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到抗战时候的写作生活。所有在大后方的文艺人，没有一个能例外，都是穷得买不起鞋袜的。有些人教书，有些人当不被重视的公务员，有些人干脆打流浪。我还好，兼做新闻记者，多少有些固定的收入。吃的是平价米，那是征买来的粮食（提到此，让人永远不能忘了四川人），分配各团体机关，再以极廉的价钱，配给薪水阶级人物，所谓平价是也。其实，谈到平价，等于白给。因此，米是古人所谓“脱粟”，仅仅是去了糠。砂子稗子谷子，总不下十分之一，我吃饭为挑去这些东西，时常戴起老花眼镜来，其苦是可知的。穿呢，由入川起，三个年头没缝一件小褂子。住，就是那茅屋了。行，这是比吃平价米还要头痛的事。重庆市是山城，无处不爬坡。马路也是在高低不平的山梁上建筑起来的。文艺人没有人能坐得起车轿，而且在重庆，也不忍心去坐车轿。石达开说的话，“万众梯山似病猿”，可以形容这一个轮廓。人力车夫拉上坡，头就和车把靠了地。轿夫上坡，气喘如牛，老远就可以听见。这样，只有挤公共汽车。城里的汽车，挤得窗户里冒出人来。下乡的汽车，甚至等一天，买不着那张汽车票。南温泉到市区十八公里，还要过一道长江，十次至少五次我是步行。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并没有谁发出怨言。可是当我们到疏建区，看到阔人新盖的洋房，在马路上看到风驰电掣的阔人汽车，看到酒食馆子里，座上客常满，就会让人发生疑问：一样在“抗战司令台”畔，为什么这些人就不应该苦？这样，文艺人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呼吁出改善生活来。
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后，文字在大后方，开始有点儿出路了。除了报纸收买稿子，也有些刊物出现。写文章的人，所谓改善待遇，当然以提高稿费为唯一的目标。于是由在桂林的文艺人发出了呼吁，要千字斗米的稿费。若在战前，江南的米，不过是十元以下一担。小都市里，四五元就可买到一担米了。一斗米的价值，不上一元钱，这种要求，可说是极低。可是大后方的粮价，始终是涨得太凶的，在我们要求千字斗米的时候，重庆的米，已经超过了一百元一斗。不过川斗和普通市斗不同，它是三十二三斤一斗，一斗等于两市斗强。折合下来，一市斗米，也需六七十元。稿费怎么样呢？最高的稿费，没有超过十元。一下子要把稿费涨上去六七倍，这是不可能的。我还记得，在抗战胜利接近的前夕，重庆最好的纸烟华福牌，是每盒一千元，而打破纪录的特等稿费，也是每千字千元。那就是说写一千字，只好买盒纸烟吸吸而已，而这还是特等的，稀有的。自此以下，那就不必提了。因此，千字斗米运动，只是一句口号，绝不曾实现，而文人也就为米焦碎了心。
四川很少麦粮，除了米，就是苞谷（玉蜀黍）、红苕（红薯），及少数的高粱。而这些杂粮，只有乡下有，市上不大多见。所以当时的文人，都是为米而奔波。若是一个光杆文人，那还无所谓，在重庆还不难每日混到两顿饭。若是有家眷的文人，这就难了。我们在长途汽车边，在轮船码头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穿破烂西服或中山服的人，身边带着一个米袋子，那就是公教人员带平价米回家。自然，这包括文人在内。这情形，谁出斗米买一千字呀？
米价越来越贵，千字斗米运动，终于成为泡影。那时，我也就死了那条卖文的心，除了和《新民报》写着固定的文字而外，把写稿子的工夫余下来，看看架上残余的几套破书，或者念“无师自通”的英文，或者画“无师自通”的画。再有剩余的时间，就是和邻居谈天了。抗战时期，平均每天不能写到三千字，可说是比较工作轻松的时期。假如那时能办到千字斗米，或许我可以多写出几部小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