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底，离开了故乡潜山，由旱道到武昌，乘轮到汉口。因为《南京人报》在结束时期，借了朋友两千多元，并无借据。这位朋友，是径向四川去了。为保持信用，我必须还这笔钱。四弟同意我这办法，把一部分机器、铅字用木船载着，由南京溯江西上，最后的目的地，也是重庆。这意思是或者在重庆复刊，或者卖了机器还债。我是债务人，自然得赶向重庆，后来就走的是第二条路。
二十七年一月十日，我到了重庆，去《新民报》在渝复刊之期只有五日。同事张友鸾君，原早在《新民报》当过总编辑，这时是主笔，他建议陈铭德君，约我加入《新民报》。我根本无事可做，就答应了。但我和《新民报》合作，不自这时起，在前四五年，我写了以电影题材为故事的小说《旧时京华》，在《新民报》发表过，但未登完。二十五年，我也写了一篇《屠沽列传》，在《新民报》发表，这书是和《武汉日报》、成都另一家《新民报》三家合载的，也因故未能登完。这该算是我们三度合作了。
那时，《新民报》是由一张对开报改为小型四开的，倒有两个副刊。一个副刊叫《最后关头》，由我编，我并由社方的要求，写一篇小说，叫《疯狂》。为什么叫《疯狂》呢？在南京，在武汉，我看到有许多爱国有心、请缨无路的人，十分的感慨，觉得爱国也有包办之可能了。在汉口，我四弟叫我不必西上，机器丢了吧，回大别山打游击去。他说，在武汉有一部分同乡青年，有此主张，希望我年长一点儿，出来协助。我不但赞助，且非常兴奋，就写了个呈文给当时的第六部，请认可我们去这样办。我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是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故乡人发生误会，然而被拒绝了。虽然我四弟终于打了一年的游击，那是另外找的一条路线。我对这事，非常的愤慨，觉得有爱国而发狂的存在，所以我就写了这篇小说。可是，重庆为战时首都 ，写文章不能那样随便，《疯狂》这篇小说，越写越胆小，到写完的时候，几乎变了质。书写完，发现完全违背了我的原意，连报上的陈稿，我也不愿剪集，更不用说是出版了。这是我抗战军兴后，第一次写作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