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博士于3月24日黄昏逝世于剑桥，享年九十四岁。《纽约时报》3月27日所登载的讣文说他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生前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我的宗教观念不容许我尊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确曾自认为“左派”。有一次他在剑桥演讲，他说及听众可以视他为“毛派基督徒”，或为“道家社会主义者”，各随尊便。这也就是说除了硬性教条主义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于诸子百家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之间，表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
我作此文时面前堆放着李公与我来往函件，内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缄柬约四十件。长信超过三五千字，短柬只数行，他对我的影响无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与他接触的话，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与现状有甚大的差别。
初识与交谊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刚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准备秋间赴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副教授的新职，我的孩子培乐英文名杰佛逊（Jefferson）也在当年7月诞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长信，签名人自称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谦逊地问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我们数年来出版的系列书刊否？”他从富路德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处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写信的目的，则是探询数年之后我是否可能前往剑桥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属是《科技史》的卷七，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与科技的影响。他更向我解释：他自己的研究证实中国在14个世纪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将自然的知识施用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要，胜过于欧洲。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欧洲，而不创始于中国？是否社会经济的条件，有特殊促进科技和迟滞科技的影响？
信中又说及：他需要的帮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总在70年代，因为他刻下还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据经验要及早绸缪。
我尚未阅及全文就向格尔呼唤着：“嘿，有人请我们到欧洲去！英国剑桥！”
我回信给他的时候即比较沉着。我知道他是左派；这对我无所忌畏，因为我年轻时从军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为我自己在国军服务逾十年，不知对方如何看法，与其日后生出波折，不如开门见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说及我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在旁人看来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极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长”。至于听说过《科技史》与否，则是毋庸提出的问题，我在教书的时候早已宣扬过李约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义，譬如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的地位，日后欧洲突飞猛进，方使中国相形见绌，又如道家则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学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当时除了教书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总揽明代财政税收及有关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的思想之论文各一篇，已经在学界宣读即将收入专书；此后两三年内，尚望将税收一部分扩展为单行书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后，对我的环境更为合适。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后，好像诸事定妥。他说我的习惯个性与观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后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书刊文字。现在看来他在这段时间给我以越洋的训练，使我熟悉于他的历史观，我注意着他在写作中同情于中共之作为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工业化采取集体行动“避免西方工业化所犯的错误”，亦即在初期存积资本时不用贩卖奴隶、虐待童工、构成贫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这一点我至今无法忘却，也已收入我的论文之内。
其实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对越南战事到尼克松之“开放中国”，早已将西方“左”、“右”的观念重新订正。李约瑟在1950年间尚被视作叛徒，至此则被尊为有先见之明。1972年我用参加李约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请求支援时，各文化基金有求必应。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将我提出的预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据章程自动将重复一部分备案删除，自此之后再无此好运也。
所以当尼克松再次竞选，涉及水门事件，奥林匹克竞技在慕尼黑举行，发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选手村绑架以色列选手时，我已实现李约瑟之五年计划，全家横渡大西洋，卜居于古色古香之剑桥。李公给我的指示则是他的书籍档案之中有无数资料涉及中国历史与科技的关系，我不妨全部翻阅一遍。他的宗旨乃是“不让一块石头不翻转”（leave no stone unturned）。这对我而言当然是绝好的读书机缘。我对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剑河河畔散步，讨论读书心得。当日没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后对我著书大有裨益，远逾于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
喜居领导地位 爱排场
然自1966年（我和他开始通讯之前一年）始，李约瑟为凯思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之院长（Master）。剑桥大学的体系，本身可算国立，爱丁堡公爵为名誉校长，校本部也由国家预算开销，可是大学只主持教室演讲、统筹考试、委任教授、颁给学位文凭。其他管理事项概属此间之三十个书院。书院可算私立，各有其基金，其创建远者已数百载，近者乃本世纪产物，各悬挂其院旗院徽，个别之私人教堂更不可少，当然也各有其传统与章程，凡学生入剑大，概由书院申请录取。因此书院具有宿舍餐厅、图书室及运动场所，也维持纪律，主持个人教读。院长每周与院自治会（college council）集会一次，他享有院长官邸（Master's Lodge），不仅厅房俱全，而且有男女佣工、厨师、园丁侍候。
李公对访问者言及，他做院长担当了不少枯燥冗长的工作，也见于《纽约时报》的讣文。我想这只半系由衷之言。院长对外接待宾客，对内主持仪节宴会（凡研究员［fellows］每学期必被邀一次，一般学生三年之内最少被邀宴一次，教职员也经常饮酒聚餐，由院长以拉丁文作颂词）。李公喜居领导人地位，爱排场。他做院长期间正是全世界学生造反期间，但是他连续的被选连任，并且在法定年龄外得破例连任两次，必有他掌握着年轻人的魅力，也不能与他左派的声名无关。所以我不能想象此公对做院长全无兴趣，只是院长是一个专任之职位，十年时间确是耗用他不少可以做研究工作的精力。
我自1972年秋天和他见面后不久即称他为Master，这倒是门徒对老师之尊敬，以后也为格尔及杰佛逊沿用，垂二十年。
老实说，我初入凯思书院时觉得非常孤单，也非常畏怯。此间人士外表非常轻松随便，可是处处都有成规，又无人详细指点，故不知成规在什么地方，也不知何处的洗手间我能用，何处不能用。一方面即门房（head porter）也一身哔叽服装，须发修饰，态度文雅，大有权威模样；对面来的一位有博士学位之专家却又开领敞袖，手挽头盔，似乘机车而来，反具劳工色彩，见面时亦不知如何招呼或索性互不理睬。而且他们在大大小小会议全部人员袍服登场，这已经令人眼目昏淆，而这时期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李约瑟本人。
李公平日在院长书房工作，在二楼，我只去过一次，内中只有少数现用参考书籍。另有研究员书房二间，分别标明K-1及K-2，每间约十八英尺见方，K-1所容纳为社会科学书籍与一般参考资料，二十四史及李自己所著书也容纳在内。这一年内，K-1成了我的书房，对面K-2所置多自然科学书籍，为他的书伴鲁桂珍博士所用，桂珍这时在帮助他完成《科技史》中的医药部分，有时李公也往K-2和她对着古籍商讨。
当李博士交给我K-1的钥匙的时候，他尚没有言明，后来从桂珍处听到钥匙绝不能遗失。如果遗失学院内的一把钥匙，则整个庭院的门锁都要重换，可能花费数百镑。我的性情不能在斗室内长坐，几十分钟后必往庭院，或用洗手间，或只是闲步侧面观察旅游者。（凯思书院每日总有旅游团体一二十人一群的来观光，一望即知属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本身即是有趣的观察之对象。）也不愿来去每次锁门用钥。每在早上进室之后，即将弹簧锁上弹簧扣住，原来此亦是这种锁钥设计之妙，可以暂时废而不用。不料这也犯规矩，鲁博士告诉我，弹簧锁不能扣上，因为进时扣上，出时忘记放松，锁钥形同虚设，非此间法度。自此之后，我每一进室即把自己锁入K-1，以后再进出三五次，免不得用钥匙三五次。
这还不算，李约瑟也偶尔来K-1查考资料，我知道他手中总是挟有书籍文稿，既听得门上钥匙转动，不免跳离坐椅前往帮他开门。只是这样也犯禁忌。原来李公规矩：凡读书必集精聚神，不顾侧右。他自己既有另一钥匙，又何必我来协助？要是一见面即起身问好，家人无恙，国事如何，那又如何能在每一小时充分地利用到六十分钟？以后我从侧面观察：他和桂珍每日开始工作都很晚，不到九时半或十时不开工。一动手之后即再不放松。固然下午的茶点也很重要（我未被邀入，因为不属于他们的时间集团），但也不超过二十分钟，以后即工作至深夜。如果工作八小时，即有如机器开动持续八小时。
律己及治学皆甚严谨
再看李公检阅书籍中参考之处，更可以看到他律己至严。我们在军中操练重机关枪时，教官教我们右脚上前，左脚脚趾向左，右手手掌向外，拇指向下，左手食指打开枪梢，如此经过一段动作之分析，机关枪才能立即上手。李约瑟抽览案上书籍也保持类似的办法，手足耳目概有定处。所以他的效率至高。文中出处一查就着，两三分钟之内各卷册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飞，又利用书院中院长之特权践踏草地而去，俄顷已将出处用打字机打出。这样才能在做书院院长之余，尚能往各处演讲，并且著书立说。
在这期间李公平均每两年出书一巨册。他何以能如此？“不要问我，”李夫人Dorothy（她在1987年去世）说，“我也不知道他何以能如此。”李公则解说：“我不看侦探小说。”他以为看侦探小说是荒废时间之表现（至今我有机会，仍看侦探小说）。
其实李约瑟不仅以不看侦探小说而著述丰硕，他记忆力特强，又经过长久的训练。我在剑桥家里的电话号码只告诉他一次，连我自己都记不着，他已不待翻阅记录，信口而出丝毫无误。有一次他决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卷之图版，就由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务经理Peter Burbidge两人坐对一堆照片商量，李公当场写说明。两小时后印务经理立即携回去付印，当中再无设计者、责任编辑等人之参与。而最值得提出的乃是如此走捷径亦无差误。
我至今仍无法仿效李公做事之精密集中。看书时可能打翻咖啡，刚一查出书中页次，转身又不知出处，看到文中提及约克，当场兴起，即可能花一小时寻索当年我自己经过约克时的照片去重温旧梦，动辄就忘失眼镜置放的位置。今日如此，当年初见李博士和鲁博士时无待分说，只是感到他们全神贯注，做事用高度效率之压力，甚至担任合作者两星期后，尚后悔当初不该轻率地承当此工作。
李公所收集资料之中所有书籍，有我早闻其名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此不足为奇，最有趣的是他的档案箱中未经发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私人函件，但是也有彼此对谈时的要点，而且此中有一二件写在餐馆的纸质餐巾上。可见得此公不耻下问，到处留神。大概当日汉学家和非汉学家都已询及，例如考古学家郑德坤主张找出十件重大的发明，一一考订当时社会经济之背景。翻译《汉书》之Homer Dubs则认为李约瑟之问题即已问错。“一个负问题不能产生一个正面的答案。”你既然说中国并未产生现代科技，如何能解释因故并未发生？他的想法使我想到我在上小学时，要老师证明他的无鬼论。老师即说：“既然无那又如何证明？”但是此档案箱中最生是非的，无过于魏复古（Karl Wittfogel）其人其事。
与魏复古间的是非
李公第一次看到魏著的一篇论文，确曾大加赞赏，他写信给李夫人，要她注意这是“宝贝的”（用中文写出有如precious）。以后他和魏曾见面通话，但是魏一再强调“东方之专制”，逐渐带宣传性质而脱离学术立场，引起李约瑟之反感，最后李写了一篇书评指斥魏著《东方之专制》否定事实。魏见过之后写信与李，央说意见不同，可以当面解释。李公回信称无解释之必要。想此来往文件仍存于档案箱。
我也要趁此申明：首先将亚洲诸国在经济史上混同搅在一起为马克思。他所标榜的名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这些国家之组织，始自大河流域，但是马克思只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辩说亚洲国家历史之发展与欧洲不同。他自己对这名词并无深度之发挥，况且他一提到土耳其、波斯（今之伊朗）和印度北部不容许私人拥有土地，即已和中国历来培植小自耕农的情形不同，也经马克思自己承认。
我和李公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中国社会之特征——从技术角度辩证》（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1974年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将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卷七），重点在中国金融经济发展迟缓萎缩。行文之要旨集中于“分配”，而不在“生产”。
至于此文内又提到中国初期的统一（秦汉）与治理黄河有关，完全不受马克思与魏复古影响，而系源于中国历史传统。若非此传统，如何又称《禹贡》和《水经》？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在公元前8世纪，秦始皇碣石镌碑，事在公元前3世纪，马、魏都未见及。况且二十四史里的“河川志”篇幅浩瀚，难道都要归功于魏复古或马克思？
魏复古的《东方之专制》是一部既标榜意识形态，又无法掩饰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种族成见的一本书。内称东方诸国因用水田灌溉，牵涉广泛，所以产生专制政体，但是日本又例外。俄国虽在欧洲发源，但是则属于东方专制。中国村庄里虽有乡长里长主持之自治，但是分属“叫花子之民主”（Beggars' Democracy）也未登西方民主之堂。书之结论则以斯大林代表东方专制之复活。现已有人谓我等著作因袭于魏复古，看来此等人中外书都未读过，既不知岑仲勉之《黄河变迁史》，亦茫然于何炳棣之批魏文字，只是恣意发表己见，读者不能不察。
我和李公约瑟之关系绝不能进展至日后之融洽，倘使当日我仅被禁闭于K-1，而无星期六之散步的话。李约瑟可能古怪偏僻，做事毫不容情，令人恐畏，也可能活泼天真。周六下午他已将各事处理停当，正是无事一身轻，乃三步一趋，扮演军士，至K-1向我立正敬礼，其诙谐也使我放松读书之紧张，开始闲步。通常我们从凯思后门小巷转出，过剑河之小桥，往东北宽敞之处走去，所讨论的无腹案无纲领，地北天南，无所不说，我们总是并肩而行，由他调整步伐，接近我的步伐。他有时也停下来，欣赏小径旁的花朵，拈着一枝树叶，朗诵它的拉丁文名称，赞赏它的特性。有时也讲解附近的古迹，如罗马所修古道的出处。经常我们步行约一个半钟头。有一次我们发现一棵黑莓树，停留下来，摘了一大把莓葚，后由学院内的厨师制成果酱，由我们两人对分，星期一他给我一小瓶，只不过四盎司。我们的步行则经常折转于剑桥的Senate House或是University Center喝咖啡，又谈论半小时至四十分钟，除了有两三次因特殊事故取消此节目，每周如是，我生平再未有类似经验。
这一年所讨论的最重要的无逾于中国社会之本质。李公尝称明清为封建体制，我觉得中国社会特质无法与西方比较。
“我的家里就蓄有女奴，难道中国在20世纪，还算奴隶社会。”我说。“什么是女奴，你不是说丫头？”“对，我家里前后有两个丫头，我母亲认作养女，以后让她们各凭己意出嫁，我母亲引以为荣，但是那时候要是将她们卖出，并不犯法。”（我没有言及的，则《红楼梦》所叙也可算丫环社会，至今仍为读者羡慕。）
我也说中国人之所谓贪污，并不是西方所谓corruption，后者是一个原本健全体制中的违法现象。中国在20世纪前半段乃是组织不健全，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尚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他接受了我的见解，但是认为应当创造一个名词，概括这种现象，这是我日后屡称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
“你不能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李公就驳斥我，“除非你也能将所谓官僚主义（李公实谓Bureaucratism，但是此时他用中文官僚主义四字）也赋予定义，追溯它在历史上的关系。”我确实照他的指示，曾经尝试写一篇关于官僚主义的文字，可是写来写去，总不如意，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国文化上很多现象自成一体系，既庞大，又独特，内在的人士习之以为理所当然。外来的观察者，却又只看到多面体之一面，即根据它与西洋文化之异同作褒贬，若不是盲人摸象的以象耳为象，就是自以为是的责骂袁世凯之没有成为拿破仑，或者埋怨光绪皇帝未曾效法明治天皇。我说中国官僚主义以仪礼代替行政，读者仍觉得茫然。所以赋予定义不算，还要注重官僚主义之内涵，以后《万历十五年》就根据此方案写成。这书的底稿取自我教明史的讲义，后经1975年哥根汉基金的资助，改变重点及著述立场，书成时其内容有如传统社会容貌之一概述。此书是否有学术价值由中外同事用作教科书及参考书者品评之，其成为一个官僚主义之剖面则间接得益于李公。
以归纳法为研究基础
本来李约瑟治学，以归纳重于分析。他从中国亲眼看到很多使用科技之文物，以他的好奇心与科学眼光，觉得处处都有真理在，于是到处留心，随时记录，积腋成裘，又根据古籍的说明及图解再度结合，才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举一个例：K-1的一堆书籍之上，有一架玩具风车，乃农户将舂出之米以手摇风力，分解糠壳及白米之工具的模型，长不逾三英寸。我自己在内地看到此类风车又何止百数十具，但是未曾考究当中科学原理，然则仔细想来：米重糠轻固为常理，但是谷米由风车顶层从上向下坠之速度，又必配合到风力吹去之速度，不疾不徐，才能使糠壳飞扬于左，白米下坠于车下之承接器。再推究之：则由手摇动之轴心辐射装置成之吹风板，也与风速有关。凡板叶之大小及叶数之多寡，皆足以影响风力。车顶装米之漏斗漏隙之大小又决定米之下坠率。这样看来处处都有机械原理，也处处都有数学，更是处处都赖协调。
为什么中国人只能从实用的场合上着手，不从原理的基础上着眼？显然的他们已经体会到计算的重要，为什么不倒转回去，从数学而物理而机械学造成系统？李博士问及社会与经济对科技的刺激作用和迟滞作用，也已寓意于归纳。因为他不仅因风车而想及此问题，必因见及古籍内关于火药成分的记载而想及化学，见及虹桥而想到力学，见及针灸而想到神经学以及解剖等等，而他所说“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也已是归纳之后的结论，而非分析之前的假说。
恰巧我自己所著《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也已脱稿，正准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筹备出版（不由李博士介绍，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全然无关）。内中也是归纳重于分析，我们在剑河沿岸对谈的时候，先已具有合作的基础。我当初深以彼此见解不同为虑，但是李约瑟一直对我说：“相差不远（close enough）。”
可是大海捞针，如何能找到现代科技产生于西欧而不产生于中国的原因？郑德坤博士的建议虽较实用，可是我们也无法把十个大发明家的详传整个读过，分析及他们每日黄昏午后的思潮，比较他们生活等级、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与动机。难道真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因洗澡而发现水浮力？牛顿因苹果掉在头上而体会到地心吸力？即纵如是，则一切出诸天命与聪明人物之偶尔意动，又何待于吾人孜孜以求地写科技史？我和李公见面后约两个月，每周走谈也进行了七八次，我就建议收束他档案箱内之线索，先对传统中国之社会经济形貌作一次综合之检讨。先从二十四史起始，而以二十四史中之“食货志”为线索。二十四史里具“食货志”的共十二史。内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农业与商业，亦寓有生产与分配之意。而且每一史也不仅记一朝代之事。如《隋书》之“食货志”，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有一段概述而结束于隋之统一。如果将二十四史中的食货融会贯通，一定会对中国社会之特色得到最基本的了解。此后我的研究工作即以此为方针。
对中西社会问题的看法
经过长期将这些资料仔细阅读之后，即发现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当时国家与社会并无界限的区划）始终不脱离一个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亦即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自原始的井田制度至中期的“租、庸、调”，以至明朝的“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均未脱离此特色。
我们不能说这种设计是好是坏。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这样的设计较之任何帝国之体系并无逊色。韦伯即曾称赞《周礼》之合理性（rational），只是这样的组织仅具外界之美感。它的对称与均衡切合于官僚主义以仪礼代行政，实质上政府对下端的控制虚浮，结构脆弱，而且极易产生流弊。
从明清社会我们更可以看出：表面上皇权无限，政府实际控制的力量并非出自经济与军事，而系“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值。这因素诚然保持各地区之均一雷同，而且支持威权政治，却无从引导社会进化，尤其缺乏与外界竞争之能力。
研究中国之弱点，大致如是。李公又在散步时和我一再提及，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形成和引用新时代之科技是一成套（package）的发展，一来则都有。这种见解，再配以他前述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以后则只有西方突破，中国瞠然落后的观察，已经指示到西方强处的概略方位，对我而言这也不是一个全然陌生的题材。我在密歇根修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即以英国之斯图亚特王朝（Stuarts）和宗教改革作辅修科目，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的时候，也还担任过西方文明近代史的一段教程。所以对于从西方相反的一面综合他们之所长以衡量中国之短，并不致全然暗中摸索。我在1972至1973年的一年居留剑桥的时候，已经不时出外旅行观摩名胜古迹。1974年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往欧洲大陆巡游一次。只是这样一来，我所研究的历史，包括东西两大壁垒的观察，已经不是分割当中一个小题目作分析，而是综合划时代的改变作一个大规模的比较，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已进入我日后称为“大历史”的道途上了。是好是坏，至难概述，只是这样与李公想极度精确地决定科技如何受社会环境的刺激而展开，如何因条件不够而迟滞，必然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欧美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如自然科学，一般只重分析，不顾综合。况且我以熟悉明史的地位，步出专长，声称要涉猎英国土地史和欧洲经济思想史，即至难获得各界同情。1975年之前我向各处申请奖学金有如探囊取物，以后愈来愈困难。1978年后即未再获得分文，并且要面临被裁失业之危机了。
我和李公的观点也无法完全吻合。大凡两个带独立精神的学者要见解完全相同，是一个极难将就的事情；即使见解上一致，言辞上亦难免有出入。像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曾研究中国语言文哲与科学发展之影响，也曾在剑桥卜居三年，虽以他和李约瑟之互相契重，两人之著述仍不能融合，最后卜公所著书《中国思想、社会及科学》（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只得抽出于剑桥体系之外，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成书。
我和李公意见不同重点在于对“经济”一词之解释，也牵涉到精神与物质之区别。原来《中国科学技术史》之设计，以卷七之第四十七节论文哲语言与科学的关系，第四十八节自社会经济之角度检讨。可是纵然如此，这些名目仍是大学内学院分工所产生，在日用的及实际之情形下其界限甚可能消散（此亦是《万历十五年》以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为题，不称“地方行政”、“军事组织”和“哲学思想”之一原因）。即如今日你我往超级市场购买牙膏一管，固然属于经济行为，也是物质生活。可是看到广告上之姣好女郎或者听到悦耳之牌名而左右取舍，则又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此系物质彼为精神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既称经济则完全不受感情和精神上之支配。我和李公之争执，不是无理由，而是无言辞上的检点。我既与他熟悉，在争辩时不免忘记“执弟子礼”应有的尊敬，当时并未受到李公指摘，为他不平的则为鲁桂珍博士。
我和鲁在K-1及K-2朝夕相见，只有一甬道之隔，平日我呼她Gwei-djen，她称我Ray，这次她认为我态度骄倨时并未口头指责，只是不呼我名而称我姓。从此三言两语之中，夹杂着一个Huang，好像是一种降格的处罚，一方面又不加解释，亦不变更声调，即格尔在旁亦如此。如是持续约一个月才恢复我固有的名称，算是期满开释。
李约瑟的婚姻生活
可是我无法迁怒于桂珍，我想任何人都难能迁怒于她。我在剑桥见到她时，她年近七十，可是看来只五十岁左右。她身体娇小，个性刚强，K-2有她年轻时照片一张，光彩夺目，当日必为令人徘徊眷恋的名姝。她于卢沟桥事变前数月（李公说1936年，她说1937年）在剑桥与李公邂逅。他那时候已和Dorothy Moyle结婚十二年。可是从此鲁桂珍即终身未嫁，为李公书伴。我不能肯定地说没有她不会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方面说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是他们爱情升华的表现并不为过。
原来第一位李夫人Dorothy也获有博士学位，他们在做研究生时结识，都主修生物化学。他的专长为胚胎学，她的专长为筋肉收缩，彼此都为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院士。我初去剑桥时，她已七十六岁，仍在凯思书院宴会时招待来宾，也还在著书。李公称他自己所著书，只有李夫人一字一句全部读过，不幸她最后患老年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1987年我和格尔再去剑桥时她已不能认识李公。有一晚桂珍邀我们在她的套房内喝咖啡，半小时后李公亦来。此时李夫人Dorothy已雇有特别护士照顾。我们谈完已近深夜，李公仍坚持开车送我们，送后他再返李夫人处陪伴她一小时，看来每日如此，此情真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他不能与桂珍早成眷属，也不能算无遗憾。1977年李公与桂珍来美，我和格尔邀他们来我家小住一夜，李公见着杰佛逊，时年十岁，他悄悄和桂珍说起：“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不知是何滋味？”而她立即向我们说，并说约瑟态度实为带感伤性。第二天早上我们闲谈学界人物，也涉及离婚再婚情事。李公又说：“每一个人都在转换（伙伴）〔everybody switches〕。”桂珍立即申斥他说什么每个人都转换，他们就没有。这样看来，她和他数十年相处，崇拜敬慕之如家长，管制之如幼弟，能经常和他接近，又使他的徘徊眷慕始终无邪。他们间之心头怅惘，到时即说，说后意消，这也是她使李公一生事业从一个专长“转换”到另一专长，而夫妇仍能全始终之所在，而李夫人之宽达亦堪钦佩。
李公传记资料已见诸中外刊物数十种，即《纽约客》及《斯密宗宁》（Smithsonian）亦有记载。自Dorothy不能旅行之后，鲁桂珍又为李约瑟之旅伴（以前他们三人偕游），已有人暗中猜测，他日有人为李公作传势必提及，我无意播送闲议，只以耳闻目见，他两人又不忌讳，方濡笔据实书之。
又直到1989年Dorothy去世近两年后他们方成婚，去他们初次相逢已超过半个世纪。而《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成书，堆叠起来，也已超过数尺而近丈矣。1990年国际中国科技学会集会于剑桥之李敦研究所，我们被邀参加，这时我无论文可诵读，也无听讲之动机，只是随着兴致前往，此为生平第六次，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剑桥。
至此我庆贺他们的婚姻，“桂珍，我们真为你高兴。”我说着，每字都是由衷之言。
“谢谢你们，”她说，“很多人和你们有同感，他们都很高兴（They are also pleased），你们等会儿到我们那边饮茶好吗？”
我看着她要招待很多人，又要准备中国科学院赠她名誉教授衔的学位，就辞谢了。李公此时视觉、听觉都已衰退，靠轮椅行动，而他要接见的人士尚多，我们只乘空向他问好，拍照留念，心照不宣的，此可能为最后之一面。午后我们再入凯思书院，只看到K-1和K-2都重扉深锁，院中蔷薇花则盛开，K-2之壁炉案架上仍陈列着李公父亲的照片，着军装，是英国红十字会的制服，旁有楷书“人去留影”四字嵌在镜框内，使我想到当年初来剑桥的情景。李约瑟与鲁桂珍之高度纪律，读书写作处处认真，寸阴不舍使人畏惧的习惯得自此着军装之李公。所以我说李约瑟一方面固然代表左派与自由主义，一方面仍继承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律。
桂珍婚后约两年，即于1991年因气喘病逝世，我觉得李公老境萧条，常为之戚然。我的关怀尚且包含着一种负疚的成分，让他写了这许多信给我，又让他寄予我这样深厚的希望，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只限于我和他合作的一篇论文，收入卷七。这是当初没有想象得到的。
困顿时期的境遇
首先问题出自财务，李公自1976年卸任凯思书院院长一职后，他说完全失去了教学机构的庶务支持。他无打字员，没有人替他付电话费，更用不着说合作者的薪给旅费津贴（一向合作者个别由母校或各文化基金资助）。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书呆子，平日没有考虑到这种问题，一到窘境临头，才知道事态严重。这时候大家希望他自己来美呼吁各界解囊，替他的《科技史》招募一部分基金。又没有想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参加过一个国际组织公布美军在韩战期间有使用细菌战的情形，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各处美国领事馆不发签证，李公到了加拿大仍然无法入境。后经参议员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干预，才取消拒客令。可是刚组织就绪，出面为他主持募款的Arthur Wright又突然在打高尔夫球时心脏病发而逝世。以后李公募款消息传出，美国、香港、日本的财界巨子慷慨解囊，英国贵族捐地，而有今日李敦研究所的规模，此是后话。而70年代后期，他确经过一段囊空如洗的困难岁月。
而他的情形好转我又大祸临头，1979年纽约州立大学削减预算，我多年来往各地作研究工作，少问校间政治，又自以为有十数年的常任在职经历，总不会饭碗有虞。而突然消息传来，整个纽普兹分校的亚洲系全部裁撤。我实为革职，名目上又系提前退休（刚满六十二岁可以领得社会安全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含羞忍辱地另觅工作？还是堂而皇之提出诉讼？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接受强迫退休，但是不排除以后提出诉讼，其原因是我著书《财政与税收》各方书评良好，《万历十五年》又已有中英文稿在。我多年仰慕英国历史学家古赤（G.P.Gooch），他即以德文名号Privat Gelehrt（私人学者）自命，我既已被逼如此，不趁着下水更待何时，决心既下即再有人相邀授职亦辞不就。可是此办法却使格尔和杰佛逊受苦不少。我在给李公信内提及几个冬天室中无适当之暖气，所作书稿送出版者则一再被拒退回，最后难关突破，我获自由，即不愿再作冯妇，在机构组织中厮混已非愚志也。
而且没有大陆方面的“经济改革”，我尚不可能有此坚强的自信。我和李公约瑟在1974年的论文案已提及：我们所谓现代社会，亦不外一个以商业条例为组织原则的社会。现代商业发达端赖信用广泛的展开，经理人才与所有权分离，不受家族地域之限制，而且技术上之支持因素全盘活用，如交通、通信、保险业、律师业。此亦即社会上所有之经济因素均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
此后我从阅读欧美、日本各国之事例看来：一个国家若要进入此种境界，先必重建国家之上层组织，包括政府军队及最高主权。因之对外能独立自主，对内能设计主持，保护和增进如此一种体制。这国家之基层组织也要再造，以剔除用皇权、宗教、职业传继、土地所有、劳动力受束缚各种条件妨碍交换的情形。再进一步建立上下之联系，在实际交换及分工合作时厘定权利义务关系，使整个体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因为资金贫乏，土地分割至小，农村之劳动力不能输出，尤其无法执行初期的存积资本，所以全国扰乱动荡几十年。现在看来各种困难均已被打破或逐渐将被打破，所谓经济改革亦非仅政策，乃趋向将农村剩余之劳动力转用于制造业与服务性质之事业，创立新体制。至此长隧道前已露曙光，实乃五百年未有之奇遇。吾人处境有如脱出于魏晋南北朝之分裂局面，进入隋唐建国立制之阶段。
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奠基者
至此中国历史才确切地与西洋文化汇合，我们读西欧近代史才更了解今日中国在历史上之旅程。反过来说，我们亲临着中国变动期间之事态，也更对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多一重认识。面临这种机遇，我不仅自己业已无法分身，也曾建议李公让其他合作者完成《科技史》之技术部分，他自己集中于卷七结论部分，着眼不仅在科技，而着重英文书衔之“文明”（civilization）。李公1942年任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主要之任务在使中国人士了解他们自身文物上之成就，此目的经他数十年不断鼓吹，成效已超过预期（我自己即深受他的影响）。至此之领导力量大可指示我们今后出处。我的写作既已多承他的启示，我们也于1973年即有约，所有研究成果，彼此均得个别发表，但有的共同使用，我之书刊如有一得之愚，李公及其合作者亦可采用于《科技史》无须征求同意。但他不愿如此，只在卷七注释中提及拙著《中国大历史》。
中国社会经济情形如何促进或迟滞科技之发展？诚然一个负问题，不易获得正面答案，可是今日看来当中亦必有一个用进废退之概理。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官僚主义之社会凡适用于官僚主义之事物则提前占先，不适用之事物即罕有注意，官僚主义既注重间架性设计，即对精确之衡量无用场，其对称与均衡有助于诗词歌赋与山水笔墨，而无意于三角及微积分。反面言之，一个现代社会乃一个商业为主体之社会，其中各种事物均需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则标准化、成批制造、合作分工、细处协定均成为时尚要求。惟其能锱铢计较才能在精微之处讲求效率。因着20世纪之演进其情形愈为明显：大凡科技原理，已被发现部分及尚待发现部分，古今中外通用，因属自然法则（此李公称law of nature，以别于natural law），实为上帝赐予全人类。但已发现部分、通用部分及粗率解释部分（通常称为曲解或误解）代表当时当地社会之形貌。中国社会为多数农村之大集团，其科技亦代表此等社会对宇宙之了解。现代社会代表全世界通商分工合作，科技之发现及引用，亦随时代转移。不仅传统中国之阴阳五行李公称为“档案箱”（file cabin）者须代之以可以用数目字证明（此亦李公语）之科学，即牛顿之光线为微粒说（corpuscular theory）者亦早已为波状说所取代，其演进当然与社会经济有关，因为经济亦不外生活之另一面。是以牛顿为剑桥大学教授，亦为英国造币厂厂长，即李公与我在职务庶务之遭遇，亦仍社会经济转变过程中之小波折也。
我虽说今日中国已经体会到历史上之突破，但并非所有问题均已解决（有些问题永不会解决，而且旧问题解决必有新问题）。我想很多同业已注意李约瑟不仅为科学家、作家与历史学家，尚为“人本主义者”（humanist）。我不时听到他说起：“为什么这样的没有心肠！”他对中国的爱好，一部分是由于中国人本主义的传统，今中国在重商主义之下造成新体系，如何保存人本传统？时下内地农村剩余人口往城市觅工者以亿计，在城市内由低效率国营事业裁减的冗员冗工又经常成千上万。不久之前香港行政局议员南顺集团总裁钱果丰博士亲历此情景，就呼吁应在科技方面补救。传统科技与新型工业之间是否可找得折衷而过渡的出路使他们就业？隔洋东望剑桥，我们深望李敦研究所的同事们在继续完成李公遗著时，也在这些现实的问题上，找到切实的答案；也更希望出资资助研究所的先生们，从这些地方着眼，继续支持，使李约瑟的精神长驻留于后人心目中永垂不朽，不要人亡政息。
1995年《历史月刊》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