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文艺，也免不了一套抗战八股。这个问题，曾引起几次论战。当然，在抗战期间，一切是要求打败日本，文艺不应当离开抗战，这是对的。不过老是那一个公式，就很难引起人民的共鸣。文艺不一定要喊着打败日本，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当说出来。当年大后方时常喊着“讳疾忌医”的这句成语，因此有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就不注重公式的抗战文艺了。
我向来看得我自己很渺小，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着能发生多大的作用。严格地说，不但是我，一切从事文艺的人，应该有这个感想。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压根就没有重视过文艺，至多，录用几个御用的政论家，就算没有忽视文艺，一直到最近，他们的这个作风没有改。所以这二十多年来，文艺家为生活所苦，为思想束缚所苦，没有法子产生伟大的作品。像我这样车载斗量的文人，自是写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我也就变了那公式的文章写法，在此期间，除了和《旅行杂志》，写了一篇无关痛痒的《蜀道难》而外，我另辟了一条路线去找材料。计在《新民报》发表的，有一篇极长的《牛马走》和一篇二十多万字的《第二条路》（后在上海出版，改名《傲霜花》），还有一篇二十多万字的《偶像》。接着《蜀道难》，给《旅行杂志》写了《负贩列传》（后来改名为《丹风街》）。这里所写的人物，都是趋重于生活问题的，尤其《牛马走》《第二条路》和《负贩列传》。
抗战是全中国人谋求生存，但求每日的日子怎样渡过，这又是前后方的人民所迫切感受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也就难于争取永久的生存了。有这么一个意识，所以我的小说是靠这边写。可是，当年在大后方的报纸杂志受检查，而书籍也是受检查的。我既靠写作为生，我决不能写好了东西而“登不出来”（当年《新华日报》被检的文字，以此四字作声明）。所以我虽然要写人民生活，只是在写作技术上兜圈子，并不能做什么有力的表现。
在三五年（一九四六年）间，我例外地写了一篇纯军事的小说，那就是《虎贲万岁》。我说过，对军事是百分之二百的外行，怎么写军事小说呢？在《虎贲》序文上，我交代得很清楚。乃是在常德作战的残余官长，有两个参谋，他要求我写的。他们无条件地借给了许多作战文件我看。同时，这两个参谋，并不断地到我茅居里来现身说法。这个要求，几乎有一年之久，我为他们的诚意所感动，就写了这篇小说，而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完卷。至于他们何以要这样做？他们说是对那战死的一师人，聊尽后死者的责任。我相信，这不是假话，因为他们并无所得，也无所求。我写战地里的一个伙夫，都是真姓名，而这两位参谋的姓名，为了避嫌，却不在其列，这是可以证明他们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