟”与“充”之两动词，乃无中生有之谓，非占有如何是曰“功业”。试略述魏武帝、唐太宗两人之事功，然后核算其占有欲之总成绩。

灵帝中平元年，以沛国曹操为骑都尉。五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射，以操为典军校尉，俱统制于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之下。六年十二月，董卓既废立，以操为骁骑校尉，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至陈留，散家财，募得五千人。献帝初平元年，卓烧洛阳宫室，劫迁帝入长安。操引兵而西，将据成皋。行至荥阳，与卓军遇，操败走，还酸枣，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得千余人，还屯河内。是则初平间，操犹是赤手空拳也。乃不数年而破黄巾，败袁绍，北摧乌桓蹋顿，统一大河南北，其占有欲可谓不大乎？

太原公子，不以其父兄晋阳留守之基业为满足，而必欲化家为国，占有欲之强大可知。大业十二年，建义旗于晋阳。武德元年，败薛仁果于泾水。同年诛李密。三年，败刘武周、宋金刚于雀鼠谷。四年五月，败窦建德于虎牢。七月，俘王世充于洛阳，杀朱粲于洛水上。五年十二月，败刘黑闼于馆陶。六年正月，戮黑闼于洺州。徐圆朗、梁师都亦平。前后七年间，力征经营而富有四海。占有欲之魔力充分表现。此二人者，死后犹复计较占有，足见个性之特殊，亦正如猛虎虽死而威势犹在耳。若是乎，占有欲之强弱与事功之大小，真成正此例矣。

迨事定功成之后，摇身一变而为圣神文武聪睿明哲之太祖、太宗。而董卓、袁术、李密、窦建德、王世充之流，则永荷一盗贼之名而不能摆脱。此非盗贼、英杰、圣哲本同物异名之明证欤？占有欲本人类通性，只有大小之别，亦成败之所攸分也。器小易盈，田舍翁之度量而已。

一一一

汉成帝绥和二年，除《任子令》。应劭曰：“任子令者，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案汉制二千石，乃郡守及诸侯相。二千石以上，等于知府以上。

汉之任子与近代之荫生，略相似而实不同。荫生有三种：曰恩荫，曰恤荫，曰特荫。唯恩荫得于及身荫其子若孙，余则唯身后袭荫而已。且荫生只在国子监肄业，无官职也。

任子则不然，不计勋业，亦非恤典。凡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者，其兄弟或子之一人即得授职为郎官。本人之贤不肖，非所计也。故曰不以德选。此等滥进之官爵，除之宜矣。

荫生唯祖若父荫其子孙。任子则同产弟兄亦得受职。宗法社会，汉世未若近代之严密，于斯可见。

绥和乃成帝年号。帝崩于二年三月，除《任子令》则在是年五月。虽曰绥和二年，实哀帝之政令矣。

然而“任子”之一名词，犹有别解。建安七年，曹操下书责孙权任子。盖欲借此以观孙权之因应，觇其趋向也。周瑜曰：“将军承父兄余业，兼六郡之众，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见制于人也。不如勿遣，徐观其变。”由此观之，则入质之嗣子亦曰任子。与前说得任子弟为郎之任子，名相若而义不同。

《广韵》：“任音壬，如林切，阳平声，诚笃也。”《诗·邶风》：“仲氏任只。”郑笺：“以恩相信曰任。”是则授有劳绩者之子弟为郎官，名曰任子，应本此义。又《周礼·地官》：“孝、友、睦、姻、任、恤，是为六行。”注曰：“任，信于友也。”是则遣子入质，名曰任子，应本此义。

一一二

汉孝平王皇后，安汉公莽之女也。自莽窃国，常称疾不朝会。时年未二十，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曰“黄皇室主”，欲绝之于汉，若言未嫁在室者也。令孙建世子盛饰将医往问疾，后大怒，鞭笞其旁侍御，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复强也。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若王皇后者，可谓知礼矣。王莽而竟有此女，大奇。

汉孝元王皇后，莽之姑母也，享国最久，历元、成、哀、平、孺子五朝，前后六十余载，至始建国而犹健在。初始元年，莽欲得传国玺，太后不与，乃使王舜求之。太后怒骂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止。良久，乃仰谓太后曰：“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事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且恐莽之胁己，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曰：“我老且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

王莽之潜移汉祚，王氏太皇太后实有以姑纵之。其姑纵也实出于妇人之仁，非有所私于母族也。观于怀玺涕泣之一段伤心话，其谨守内夫家外父母家之大义，亦与孝平皇后相若也。此为姑侄，故可以大放厥辞；彼为父女，故只能鞭挞侍御以寄幽愤。

中国历史上之传国玺，实含有几许神秘性。崔浩曰秦玺为和氏璧，李斯篆刻。韦曜《吴书》云玺方四寸，上勾交五龙，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子婴降汉，玺为汉有。《汉书·元后传》云王莽使王舜逼太后取玺，王太后怒，投之于地，一角微损。《吴志》云孙坚入洛，扫除汉陵庙，军于甄官井得玺，后归魏，旋入晋。晋怀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尘平阳，玺入前赵刘聪。东晋成帝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得玺。穆帝永和八年，石勒为慕容俊灭，濮阳太守戴施入邺，得玺，使何融送晋。厥后东晋传宋，宋传南齐，南齐传梁。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广陵，北齐将辛术定广陵，得玺，送北齐。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齐，玺入周。周传隋，隋传唐。迨五季之乱，此含有神秘性之传国玺，则己真赝莫辨矣。

只因玺文有“受命于天”一语，遂惹起争夺相寻，咸认此为有天下之信物，不亦痴乎？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话矣。善乎，孝元皇后之言曰“宁不能更作一玺以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之物为也”。诚哉其不祥也。

莽既篡位，更孝元皇后之尊号为“新室文母”，更孝平皇后之尊号为“黄皇室主”，欲绝之于汉也。始建国五年，孝元皇后崩，年八十四，终身不改汉正朔。更始元年，汉兵起，武关与潼关并陷，兵从宣平门入，长安大乱，火及掖庭，孝平皇后曰：“余更何面目以见汉家？”乃自投火中死。此王氏祖姑与侄孙女二人为不负汉家矣。

一一三

建武二年，檀乡贼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之弟陆谋反城迎贼。或以告魏郡太守颍川铫期，期召问熊，熊叩头服罪，愿与老母俱就死。期曰：“为吏傥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陆，将诣邺城西门。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

铫期之宽弘、李熊之忠实、李陆之磊落，人多称之。但此事宜分作两层看法，一曰理论，一曰事实。以理论言之，则铫期语李熊之言为深得“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之本旨。不曰为功名，不曰为富贵，而曰乐，是何等见地。盖人生各有所乐，以纡青拖紫为拘束，而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自由，是曰乐其所乐。吏也贼也，只是主观上之一名词耳。贼民之吏与有道之贼，何国蔑有，岂得以主观之名词而别其善恶哉！以“替天行道”为标识，作杀人放火之事业，杀其所欲杀，殆乐事也。乐则行之，圣人其许之矣。此理论也。至于事实，则“为吏傥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一语，表面上是使行其心之所安，实则使俯首以听受良心之裁判而已。“女安则为之”，其效用有远胜于武力制裁者矣。良心之第一命令，原具无上威力。期之此语，在一方面唤起其良心，使执行裁判，一方面使静候良心之命令。此熊之所以行行求陆，而陆之所以感愧自杀也。唤起良知，原是教育家诱导之美意，而亦权术家操纵之良法也，铫期其知之矣。

一一四

建武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诏百僚各上封事。太中大夫郑兴上疏曰：“……顷年日食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此种议论，若以科学眼光读之，自是可笑。但在未有宪法之先，无术可以制止君主之横行，只好借天象以恫吓之，斯亦古圣哲之苦心也。此乃政治问题，且勿具论。若专就历法言之，只要多置一小尽，则日月便不先时而合矣。所不解者，乃当时之律历家明知日月合朔所以不在朔而在晦者，乃在月躔之畸零积秒成时，未能除尽故耳。有此现象，则现行历之未能十分正确，已见明证，亟以更改为是。据郑兴所云“顷年日食多在晦”一语，可知建武七年以前，既已迭见，且勿赘。试将建武七年以后，元和二年以前，在洛阳所能见之日食在晦而不在朔者，录其岁月如次：

建武十六年三月辛丑晦　日食　公元四〇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　日食　公元四一

建武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　日食　公元四六

建武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　日食　公元四九

建武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　日食　公元五五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　日食　公元五六

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　日食　公元六〇

永平八年十月壬寅晦　日食　公元六五

永平十三年十一月壬辰晦　日食　公元七〇

永平十六年五月戊午晦　日食　公元　七三

永平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　日食　公元七五

其间唯建武二十九年（公元五三）二月丁巳朔日食，建初五年（公元八〇）二月庚辰朔日食。合朔在朔，唯此二年。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上以《太初历》施行日久，晦、朔、弦、望常不中时，命治历。同年二月甲寅，乃颁行《四分历》。案《四分历》乃张衡所制。

《太初历》颁行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后八五），其间已一百八十九年矣。王莽虽尝施行刘歆所制之《三统历》，莽败旋废，光武仍袭用《太初》，所谓复汉正朔者是已。自兹以往，历法凡六七十变。盖仪器未精，难以正确，不及百年，其差渐大，以至于不可掩。若《太初历》之继续行使一百九十年，实为仅见。其间以宋朝之更革，最为频繁。自宋太祖之《应天历》至度宗之《成天历》，三百年间凡十八易。若并帝昺之《本天历》而概算之，则为十九易矣。此实科学渐进、仪器渐备之明证，小有差误，即不足以餍民望矣。迨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颁行郭守敬之《授时历》，推算乃渐入精微。经过七百年之长时期，至今尚能适用，斯亦郭守敬之所以为伟大也。

一一五

《记》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据德以用吾爱，宜若无罪。然而天下事亦有不尽然者矣。吾揽古而至《荀传》，因有感焉。

《魏志》曰：初事袁绍，初平二年，去绍从太祖，太祖悦曰：“此吾子房也。”以为司马。又曰：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筹焉。八年，太祖录前后功，表封为万岁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精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劳军于谯，因辄留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向濡须，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荀之死，陈寿《三国志》曰“以忧薨”。范晔《汉书》曰“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司马《通鉴》从范《书》。然而勿论其以忧卒或饮药而卒，要之以反对魏武进爵之故，继乃自悔为书生之见，不合时宜，忧惭交并，坐是而不得永其天年，乃事实也。若是乎，爱人以德者之未必无咎也。欲明斯旨，宜先定“德”字之观察点。

兴义师以匡朝宁国，秉忠精之诚，守退让之实。此为观察点者一。君侧之恶，诛不胜诛，朝无可匡。群盗如毛，孱王关茸，国无宁日。此为观察点者又一。前者实荀观察之坐标，后者乃魏武观察之坐标。荀专就魏武个人立论，而魏武则专就时势着想。“德”字之意义未能一概论，有如是者。

建安十五年冬，丞相操谕其僚属曰：“孤始举孝廉，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誉。故在济南，除残去秽，平心选举，以是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乡里。时年纪尚少，乃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为二十年规，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征为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使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讨击袁术，使穷沮而死。摧破袁绍，枭其二子。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逊之志，每用耿耿。故为诸君陈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然兼封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魏武虽属权奇之士，但此一段话，殆可信为由衷之言。彼初所持之道德观念，未尝不与荀同。无奈孱王实在当不起家，若归还大政，祸乱将不知纪极。且力征十数载，仇敌太多，既乏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整饬纪纲，则我不负人，人将负我，故欲罢而不能自已也。荀乃以书生之见策其出处，其有悔也亦宜。

善乎《三国志》行文之不可及也。温公论荀之死，凡四百言，尚不及陈《志》“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一语之深切著明也。真可谓“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者矣。

一一六

今国际公法，以白旗为降幡，但吾三国时则已行之矣。建安九年，袁尚攻袁谭于平原，留其将审配守邺。操使曹洪攻邺，凿堑围城，周回四十里。尚将兵万余人还救邺，先使主簿巨鹿李孚入城。孚请配出城中老弱以省谷，既而知外围益急，乃简别数千人，皆使持白幡，乘夜从三门出降。度其所以采用白幡之故，殆取其颜色明显，易入远视者之目耳。古今人之思路未尝不相若。

许攸初事袁绍，以计不行，遂奔操。操闻攸至，跣足出迎，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粮几许？操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实也。”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乃为操画策，焚绍辎重，绍败走，冀州城邑尽降于操。后数年，许攸恃功骄慢，尝于众坐呼操小字曰：“阿瞒，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不乐，后卒以他故杀之。许攸固自有取死之道，但创业之主，每多杀戮功臣，若许攸之骄慢，亦应为致死原因中之一种。盖每当天下大乱，群雄角逐，在名分未定之先，同是豪强，礼节每多脱略。一旦南面称孤，不得不做作一副尊严面目以威临臣下。斯时也，朝上功臣多属昔日草泽之伙伴。虽则曰礼仪只是虚文，不外相互间之装腔，但人类之所以自命为异于禽兽，全赖此一副假面具。无奈从前脱略已惯，忽而装腔作势，每多不自然，不如杀之便。此许攸所以终不免于刑戮也。

丹阳大都督妫览，杀太守孙翊，入居军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绐之曰：“乞须晦日，设祭除服，然后听命。”览许之。徐氏潜使所亲，语翊亲近旧将孙高、傅婴，与共图览。高、婴涕泣许诺，密呼翊时侍养者二十余人，与盟誓合谋。及晦设祭，徐氏哭泣尽哀毕，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欢悦，大小凄怆，怪其寡恩。览密觇，无复置疑。徐氏呼高、婴置户内，使人召览入。徐氏出户拜览，适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婴俱出，共杀览。徐氏乃还经，奉览首以祭翊墓，举军震骇。孙权闻乱，从椒丘还至丹阳，悉族诛览余党。此一段历史故实，可以作剧本。

一一七

《左传·哀九年》，宋取郑师于雍邱，使有能者无死。赫连勃勃伐魏，将屠城，令曰有一艺者免死。艺术人才之见重也如此。

古者重农工而轻商贾，薄之不与齐民伍，秦汉之世竟视之与逃亡之罪囚等。于斯可见，所谓有能者免死、有一艺者免死，应是专指工艺言之，而士、商不与焉。国之重工，由来远矣。舜即位，咨四岳以发号施令，于平水土、教稼穑、兴教育、定刑法之外，第五个命令即曰“畴若予工”。此实国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府所颁布之政令也。至于来百工则财用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圣人既竭目力焉，教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此类论调，触目皆是。所以中国之手工艺术，至今犹见重于世。岂曰无因？

一一八

王曾前后辅政十年，其所进退士夫，莫有知者。范仲淹尝以问曾。曾曰：“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仲淹大为叹服。欧阳修亦常诵斯言。

皇祐中，仁宗为王曾神道碑篆额，文曰“旌贤之碑”。大臣墓碑得赐篆额，自王曾始。终仁宗之世，宰相得膺兹荣典者犹有数人。旌李迪墓曰“遗直之碑”，旌吕夷简墓曰“怀忠之碑”，旌范仲淹墓曰“褒贤之碑”，旌刘沆之墓则以“思贤”二字。凡此皆明主怀想贤良，而出自本心之所为也。厥后则有慕虚荣而邀宠者矣。观于仁宗嘉祐五年十一月之诏书可以知之。诏曰“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陈乞御篆神道碑额”云。其后神宗为韩琦篆碑额，文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则更非泛泛者可比矣。后世碑额，有自刻“御赐”两字者，亦有刻蟠龙花纹以作象征者，则皆北宋荣典遗蜕之痕迹也。

北宋初期之良相，除韩、范、富、文、杜、寇、王、李诸公外，尚多有可述者。仁宗即位，章献刘太后临朝，参知政事鲁宗道多所献替。太后问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太后默然。时有上言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以问辅臣，众不敢对。宗道独曰“不可”。退谓同列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帝与太后将同幸慈孝寺，有拟以太后辇前帝行者。宗道曰：“妇人有三从。”太后乃命辇后乘舆行。时目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之鲁字，且言骨鲠也。又明道二年，章献谒太庙，欲被天子黻冕，臣下依违不决。参知政事薛奎曰“不可”。又曰：“太后必欲被黻冕以见祖宗，不知作男子拜耶，女子拜耶？”乃罢。及章献崩，仁宗见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奎遽曰：“其在黻冕也，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乎？”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殓。由此观之，则光宅、垂拱之祸，所以不再见于天圣、明道间，其几微矣。

宰相官制，至唐宋而渐紊。唐因隋制，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为真宰相，曰三省长官。中叶以后，以其品位崇高，不复独授，常以他官兼摄，或称参预朝政，或曰参议朝政，是即宋“参知政事”之名所由来矣。自仆射李靖以疾间日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即“同平章事”之名所由来矣。自李勣以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即“仪同三品”之名所由来矣。故凡所谓参知政事、同平章事、仪同三品，实即宰相也。迨神宗元丰间，详定新制，革平章之名为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行侍中、中书令事，以通三省之政。徽宗政和中，复改左右仆射为太少宰。南渡后，复称左右丞相以终宋之世。

一一九

六朝骈文，以藻丽相尚，至宋而一变。宋之制诰，概为骈语，然多采取经史成句，集为对偶，枝干苍劲，自成一家，即所谓“宋四六”是已。择录翰林学士苏轼所草之制诰，用见其方。

元祐三年四月辛巳，除吕公著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制曰：“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以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又曰：“非尧舜不谈，昔闻其语；以社稷为悦，今见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时叙。维乃烈考，相于昭陵。”又曰：“於戏！大事虽咨于房乔，非如晦莫能果断；重德无逾于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专美唐世。”

同日，除吕大防左仆射。制曰：“天维显思，将启太平之运；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尔百辟，明听朕言。”又曰：“果艺以达，有孔门三子之风；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

同日，除范纯仁右仆射。制曰：“蒍吕臣奉己而不在民，则晋文无复忧色；汲长孺直谏而守死节，则淮南为之寝谋。”又曰：“强谏不忘，嘉臧孙之有后；戎公是似，命召虎以来宣。”

两宋制词，脱尽纤巧，坡公更老气横秋，下笔无碍。其才足以济之，其气足以帅之也。此种格调，余风及于元明之传奇。凡是剧中主角登场，例有一段骈偶念白，多属宋四六一派。如《琵琶记》之“庆寿”，蔡伯喈上场白曰：“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此其概也。至于明杂剧之运用古人成句，则更入化工。如汪道昆之《高唐梦》，小生扮楚王，生扮宋玉，末扮章华大夫，净、丑二人扮内史，小旦二人扮昭仪。至陪侍楚王入卧室时，净丑曰“天色已暮，请大王就寝”，生曰“曜灵匿景”，末曰“继以兰膏”，小旦曰“大夫速退，毋使君劳”。随手拈来，据为己有，了无痕迹。

一二〇

建武二十八年，以博士桓荣为太子少傅，赐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此稽古之力也。”（丑）

汉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臣下有小过犯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帝曰：“才犹器也，有才而不适于用，与无才同，不杀何待？”（辣）

董卓欲废灵帝而立陈留王，袁绍曰：“公废嫡立庶，恐将不利。”卓按剑叱之曰：“竖子敢尔，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引佩刀横揖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壮）

汉武帝欲册立王子弗陵，唯恐子稚母少致乱萌，乃借端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回顾，帝曰：“趋行，汝不得活。”（狠）

湖阳公主苍头白昼杀人，洛阳令董宣格杀之，公主诉于帝，宣不屈。公主曰：“文叔为布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布衣同。”（妙）

显德四年，蜀主昶致书于周世宗，请通好，自称大蜀皇帝。世宗恶其抗礼，不之答。蜀主怒曰：“朕为天子郊祀天地时，尔犹作贼。”（爽）

晋愍帝建兴三年，陶侃与杜对阵，使王贡出挑战。侃遥谓贡曰：“卿本佳人，何为作贼？”（俊）

荀济少居江东，博学能文，与萧衍为布衣交，知衍有大志，然负气不服。尝语人曰：“会当于盾鼻上磨墨檄之。”（豪）

薛逢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缀行而出，见逢行旅萧条，前导诃之曰：“回避新郡君。”逢语之曰：“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趣）

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助武后杀唐宗室，刑戮大臣，惨酷无人理。计兴与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天授二年，丘神勣以罪诛，或告周兴与神勣同谋，武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以何法？”兴曰：“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内。何事不承？”俊臣如法措置，起谓兴曰：“有密谕鞫君，请君入瓮。”（该）

一二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凡四年零一个月。死八百五十四万三千人，伤三千七百四十九万人。死与伤之比，为一对四点四，即死一百人则受伤者为四百四十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间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迄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南京受降，凡八年零两个月。欧洲间起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进兵波兰，迄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Potsdam 受降，凡五年零九个月。美、日间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袭击，迄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东京纳降，凡三年零十个月。计战死二千二百零五万三千人，受伤三千零四十万人。死与伤之比为一对一点四，即死一百人而伤者仅一百四十人。

第二次死亡总数较第一次多出一千三百五十一万人。此则因战地较广而时间亦较长，无足为异。所最堪注目者乃第二次受伤人数较于第一次反减少七百万零九万人。此则因武器之不同，战略因而改革，攻守之间，情势异殊，故死与伤之比率，随而变异也。

第一次之战略名曰壕沟战。当冲锋机会尚未成熟时，只闻炮声，不见一人。迨冲锋而混战，则重炮即为之不鸣，所借以克敌致果者唯刺刀、枪弹及手榴弹是赖。受伤者只是身上穿一两个窟窿，苟非伤在致命处，躯体既属完整，未尝不可以修理。此其所以受伤多而死亡较少也。

第二次之战略名曰立体战。凌空俯瞰，使敌人无可逃隐，“要塞”二字，已成过去名词。既属无险可守，只凭趋避。飞机每次投弹，动辄万数千吨。受伤则等于肢解，尸体无存者十常五六，虽有华、扁，亦无所施。身之不存，命将焉托？此其所以死亡之数字突增，而受伤之数字反形减少也。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写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