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新闻报》写了一年小说之后，《申报》方面，就有人约我写小说。而我首先以忙婉谢了。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国内两大报的长篇，都归我一人包办，那自然是盛举，但也应当考虑到文坛上的反应，这是我早有同感的。我为人向来不拆烂污，而一切事情的开始，总有个考虑，既然如此，我就更不要写了。不过这里又牵涉到了友谊问题。上海编副刊的，号称一“鹃”一“鹤”，“鹤”是《新闻报》的严独鹤，“鹃”是《申报》的周瘦鹃。周先生是个极斯文的写作家，交朋友也非常的诚恳。他和我同年，在上海相见之后，非常地说得来。那时《申报》的“自由谈”，改载新文艺，鲁迅先生常化名在上面写散文，非常的叫座。“自由谈”原来地盘，改名“春秋”，还是周先生编。他以友谊的关系，一定要我写个长篇。他说，章回体小说，要通俗，又要稍微雅一点儿，更要不脱离时代，这个拿手的人，他实在不好找，希望我帮忙。我虽然自知够不上那三个条件，而瘦鹃的友谊，必须顾到，终于我给他写了一篇《东北四连长》。
这书名，很显然，就是说东北御侮的故事了。我对军事，是个百分之二百的外行，怎能写起军中生活来呢？也是事有凑巧，我有一位学生，当过连长。他那时正在北平闲着，常到我家里来谈天。我除了在口头上向他问过许多军人生活而外，又叫他写一篇报告，我并答应给他相当的报酬。报酬他不要，报告却写了。我就以另一种方法，帮助了他的生活。在这情形下，有两三个月的合作，我于是知道了很多军中生活，就利用这些材料，写为抗日的文字。
我为什么写四个连长呢？我的意思，那时南京方面，正唱着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实在不能找出一位大人物来做小说主角。还是写下级干部的好。这样，也就避了为人宣传之嫌。这长篇登报一年多，并没有什么大漏洞。而这四位连长，我是写他们有三位在长城线外成仁的。多少也给大人先生一点儿讽刺。后来我在上海遇到电影界的王次龙，他说这不失为硬性的作品，他要编写电影。但以时局的日见严重，这文字却拿不出来。
胜利后，这书已经写过十年了。上海出版商人抄写了报上的稿子，寄我审查，要我出版。我自己看了一看，我有些失笑。因为经过八年的抗战，又经过世界二次大战，就根据我在书报上看的战事新闻而论，我当时描写的是太幼稚了。不过书中的个人故事，倒还可以利用。于是我把作战部分的描写，完全删掉，只着重故事的发展，结局我以人道主义去发作感慨。这不用说，对于整个宇宙里的战争，我是不赞同的。而这书归到日本人的侵略，逼出战争来，也不大违反原意，就是这样交了卷。书名也改了，利用了那仅传七字的一首诗，“杨柳青青莫上楼”，题曰《杨柳青青》。这书前年已出版，大概到现在是三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