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在哀帝时要立四种古文经传，碰了博士们一个大钉子，他忍气吞声，出来做了几任外官。但他的幸运终于到了。他少年时任黄门郎，恰好那时王莽也是一个黄门郎，两人都很博学，意气十分相投。自从平帝元年，王莽当了权，他就回到朝内，任右曹太中大夫，又任羲和、京兆尹。元始四年，王莽奏起明堂和辟雍等，规复古代的建筑，就是由刘歆主办的。因他有功，封为红休侯。又使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这时候，刘歆已成为文化事业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了自己的理想构成一个文化的系统了。于是《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都立于学官。向来反对他的博士们只得忍气吞声地领受他的报复。
他立了这四种古文经传，还不以为满足，索性更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运动。“六经”里面的《乐》，本来是有谱而无经的，他也找出了《乐经》而立于学官。又增加博士员，每经五人，“六经”共三十人；每一博士领三百六十个弟子，总共有一万零八百个博士弟子。他还以为不足，奏请征求天下异能之士，凡是通一经、教授十一人以上，和懂得《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历算、钟律、《月令》、兵法、小学、《史篇》、医术、《本草》的，地方官就替他备了车马，送到京城里来。在元始四、五年间（公元四—五年）到的数千人，都令在未央宫的廷中讨论记录，要他们改正前人的乖谬，统一各种的异说。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既把古文学的种子散播到民间，又令今文学增加许多敌人，凡是古文学家眼光中感到的“乖谬”和“异说”都被打倒了。这是用了利禄的引诱来统一学术思想的办法，实在还是武帝立“五经”博士的老手段。
当时这一班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只知道那时通知钟律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的议决案是羲和刘歆领衔奏上去的。又知道那时说文字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以沛人爰礼的学问为最高，就任他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取他们的讨论的结果，编成了一部《训纂篇》。汉代通行的文字，据《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现在《训纂篇》就有五千三百字了。到居摄时（公元六—八年），大司空甄丰又奉命校文书，给他改定的古文字也不少。那时有六种书法：一是“古文”，说是孔家壁中书的遗文；二是“奇字”，是古文的变体；三是“篆书”，就是小篆；四是“左书”，是秦的徒隶们写的简笔字；五是“缪篆”，是用来刻印的；六是“鸟虫书”，是用来写旗帜的。有了这个分别，于是今文经归入了“左书”，地位远在古文经之下了。这是文字学的一回大整理。他们用了这手段奠定了经古文学的基础。从此以后，文字愈多，东汉时班固作的《续训纂篇》就有六千一百多字，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有九千三百多字了。
我们知道，这些古文奇字有的是他们杂凑起来的，有的是完全杜撰的，也有从古器物上钞写来的。但他们决不承认是零碎集成，屡次声明为整个的材料。他们说：壁中书是鲁恭王毁坏孔子宅时得到的，其中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诸位应记得，哀帝时刘歆责备博士的信上说孔壁里出来的东西只有《礼》和《书》，而今又添出了三种了！）还有汉初丞相张苍也献上古文的《春秋左氏传》。他们说：这种文字或是孔子手写，或是孔子同时人所写，所以古文经是最可靠的，它确为孔子的真传。我们翻开《汉书·艺文志》来，哪一种经书不是今古文并列，这可见他们建立古文学的工作是怎样的急进呵。所以，今文学是由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间渐渐构成的；古文学则是刘歆一手包办，在十余年间一齐出来的。我们说刘歆作伪，人家听了往往以为言之过甚，说他一个人的精力如何造得了许多。须知他一个人的精力固然有限，但他借着帝王的权势，收得三十个博士，一万零八百个弟子员，数千个奇材异能之士，漫说十几部书，就是几百部书也未始做不出呢！刘歆何须亲手做，只消他发凡起例，便自有人承应工作。这承应的工作虽成于他人之手，难道他就可不负造意的责任吗？
钱玄同说：“古文经对于今文经的态度是这样：‘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准；我的解释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没有的书，而你所有的我却一概都有。’因为他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就上了今文家一点小当。今文经中汉朝人伪造的文章，古文经也居然有了，如《易》之《说卦》以下三篇和《书》之《太誓》皆是。古文经据说非得自孔壁，即发自中秘，或献自民间，总之皆所谓‘先秦旧书’也。先秦人用‘古文’写的书中居然有汉朝人伪造的篇章，这不是作伪的显证吗？”
他们不但要造伪经，而且要造伪经的传授系统。例如《毛诗》，本来没有什么传授可说的，但他们也会想出一个很长的系统来（他们自己的记载是失传了；依据唐人书上写的是孔子传子夏，子夏传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传毛公，毛公做河间献王的博士；从此传下来，直到王莽时）。他们说：《诗经》该有三百十一篇，但今文经只有三百零五篇是不全的，他们失去的六篇是《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句话就露出破绽来了。钱玄同说：“汉初传《诗》，即分鲁、齐、韩三家，这三家各自传授，并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辕固、韩婴三位老先生都把这六篇诗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记住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岂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毛诗》，这六篇的篇名虽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们的词句也亡缺了！今文《诗》据说是靠讽诵而传下来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样的背不出这六篇，而古文《诗》据说是从子夏一代一代传到大毛公，作《故训传》，被河间献王所赏识，立博士，则早已著于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这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样的缺了这六篇。这种奇迹，居然能使自来的经学家深信不疑，刘歆的魔力真是不小哇！”
王莽自从辅了平帝之后，处处模仿周公，所以那时就有《周官》一书出现，说是周公作的，供给王莽许多模仿的资料。当居摄三年，王莽的母亲功显君死了，太后诏议他的服制，羲和刘歆和博士等奏道：“摄皇帝要使汉朝和唐、虞、三代同样的兴盛，所以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以成天功。他圣心周至，有独见之明，又发现《周礼》一书，可供损益古代礼制的参考。现在功显君薨了，摄皇帝承皇天之命，奉汉大宗之后，不得顾私亲。《周礼》里说，‘王为诸侯缌缞’。应请用这天子吊诸侯之服，以应合圣制。”在这段话里，已真切地告知我们，《周官》（即《周礼》）这部书是王莽发现的。在这样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这样支配现实政治的时候，恰巧发见了这一部书以供他制礼作乐时的参考，这部书的来历不是很可疑吗？因为有了这个参考，所以《周官》里“兆五帝于四郊”，他就建郊宫；《周官》里“辨庙祧之昭穆”，他就定祧庙；《周官》里有“九命作伯”，他就受九锡；《周官》里有“嘉量”，他就制嘉量；《周官》里说“羞用百有二十品”，他就吃一百二十样的饭菜；《周官》里有“六宫”和“九嫔、世妇、女御”一班妃妾，他就于皇后之外列“和、嫔、美、御”之位：三个和人位视三公，九个嫔人位视九卿，二十七个美人位视大夫，八十一个御人位视元士：一共纳了一百二十个女子，比较古代的天子超过了十倍。
在其余的古文经传里也多寻得出帮助王莽做成皇帝的痕迹。例如《春秋》隐公元年只写“元年春王正月”，不写“公即位”，《春秋》家推求孔子所以不写的缘故，说隐公本有让国于弟桓公之意，故孔子以不写他即位来表显他的志愿。不过这仅是隐公的志愿而已，至于鲁公之位终究是他实任的。《左传》却说“不书‘即位’，摄也”，这样说来，隐公就不是实任的君而是用了臣的资格来摄行君事了。这对于王莽的做摄皇帝是怎样地给予他一种有力的根据呵！又刘歆所表章的《古文尚书》里有一篇《嘉禾》，其中的一段是“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这是不是王莽做“假皇帝”的一个很好的先例？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后世的人要什么就可以在古书里找出什么来！
古代的历史，古代的书籍，都为供给他们的需要而弄乱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也都受了他们的麻醉了。光武帝虽说“光复旧物”，但在文化上，他已经认不清谁是旧的，谁是新的。而且他以《赤伏符》受命，固已根本接受了王莽的学说。所以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他就依照王莽的制度，筑起明堂、辟雍、灵台来。明帝继续了他的事业，坐明堂而朝列侯，升灵台以望云气；又临幸辟雍，亲袒割肉，行养老之礼；飨射礼毕，他正坐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数万个冠带齐整的绅士们环绕桥门，静静地听着（北京的国子监就是汉的辟雍遗制，可以到那边去想象那时的情形）。因为汉的火德只有用了王莽的历史系统才能说明，而这个系统，除了图谶之外，在古书中只有《左传》是寻得到证据的，所以《左传》被重视了。当光武帝时，就想立《左传》的博士，有一个老博士范升竭力反对，说道：“《左传》不祖孔子而出于左丘明，又没有相传的师徒，又不是先帝所立的，为什么要立博士呢？”他和几个古文学者辨难了好久，又提出《左传》的不合处十四条奏上去。光武帝不听他的话，立了；后来又因许多人的反对，废了。到章帝初年，令贾逵自选二十个高才生，把《左传》教他们。八年（公元八三年），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家的经典，又任贾逵的弟子为郎官，学者都欣欣地向慕。既有许多的高才生替它宣传，它在学术上就取得了新的生命，渐渐地成为《春秋》之学的正统，把原来惟一的《春秋传》（《公羊》）挤出去了。
东汉一代，博士共十四人，都是今文经之学。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今文学的胜利；然而这胜利只有在表面上而已。所以然之故，古文视今文为后出，经过了一次整理，当然比今文进步；况且《左传》的记事何等详细，《周官》的典制何等绵密，今文经里哪里找得出来。因此，东汉时几个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到了魏、晋之后，五胡内迁，中原士大夫忙着南渡，今古文的经典和汉人的经说散失很多，今古文的界限就记不起了。到唐初作《五经正义》：《易》用晋王弼《注》，《书》用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刘歆的《古文尚书》已是假，这乃是假中之假）和伪孔安国《传》，《诗》用毛《传》和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后又加上《周礼》和《仪礼》的《义疏》，都用的郑玄《注》。郑玄所以在经学界中握有绝大权威，就为这七部正统的经典的注释，他一个人占据了四部之多。但他是兼修今古文的，常用古学说去改今学说，又用今学说去改古学说，所以后人骂他为搅乱家法的罪魁。这几种经典里，纯粹是古文学的，有《周礼》和《左传》的本身和《诗经》的毛《传》。虽然古文学还没有把经学界统一，但比了湮没了的今文学究竟占了绝大的优势。刘歆的势力赖此维持到清末。自从清代中叶（嘉庆十年，公元一八〇五年）刘逢禄作了《左氏春秋考证》，他的地位才开始摇动；到清代末叶（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康有为作了《新学伪经考》，他方受了致命伤而倒坏了。刘歆为什么要造伪书伪史，这是汉代史中的问题。他造的伪书伪史在古书古史里发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文籍考订学中的问题，也可说是上古史中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这一千九百余年来的搅乱古书和古史的总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