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秋季，我又回到了北平，还是住在美术学校，我继续写着上海几家报纸的小说。《晨报》的《欢喜冤家》完了，我换了个长篇《北雁南飞》。这书是清朝末年，一段不自由的婚姻。因为我觉得写当前的社会小说太多了，故意写个有历史性的。这一年的小说不太多，经常是四五篇在手边写。
约莫是一年工夫，北国的风云，时紧时松，我也有点儿感觉，北平终非乐土，又动了全家南迁之意。在二十四年秋天，成舍我君邀着一班朋友，在上海创立小报《立报》，约我南下，担任一个副刊编辑。他知道我不能久住上海，约以三个月为期，我也就答应了。
《立报》由事务人员到编采人员，可以说人才济济，那是由于加入这公司的股东，都是老新闻记者的缘故，他们拉拢人才，自然是比较容易。我于十月间到上海，替《立报》编一个副刊，叫《花果山》，我并自写了一篇小说，叫《艺术之宫》。这个题材，是以模特为背景的。写一个守旧的女子，为家穷而去学校当模特。完全是以一个悲剧姿态出现的，自信和他人写模特不同。这书写完之后，好几个出版商要出版，竟因搜罗报上稿件不易，未能实现。
我在上海约期即满，正打算回来。一夜之间，接到北平去的两个急电，叮嘱缓归。那时，平津一带，迭次出事，冀东已出现伪政府。我知道事情不妙，就中止北行。过了几天，得着家信，说是日本人捉拿北平文化界人士，有张黑名单，区区竟也忝列榜尾。我根本已不留恋北平了，自然就不冒那险而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