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伊斯兰教国家之内印度尼西亚最可能在下一世纪产生重要的作用。一因为她的人口，二因为她的资源，三因她海洋国家的地位，四因她本身之可变性。
这国家包括着一万三千岛屿，东西横跨三千英里。人口两亿，仅次于中国、印度与美国。所产石油、木材、橡胶与锡矿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为地域的近接与内在华裔的特殊情形，印尼也可能与中国发生重要关系。
印尼在13世纪之前原为一群各不相属之小王国，佛教与印度教在七至八世纪（中国时在唐朝）传入，这些小王国以印度教诸神做护佑。至13世纪爪哇之马扎帕奚（Majapahit）王国有统一诸岛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态势。她的扩张政策引起元世祖忽必烈的干预。1293年元军之攻爪哇固然是无功而返，可是自此马扎帕奚的统一运动也因之失去实质。她之令各岛称臣，也不外和亲纳贡等传统方式，缺乏统一之内在的意义。15世纪郑和之巡行南洋，即曾与盘踞马六甲海峡之海盗（也是华裔）和婆罗洲之土酋作战。可见得当时所谓印尼之跨岛王国早已有名无实。
17世纪荷兰之东印度公司开始扫除其他西欧各国在诸岛的势力，自此整个地区称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但荷人占领诸岛，由沿海伸入腹地仍经过一段长时间。又直至19世纪前期东印度公司始将治理诸岛权力交荷兰政府。然则印尼在荷治下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名目上前后三百五十年。
荷人初攫得此群岛屿肆无忌惮。尤以处置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或称摩鹿加Moluccas，在西里伯斯至新几内亚之间）最为残酷。当日冷冻尚未发明，治肉专赖香料。荷人企望专利于欧洲，凡其在各岛力之所及则全部霸占。不能控制则前往将其耕作破坏居民屠杀，剩余的强迫迁徙。马克思论“初期的累积资本”，其实况为“历史的展开乃是征服，奴役，抢劫，谋杀。一言以蔽之，武力为最”（《资本论》卷一章二十六）。征之荷兰在印尼情形所述并不为过。
即至19世纪大部时间内荷人推行的“种植方案”（Cultivation Plan或Cultural Program）亦仍尽盘剥之能事。在方案之下所有村庄均需以五分之一的耕地种植商业产品包括咖啡、茶叶、蔗糖、烟草、胡椒、肉桂、靛青、棕榄等，其价格由政府单方计值以代地租赋税。所有收获由政府指定之出入口商接收统运荷兰，凡违抗及不如额的处以体刑。各地区土著之管理人员亦别无他法，但俯首从命之外亦从中受惠。此种强迫耕种至19世纪末叶方开始收束，至本世纪才全部停止。
印尼之反荷荦荦大者有19世纪初期由爪哇王子所领导之游击战，曾旷日持久使荷人疲于奔命。世纪之交又有苏门答腊之反叛，亦用兵三十年。本世纪初年峇里之土著以人海战术企图突破荷人所设城寨，但缺乏外援，本身在科技方面又过于落后，终归失败。
伊斯兰由穆罕默德创教事在7世纪，及其陆续传入印尼已在15世纪，大约与郑和巡弋印度洋同时。一般说来印尼之伊斯兰化未经过大规模“圣战”阶段，而是由阿拉伯人及来自印度之伊斯兰教徒做主营建教堂，延聘教师（mullah），感动各地群众与官僚后始推动王室。因其和平演进，长期发展，印尼之伊斯兰接受吸引各地其他宗教，尤多佛教、印度教及原始巫术成分。至19世纪之末始有来自阿拉伯之革新运动，以一切根据《可兰经》为依归，既排斥其他宗教成分，亦不承认伊斯兰教高僧所作各种繁缛之解释。只是此种做法也只能在印尼伊斯兰教徒中产生分化作用。
本世纪之初又有所谓“沙雷卡伊斯兰”（Sarekat Islam）者，亦由阿拉伯人及苏门答腊之伊斯兰教徒倡导。一方面提倡激动土人伊斯兰教情绪，一面即以排华为职志。但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当中群众运动之成分、战斗意识与提倡全民平等之立场，改变其宗旨，迫使阿拉伯裔退出，成为印尼共产党PKI之前身。自是印尼之群众运动，经常为正统之伊斯兰教义、民族主义、共产或反共立场长期角逐，亦甚少不与排华关联。
印尼自独立以来只有三位总统。迄至1998年5月，只两位总统。
第一位总统苏加诺（Sukarno，他原有名亚克米Achmed，以后沿用爪哇人习惯，将此名放弃，姓名只一个字），早岁被荷人监禁，第二次大战期间曾与日人合作，但始终不忘印尼独立宗旨。V-J Day后出面为新国家领袖。
此人曾被批评为好大喜功，不务实际。他实行独裁统治，又号称“督导下之民主”（Guided Democracy），自任终身总统。1962年他发动对荷属新几内亚的战争，引起联合国调停，因之该区域终并入印尼版图。1963年反对马来西亚建立联邦。他的“毁灭马来西亚运动”以伞兵降落北婆罗洲，部分并降落于马来半岛直接威胁吉隆坡。因马来西亚被获选加入联合国之安全理事会则使印尼退出联合国。他之强调亲共反西方立场，自我标榜为“雅加达—北京—河内—琅勃拉邦—平壤轴心”。在这方面他确有轻狂跋扈姿态。
可是另方面我们检讨印尼立国背景，虽仍不必对苏加诺同情，至少可以了解此人立场之由来。印尼之小岛不论，大岛则各有不同特色。土著属于三百多个不同族群，操一百五十种语言。1945年全民识字率不及百分之十（现已在百分之七十以上）。1955年首次全国大选时，有一百六十八个政党参加竞选（现今只有三个），历史最悠久的则为印尼共产党（苏加诺之党称国民党）。伊斯兰虽为印尼人民精神团结力量，本身却分裂为多数政党，有的只主张以宗教组织参加社会活动，有的则主张以教立国，以教治国。
荷兰之放弃印尼不如英国之和平退出印度，最初重组殖民地军队与印尼作战，几经调停停战之后方接受新时代之现实，苏加诺亦采机会主义，以军事行动外交谈判达到其完全独立之目的。但在1950年间及1960年间各地叛乱，大小不已。这种种情形表示印尼过去缺乏组成独立国家之经验，此际则尚未树立新国家立国之宗旨。惟有仇荷反殖民地政策延伸而为反西方，发展而为战斗性的民族主义方能掌握左右。苏加诺机智，表面上反对西方，但仍利用美国惧共心情与之谈判。其提倡民族主义又不免引起印尼人之攻击华裔，因此其政府愈表示亲中，人民则加紧排华。
1965年财政失控，通货膨胀至百分之六百。十月底一部分军官叛变，自谓肃清军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沟通之将领。大部军人不为所动，推举苏哈托（Suharto）少将为首迅速镇压叛变。指斥其为共产党主使。两方出进之间引起全国各处暴动。伊斯兰教青年极力攻击亲共分子及于华裔。事后苏加诺承认死者八万七千人。《纽约时报》载死者十万。亦有专家判断死者多至七十五万者。内中华裔罹难人数至今尚在争执中，有称多至三十万者；亦有称此数绝不可能。
苏哈托从此为第二位统治者。苏加诺在软禁中于1970年逝世。
苏哈托于1968年正式就任总统。他的政权称为“新秩序”，又自谓为“在管制下获得意见一致”（consensus through control）。骤看起来，这也与“督导下之民主”无甚出入。
但是他取得政权之后立即停止对马来西亚战事，揭橥反共宗旨，与西方各国示好，致力于经济之发展。他虽为伊斯兰教徒，但竭力抑制伊斯兰教政治团体，实际以军立国以军治国。至今印尼各处地方政府尚在军人掌握之中。一般说来华裔在他执政期间生活较有保障，有的循着他的经济发展而成为大亨。因之他被攻击与他的子女坐受贿赂任华裔垄断印尼。
新秩序之初期成功基于好几个有利因素。其经济方面着重原料物资之输出，此时适值原油涨价阶段。农业方面开始引用改良种籽及化学肥料，一时称为“绿色革命”者使全国粮食不待输入已自给自足。而苏哈托取得政权期间美国正在越战的过程中，当然对他的反共立场竭力支持。
可是好景不常，以上有利的条件无从持续。80年代以来原油价格长期低迷。农业上的成功，也只有一次有效。而印尼人口虽经过管制，仍在最近二十五年内自一亿三千万增至两亿。目前尚遇旱灾，谷类仍待输入。加以十余年来承受内外压力，放松进口管制，沿海军警纵容走私，苏哈托成为众怨之尤。
去年夏秋之交的金融风暴使印尼盾在数周之间贬值逾半。但苏哈托仍不乏政治上的操纵能力。他的政党组织称为Golkar，具有职业组合（syndicalism）性质，由军人、官僚，以及农工商各行业集团组成，经常在大选时获得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以上之选票。于是由国民参议会选举总统时，他无疑问的经常当选。（参议院有议员一千人，内中五百人由民选之议会议员充任，约一半代表各地方各行业，由总统及各级政府指派。）苏哈托今年初就任总统为未曾间断之第七届。
不幸印尼已债台高筑，因货币贬值，外债利息倍增，政府与民间均感困窘。最近所举外债又多投资于经济之服务部门，如公路、飞机场、旅游事业、计程汽车、银行地产等，一遇经济萧条，此等事业本身不能生产，多部等于废置或周转不灵。苏哈托犹且增编政府预算，以扩充刺激经济继续成长。但美国不复支持，由克林顿总统亲自电话劝止。国际货币基金IMF（亦由美国执其牛耳）则拒发紧急贷款。苏哈托不得已下令增加电费，尚可能影响粮食之津贴。雅加达学生示威，居民暴动，与军警冲突，死伤数千人。5月15日《纽约时报》印发社论，称苏哈托必须下台。他迫于众议辞总统职，由副总统哈比比（B.J.Habibie）暂代，哈宣告于两年内由公意及民主方式重选总统。
可是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不可能因独裁者苏哈托去职而解决。
新秩序治下的经济成长确为令人侧目。三十年内印尼之通商口岸徒具现代国家形貌。可是这样的开发缺乏纵深，尤其农业无出路，足为继续成长之累。印尼政府拥有二千个大型农场，大都由荷人创始，出产咖啡、烟草、茶叶、棕榈油、橡胶等，全部用做输出。但百分之七十人民仍为种植稻米农户。凡中国大陆五十年前农村困窘情形，有如小块经营、效率低微、耕地不足、农民负债等爪哇峇里各岛亦无一不有。即由政府津贴亦非久计。印尼如欲避免大规模之土地改革，惟有逐岛移民。苏哈托执政期间曾创始经营。但此类方案须长期间大规模执行方有实效。
印尼之制造业目下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之四分之一，但大部出自机械精密之新型工业如炼钢、造船、飞机制造、化学肥料、水泥厂等。此外仍有以百万计之手工业店铺，主人参与做工或雇用帮手一二人。因此新兴工业与传统经济之间缺乏联系。大部国民亦缺乏购买力。整个经济只能外向，易受国际市场波动。
苏哈托之经济政策可分做三段概述：自其取得政权至1980年专注于石油及天然煤气之输出。由政府大规模举债，增加自然物资之开采与出口。自1980年后，外债之进入减少，政府以石油收入津贴各种新型工业，着重提引非华裔之企业家。各方管制极为严格。1985年后始全面放松管制。大量游资进口以及大型华裔工商业组合之活跃，均最近十余年事。
华裔在印尼人口数无确切统计，有称百分之二者，有称多至百分之四者，似此出进之间已有两百万之差距。华裔出现于印尼，至少有千年历史，但过半数以上在本世纪初年由于荷兰放宽入境限制而移入或为此期间移民之子女。当时若干华人被殖民地政府任做免税人或开设当铺放债，但大多数开设小规模店铺充任各种工匠及劳役。两次世界大战之中，荷印外岛之开发涉及石油橡胶园林及锡矿等大部得力于华裔劳工。
华裔之国籍问题，曾屡屡引起争执。以前中国北洋政府，完全不置闻问。在南京之国民政府则坚持“血缘做主”，凡华裔概属中国国民，然对印尼华裔之权益亦无曾置喙。中共则承认“地土做主”之原则，周恩来曾发表声明劝各地华裔归化为各国国民，遵守当地法律。新秩序对付华裔之政策为同化（assimilation）而非整合（integration）。原来1955年与中共之协议，华裔须自动申请始能取得印尼国籍。1967年之法律更只容许华文报纸一家存在，华文学校限期封闭，有关华人宗教上之各种表示只能行于户内。现今绝大多数华裔可能高至百分之九十已归化为印尼国民。而且大多数已采用印尼姓名。
但华裔始终被认为华裔，即与土著联姻之子女不通华语者亦然。一方面若干生活习惯不能尽除，一方面大体上华裔生活程度较土著为高。我曾遇着一位印尼朋友向我表示：只有印尼女子嫁与华人；甚少华裔少女出嫁于土著。
华裔垄断印尼经济情形可能常有夸大。但粗率估计：以不及百分之四之人口操纵约全国百分之三十五的新型工业，其声势不为不煊赫。然则另方面印尼之大型工业仍在政府掌握中。亦有人谓雅加达之最大银行家企业家中前三十名内除一二例外概为华人。证券交易所所列证券则百分之八十概为华人产业。华人之经营麻雀式之小型店铺尚无法统计。
当双方嫉视交恶时华裔商人常被攻击为惯用贿赂，好走后门。但印尼全国经济尚缺乏坚实之组织，是为一般正在开发国家状态，各种关系因人成事，尤其法令之解释与信用之批准与赋予既无客观标准，亦无法脱离权威。苏哈托及其家人即以摆弄人身关系称著。所以此形态为中国人性格抑印尼人性格至难判断。（在我的写作中曾一再指出以上情形实为“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状态”，少用“贪污”字眼。）
另方面若干土著蔑视商业。不少虔诚之伊斯兰教徒拘于旧习以为银行放债收利亦为不道德，华裔则无此顾忌。况且华裔工商企业家原有根底，又利用家族关系，交换内在消息，保持传统信用经营方式，印尼土著甚难与之竞争。在管制未开放前常有印尼商人获得政府低息借款，将之加息转贷于华人，或向外装饰门面自称业主，实际受雇于华人。
西方专家意见：同化华裔政策已不可逆转。但至少仍需数代，始能双方感觉水乳无间。且在此期间是否无特殊事故，足以动摇全局仍未可逆料。
与此华裔问题相始终者则又有印度尼西亚之宗教问题。
出生于西印度之印度作家赖保罗（V.S.Naipaul）最近所著书《令人无法相信》（Beyond Belief），内中指出：以印尼之背景而热烈地接受伊斯兰实为阿拉伯人之“帝国主义”之成功。赖保罗因其本人印度背景，以为历史上马来半岛及印尼诸群岛为佛教及印度教盛行地区，今日将此传统完全放弃至为可惜才有此论说。
我们不必同情于他对“大印度”的追慕。但是一个海岛上的国家仍然墨守7世纪沙漠战争中所遗下的成规，实可视作地缘政治之错安排。
并且事实的发展仍不止此。今日印尼的伊斯兰教徒，声势浩大。他们能阻挠政府希望通过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不久之前（1990年）雅加达的一家畅销杂志公布它对读者所作民意测验结果：读者所崇拜的古今人物中创教先知穆罕默德屈居第十一名，位在该刊编辑（基督教徒）之下。因为群情激昂，该刊物的发行执照被撤销，编辑以亵渎神明罪被判徒刑五年。但是另一方面对宗教领袖高唱以教建国、以教治国者政府仍能限制。苏哈托曾不时将一二过激分子投狱。因此最强硬的宗教领袖与官僚组织及军中将领实际互不相容。
然而印尼受伊斯兰之影响已有数百年历史，而最近百余年，程度更为加深。当荷人统辖印尼时除榨取物资外，地方管理仍由土著负责。治下之每一村庄有如人民公社。以爪哇为例：村长监督各人产业，以占用公地作为薪给。又主持公益事务，察看村民参加宗教仪节，教堂之教师及书记则维持秩序及纪律。所以基层之政教合一有如中国专制时代之儒教。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苏门答腊土人叛变，即以伊斯兰作号召。事变敉平后荷兰之开明人士提倡所谓“伦理体系”（Ethical system），主张顺应土著群情，鼓励西方基督教人士与本地伊斯兰教领袖经常社交接触，停止基督教之传教工作，协助印尼人士往麦加朝圣。自此伊斯兰更为盛行。日本占领印尼期间亦奖励土著研读《可兰经》以作为反抗西方之意识形态。前述畅销杂志之民意测验，伊拉克之萨达姆仍占被崇拜者之第七名。可见得同教之情谊及反西方之意识均于此间表态。
印尼法律规定全国国民必须自动申报为以下五者之一：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不能无所属亦不能在此五者之外。近年统计：称为伊斯兰教徒者已逾百分之八十五，迫近百分之九十。但专家指出：内中有多数实际无所属，或信奉本地各种传统土教，只以避免官方纠纷，自供为伊斯兰教徒。
即实际信奉伊斯兰者，亦分为“虔诚之伊斯兰教徒”（santri）及“名义上之伊斯兰教徒”（abangan）。前者人数少（实际人数无法获知，因此种区分无从客观之划界），而维持高姿态（high profile）,易于鼓动群众。尤以轮船通行以来，每年往麦加朝圣者数万人。每一朝圣后，被人尊为“浩知”（Hajji），此字为姓名前之头衔，因之终身受人尊敬，爪哇之本地商人及大地主多为浩知。他们亦多以反基督教之名义排华，因华裔富商多为基督徒。
苏加诺及苏哈托均为名义上之伊斯兰教徒。他们不能忽视伊斯兰所发动之群众力量，却又不愿视伊斯兰领袖以宗教渗入政治，一则分裂全国，一则为行政之掣肘。（苏哈托除与华裔富商接近外，其政府中之经济专家亦常多基督徒。但彼亦已于1991年往麦加朝圣成为浩知。）
无疑的，伊斯兰在现况之下不加改革足为印度尼西亚现代化之累。
有些伊斯兰教教徒歧视银行放贷生利，有如上述。殊不知现代经济之首一要诀，即为负债经营，除非资本广泛的流通，很多企业无法创始，而国家经济体系之中亦产生多数罅隙，上下前后左右不能结合为一体。此正是今日印尼厄运之所由来。
一夫多妻制亦是社会中层脆弱一大主因。赖保罗书中有此一段：
直到后来我才获悉马利门是他父亲住在同一村庄里分居的两个家庭中十七个儿女之一。又直到后来当我旅行的时候，才发觉伊斯兰教之重婚与简易之离婚手续不仅是男人的色情关系。这“制度”损坏了家庭，它产生了一个半是孤儿的社会。一个家庭被父亲抛弃，他又再去另创第二个和第三个。这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产生〕的故事。
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不说，在经济上这种做法也可以使一个坚实的中层社会无法产生。伊斯兰法律着重重婚男子对各房妻室同等赡养同样遗传，如此稍有能力聚集资本之家庭亦迅速的成为贫户。伊斯兰教徒以其社会中之平等观念自豪，并且嫉视西方性道德之泛滥。但是其本身之平等取自低水准之平等，并且又将维持性禁忌之责任大部推放于女子肩上。
我们说伊斯兰之发展于印度尼西亚乃是地缘政治之错安排，乃因伊斯兰教教条着重单一雷同，商业只通有无，不注重寻觅机缘投资制造，及个人无限制的累积资本。每日匍匐向麦加祈祷五次易行于骆驼商队。这一切在亚洲腹地北非之干旱地带接近沙漠地区行之有效，处于印尼地形复杂物产丰饶，尤以这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发展而现代化之际实自相掣肘。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重大分歧在于伊斯兰不承认三位一体（trinity），否定耶稣为人舍身赎罪有神灵力量。但后者因此构成良心上之事各人自身做主，尤以宗教改革后自此脱离僧侣羁绊而尤然。伊斯兰教教徒今日尚承袭于教师（mullah）之下，以外在之纪律为依归。彼等之墨守成规势态必然也。
我们看来：新时代之伊斯兰教徒亟应通过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阶段。尤以今日教育普遍，识字率增高，时机业已成熟。穆罕默德虽否定耶稣为神，但《可兰经》内仍有“定命论”之段落足为良心上各人自主之根据：
〔注〕如果安拉（上帝）准备启发某人，他开放他的心胸；使他接受伊斯兰。他如果有心让他挫败，他可以使他的心胸又窄又小，使他有如平步登天一般的困难。这样安拉对不皈依受教的予以天罚。（六·一二二）
经中又迭有“安拉仁慈，正义之人必受到宽恕”或类似辞语的慰藉，所以纵放弃沙漠战争之成规，亦无损于《可兰经》之一神论。只是过去伊斯兰领袖提倡不顾历来高僧讲释，直接研读《可兰经》，犹且引起无数纠纷。事关宗教，又非外人所宜置喙。
叙述至此，作者与读者当共体会今日中国处境之艰难。无辜华裔被害固然不当缄默。然则过度伸张又可能被指摘为干涉他国内政，徒予人以口实，于事无补，或更增加华裔之困窘。所以中共政府只对近事作极温和之谴责，因彼邦财政困难仍支援接济。我们尚需注意中国境内尚有数以千万计之伊斯兰教国民，而西方倡导“文明冲突说”者且在预言“儒教国家”将与伊斯兰同流，与西方各国作战。国际关系间之敌意与误解易结难松也。
从以上的情节看来，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涉及经济组织宗教种族多方面，各种因素又互相关联，需要高度的忍耐，从长期间取得解决。可是今年之政变又再投入一个新的未可知因素。此即现总统哈比比态度。他是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Indonesian Association of Intellectuals, ICMI）之会长。
前已言之，印尼之统治者希望以伊斯兰维持秩序团结人心，又不愿见伊斯兰教团体干政，已历有年。即在日本占领期间，日人亦感伊斯兰教团体众说纷纭，于是指令此种宗教团体归并而为一个大组合，称为Masyumi。印尼独立后Masyumi立即要求以教建国以教治国。苏加诺拒绝，并指令停止Masyumi之政治活动，但保证印尼人民尊奉“一个神明”之主旨，可以以不同之宗教方式表示。这出处成为现今“五个原则”（Pancasila）中之首一原则，亦为今日印尼人民须各自报称属于五种宗教之一的根据。既然五教并行则不得互相侵犯，违者处刑。
苏哈托执政后并通令执政党（Golkar）之外，其余反对党归并为二。一为联合开发党，一为印尼民主党。伊斯兰教团体归纳于前者。迄至现今两党在选举时未曾表现有意义之突破。此固然由于苏哈托之铁腕政治，能以军人控制地方政府，操纵选举。但另一方面亦表示伊斯兰只有最基层之凝聚力量，教民所关心者为传统教条教规。在全国方面，伊斯兰尚未有一个妥定之议程单，无操纵内外政治力量。
此局面可能在最近打破。
哈比比留学德国，修习航空工程，获有博士学位。他与前总统苏哈托为世交，由苏召还回国服务。在今年3月就任副总统前为苏哈托政府中之科技及研究部长。哈比比为虔诚之伊斯兰教徒，每日祈祷五次，每星期二、四绝食。他所主持之重点工业包括炼钢造船，而以制造飞机为最。在他督导之下印尼与西班牙一家工厂合作，已制成涡轮式螺桨飞机一种，预计2004年可制成喷射式飞机。评者谓哈无成本利润观念，部分零件尚需购自外方，且其属下工业漏税，但哈比比辩称他的目的在接受尖端科技，培养人才。他在议院答复质询时谓印尼经济近乎三分之一被华裔十个大型企业组合包办，政府必须举办大型企业以资对付。伊斯兰之出路，在于掌握科技为人民造福。
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成立于1990年，由哈比比亲持发起人名单经苏哈托阅后批可。内中另一闻名人物则每年巡游海外，予印尼留学生以精神训练。伊玛都丁（Imaduddin）修习电机工程，曾任大学讲师。二十年前曾因在群众集会作煽动性演讲被监禁十四个月，现为知识分子联合会主要发起人，主持电视节目。他与哈比比结合，当然志不在小。
但据前《远东经济评论》通信员史华兹（Adam Schwarz）研究，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会员包罗大学教授、政府部院首长、各级官员、伊斯兰思想家以及伊斯兰教领袖之中希望借此出头人物，迄今仍意见分歧。应否包括名义上之伊斯兰教徒，应否剔除印尼伊斯兰内之本地文教成分，甚至联合会应否成为政治工具均无确切的解答。史华兹又判断：苏哈托曾瞻顾内外，发觉军中对彼之支持，已不如以前热烈，才接受伊斯兰之社会活动以作对策。
我们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则哈比比之企划有如中国一个世纪前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实际两者不能相互支持。印尼今日亟应注意的为其经济体系之组织结构，而不在繁缛之文饰。尖端工业缺乏社会支援及于商业之批发零售信用转贷等互为环节，亦终为社会之外界体。精神力量不能填补此庞大之罅隙。
刻下对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作最尖刻之批评者亦为雅加达之一大闻人，华希德（Abdurrahman Wahid）不仅名闻遐迩而且迄今又为印尼最具争议性人物。
他公开对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诸人之支持“五个原则”质疑。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在驱使印尼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伊斯兰国家。他反对苏哈托的独裁专制，但是他认为印尼如果以教建国以教治国则比今日之无政治上之自由，至少各人尚能在宗教方面选择的情景还要坏。华希德自己领导印尼最大的伊斯兰教团体“伊斯兰学者协会”（Nahdlatul Ulama），被新闻记者称为“那个瞎眼的老僧侣，他有三千万信徒”。他之态度如此，看来费解。
华希德视力甚低，但非瞎子。他现年刚五十余，也不算太老，他更非僧侣。他不仅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而且数代如兹。他的祖父曾往麦加朝圣，他的父亲滞留于麦加两年。祖父回印尼后开办了一所伊斯兰寄宿学校，最初由八个学生陆续扩充至他去世时已四千人。他的父亲又继续祖业，曾在印尼独立时任苏加诺政府中之宗教部长。现今伊斯兰寄宿学校遍设于印尼每一村庄。学者协会NU有会员三千万人，从办学创下基础。原为联合开发党之一部。1984年华希德使之脱离联开党，但他仍蝉联当选会长。他的意见不一定被普遍接受，但是为人获尊重，当苏哈托在任时，华希德为惟一能在外国新闻记者前批评总统之人。
华希德认为印尼政府应当放开视听，接受伊斯兰舆论，他反对的是政教合一。他认为伊斯兰教应当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不应使人见而生畏。印尼的少数派充实国家的新生命，应当接受保护。伊斯兰信徒应与华裔和基督徒合作。华裔经营的企业也应当继续。他尚且反对苏哈托的合作社运动，因为这些合作社无实效。他认为印尼大多数人民实际无所属，应当竭力感化。
如果我能作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的话，则华希德的立场遥远得可和英国17世纪宗教冲突时的独立派之立场相比。这些独立派坚持“良心上之自由”。他们不愿强迫旁人就范，也绝对不容许旁人以信仰上之事要挟。所以在克伦威尔执政时信教自由及于犹太教而不及于天主教，因而当日天主教仍想恢复总揽基督徒的地位。此中相似之处实有夸大，但是这比喻可以协助了解华希德的动机之由来。
这样看来华希德纵不能成为领导全国的人物，他之坚持反对的立场，仍对印尼政局有实切之贡献。
所以印尼今后一年的政局还有很多变数。苏哈托虽辞职，他并不缺乏幕后操纵的力量。军中将领的意向，尚不明显。今后几个月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影响到民意与明年的选举。而且外间的力量也仍可能有重要的关系。美国透过IMF，成为债权国，可以投入负的因素。因为在伊朗和菲律宾的经验，美国总是想和不孚人望的领导人物保持距离。今年5月由于IMF拒发临时紧急借款，即足以加速苏哈托的去职。
印尼的近况，可以与中国近代史并读。印尼的困窘杌陧以及内部的参差情景，百年内外中国无一不有。印尼的华裔问题远不过是内部少数民族操纵本国经济。中国则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使沿海及通商口岸的经济，整个外向。仇外的情绪，曾激起义和团事变，而中国终于将两千年来的专制政权整个推翻。民初的行宪也注定的无结果，因为所写宪法只代表一种理想，与社会的实际情景，并不衔接。最后发现彻底改革，只有整个的清算“尊卑、男女、长幼”的旧社会。五四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不算，“文化大革命”尚使余波震荡数十年。读史至此，中国人应心安理得，觉得过去的历史，并不是一连串的错误。中国百年内外的问题与今日印尼的问题相较，也可以说是不伦不类。但是彼此之所面临已是一个组织结构的问题而不只是政策左右人事参差的问题。我们的了解应从大处着眼。
今日印尼并无如六十年前的中国之有强邻压境，内外煎逼。况且又有丰富的资源和很多岛屿上面人口稀少的空间足资周转。有了这些优势的条件应当避免重蹈中国之覆辙，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我们无意“好为人师”。但是读史至此，南望南中国海，为着印尼人民，为着华裔，为着我们自己，禁不住要表示这样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