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了和陈铭德先生北上办《新民报》北平版，我以最大的牺牲，报答抗战的友谊，把《南京人报》让给张友鸾去办了。一九四六年春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平，邓季惺先生已把北平版的房子机器等安排好，我又邀请马彦祥、左笑鸿、于非闇等老友一起合作，旧友重逢，再度共事，是非常融洽的。不久北平版筹备就绪，就在这一年四月四日出版，开始印一万多份，不久增加到四万多份，很受北平读者欢迎，营业可以维持，不向总管理处要钱。我自编了副刊《北海》和《新民报画刊》，同时还写了几部长篇小说。
到了北平，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抗战期间，在沦陷区有人冒我名出版小说，内容荒诞不经，黄色下流。我查了一查，这些伪书竟有一百多部，实在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对我是个恶意的侮辱，我十分气愤，多次在报上发表声明，并向主管部门申诉，才查禁了一下，听说东北冒名的伪书尤其多。
在北平目睹耳闻不少接收人员的生活，社会上也有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等）之说，我于是写了《五子登科》的小说。这一时期我还给《新民报》写了个长篇《巴山夜雨》，又给上海《新闻报》写了个长篇《纸醉金迷》，这两部书都是以重庆为背景的，在别人看来，不知做何感想，至少我自己是做了一个深刻的纪念。这时的币制是一直紊乱，物价是一直狂涨，对于国民党的金融政策，谁也不敢寄予丝毫的信用，自由职业者，就非常的痛苦，尤其是按字卖文的人，手足无所措。月初，约好了每千字的稿费，也许可以买两三斤来，到了下月初接到稿费的时候，半斤米都买不着了。在这种情形下，胜利后的两年间，我试了一试卖文的生活，就戛然中止。《岁寒三友》《马后桃花》就是这样未完篇的。到了一九四七年，纸价已经贵得和布价相平了。我就又改变做法，多写中篇，如《雾中花》《人迹板桥霜》《开门雪尚飘》等，这一试验，还算可以维持下去。
因为我很不习惯报社的经理职务，一九四八年秋，陈铭德先生到北平，我向他辞去了报社的职务，专事写作，从此终止了我从事四十年的新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