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教学历史的人，经常对宗教题材感到困难。因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事物的铺陈必受逻辑的检束，宗教则可以出入于逻辑；另有神秘主义（mysticism）为主宰。
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说各种宗教之中以印度教最符合逻辑，亦即它的立论最为前后连贯。汤因比说他自己愿意翱翔于基督教与印度教之间。如果他在二者之间必择其一，他只有选择印度教。
我们不必和他一样认为逻辑必较神秘主义为优。可是我个人的经验，却在一般学子面前极简单的阐释各宗教之大意（如在一般美国大学一年级学生之前，以两小时发挥一种东方之宗教，这也就是历史课程所赋予时间的限度），印度教的解释，最容易开初学者之门。
这教义由几个简单的观念组成。karma乃是因果关系。凡事既有其因，则必得其果。虽说不必立刻于当时或当事人身上显现。dharma乃是“法”，不一定是我们的民法刑法，而是自然法规。如果你的汽车驶行每小时一百公里，前车已刹车你还在加油，必有撞车之祸，即是法网难逃。而佛法无边之法，也属于这dharma。
人世间的关系也不出几个范畴：kama（注意：内中无r）乃是情欲，凡饮食男女的欲望概属之。artha乃是金钱物质之所得。moksha为解放与超脱。印度人相信生死轮回，但是一个人的行动不受本身欲念纠缠，可以无后果。有如外科医生以解剖刀切入人之肺腑但无恶念，是为niehi-kama karma（直译为不见欲念之后果），简言之即无后果。一个人经常如此，即可以避免轮回再世，得到解放与超脱。
一个人信奉印度教，他们并不鼓励你立即得道成仙。他的生活分作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徒（disciple），第二阶段为众生（householder）。此时他应当成婚。印度教不主张保持童贞，他们所述的男神女神，个个都已结婚。凡情欲好货各节，也在这阶段满足，只是一个人之生命有限，他在各方刚一满足即应知适时而止。因为时日不多，宗教上的要求尚有次一阶段。此第三阶段为隐士（hermit）。不少印度公司之经纪人事业颇为顺利，而偏在此时突然退休，将事业交付于人，而自己则追求精神上之解放。至第四阶段则为“苦行者”（ascetic）。隐士尚只割断各人之社会生活，苦行者甚至连生理上之必要需求亦逐渐戒断。这样一来入世出世可以循序渐进，无剧烈之裂痕，也可以人人得道。
一个譬喻：印度教有如令宜兰滨海之人不论男女老少齐奔往塔曼山之山巅，不到不止，其昼行夜宿，有如生死轮回，今晨出发点有先后，乃因昨日功夫参差，因果所至，全属karma。途中前进技术不同，平地可以跑步、涉水须游泳、爬山用绳，此各种因事制宜之法则，尽属dharma。当登山时每见晨曦初显，各人酬劳自己，饮咖啡一杯，放宽胸怀，欣赏东海景色，是谓kama。不过须考虑时日不多，不宜逗留太久。路上与同行之人交易，以便当一盒换得三明治两份、苹果一个，入多于出，其经济价值属于artha。然则纵有如此种种分心之事，最终目的仍在山巅。至此天地浑然，身心如一，无尘世之俗念。这种解放与超脱有如moksha。所以概括综合的解释，将天人人间之事全部收纳，亦无一例外，亦毋庸涉及神秘。因之印度教被认为合乎逻辑，前后连贯，它给任何人都有鼓励与引导的力量。
可是不受神秘主义束缚的宗旨，不能始终贯彻。因回生转世即产生“鬼神再生”（divine incarnation）之原则。其立论基点在认为一切神灵之主宰尽属Brahma，但是这神灵之主宰可以因借着不同之“人身性格”（human attributes）分裂为二，亦即Vishnu主保养；Shiva主破坏。这两级之神灵也可以因借着更为分析着较为繁复之人身性格出现为多数之神灵魔鬼。总之具有差别与高低，溯本归源仍始于一。于是由一神论而为三位一体，再由三位一体而化为多神多鬼，有些印度教内之女神婀娜多姿，身体半裸；为人崇拜之魔鬼面目狰狞，腰缠一串骷髅。然则依神学解释，彼此都各代表宇宙现象之一面。
而且因果循环回生转世之原则支持职业遗传之种姓制度。“婆罗门”为教师，“刹帝利”为战士，“吠舍”为商人及地主，“首陀罗”为农奴。这四级区分，统称为“华纳”（varna），意为颜色。专家考订：公元前始分种姓时以肤色作主，白皙为上，黝黑为下。今日此种区分大致已与当初设计脱节，例如婆罗门有同贵族，而印度人注重饮食，凡食物必由同种姓或较高种姓之人手处理，以致今日多数之婆罗门任作厨师。各地地主，也多刹帝利。他们在中世纪战胜既攻，久之则拥有村庄内之土地。甘地（Gandhi）一姓在近代印度史内煊赫（不过圣雄甘地与尼赫鲁之女甘地夫人并无亲属关系），甘地一词在印度语中则为“杂货店主”，所以应属吠舍。
自中世纪以来在印度村庄盛行者称“查支曼尼体系”（Jajmani system）。每一村庄必有一种姓，领有全境耕地，我们无妨视之为地主种姓，是为“查支曼”（Jajman）。又有多数带服务性质之种姓，称为“卡明”（kamin）。通常每一村庄，不可能少过于二十个，有的也出入村庄内外。他们婚嫁出自本种姓，职业遗传。浣衣之卡明，浣洗所有衣褥。理发业之卡明，男子理所有男子之发，女子亦为全村妇女洗头。地主种姓如有婚嫁，制陶之卡明供应全部坛罐盆碟，均待收成时一次付值，通常为一人或数人所能肩挑之谷物。每一村镇均有其五人委员会（panchayat）管理。每一带服务性质之种姓亦各有其五人委员会代表共同利益，也仲裁各项纠纷。上述安排除稍有减损之外（如新式剃刀出现，即使理发之卡明失去凭借），仍残存于印度北部。
各种姓之下尚有“贱民”（untouchables），包括皮革匠以至扫街者。因为他们削割动物之皮，清除沟渠秽臭，其他种姓回避，以免在热带气候染疫，积之遂成贱民。他们之中亦分等级。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伙夫偷懒，常招引附近贱民为之任杂役而酬之以残余食物。我曾服役军中，所以在人身上已彻底被污染。
历史学家认为种姓因地缘政治而产生。印度之次大陆（subcontinent）南部濒大海，北方之人字区域亦为高山丛林掩盖。惟独西北角有狭道数处为历来外间民族入侵之处，历史上却无由此向外扩展事例。于是次大陆有如布囊，长期囊括各种民族。印度亦无中国长期间胡汉通婚习惯。社会上处置新来民族办法为令之经济上构成职业团体。又在印度教诸神各有等级高低的沿革之下，令之崇拜某种神灵，亦无须政府干预。
读者如询及印度友人彼等多谓种姓制度业已废除，五人委员会亦不存在。此种说法只有片面之真实性。种姓制度为印度自古以来村庄内之基本组织，不能以一纸文书罢革。只有在组织军队、开设学校、兴建工厂、增进交通的声势下逐渐侵蚀其旧组织。而今日新型经济不能整个收拾旧社会。（要是能时整个印度必已改观，而且影响全世界。）所以不仅查支曼尼体系不能尽除，五人委员会仍具力量。距今只十年《纽约时报周刊》即载一近事，有高级种姓女子与贱民男子私奔，被擒获由五人委员会判死刑。又印度法律禁止童婚而实际孩童十岁或不及十岁联姻仍常有。印度友人亦非有意欺骗。大概他们也像我们自己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只醉心于外间世界，对本土内部反不闻问。
况且坚实不移的印度教徒尚视种姓制度为理想安排。神有等级，为不同之人模仿的标本。人也有高低，因之各人进德修业为来生转世进步升迁之准备。种姓即为此而设，正如学校之有班级。骤视为不平等，倘使人人经此生死轮回，则为合理也算平等。
历史上反对种姓的力量出自两方面：佛教可算印度教内提出改革的一种运动。但是在印度长期缺乏统一的过程中，种姓赋予基层的社会以凝聚力。佛教徒反对，却提不出代替之方案。所以以后佛教盛行于东亚各国，反不能于本土立足，另一种外在的力量反对种姓即为伊斯兰教。当12世纪伊斯兰教徒侵入印度时，伊斯兰信徒已具有坚强的政治军事传统与不可妥协的一神论。印度教不能使之同化，相反的伊斯兰教吸引不少印度教徒，尤以低级种姓易被感化。
英国在17世纪侵入印度后，印人谓其“分割而后征服”（divide and conquer）以宰制印度。事实上英人确曾与不同王子交往，征伐彼方，与此方结盟。但最先纯依东印度公司商业利益，无全盘计划。18世纪则与法国争雄于天下，开始席卷次大陆。但即夺有全印度，仍只有中央地区据为英国领土。其他区域与各王子订有长期条约，英人监视其军备，代之抽税理财。1947年英国退出印度时先将英属印度之中区保留为印度，东西两侧伊斯兰教徒较多地区划分为东部及西部巴基斯坦，各王子听其所属。事实上各人甚少选择，也只能以就近所属及以其人民信仰为依归，纵如此两方仍留下不少对方之教徒。至今印度之九亿人口中，至少仍有一亿半为伊斯兰教徒。巴基斯坦境内亦有以千万计之印度教徒。自197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战争后，东部巴基斯坦已独立而为孟加拉国（Bengladesh）。迄今印巴两方已有停战协定，尚未解决之边境冲突则在北端之喀什米尔（Kashmir）。此域之争执，亦牵涉上中国。至今人民解放军所占领之一部，不少印人仍坚持为印度领土。
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冲突，早有历史沿革。自10世纪伊斯兰教徒每年在边境掠夺，至16世纪突厥系伊斯兰教徒树立蒙兀儿帝国（Mogul Empire）于德里，所有军事行动，均以伊斯兰之“圣战”方式执行。（只有阿克巴［Akbar］为帝一段时间可算例外。但是他的妥协方案即为下属强硬之伊斯兰教徒反对。）自各地方志亦可看出：每一地区换手，战胜者即将该地教堂改作本方教堂。
伊斯兰教教堂之为“清真寺”本为至洁至正。信民齐声祷告，集体膜拜，印度教徒以神龛装置各色神灵，可能三头六臂，也可能锣鼓喧天。印度教徒崇拜神牛，痛恨伊斯兰教徒宰牛。两方相遇，经常口舌相讥，以致投石块，动拳手，彼此都以为自己在护卫神明，亦无法妥协，以致非死伤狼藉不休。1947年划国界时双方难民越界投奔迁移，在不少村落中车站前引起大小规模冲突，死者总数据估计在五十万至百万之间。
印度教之神学哲学思想深具一种精神胜于物质之观念，而印入亦以此自豪，甘地之消极抵抗终使英国退出印度。以后尼赫鲁又发扬而为“不结盟方略”（non-alignment），不结盟与“中立”、（neutral）不同，后者站在争执者两端之间，好歹不闻不问。不结盟虽不袒让一方，对好歹偏要闻问，不过以一时一事为依归，不完全依附一方之逻辑。当日东西冷战之间，两方都在争取第三世界，而一时印度之外交家品评人物议论是非，自信独具精神上之优越态势，各方对之亦无可如何。而印度亦仍同时接受美苏外援。
印度与中国交恶，亦离不开双方自大立场。蒋介石时代中国国民党即以扶助弱小民族自居，第二次大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会见甘地及尼赫鲁，此行引起丘吉尔不满，而蒋箴告印人，谓英国已允许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应即接受与之合作，亦使尼赫鲁等反感。彼等以蒋抱优越感，自以为授惠于人，实际则空口瞎吹。此种反应见于日后中国内战期间印度予蒋及国民政府之尖刻批评。
背景上自19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即经常以中国与印度并列。两者均为文明古国，两者均人口众多，在近世纪不仅落后而且彼此沦为西方之殖民地。但中国人自问未曾亡国，只以印度朝鲜为戒，不屑与印度朝鲜为伍。人种上之偏见亦以印度人皮肤黧黑，能力智慧必为低下。不知大部印人属雅利安语系，面目轮廓与欧人同，亦睥睨中国人。又两方均以生活最低现象概括对方，实际印度之高层社会语言态度举止全部效法西方，尚为中国所无。
我曾遇一同事云：“历史上印度授予中国者甚多，得自中国者绝无仅有。”我不能谓之颠倒史实。佛教之传入亦影响中国美术建筑及哲学思想等，无可置辩。但彼未提及的乃是文化输入由于中国僧人往印取经，而甚少得力于印度高僧来华传教。而此同事对郑和航行时孟加拉迭向明廷朝贡一事则不愿提及。此等情节迄今尚少记载，只有长期往来两者之间方可道及。只见得彼此之间国民心理甚可能左右外交关系。尼赫鲁闻及中共已自青海及新疆修筑公路至西藏，曾说：“以我们落后的邻邦能有如是成就，也是好事！”其言辞指向偏在印度强于中国。（不过我于五十余年前旅行于印度，眼见彼邦交通通信实优于中国。）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紧随英国，即于翌日承认。以后又陆续为中共捧场，希望其在联合国取得台湾政府所占席位。1953年尼赫鲁至北京传达艾森豪威尔旨意，如中共继续拒绝在韩国停战，美军将使用核武器。以尼赫鲁外面示好内心蔑视中国之态度，中共对其善意之反应，亦可能如印度在1942年对蒋介石善意之反应。
凡新兴国家必有振兴军备整饬历史上边疆状态，印度虽表彰其和平处世宗旨，对兹项筹划从未放松。立国以来，已与巴基斯坦交战三次。1971年干预东巴基斯坦内乱，进而促使其独立为孟加拉国。1959年以武力占领葡属港口哥亚（Goa）。1960年间与尼泊尔发生争执，尼人谓其窝藏彼国反政府人士。对付锡金则先促成其承认为印度之保护国，1975年终并入印度为第二十二省。可是中国自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亦陆续用兵于四方。其原因可能不同，然印人亦至难接受其解说。
中国于1950年开始进兵西藏，印度抗议，中共斥其干预中国内政。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人纵之组织流亡政府，藏人奔印者十万。至今达兰莎拉（Dharmsala）接受外国援助，俨如藏人城市，喇嘛僧侣驰吉普车于街衢，为中印交恶一大主因。
1962年中印军事冲突发生于东部在印度之阿萨密（Assam）与西藏交界处，西部即在西藏新疆与喀什米尔毗连山区，两处以前均无人烟，亦均为两方争执之地。但西方媒体大部接受印度立场，谓人民解放军侵占印度领土。事后西方学者考证则又谓军事接触咎在尼赫鲁，他曾下令驱逐中国军队，不料印军大败。人民解放军除自确系印度国境之一部撤退并发还俘虏单方宣布停战外，迄无解决方案，而尼赫鲁亦不久含憾去世。
只在1990年间中印始重开谈判，1993年签订有关边境冲突条约，但印度已觉自尊心受损。况且中国不断声援巴基斯坦，是以两国关系始终冷漠。
此次印度试验原子弹爆炸五起，表面上打破亚洲腹地的平衡，但二十四年前印度即曾试爆。该国之有原子弹爆炸能力早在观察者预度中。（同样的，巴基斯坦也有此能力。）并且他们判断：原子弹爆炸有示威作用，一方面固然向中国及巴基斯坦表态，一方面也借此鼓舞印度人心。缘由为近年以来印度失去外交活跃之场面，经济方面又无突破，虽号称“世界最大之民主国家（以人口论）”，而实际意态低沉。新首相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代表最右之印度教党（Bharatiya Janata），借此增加他的声望。果然，民意测验赞成试爆的占绝大多数。并且这些观察家尚且指出：中国大陆已有核弹头四百枚，所以印度立即与中国核武装竞赛的公算不高。即瓦杰帕伊在试爆后接受《新闻周刊》的记者访问，也仍称印度愿和巴基斯坦及中国增进外交关系。
虽说如此，我们对这样的局面不能彻底安心。世界上的国际纠纷总是易结难松。很多保卫和平的工作可能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废诸一旦。印度三位政治家甘地，都因暴徒刺杀殒命。迄今西方还有不少人士以中国为假想敌或预想敌，在这种气氛之下，中国永久的牵涉于印巴两国的宗教冲突之中，不是适当的决策。
西藏问题不应当为中印两国关系之裂痕。西藏果真要独立，不能避免组织军队（不少的激进派尚且憧憬于“大西藏”之幻想。希望西藏包括青海之大部，川康之各一部），发行货币，则不可能为现在喇嘛体制所可承担。我们也想不出藏人既要现代化，如何可能避免中共在该自治区的改革与建设。这当中也包含着达赖喇嘛的暧昧游离，他的态度好像是说我不坚持独立，这是我哥哥的主张；我反对用暴力，但是我下面的人并不如此。所以中共也利用这种矛盾。一方面不希望达赖回藏引起藏人激动，一方面也仍希望达赖继续其和平奋斗，将问题变化。印度当局并非毫不知情。文化大革命期间，藏人奔印无从截止。今日时过境迁。最近几年来对达兰莎拉已渐冷淡，指望藏人检束，不愿得罪中国。（达赖的态度已有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批评。而达赖也在改变态度，承认中共已在转变。）
如果中印两方消释敌意，此等纠纷应不难解决。
此外中国人务须拒绝接受不断在与印度竞争互较长短的说法，两方的不同主要由于地缘政治。印度因“囊袋”地形，历史上无组织常备军长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事例，如是缺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印度人尽量的放纵想象力，不论是宗教教义或文学，他们制造一套大系统，将一切兼容并包。凡逻辑不能到达之处则委之以来生再世。品物只有前后高低，没有好坏。但是从查支曼尼的体系看来，他们已将神学与经济浑然构成一体。即是尼赫鲁的不结盟方略，也仍是源于印度教一切兼容并包的传统。
从广义的宗教眼光看来，中国也是一个宗教性格浓厚的国家。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有在血缘关系中求永存的意义。既然将生活之目的与生命的意义都放在敬宗法祖的前提下，这也就是一种宗教思想。表面看来这与神秘主义无涉。但是生命的起源于宇宙的终结都不是人类知识所能掌握的事物。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数如是的虔诚崇拜，这样的信托，也就不期而然的沾上神秘主义的用意了。事实上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宗法社会互为表里，通过朝野上下，也左右着农村组织与农村经济。
印度的放纵想象力与中国的严守纪律接受仪礼都曾使两国文化发扬过一段灿烂光辉，也都在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之下不能立足。这一切经过不是任何人物任何朝代所设计制造，而是由环境及往事的要求长期演进而成。即是尼赫鲁自己也说过：“中国与印度都担当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样的发展与民族之优劣，个人之贤愚不肖无关，尤无互相竞争的态势。
在改造或调整而接受西方体制时中国所受内外压力远较印度所受为大。（吊诡的是印度已受英人统治，反而无救亡图存的情势紧迫。）所以推翻专制，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武力统一，八年抗战后紧接着又是四年内战，以至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岁无宁日。只有事后看来，方能看透当中的逻辑。从一个“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改造而为一个现代社会，影响到十几亿人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不是那么一件容易事。今日的读者可能不满于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可是大约同时间鲁迅、茅盾、巴金等所发表的文字也是同样的如火如荼。尤以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出，古籍里的“仁义道德”，细看全是“吃人”。这样的著作能在当日畅销，也只表示内外情势逼迫，全国知识青年已准备行动作天翻地覆之壮举。
印度未走上这剧烈的道路，一方面固然由于反暴力和非暴力的传统，一方面也由于背景上缺乏如中国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的体制，足以作为革命的对象。英国可以用不合作的方式使之退转，苏联与美国可以与之周旋，既未在行动之中产生一种新的军事管制力量，那也就可以直接进入民主体制，让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了。只是有其利则有其害，如是和缓的改进，有时看来好像凡事保持原状（status quo）。乡村中原始分工合作的办法可能由城市中开设工厂而瓦解？基本的生产不能改进而能执行全国的计划经济？有些印度人已在质疑。但是这不是旁人可以越俎代庖可以解答的问题。
总之，针对世界局势的大转变各民族和国家的决策，显示着内外所受冲击，也反映着个别的历史背景，长期的追溯过去，则牵涉上天候与地理，中国与印度的表现不同，但不能让旁人指说，参与某方面的竞赛。在公元之前3世纪，孟子即告诫不要“好为人师”。蒋介石与尼赫鲁都已犯上了这样的错误，可为殷鉴。
写到这里（5月28日），内人格尔进来告诉我：电视快报，巴基斯坦也针对印度的挑战，作核试爆五起。这更应当促使中国置身于印巴宗教冲突之外。本来中巴的连横，一方面是防备莫斯科与新德里之合纵。现在苏联既已解体，是好是坏，印度与巴基斯坦又在核试爆之气氛中再度表现她们力量的平衡，北京更当心安理得无所偏袒，只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国际间紧张的关系放松，不再像第一次大战前的列强一样，纵使自己的国运决定于国土之外，并且以目前的形势加入与己无关之宗教冲突，进入核竞争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