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字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字是文字史上仅存的表义文字。文字的第一步，除掉结绳与绘画以外，是象形字。中国文字已越过这时期，因为我们现在写“日”字，已经不是日的圆形；“山”字已经变了三个峰头为三条直线了。从象形字变为表义字是文字上很大的进步，理由是表义字表示抽象的意义比象形字容易得多，不过它还不是最方便的。
文字有形声义三个成分。最初的文字都是表形的，由形解义，造字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形无穷尽，纵然巧者可画，常人或不能尽解，于是象声象意的文字出现了。六书中象形最初出现，随着有指事。从实质上说，象形与指事没多大的分别。画物的全形为象形；画物的一端以见事为指事。前者如“日、山、田、人、鸟、马、鱼、舟、衣”等字；后者有对文（上下），反文（正正），独体（一、厶），合体（芻、八），增文（牟、足），省文（召、支），变文（勹、矢），分体（采、白），假体（示、巫），复体（畺、蜀）十类，可以说复合的象形字。象形与指事再发展而有会意。这是比合象形与指事来显示意义，有合体与省体二类，如（社、周）为二合，（品、雥）为三合，（牢、菌）为省体。这类字已离象形较远，但其迹象还可以追寻，所不同的只从结合的形理会出其中意义而已。由象形，指事，而到会意，形与义虽然进步，但声的功用还没显明，于是再进一步而生出形声字来。《汉书·艺文志》列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明指事、会意、形声，诸文也和象形一样是取象的。郑康成以形声为谐声，取义于以声譬形。许叔重取形声的名目，取义于以形譬声。所以谐声，形声，象声三名，所重仍在声音。在形声字中有声义两兼的名为“亦声”。文字到以声为主才充足了它的功用。这个见解，自来学者很少体会，因为六书不分，自唐已然，后人只重解字，而略于说文，故一问某字应属六书何类。间或不能置答。这在实用上本来没多大的关系，因为文字的趋势在记口音，与象形时期只能表现物形大不相同了。喻昧庵先生师承王壬秋先生作《王氏六书存微》，其中有一段话讲得最合理。他说：“造字之初，始于画形。形不可象，则指以事。事不可见，则会以意。意不可通，则无义可说，而造字之法穷矣。于是古圣欲通事意之穷，乃取三者以为主文，而譬以声。至于声，则无不谐矣，初不必更取其义。是故有声无义者，六书之正也。”（卷六）有声无义，为六书之正，的是卓见。由此进而为转注，为假借，都是重在声义，形不过是寄托而已。依喻氏的分法，六书中最多的是谐声字，若合形声，亦声算起来，《说文》中共有七千九百零四字，合意字占九百六十五；指事字占二百八十七；象形字占一百三十五；转注字占六十七；假借字只有十个；阙疑文七个；共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依此推到现在，可知形声在中国字上占了十分之八九。
文字的功用在记事，文化越高，超象的事越多，所以形穷于应付，而不得不用声音。可惜中国字停顿在象声上，未进到用音标或字母的途程。此中最大的原因在历来视文字为圣人所作，它的本身是神圣的，写过字的纸帛都要敬惜，更不敢谈改革了。其次，中国文字是视觉型的，人一读起来，便认得那字所代表的意义，因为视觉与文字的关系比听觉较为直接，尤其是在多用单音的语言上，如皮、脾、疲，发音一样，而在形状上一看就了然。中国字所以能维持这么，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又，拼音字用字母拼音，做成的是听觉型的字。因为文字的本质要以形显，形的变迁比较声音慢得多。由籀变篆，由篆变隶，变楷，变草，其中变迁的痕迹很容易追寻，它的认识标准是比较固定的。至于声音，每依口官各部的用舍而生变化。不但古今声音不同，同时代的方音也大不一致。不但方音不一致，一个人少时所发的音也和老时所发的不同，甲处人在乙处住得长久，也未必能够说出纯正的本土话。有时声音已经改变，而字形仍然不改。这在英文和法文里是常见的。如Philosophy现在读如Filosofi；Psychology现在读如Saikoloji；Knowledge现在读如Nollej等等，不胜枚举，可知字形的保留也相当地重要。但是这现象是不当有的。依拼音文字的原则，凡是声音改变，拼法也得随着改变。所以未变的原故，还在人们没曾深究字学。
主张视觉型文字的人们以为拼音字随地随时改变，结果会令人数典忘祖，后人不能读先人之书。不错，不错。这种缺陷，不但在拼音字上发生，即如在表义字上，也是如此。平常的中国人有多少能读唐宋的文章呢？有多少能读汉魏六朝的文章呢？又有多少能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呢？要知道读书，不只限于字形的变迁，寄寓在文字里头的概念也无时不在变迁中。今日的“之、也、焉、于、乎、哉”与各个字最初的意义大不相同，是谁都知道的。以今义解古书是最大的错误，而且很危险。研究文字学的人应以古义解古书为是。若有人解“东家杀豕”为“掌柜的宰猪”，那岂不是个大笑话？看来，形声之外，义也要顾到。“见形解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多数只能“望文生义”罢了；至于声音常随概念，不如形状与它那么容易分离。例如○形表示圆的概念，但此○或只表示一个圈，或是一颗球；□形表示四角形的概念，此□或表示一个国家，或一座城，或一颗印章，但国界未必方，城未必方，印章也未必是方的，这方的概念也经和原来所画的□形分离了。声音虽然变迁得快些，但比较能维系得概念住。例如福建人叫“眼睛”为“目”，字形完全不同，从声音去寻求概念，仍有可能；广东人叫“票”为“徽”，“徽”的声音虽然稍变，概念仍未变更。“徽章”的“徽”与“戏徽”的“徽”，仍是“凭证”的意思。
在新知识未入中国以前，中国字是很够用，很足以自豪的。但在思想猛进，知识繁多的现代，表义字就有点应付不过来了。文字以孳乳而多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字制作的原则是以偏旁表义的。这里我们有了困难。拿自然科学来说，属于草类，禾类，竹类，木类，瓜类，麦类，麻类，黍类等，都各依其类加个偏旁，但这些类别是不科学的，植物的分类不止这些，还有像“牡丹”，“玫瑰”，“十姊妹”之类，应入木部或草部，而字形上不许。推而及动物，矿物，都有物名与部类不相侔的缺点。又表示心思动作的字，用心部，手部，足部，走部等来做部首，以后抽象字越多，势必至于穷于应付，是无可疑的。总而言之，现在字典的部首不能包罗万有，减之固然不可，增之又不胜其烦。真是没有办法！
现代的知识范围比二三百年前宽广到几十倍，必令人人深究六书然后为学，则势有所不能。因此我们不能不原谅写白字或手头字的人。我们写作，从时间计算起来，是比拼音字慢得多。拼音字可以用机器来写，汉字虽也可以用打字机，但要用它来著作，恐怕没有希望罢。假如汉字打字机的速率与面积可以用拼音字机一样，我们便没要求更改汉字的必要。而事实上，我们对于各种知识都要急求，慢钝的文字，怎能满足我们的须要呢？
汉字的命运现在已走到一个不敷应用的时期。如许多的化学名辞，借“鋊”名Glucinum，借“锑”名Stibium，借“错”名Cerium，借“氜”名Helium，假借不足，继之以制作新字，或做成复合字。这样，必会做到一形含多义的地步，与六书的原则越离越远。我们现在所用的复合字，如“意识”，“心理”，“律德风”，“爱克斯光”等，有些是依字义选做的，但以后的趋势必会向着概念的标准来发展。譬如说“意识”时，还留着字义；但说“心理”时，已趋向到概念的方面了。至于“德律风”，“爱克斯光”，只是从声音了解概念，字形不过是字形罢了。新的概念越来越多，旧的文字有限，绝不能应付过来。如果要在《说文解字》或其他字书里选做新字，同属有限的数目，那么，数千不如数百，数百就不如数十了。如能在汉字里选出数十个字来做字母，像注音字母一样，将来也得走上拼音的途程，是无可疑的。
固然我们舍不得抛弃了好几千年用惯了的东西，但是历来被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所抛弃的好文化遗产也有好些。文化大部分是寄在语言文字上的，只是要记得所寄的是由语言文字所发表的概念，而不是死的语言文字本身。若果教孔夫子复生，他一定不认得我们，因为我们穿的衣服不同了，住的房子不同了，说的话不同了，写的字也不同了！但是我们的文化核心还与孔子时代一样，是属于汉族的，中国的。所以从表义字进而为表音字，是不足怕的。
我们不能尽读古人的书，也不必尽读古人的书。若是古书中有值得保留的，自然在各个时代有人翻译出来，至于毫无价值的古书，多留一本，只多占一些空间而已。譬如《道藏》里许多荒谬的记载，如鬼神的名目，符箓之格式等等，留着也没有用处，只因它是古人思想与宗教的遗物，不得不整理。整理完毕，把它解释明白，后人如要知道符箓是怎么一会事，尽可不必去看原书了。所以整理古籍是继往开来的工作，不是文字的保留。如有研究高深的学者，要读原书，尽也可以去翻出对对。可是这样的工作，我们不希望个个认识中国字的人都照样去做。文化的进步在保留一个民族的优美遗产，而舍弃其糟粕。抱残守阙，是教文化停顿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拼音文字是比较表义文字容易学习，在文盲遍野的中国，要救渡他们，汉字是来不及的。作者自己这一辈子也不见得会用拼音字。但为一般的人，不能不鼓励人去采用它。至于用拼音字以后，会使国语更不能统一的忧虑，也是不须有的。假如我们有共同的拼音方法，先从专名统一起，然后统一各种名词，那就容易多了。中国话是一种，所不同的是方音。方音的差别在用词的不同，如能统一用词，问题容易解了。我们先要统一用词，换句话说是统一国语，才能统一国音。这一件事得等待知识的传播才办得到。所以我们不但要扫除文盲，并且要扫除愚暗。汉字在这两种工作上，依我们的经验，是有点担当不起。最后一句话，文字只是工具，在乎人怎么用它。如用来寄寓颓废的概念，就是汉字也得受咒诅。我们要灌输知识给民众，当以内容为重，区区字形上的变更，有什么妨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