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可以记一笔账，在抗战以后，在大后方完成和未完成的小说，是以下这些。《疯狂》，五六十万字。《八十一梦》，十七八万字。《牛马走》，约百万字。《第二条路》，约三十万字。《偶像》，约二十万字。以上发表于《新民报》渝蓉两版。《巷战之夜》，发表于重庆《时事新报》。《夜深沉》《秦淮世家》，各约三十万字。《水浒新传》，约六十万字。以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红花港》，约二十万字，《潜山血》（未完），发表于香港《立报》。《大江东去》，约二十万字，发表于香港《国民日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申报》（未完）。《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安徽《皖报》（未完）。《雁来红》，发表于《昆明晚报》（未完）。《虎贲万岁》约四十万字，未在报上发表，由上海百新书店出书。《蜀道难》，约六万字，《负贩列传》（《丹凤街》）约二十万字，发表于《旅行杂志》。补足一部书，《中原豪侠传》，约三十万字。改掉一部书，《太平花》，约三十余万字。补足一集散文，《水浒人物论赞》，约五万字。写成一集散文，《山窗小品》，约六万字。此外，各种散文，八年来，写了一百四五十万字。
八年的岁月，不算短暂，平均每日能写三千字的话，就当有八百多万字的作品。根据上面那些账，大概相去也不会太远。在生活安定的日子，文人可以去安心写作，这实在不算多。可是回想到那八年所度过的生活，就没有能写出这些文字的理由。当然，诗以穷而后工，这话还不能完全否定。但我作的不是成行的诗，而是连篇累牍的小说和散文。尽管不工，以量来说，以日计之，那是太平凡了。很多文人，伏在桌上，一口气就可以写三千字。而把八年的总和来计算一下，自己倒要反问自己，我怎么会写出这些字来？
我还记得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日本敌机群，八天八夜，对重庆做疲劳轰炸的时候，我在一座天然洞子外的竹林下，睡了三天三晚。白天怪心烦的，看上两页书，但并没有几个字，印到脑子里去，而嗡嗡然的机群声，又在远处云天脚下发生了。输入都不能够，还谈得上什么输出？又一个故事，茅草屋顶，被风吹去了，成了个小天井，仰在竹板床上，可以吟那句“卧看牛郎织女星”的诗。这“烟士披里纯” ，并不怎么好。大雨来了，这屋顶天井，几条很长的水柱，向屋子里斟着天然水，地面就成了河渠。我吃饭写字的那间屋子，就在隔壁，雨点向桌上飘，文具全为之打湿。躲向屋里一张小方桌上写字，倒是躲开了水灾。而四川乡下那种小黑蚊，小得肉眼看不见，这时全涌进了屋子。半小时之后，不但两腿其痒难受，而且起疱之后，还相当的痛。这怎么能安心地写稿呢？
可是在这两个故事过去之后，我立刻就得写。不写怎么活下去？我自己对自己的稿子，笑着下了一个批评，就是榨出来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