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春天,我又独自到了南昌。因为那里还有一些亲友。青年人,不能闲散。我于是挪挪扯扯,找些款子,进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英语。我的意思,当然还是想加深功课,去考大学。但只补习了半年,经济来源断绝,把学业放弃了。那是民国四年,九十月间,我因为有一位族兄和一位本家在汉口,搞文明新戏和小报,我冒着危险,借了一笔川资到汉口去。

我那位本家,在小报馆里当独角编辑。我去了,他倒是很欢迎,天天让我写些小稿子填空白。我寄寓在一家杂货店楼上,我和族兄住在一处,本也很无聊,天天到小报馆去混几小时,倒也无可无不可。但又有个意外,我那种小稿,居然有人看,有人说好,虽不得钱,却也聊以快意。本来在垦殖学校作诗的时候,我用了个奇怪的笔名,叫“愁花恨水生”。后来我读李后主的词,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我就断章取义,只用了“恨水”两个字。当年在汉口小报上写稿子,就是这样署名的。用惯了,人家要我写东西,一定就得署名“恨水”。我的本名,反而因此湮没了。名字本来是人一个记号,我也就听其自然。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我的笔名有种种的揣测,尤其是根据《红楼梦》“女人是水做的”一说,揣测的最多,其实满不是那回事。

在汉口住了几个月,毫无成就,我族兄介绍我进文明进化团演戏。这是笑话,我怎么会演话剧呢?平生没想到这件事。但主持人李君磐先生,他倒不一定要我演戏,帮着弄点宣传品,写写说明书,也就让我在团里吃碗闲饭。于是我随这个进化团到湖南常德,又到沣县。在这团里久了,所谓近朱者赤,我居然可以登台票几回小生,我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事后想来,简直是胡闹。

二十一岁,夏季,我随进化团的人,一同到了上海。这时,有几个同乡的文字朋友,住在法租界,我就住在他们一处。那时的穷法,我不能形容,记得十月里,还没有穿夹袍子。其间我又害了一场病,脱了短夹袄,押点钱买中药吃。病好了,上海我就再也住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