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自我检讨
谢谢各位前辈，谢谢各位朋友，谢谢文艺抗敌协会，谢谢新闻学会。
用甲子推算，今年是不才五十岁，又以试学写作（实在谈不上创作）的日子计算起，东涂西抹今已有三十四年。实行做新闻记者之日算起，今已有二十六足年。朋友们觉得我这辈子太苦了，要替我做五十岁，安慰一下。而把写作整数外的零头，加入当新闻记者的年月，则各得三十年。又要借贱辰给我做个三十年的写作与从业的纪念。我是乙未年旧历四月二十四日出生，当朋友打听我这个日子时，我总是瞒着。但我心里又搁不住事，日子久了，我终于说出来，“我是某日生，谁要和我做生日，谁就是骂我”。而朋友的答复更幽默，“我们就骂你一次”。这真无法了，我就预拟了个计划，学学女人，届时来个避寿，溜之大吉。
在这个过程中，一班老朋友，已暗暗地拟好了庆祝大会的节目。乃是《新民报》成渝两社，分在应渝茶会，几张刊物出特刊。而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不才是第一届理事，至今是会员。新闻协会以我是监事，又以我是同行中的一个老跑龙套，也要加入做茶会的主人。照说，这种光荣的赐予，我应当诚恳地接受。可是我想到物价的数字，我也立刻想到不应当由我这百无一用的书生而浪费。而且我的朋友，不是忙人，就是穷人。对忙朋友，不应当分散他的时间，对穷朋友不应当分散他的法币，于是我变为恳切的婉谢。几位老朋友劝之不行，总实（是）说我过分的矫情。而且特刊的文字，都已预约好了，《万象》周刊，且已排版。无法，我只好默许了文字的奖励，当为拜领，其他一切仪式从免。朋友仍不许可，直到贱辰的前两日，依然僵持，而茶会请柬，已不能发出，方才罢休。可是成都方面的仪式，我又无法阻止，也只有遥遥地敬领了。
在重庆虽一切仪式无从实行，但朋友的盛意，我是万分感激的。而成都方面的仪式中，大概有许多是神交已久未曾谋面的朋友，尤其让我感谢。就是重庆方面，也有许多神交，纷纷到新民报社祝贺，致令扑空而回，更让我惶悚无地。至于过重的赠予，不敢捧领，当一一璧回。以上这些话无关文艺，我不能不有个交代，占去报纸许多篇幅，我是引为歉然的。其次，对特刊朋友的溢美的奖许，我愿借这个机会，自我检讨一下，更求以后长期的指教。
不才写了三十四年的小说，日子自不算少，其累积到将近百种，一千四五百万字，毋宁说那是当然，何况写作，并不重量，这无足为奇。关于散文，那是因我职业关系每日必在报载上若干字，急就章的东西应个景儿而已，有时简直补白作用，因之毫无统计，只当下了字纸篓。这个，朋友也替我算过，平均以每年十五万字计算，二十六年的记者生涯，约莫是四百万字。这就是朋友谬奖我两千万言的写述。若果如此，那么杂货店的流水账，也可算作立言，三十年的时间，谁又不能拿出数十万字的文章来呢？此外，朋友又谈到我的词曲和诗。诗，我曾弄过一点消遣，从前，一年可写百十首，多近体，近七八年来，写诗比文人打牙祭的次数还少，无足称道。词，我是二十四岁才学的，恐怕至今没有成熟。曲，我不懂音律，生平不曾填过十个散套，不知朋友怎会把制曲来许我？
我报过了量，再谈质吧。我毫不讳言，我曾受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鸳鸯蝴蝶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蝴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我决不像进步的话剧家，对“文明戏”三字那样深恶痛绝。
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我未加深辩。自《春明外史》发行，略引起了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一个感想，丢进了毛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
我为什么这样缄默？又为什么这样冥顽不灵？我也有一点点意见。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砖抛甚多，而玉始终未出，这是不才得享微名的缘故），让我来试一试，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我向来自视很为渺小，失败了根本没有关系。因此，我继续地向下写，继续地守着缄默。意思是说，不必把它当一个什么文艺大问题，让事实来试一试，值不得辩论。若关于我个人，我一向自嘲草间秋虫，自鸣自止，更不必提了。
为了上述的原因，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多试一试。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将近百种的里面，可以拿出见人的，约占百分之七八十，写完而自己感觉太不像样的，总是自己搁置了。也有人勉强拿去出版的，我常是自己读之汗下，而更进一步言之，所有曾出版的书新近看来，都觉不妥，至少也应当重修庙宇一次。这是我百分之百的实话。所以人家问我代表作是什么，我无法答复出来。
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以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那意为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套子了。严格地说，也许这成了姜子牙骑的“四不像”。由于上述，质是绝不能和量相称，真是“虽多亦奚何为”？
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对新闻事业，发生了兴趣。二十岁到汉口，有些朋友，正是新闻记者，因此我常写些不高明的稿子给他们补白。大概是旧诗、游记、戏评等类。直到二十四岁，我才到芜湖《皖江报》当总编辑，兼编副刊。那个时候，在内地当记者，用剪刀得来的材料，比用笔写的多百分之八九十。所以总编辑者，那是个纸老虎。同年秋天，我到了北平，本打算入北大做旁听生（许多人疑我是北大学生，其故在此）。但到了以后，在一个上海驻京记者那里帮忙，地儿在南城，到北大太远，原意暂搁，不久入北京《益世报》助理编辑，专职熬夜看大样，更谈不到求学，是后曾在世界通信社、联合通信社、《今报》当编辑，并继续在《申报》驻京记者处帮忙。《益世报》早已调我为天津《益世报》通信，同时，又为上海《申报》《新闻报》通信，我又干上采访了。至民国十三年，入《世界晚报》编副刊，十四年兼编《世界日报》副刊，并曾一度任总编辑。十七年任北平《朝报》总编辑，到十八年，我在南北各报，特约的长篇小说增多，我才把世界日、晚报的副刊事务辞去。中间相隔一个极长的距离，到二十三年，我才任上海《立报》的编辑。二十五年，我在南京，自创《南京人报》，至南京撤退，报始停刊。入川后，在《新民报》编了两年副刊。以后只写写东西而已。根据上述的经过，我是内外勤及经理部都干过的人，透着职务不专。在这样长的时间中，我竟没有写过一本新闻学的书，未免太不长进。
写述三十四年，成绩如彼，当新闻记者二十六年，成绩又是如彼，朋友要和我纪念，我自己问心，不惭愧吗？假如茶会真开了，一个面白无须，身着旧川绸长衫的措大，在许多来宾中公然受贺，那窘状是不可想象的。朋友说我矫情不如说我知趣，朋友，以为如何？虽然，十六日那天，许多老朋友终于请着夫人和小天使，不嫌长途跋涉，光顾到建文峰下，把三间茅屋涨破了，桃花潭水深千尺，我无法形容老友给我的温暖。“上苍假我数年”，到了六十岁以及七十岁，那时，我当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备一杯茶，请老友赏晚开的牡丹。或者在南京后湖公园，请老友吃樱桃，以补偿今日的慢待。
最后，对于《新民报》蓉社茶会，蒙各位先生赐顾，未能亲到道谢，并志歉忱。还敬祝一切朋友健康！
1944年5月16日为庆祝张恨水五十寿辰与他创作三十周年，《新民报》重庆、成都两社分别举行茶会祝贺，《新民报》等报出版纪念特刊，这篇文章是张恨水对各方面对他的祝贺的致谢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