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喜欢的程度，至于晚上让大人们睡了，偷着起来点着灯。所以我之吃小说饭，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了。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看到金圣叹批的《西厢记》，这时，把我读小说的眼光，全副变换了。除了对故事生着兴趣外，我便慢慢注意到文章结构上去，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十四岁的时候，我看过了《水浒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之后，我常对弟妹们演讲着，而且他们也很愿意听。那时，我每天进学校，晚上在家里跟一位老先生学汉文，伴读的有两个兄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亲戚。设若先生不在家，我便大谈而特谈。不知哪一天，我凭空捏造了一段武侠的故事，说给他们听，他们也听得很有味。于是这一来，把我的胆子培养大了。过了两天，我就把这捏造的故事扩大起来，编了几回小说，这小说究竟是几多回，是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仿佛着曾形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使两柄大锤，有万夫不当之勇。
上面是我作小说的初期。照说，我应该继续作下去，然而我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地致力于诗。在十四至十五六岁之间，我几乎与小说绝了缘。十七岁之时，我无意地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看，看得很有趣，把小说的嗜好，又复提起。十八岁的时候，我在苏州读书，曾作两篇短篇小说，投到《小说月报》去。那时，主编的是恽铁樵先生，他接得我的稿子，居然回信赞许了我几句，我简直大喜若狂，逢人便告，以为我居然可以作小说了。这两篇小说，一名《旧新娘》，是文言的；一篇《梅花劫》，是白话的。当然幼稚得可怜，谈不上结构了。可是我眼巴巴地天天望《小说月报》发表哩！未免可笑。
有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作小说的意思，不断发生。十九岁二十岁之间，我因家贫废学，退居安徽故乡。年少的人，总是醉心物质文明的。这时让我住在依山靠水的乡下，日与农夫为伍，我十分地牢骚，终日地疯疯癫癫作些歪诗。作诗之外，作笔记作小说。不过虽然尽管高兴地向下作，却始终不曾发表过。二十一岁，我重别故乡，在外流浪。二十二岁我又忽然学理化，补习了一年数学。可是，我过于练习答案，成了吐血症，二次回故乡。当然这个时候耗费了些家中的款子（其实不过二三百元，然而我家日形中落，已觉不堪了），乡下人对于我的批评，十分恶劣，同时，婚姻问题又迫得我无可躲避。乡党认为我是个不可教的青年，我伤心极了，终日坐在一间黄泥砖墙的书房里，只是看书作稿。我的木格窗外，有一株极大的桂花树，终年是青的，树下便是一院青苔，绝无人到，因此增长了我不少的文思。在这时，我作了好几部小说，一是章回体的《青衫泪》，体裁大致像《花月痕》，夹着许多词章，但是谈青年失学失业的苦闷，一托之于吟风弄月，并不谈冶游。此外有一篇《紫玉成烟》，一篇《未婚妻》，是文言体，长数千字，朋友看见曾说不错，又有一篇笔记叫作《桂窗零草》，朋友也很赞许的，然而除了《紫玉成烟》而外，其余的都放在书箱里成了烂纸，未曾进过排字房。
二十四岁，我在一家报馆里当编辑，我曾把《紫玉成烟》发表了。这书一发表，很得一些人谬奖，于是我很高兴，继续着作了一篇白话长篇《南国相思谱》，我在文字结构上，自始就有点儿偏重于辞藻，因之那个时候作回目，就力求工整。较之现在，有过之无不及。记得这时，我的思想，完全陶醉在两小无猜、旧式儿女恋爱中，论起来，十分落伍的了。同时我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两篇讽刺小说，有一篇名为《小说迷魂游地府记》，我渐渐地改了作风，归入《儒林外史》一条路了，这一篇小说曾在《小说之霸王》的单行本里殿后，这大概是我的拙作与世人相见的初程了。
“五四”风潮后，我读书的兴致又起，我就当了衣服，到北京去投考北大。不料一到北京，就加入了新闻界，使我没有时间读书。在这时芜湖的报馆要我作了一部《皖江潮》，里面是说一段安徽政潮，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芜湖人很高兴地看，我的胆子由此大了，笔路由此熟了，对于社会上的人物，就不时地加以冷静的观察，观察之后，我总是感着不平，心里便想写一部像《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小说。但是，这两部书，有一种毛病，就是说完了一段又递入一段，完全没有结构。因之，我又想在这种社会长篇小说里，应该找出一个主人翁出来，再添几个陪客穿插在里面，然后读者可以增加许多玩赏之处。自有了这个意思以后，恰好有朋友找我编副刊，并约我作小说，于是第一部最长的小说《春明外史》就出现了。
《春明外史》，逐日在报上发表，前后登有五年。约一百万字，在我自己的拙作里，算是卖力的了。因此读者一方面倒也不菲薄它。但是这书出世以后，却添了一种意外的麻烦，就是读者往往将书中人物一一索隐起来，当作历史一样来看。其实小说取一点时事做背景，原极寻常，只是这种事，整个儿搬来，整个儿写上，等于一张纸了，有什么意味呢？所以《春明外史》的事，依然楼阁凭空的多。因为楼阁凭空的多，所以我插进去几个主角来贯穿全局，非常之便利。这种主角出台，我总加倍地烘托，这才把书中一二百人都写成了附带的东西，使读者不至于感到累赘，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在作《春明外史》期间，我的长篇便不断地在报上披露，我自己认为还满意的，就是《天上人间》这部书，先登在北京《晨报》，后来《晨报》停刊，改登《上海画报》。我写这部书，换了一个办法，用双管齐下法，就在同一时代，写一双极不同的女子，互相反映，陪客也是这样。可是《上海画报》是三日刊，全书不容易速完，未免减一笔呵成的势子。此外就是我也很喜欢作短篇，若是整理一番，或者可出一本小册子。现在我总报告一下，这几年来，除了我编报时，每日千百字的小文不算，单是小说稿子，字数在五百万以上了，这五百万字，以一元千字计算，我也当有五千元财产，然而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光蛋一个，而且我不曾有一日狂嫖浪赌，一一得着物质上的享受。卖文是这样的劳，又是这样的苦，然则我烦腻作小说乎？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明窗净几、月夕花晨，有时我也感到一种兴趣，不过为了职业关系，无论有趣无趣，我总是要继续地往下作。在这样旦旦而伐之的时候，何日弄得倒了铺底，拿不出货来，我是不敢预言的。因之，我为了职业关系，很是惧怕，一方面我对于现代社会，求着新认识；一方面我自己限制一下，无论如何，每日至少看一点钟书，因为这样，我学了不少乖，不断发现自己的短处。
中国的文学书里，并无小说学，这是大家知道的。我对于外国文，又只懂一点儿极粗浅的英文，谈不到看书，所以我研究小说并没有整个儿由小说学的书上得来，虽然近代有小说学的译品，可是还不是供我们参考，所以我于此点，索性去看名家译来的小说了。名家小说给我印象最大的，第一要算是林琴南先生的译品，虽然他不懂外国文，有时与原本不符，然而他古文描写的力量是那样干净利落，大可取法的。此外我欢喜研究戏剧，并且爱看电影，在这上面，描写人物个性的发展，以及全部文字章法的剪裁，我得到了莫大的帮助。关于许多暗示的办法，我简直是取法一班名导演。所以一个人对于一件事能留心细细地观察，就人尽师也。我的书桌上常有一面镜子的，现在更悬了一面大镜子在壁上，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自己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老实说，这就是自己导演自己。有时关于一事一物不能着笔的时候，我也不怕费事，亲自去考察，纵然不能考察，我必得向知道的细细打听一番，若是无可考察，无可打听，我宁可藏拙不写了，这或者是我特别向读者讨好的地方。
我从前写小说，大半是只有一点印象，然后就信笔所之地向下写，自从去年以来，我改了方针，必得先行布局，全书无论如何跑野马，不出原定的范围。《啼笑因缘》一部书就是如此的。我的胆子仿佛现在是越来越小了，或者会令我的作品好一点儿，或者会斫伤元气一点儿，那不可知，只好证之将来吧。
谈到《啼笑因缘》，未免使我惶恐万分，我作这书的时候，鉴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千头万绪，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仍重于情节的变化，自己看来，明明是由博而约了，不料这一部书在南方，居然得许多读者的许可。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其实《啼笑因缘》究有什么好处，我真不敢说，大概对于全部的构成以至每人个性的发挥，我都使他有些戏剧化，或者是此点可以见得我卖力吧！可惜许多批评者，都是注重结果方面，却没有给我一种指示，这又是使我迷惑的事。我极力在描写上讨好，而书中的事实倒盖过去了。在写《啼笑因缘》前后，我也曾作了一部国术小说。说一句笑话，那是反串吧？但是我所写的并不是侠客嘴里吐出一道白光，乃是洪、杨而后，几个散在江湖的豪士。故事也并非完全杜撰，得之于先祖父、先父所口述下来的。说一句惭愧的话，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原来倒是真正的将门之子。这一部书登在北平《新晨报》上，共有十回，只成了一半，因为某种关系，没有作完，可是我所知道的故事，也不过如此，也有点儿江郎才尽之叹了。
此外，关于我的小说事业，除编撰而外，一年以来，我有点儿考据迷，得有余暇，常常做一点考证的工夫。起初，我原打算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越考证越发现自己见闻不广，便把大计划打消，改了作《中国小说史料拾零》。最近我又怕人家误会是不片断的，改名《中国小说新考》，万一这部书能成功，也许对中国文学门有点儿区区的贡献。
野马跑得太远了，可以止住了。最后我要声明一句，我这篇文字，完全为了朋友的关系，不得已，实实在在地报告我的治业经过。我决不敢自吹自擂，妄出风头。读者能给予我一种教训，我认为是至好的诤友，一律诚意接受。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不怕自吹他的长处，却怕善于改正他的短处。短处岂能自知？这就在乎他人的攻错了。如此，我这篇文字不是自炫，读者一定可以谅解的。
原载《上海画报》1931年1月27日至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