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承接着《禹贡》，作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把《禹贡》的《导水》一章扩大为专书，这是中国学术界中最可纪念的伟绩。
这部书是谁所著，开头没有人能说，直到《唐六典》始说为西汉末桑钦作。桑钦是传《古文尚书》的专家，《汉书·地理志》里采录了他很多考释水道的文字，当然有此可能。但唐杜佑在《通典》里指出许多地名不是桑钦时所有，在他指出的证据中有一个最迟出的地名是永安，这是河东郡的县，本名彘，到东汉的顺帝才改名的，可见这书该出于顺帝之后。后来讨论日密，到清代，胡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等找出了些曹魏时的地名，因此断为东汉后陆续增益，或直断全文为三国魏人所作。近人钟凤年作《水经著作时代之研究》，详为分析，寻出许多西汉专有的地名，以为《汉书·沟洫志》称“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但崇空语，无施行者”，经文当即由此百余治河专家征至首都，各出所知，合纂而成。因为本非出自一人，故不得其主名。其著作的时间在王莽始建国三年 河决魏郡以后。从东汉到三国，递有修改，遂大失其本来面目。 这个结论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这些治河专家虽是想做一部科学性的《水经》，可是那个时代的工作条件还不够，他们不容易得着远方的正确材料，所以书中所讲的河源竟是非常的迷离惝恍，十分反科学。
《水经》是郦道元注的，《经》和《注》向来混淆不清。自明朝的朱谋起，细心分析，经过清代学者的继续工作，才可作大体的决定。王先谦本最后出，现在就根据了他所定的经文抄在下面：
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隅，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
经文先说昆仑在嵩山西北五万里外，河水从那里出来，进了渤海；再从渤海里出来，流经积石山的石门，又南到葱岭。这可见昆仑和积石都在葱岭的北面。葱岭的北面，现在是中央亚细亚，要从那边寻出一个渤海来，该是巴尔喀什湖（L.Balkhash）吧？昆仑更在渤海的东北，该是分划欧、亚两洲的高加索山（mt.Caucasia）吧？他再说葱岭、于阗两河东注蒲昌海之后，东入中国的敦煌、酒泉、张掖三郡的南面，于是再到陇西的河关县北。天呀，在河西走廊里怎能寻出这样一条从西到东的大川？而且三郡之南即是祁连山，难道河水能在这高山上自由的流行？汉河关县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即指今青海的贵德、循化两县的黄河，又不知张掖的河水如何跳过了祁连山而至河关？
昆仑、积石在葱岭之北，以前没有人讲过。河水从蒲昌海东入塞，直到张掖，以前也没人讲过。河关县的河水上承张掖之流，以前更没人讲过。《水经》这说法，真可称为旋乾转坤、石破天惊的大手笔，直使我们咋舌不止！
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实际的世界而另外创造出这一个？那时没有正确的地图可以依据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是作者想汇合许多不同系统的记载，而整齐拍合，使得它不矛盾；却不料结果自己却陷于更矛盾的结局。
现在，我试寻这一段文字的根源来：
《禹本纪》说：“昆仑……去嵩高五万里，天地之中也。” 所以它也说：“昆仑墟……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淮南·地形》说：“昆仑虚……其高万一千里。”所以它也说：“其高万一千里。”
《海内西经》说：“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西次三经》说：“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所以它也说：“河水出其东北隅，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在这里，作者修改了一点，就是《海内西经》的河水是西南入渤海，又西北入积石的，这位作者以为昆仑在中，中国在东，如果照《海内西经》的说法，则北去更远，无法与葱岭相接，所以他改为东南入渤海，南至积石。
《汉书·西域传》说：“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所以它也说：“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这样一比较，就知道他所以敢说“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即因《西域传》有“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之文，玉门、阳关之内就是这三郡，因此他竟大胆地写下去了。哪知《西域传》此语乃是说蒲昌海与玉门、阳关的距离的，并不是指河水经历的路线！这样看来，这段文字的写出自在班固之后，作者读得《汉书》，以至有此误读的错谬；其为东汉至三国时人的修改，又有何疑！
这段文字所取资的材料，以上都抉摘出来了。它字字有来历，然而作者不辨神话与历史的分野，一起拼凑上去，造成了极大的讹误，实在说来，就是拼凑的工作，这位作者也何尝干好。《汉书·西域传》明说“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可见积石是中国的山，在蒲昌海之南。现在他把积石扔远了，南出于积石的是葱岭河了，等到河水流进陇西河关时就再不见有积石了！这是说得过去的吗？
错误到如此地步，郦道元作注也没法替它圆谎，所以说：
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径积石而为中国河。……而经文在此，似如不比。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杜佑也不客气地说：
夫山川地形固有定体。自葱岭、于阗之东，敦煌、酒泉、张掖之间，华人来往非少，从后汉至大唐，图籍相承，注记不绝。大碛距数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变，陵迁谷移之谈，此处岂有河流！纂集者不详斯甚。
这些话都很对，它的错误已指出来了。只有清朝人爱惜古书，还想在无可奈何中替它回护。胡渭《禹贡锥指》道：
案《水经》叙西域两源，较《汉书》尤为明备。惟是积石一山，错简在渤海之下，葱岭之上，遂来后人之弹射，并其全经而疑之。而不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窜易也。……汉世河关以西皆为羌中地，河水所经人莫能睹，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谓河自盐泽入玉门、阳关也。
其实古人的时代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想取得正确的知识非常困难，他们的错是可以原谅的。何必说古人无所不知，知无不合，而把实在不合的地方归罪于“错简”。我们现在只从它的材料根源和作者的拼接方法看来，已可断定这是无可辩驳的错误了！
再有死心眼儿包庇《水经》此文，不以为有错的，是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他说：
（河水……入禹所导积石山），案《括地志》所谓小积石也。……据《水经》说，积石山在蒲昌海之上，盖大积石也。此及《海外北经》所说，皆小积石也。郦氏不知，误以大积石为即小积石，故滥引此经之文，又议《水经》为非，其谬甚矣！
河关县的积石为小积石，这本是唐人之说。但大积石一名，唐人派在河关西南的大雪山，郝氏却改派到葱岭的北面去了。只为回护古人，不惜杜造故实，反骂郦道元为“其谬甚矣”，其实这个“谬”正是夫子自道也！而且《海外西经》言“禹所导积石之山”，《海外北经》言“禹所积石之山”，积石之上皆冠以禹，何等郑重，倘使禹亲自积石所成的山还说是“小”，该谁所堆积的才合称“大”呢？
然则《水经》此文没有一点好处吗？那也不然。自从张骞以来河水潜行地下的说法给这位作者推翻了。他只认有显流，不认有伏流，这也算是一回革命！
本章原载《文史集林》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