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政治主张，以为作天子的应是天下最好的人，这个人是从人民中选举出来的。有了天子，再由他去寻好人做三公和诸侯。除了选举之外，还有禅让的一法：天子年纪老了就找一个最好的人作他的继承人。墨子是根本否认贵族的存在的，他以为下层的人民只要有最大的本领，也可做得地位最高的天子。他举的古人的例是尧、舜。他说：舜本来是一个历山下的农夫，又曾做过黄河边的陶工，还曾在雷泽摸过鱼，常阳贩过货，是一个纯粹的平民；但他的德行和才干给尧知道了之后，他就受了尧的禅让。这种说话经墨家一宣传，居然成为史实，便是承认贵族地位的儒家也引用起来了。
儒家的宗旨主于旧有阶级的维持。他们以为不是君主十分坏，坏得像桀、纣一样，总是不该推翻的。推翻之后，换了新主，阶级制度还是照常。这一点是儒、墨两家绝对不同的地方；所以墨家要提出天子和诸侯的来源问题，而儒家则不问。儒家所问的，只是朝廷的仪式怎样；贵族的继承条例怎样；王国和侯国的典章如何不同；这一代和那一代的礼乐如何有别；祭祀鬼神、宴会宾客、聘问列国，以及冠笄、婚姻、丧葬等事应当怎样办。从表面说，他们要使在上的抚养子民，在下的恭敬长上，一切都有轨道，没有争，没有乱，风俗益臻淳厚。若从骨子里说，这简直是蒙蔽民众，叫他们安心做奴隶。
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之后，还想做统一思想的工作，他把学问聚在皇室，立下严酷的法令，民间有偶语《诗》《书》的就犯杀头的罪名。这一下当然使儒家失色。过了四年（公元前二〇九年），陈涉起兵，鲁国的儒生为要出这口气，就抱了孔家的礼器跑到他那边去，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做了他的博士。不满半年（公元前二〇八年），陈涉被杀，孔鲋也随着死了；可是鲁国的儒生又从此获得了讲习礼乐的自由。后来汉高帝灭了西楚霸王项羽，西楚的地已全夺了过来，只有鲁国不降，于是他带了很多的兵把鲁城重重围住。但这班儒生还在那里行礼奏乐，弦歌的声音飘散到城外。高帝也感动了，不忍打进去把他们屠尽，就举起项羽的头给他们看，他们才降了。
却说高帝是平民出身。他的胸中没有什么贵族的架子，所以他很讨厌这班专讲架子的儒者。他刚起兵的时候，凡戴了儒冠去见他的，他总要使蛮把他的冠解了下来，撒一泡尿在里边，表示他的侮辱。有一个秦博士叔孙通从关中逃了出来，辗转到他那边，知道他有这种怪脾气，便扔去了儒冠，改穿了楚国式的短衣。他见了果然喜欢，拜为博士。汉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天下统一，诸侯尊汉王为皇帝；这即位的仪式就是叔孙通所定。那时虽说是定了君臣的名分，然而群臣多从草野中发迹，不懂得什么叫礼节；他们在殿上饮酒，往往争论功劳；喝醉了也就大叫起来，拔剑向柱子砍去。这位平民化的高帝因为自己有了身份，对于这些粗鲁的举动渐渐觉得可厌了。叔孙通趁着这个机会，就进言道：“儒者固然不能图进取，但守成是会的。请您下个命令，召集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一同商订朝仪罢！我想现在应当采取古礼和秦仪，造成一种新制度。”高帝道：“你可以试一下，但不必太琐碎，只就容易实行的做去好了。”叔孙通奉了旨，立刻自己赶到鲁国去，招访儒生。别的都欣然，只有两人不肯走，他们说：“现在天下初定，死的没有葬，伤的没有复原，哪里可以兴礼乐！要兴礼乐，且待积德百年！”叔孙通听了笑道：“你们真正是不识时务的乡下老儿！”他就带了招到的三十三人到京城，和他自己的弟子百余人，用绵索在野里围了一个圈子，插了许多茅草当作君臣的位次，演习礼法。一月之后，他请高帝去观礼；高帝以为很好，命令群臣照样学习。七年（公元前二〇〇年）十月（就是正月），长乐宫初造成，群臣都到那边去贺年。天刚亮，谒者就按照文武官员的等级，一次次引进了殿门。那时殿廷之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张了旗帜。上面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们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于是皇帝坐了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有一个不肃敬震恐的。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斟酒斟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静静地退出。于是高帝说：“吾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呵！”他就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起先，叔孙通初归汉时，有一百多个弟子跟着他，他们都想做个小官；但这位老师只向汉王面前推荐惯做强徒的汉子，永不提起他们。他们气极了，常常背后骂他。他知道了，向他们说：“汉王正在冒了矢石和敌人争天下，他所要的是能斩将搴旗的人，这种事你们会干吗？你们还是安心等着，我总不忘记你们的。”自从长乐宫朝贺之后，叔孙通就向高帝说：“这一班弟子们跟了我好久了，这次的朝仪是他们共同的功劳，您给他们一个官罢！”高帝立刻答应，都任他们为郎。叔孙通出来，把赏下的五百斤黄金全部分与他们。他们大喜道：“叔孙先生真是最识时务的圣人！”
高帝去世，惠帝即位，他又拜叔孙通为太常，对他说：“先帝的园陵和寝庙的仪式，群臣中没有能定的，还是请你老先生草拟了罢！”凡汉初的种种制度，都是他做太常时所讨论规定的。他似乎没有受到五德说的影响，所以他所定的礼，我们见不着五行的色彩。
秦代统一之后，等不及订立许多新法制，国已亡了。汉兴，各种制度都待创立，所以好言礼乐的儒家急欲发展他们的抱负。不幸文帝、景帝、窦太后都好黄老和刑名，而历来当国的丞相，萧何、曹参、陈平、周勃、张苍之类，他们的出身，有的是刀笔吏，有的是战将，有的是策士，有的是道家，有的是阴阳家，他们对于儒家都没有信仰；对于制度也只要够用就算，因此只望因袭旧的，不想创造新的。所以自从叔孙通死了之后，这制礼之业竟停顿了。虽有贾谊、公孙臣等鼓吹改制，也没有什么效果。
在这时，一班儒者等得不耐烦了。董仲舒是专精《春秋》的，他在文章里说：“依照《春秋》的道理，新王必改制。为什么呢？就因新王是受命于天的，不是继承前王的。倘使一切照了前王的制度，那和继承前王的还有什么分别！受命的王原是上天所特别提拔的人，一个人奉事他的父亲尚且要先意承旨，何况是天。现在上天特别提拔了你，然而你竟没有把旧制度变更一点，显不出这提拔的好意，这是天的意思吗！所以迁都城、换称号、改正朔、易服色，都不为别的，只为顺着上天的意思，表示自己是新受天命的人罢了。”这样说来，这种改制度的事并不为适合民众的需要，只是要使上帝喜欢。更老实讲，不过替皇帝装点，使得他的地位经过神秘的渲染而更高超而已。
自汉兴到武帝之世凡六十余年（公元前二〇六—前一四〇年），鲁两生所说的“积德百年”的话已差不多了。武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过不惯道家的淡泊生活，觉得儒家讲得“天花乱坠”的各种制度很有趣，所以他一即位就用赵绾、王臧等儒者为公卿。他们做了公卿，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在城南造一个明堂，为皇帝朝见诸侯之用。这制度还保存于《礼记》。书上说：明堂是明诸侯的尊卑之堂，在这堂里，天子背着屏风，南向而立。三公站在中阶之前，北向；诸侯站在阼阶之东，西向；诸伯站在西阶之西，东向；诸子站在正门的东隅，诸男站在正门的西隅，都北向。九夷在东门外，西向；八蛮在南门外，北向；六戎在西门外，东向；五狄在北门外，南向；九州之牧在二重门外，北向。这样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天子的尊严哪里想象得尽；再看叔孙通的朝会之礼，仅列文武百官的次序的，就觉其规模的狭小了。
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冬十月，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等大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是科举制的滥觞。举来了一百多人，武帝把他们问了再问。策问的结果，以董仲舒为最优，这就是很有名的“天人三策”。他的第三策的末尾说：“孔子作《春秋》，最看重一统。现在百家异说，各人有各人的主义，使得国家没法立出一定的法制，百姓也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据我的意见，以为凡不在‘六经’里的，以及和孔子的道理不合的，都可以截住它前进的道路。等到邪说息了，然后政治可以划一，法制可以明定，人民也得到了正确的道路了。”武帝正心醉着儒家，他的话很中听，就讽令丞相卫绾奏说所举的贤良们，有的治商鞅、韩非的刑名之言，有的习苏秦、张仪的纵横之言，足以惑乱国政，请都黜退；于是这一次的选举就只剩下了儒家。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他又置五经博士，提倡儒学的色彩愈加鲜明。人民为谋自己的出身计，大家涌进了这条路。儒家所提倡的大典，如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事，武帝莫不一一举行。自从他定了郊祀天地之礼，又集合了一个歌曲的班子，唤做“乐府”，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命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作诗赋。每年正月第一个辛日，他在甘泉祭上帝时，童男女七十人一齐歌唱，从黄昏直唱到天亮。儒家鼓吹了几百年的礼乐，到他的手里而一齐实现。
但劝武帝罢黜百家的董仲舒，他真是孔子的信徒吗？听了董仲舒的话尊崇儒家的武帝，他真行孔子之道吗？这不劳我细说，只消把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和记武帝事实最详细的《史记·封禅书》去比较《论语》，就会知道。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劝始皇统一思想的李斯，他是儒家大师荀卿的弟子；劝武帝统一思想的董仲舒，他是《春秋》专家。他们对于孔子尊敬的分量虽不同，但政策却是一贯的。儒家主张复古，承认阶级的存在；自从武帝定为国教，这偶像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所以战国之末虽已把旧制度一齐打破，而旧思想的种子还由儒家传了下来，经武帝的栽种而发芽开花，造成了无数宗法组织极严密的家族，使得人民上面忘记了国家，下面忘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