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现代中国青年

我在大学里教书,前后恰已十年,年年看见大批的学生进来,大批的学生出去。这大批学生中平庸的固居多数,英俊有为者亦复不少。我们辛辛苦苦地把一批又一批的训练出来,到毕业之后,他们变成什样的人,做出什样的事呢?他们大半被一个公同的命运注定。有官做官,无官教书。就了职业就困于职业,正当的工作消磨了二三分光阴,人事的应付消磨了七八分光阴。他们所学的原来就不很坚实,能力不够,自然做不出什么真正事业来。时间和环境又不容许他们继续研究,不久他们原有的那一点浅薄学问也就逐渐荒疏,终身只在忙“糊口”。这样一来,他们的个人生命就平平凡凡地溜过去,国家的文化学术和一切事业也就无从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因为生活的压迫和恶势力的引诱,由很可有为的青年腐化为土绅劣豪或贪官污吏,把原来读书人的一副面孔完全换过,为非作歹,恬不知耻,使社会上颓风恶习一天深似一天,教育的功用究竟在哪里呢?

想到这点,我感觉到很烦闷。就个人设想,像我这样教书的人把生命断送在粉笔屑中,眼巴巴地希望造就几个人才出来,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年复一年地见到出学校门的学生们都朝一条平凡而暗淡的路径走,毫无补于文化的进展和社会的改善。这种生活有何意义?岂不是自误误人?其次,就国家民族的设想,在这严重的关头,性格已固定的一辈人似已无大希望,可希望的只有少年英俊,国家耗费了许多人力和财力来培养成千成万的青年,也正是希望他们将来能担负国家民族的重任,而结果他们仍随着前一辈人的覆辙走,前途岂不很暗淡?

青年们常欢喜把社会一切毛病归咎于站在台上的人们,其实在台上的人们也还是受过同样的教育,经过同样的青年阶段,他们也曾同样地埋怨过前一辈人。由此类推,到我们这一辈青年们上台时,很可能地仍为下一辈青年们不满。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变成屈服于事实而抛弃理想的堕落者。章宗祥领导过留日青年,打过媚敌辱国的蔡钧,而这位章宗祥后来做了外交部长,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汪精卫投过炸弹,坐过牢,做过几十年的革命工作,而这位汪精卫现在做了敌人的傀儡,汉奸的领袖。许多青年们虽然没有走到这个极端,但投身社会之后,投降于恶势力的实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很可伤心的现象。社会变来变去,而组成社会的人变相没有变质,社会就不会彻底地变好。这五六十年来我们天天在讲教育,教育对于人的质料似乎没有发生很好的影响。这一辈人睁着眼睛蹈前一辈人的覆辙,下一辈人仍然睁着眼睛蹈这一辈人的覆辙,如此循环辗转,一报还一报,“长夜漫漫何时旦”呢?

社会所属望最殷的青年们,这事实和问题是值得郑重考虑的!时光向前疾驶,毫不留情去等待人,一转眼青年便变成中年老年,一不留意便陷到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厄运。这厄运是一部悲惨的三部曲。第一部是悬一个很高的理想,要改造社会;第二部是发见理想与事实的冲突,意志与社会恶势力相持不下;第三部便是理想消灭,意志向事实投降,没有改革社会,反被社会腐化。给它们一个简题,这是“追求”、“彷徨”和“堕落”。

青年们,这是一条死路。在你们的天真烂漫的头脑里,它的危险性也许还没有得到深切的了解,你们或许以为自己决不会走上这条路。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们没有彻底的觉悟,不拿出强毅的意志力,不下坚苦卓绝的功夫,不作脚踏实地的准备,你们是不成问题地仍走上这条路。数十年之后,你们的生命和理想都毁灭了,社会腐败依然如故,又换了一批像你们一样的青年来,仍是改革不了社会。朋友们,我是过来人,这条路的可怕我并没有夸张,那是绝对不能再走的啊!

耶稣宣传他的福音,说只要普天众生转一个念头,把心地洗干净,一以仁爱为怀,人世就可立成天国。这理想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可是也深刻到不能再深刻。极简单的往往是正途大道,因为易为人所忽略,也往往最不易实现。本来是很容易的事而变成最难实现的,这全由于人的愚蠢、怯懦和懒惰。世间事之难就难在人们不知道或是不能够转一个念头,或是转了念头而没有力量坚持到底。幸福的世界里决没有愚蠢者、怯懦者和懒惰者的地位。你要合理地生存,你就要有觉悟、有决心、有奋斗的精神和能力。

“知难行易”,这觉悟一个起点是我们青年所最缺乏的。大家都似在鼓里过日子,闭着眼睛醉生梦死,放弃人类最珍贵的清醒的理性,降落到猪豚一般随人饲养,随人宰割。世间宁有这样痛心的事!青年们,目前只有一桩大事——觉悟——彻底的觉悟!你们正在做梦,需要一个晴天霹雳把你们震醒,把“觉悟”两字震到你们的耳里去。

“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人生和改良社会都不必只有一条路径可走。每个人所走的路应该由他自己审度自然条件和环境需要,逐渐摸索出来,只要肯走,迟早总可以走到目的地。无论你走哪一条路,你都必定立定志向要做人;做现代的中国人,你必须有几个基本的认识。

一、时代的认识——人类社会进化逃不掉自然律。关于进化的自然律,科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依达尔文派学者,生物常在生存竞争中,最适者生存,不适者即归淘汰。依克鲁泡特金,社会的维持和发展全靠各分子能分工互助,互助也是本于天性。这两种相反的主张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理想。一种理想是拥护战争,生存既是一种竞争,而在竞争中又只有最适者可生存,则造就最适者与维持最适者都必靠战争,战争是文化进展的最强烈的刺激剂。另一种理想是拥护和平,战争只是破坏,在战争中人类尽量发挥残酷的兽性,愈残酷愈贪摧毁,愈不易团结,愈不易共存共荣;要文化发展,我们需要建设,建设需要互助,需要仁爱,也需要和平。这两种理想各有片面的真理,相反适以相成,不能偏废。我们的时代是竞争最激烈的时代,也是最需要互助的时代。竞争是事实而互助是理想。无论你竞争或是互助,你都要拿副本领来。在竞争中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在互助中最不适者也不见得能坐享他人之成。所谓“最适”就是最有本领,近代的本领是学术思想,是技术,是组织力。无论是个人在国家社会中,或是民族在国际社会中,有了这些本领,才能和人竞争,也才能和人互助,否则你纵想苟且偷生,也必终归淘汰,自然铁律是毫不留情的。

二、国家民族现在地位的认识——我国数千年来闭关自守,固有的文化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四围诸国家民族的文化学术水准都比我们的低,不曾感到很严重的外来的威胁。从十九世纪以来,海禁大开,中国变成国际集团中的一分子,局面就陡然大变。我们现在遇到两重极严重的难关。第一,我们固有的文化学术不够应付现时代的环境。我们起初慑于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威力,把固有的文化看得一文不值,主张全盘接收欧化;到现在所接收的还只是皮毛,毫不济事,情境不同,移植的树常不能开花结果,而且从两次大战与社会不安的状况看来,物质文明的误用也很危险,于是又有些人提倡固有文化,以为我们原来固有的全是对的。比较合理的大概是兼收并蓄,就中西两方成就截长补短,建设一种新的文化学术。但是文化学术须有长期的培养,不是像酵母菌可以一朝一夕制造出来的。我们从事于文化学术的人们能力都还太幼稚薄弱,还不配说建设。总之,我们旧的已去,新的未来,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和其他民族竞争或互助,几乎没有一套武器或工具在手里。这是一个极严重的局势。其次,我们现在以全副精力抗战建国。这两重工作中抗战是急需,是临时的;建国是根本,是长久的。多谢贤明领袖的指导与英勇将士的努力,多谢国际局面的转变,我们的抗战已逼近最后的胜利。这是我们的空前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我们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做一个光荣的分子,从此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开一个新局面。但是这“可以”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由“可能”变为“必然”,还需要比抗战更坚苦的努力。抗战后还有成千成万的问题亟待解决,有许多恶习积弊要洗清,有许多文化事业和生产事业要建设。我们试问,我们的人才准备能否很有效率地担负这些重大的工作呢?要不然,我们的好机会将一纵即逝,我们的许多光明希望将终成泡影。我们的青年对此须有清晰的认识,须急起直追,抓住好时机不放过。

三、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关系的认识——世界处在这个剧烈竞争的时代,国家民族处在这个一发千钧的关头,我们青年人所处的地位何如呢?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第一,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出路,个人就决不会有出路;要替个人谋出路,必须先替国家民族谋出路。

第二,个人在社会中如果不能成为有力的分子,则个人无出路,国家民族也无出路。要个人在社会中成为有力的分子,必须有德、有学、有才,而德行、学问、才具都须经过坚苦的努力才可以得到。

以往我们青年的错误就在对这两个前提毫无认识。大家都只为个人打计算,全不替国家民族着想。我们忙着贪图个人生活的安定和舒适,不下功夫培养造福社会的能力,不能把自己所应该做的事做好,一味苟且敷衍,甚至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去求个人安富尊荣,钻营、欺诈、贪污,无所不至,这样一来,把社会弄得日渐腐败,国家弄得日渐贫弱。这是一条不能再走的死路,我已一再警告过。我们必须痛改前非,把一切自私的动机痛痛快快地斩除干净,好好地在国家民族的大前提上做功夫。我们须知道,我们事事不如人,归根究竟,还是我们的人不如人。现在要抬高国家民族的地位,我们每个人必须培养健全的身体、优良的品格、高深的学术和熟练的技能,把自己造成社会中一个有力的分子。

这是三个最基本认识。我们必须有这些认识,再加以坚苦卓绝的精神去循序实行,到死不懈,我们个人,我们国家民族,才能踏上光明的大道。最后,我还须着重地说,我们需要彻底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