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间，这是我写作最忙的一个时期。其实我的家用，每月有三四百元也就够了，我也并不需要许多生活费，所以忙者，就是为了情债。往往为了婉谢人家一次特约稿件，让人数月不快。所以我在可以凑付的情况下，总是给人家答应写。就以二十年开始说，当时，我给《世界日报》写完《金粉世家》，给晚报写《斯人记》，给世界书局写《满江红》和《别有天地》，给沈阳《新民报》写《黄金时代》，整理《金粉世家》旧稿，分给沈阳东三省《民报》转载。而朋友们的特约，还是接踵不断，又把《黄金时代》，改名为《似水流年》，让《旅行杂志》转载。我的慈母非常的心疼我，她老人家说我成了文字机器，应当减少工作。殊不知这已得罪了很多人，约不着我写稿的“南方小报”，骂得我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这样的忙法，有了一年，而北平《新晨报》又改组。主持人全是极好的熟友，没法子，我给写了一篇《水浒别传》。这书是我研究《水浒》后，一时高兴之作，写的是“打渔杀家”那段故事。文字也学《水浒》口气。这原是试试的性质，终于这篇《水浒别传》，有点儿成就，引着我在抗战期间，写了一篇六七十万字的《水浒新传》。后文再说。由这些事情类推，我的忙，是无法减少的。我曾自己再三打算，怎样可以躲去这些文债，始终找不到一个良策。不久，“九一八”国难发作，新约才少见来。记得这一年中，人家问我情形怎么样，我的答复是苦忙，而这份苦忙，日本人都为之注意。记得某文人到日本，日本人正式问他，张恨水发表的写作为什么那样多。我知道，这可以让人家误会，我是一个唯利是图、粗制滥造的文人，但我为了少写，被人损骂的情形，有谁了解呢？
就文字批评我，我是始终乐于接受的。记得有一册前进的杂志，在某一期，由第一页至最后一页，几乎全是骂张恨水。朋友寄给我看了，我倒很钦佩，有些地方，骂得我是很对的，我正可以予以改进。像《论语》杂志上也挖苦我，我就一笑置之。我觉得他们并不比我前进着多少。至于那些小报，就骂得我啼笑皆非了。有人说，我的写作，全是假的，有一老儒代为执笔。也有人反问，这老儒为什么不出名，一切便宜张恨水呢！他们说另有秘密。也有人说，小说是我作的，但不是我写的。学了外国办法：张恨水说，别人写。这样代写的人，共有三位之多。更有人说，我写小说，是几个人合作，由我一个人出名，得钱瓜分。甚至还有人说，有一位女士代我写小说，她不便出名。张恨水本人，根本狗屁不通。我看到这些黄色记载，除了发笑，简直不能做一个字的辩白。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合了那句俗言，“人怕出名猪怕肥”。社会上名字老被人提着的，多是盛名难副，而我尤甚！我少应酬，卖剪刀又必写出“真正王麻子”不可，其必给小报添些材料，倒也似乎是理有固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