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关系这一名词，我们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利害关系、性关系、金钱关系、外交关系、乡土关系、人身关系、多重关系、双边关系、直接关系、微妙的关系、紧张的关系等等。
关系可能表示不期而然的影响。例如说“关系重大”。关系也可以概括一种看来好像合法而实际又非法的交往。例如最近有不少外人在中国做生意，看到中国政府好像什么事情都管，却没有一定的法则。一项提议希望提早通过，免不得要走门道，或者托人送一批礼物，这样也可以称为“找关系”。
这样一来，关系（guanxi）这个名词可以不时在外国报纸上看到，几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国词语之一，有半公半私，介于合法与非合法中间地带的模样，其所以不能全部称其不合法，乃因直到最近中国才由农村社会改进而为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农村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你与我打交道，通常不影响到第三者。工商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多元，如果你我私自打交道，甚至可以间接危害第三者，甚至可以使他亏本破产。
目下关系占这样一个重要的关键乃是社会全面改造，事属创举，立法工作还没有完全赶上社会的行动；或者社会虽已改造，也并不是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旧习惯的趋向。
我常常说，英国在17世纪和中国的旧社会有很多相像之处。当日的英国也刚由农村社会进展到工商业社会。且17世纪英国的外交，大概无非王室与其他王室的交往。税收一般取包办制度，财政也无法公开。所以致富的捷径，一是做官，一是替国王当采办（Purveyor），国王宫廷里经常大开筵席，每年所用的猪羊动辄以数千头计。所用品目与酒类，全以数目分配于各地区承办。所付价格一般只有民间物价四分之一。所以这安排就成为承办人牟利的渊薮，要取得这些职位，主要的在成为国王的佞幸，这也就是凭借关系——走后门。所不同的当日英国并无政府本身经商的情事。还有一个维持关系的办法，则是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经营某种事业，以后却又授权，某某私人可以例外，这样无异于颁发专利的特权。
可是这并不是说：英国既然曾如此，今日中国也如此，情有可原。17世纪的世界公私不分不能算作特殊情景。况且纵如是，英国民间已因之提出抗议，为内战爆发日后严格限制王室权力原因之一。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无从避免内外的协助合作。若是当中非正规的行止依然泛滥，可能为成败的关键。所以今日大陆有意严厉地肃清贪污，包括杜绝这些走后门引用关系的行径只是事理之当然。
在历史上说，在关系上分出公私的界限，严厉执行，始自商业性格的国家已不容疑问。13世纪的威尼斯，可算世界上最早以商立国的城市国家。她的法律即已禁止她的统领（Doge）广泛接受内外的礼品，所收外国的礼品限于苹果、樱桃与螃蟹。今日美国的总统可以接受外国的礼物，但是必须登记，算作白宫所有，不能由总统据为私人的所有物，也是缘于杜绝非正常关系的用意。
上面提及的乃是不正常的关系。此外经常的一般的关系，无人没有，无日无时没有。我们各个人有生之日不能避免与外间的接触。很少的例外，一经接触，就可能产生关系。既有关系牵涉，也经常激动情绪。做梦即系情绪透过下意识的一种表露。梦中的对象通常是我们自己熟悉的人，借着梦景我们表示自己的思念、怀慕、追悔、嫉怨、恐惧或者仇恨。纵是一个人决心做隐士，与外界绝缘，也是因为与外界发生关系感到不愉快，退却之后，闭户自恃的一种反动。并非最初即由我自己做主，自始至终即保持一个一尘不染的决心。陶渊明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才作《归去来辞》，并且也因为具有“携幼入室，有酒盈樽”的家庭关系，才放弃“以身为形役”的雇佣关系。这样一来，我们白天做人，晚上做梦，都无从避免关系。我在密歇根上学的时候，有一位毛尔教授（Welledey Maurer）他就提倡所谓个人（individual），全系虚构。如果各个人果真存在，也不过是一种观念，并非实体，他的说法亦即着重我们无从与关系绝缘的见解。
在各种关系之中，以以下三种最为重要。一是生存的关系，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即标榜着“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可见得希望保持自我（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共通的性格。第二种关系乃是性关系。孟子说“食色性也”，把男女间的情欲与饮食摆在一起。以后中文“性”之一字与英文的sex等量齐观，看来缘由在此。第三种关系乃是经济关系，概括言之人类首先即希望保持生存的权力，次之生育繁殖，继续下去更要丰衣足食。连孔子也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可见得在正常状态之下，一个人应当去追逐名利。
因着以上三种关系的需要，齐宣王在孟子面前招供，他自己一生有三个大毛病：“寡人好勇”，他喜欢打仗。接着又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喜欢在异性跟前找快乐。还有“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他喜欢搜罗金银囤积物资。孟子因着齐宣王之坦白，也就告诉他，这三点都是一般人的欲求，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国王以百姓为重，在追求这类欲求时不忘记以全民福利为本位，并不妨碍他的王业。
而且欧洲在19世纪产生了三个大思想家。他们各以科学方法对上述三种关系作过个别的解释。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生物学家，著有《天演论》（原文如此。——编者注）述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程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心理分析学派，发现了下意识（subconsciousness）的力量，尤其注重性的推动力（Sexual drive）在人类行为中所产生的作用。马克思（Karl Marx）提倡唯物史观：历史的重心在物品的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
如果齐宣王和孟子在公元前3世纪的一段对谈，不期而然的在19世纪末叶获得了西方思想家作释注支持，为什么齐宣王喜欢打仗？你去问达尔文吧。他为何又好色？去问弗洛伊德吧。（听说他闻名较迟，他的《梦的解析》出版于1900年。）为何他尚且好货？去问马克思吧，即此人类最基本的三种关系都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有些历史家就提及：人类的思想史到了19世纪的末年卷入物质主义的最高潮。
我们回头检阅中外文学作品，也发现上述的三种关系构成了各种小说与剧本不可或缺的题材。《西厢记》与《傲慢与偏见》可算采用单元题材，彼此都以男女关系作写作的重点。《玩偶之家》虽然在提倡女权，但是娜拉的丈夫叫她“我们的小松鼠”，又以她独自出外向人借债为不名誉，也就沾上了男女关系与金钱关系了。文学作品所叙述的横宽与纵深加长放大，三种关系挂钩的机会愈多，读者很容易地看出荷马所作史诗，就概括了以上三种关系。
我们再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提到借款逾期不还，贷方依约有权割去借方身上的一磅肉。这故事象征式地寓意于高利贷之可怕，也将一切责任推给犹太人。两方的交恶近于战斗状态，涉及生死关系。而实际情形也确系如此。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找出威尼斯排斥犹太人的纪录。好几次还不许他们在岛上居住。剧中以主角波西亚女扮男装在法庭做律师。我不知道何以女扮男装在戏台上有特别的性之吸引力，也不知道这种倾向心理上健全与否，总之这也是《威尼斯商人》剧中特色。当然剧中也提及进出口商冒险经营，可能船货漂没。即此战斗、性爱和经济关系都牵拖上了。
我们一般观感：男动女静。男人对外，女人当家，在中世纪尤然。也在这种条件之下，独出的女性，打破这种规范，也特别有她们的魅力。《麦克白》以谋杀国王邓肯为题。麦克白本人只能打硬仗，谋杀不是他的专长，整个计划由麦克白夫人筹谋，最后也由她以匕首完成。剧中也表示她在不断地洗手，大概行凶时血溅指掌，她虽洗而终不能涤除内心的罪咎。剧中无直接提及经济关系之处。但是邓肯与麦克白分为堂表，国王被弑，麦克白继承王位，则富贵利禄是谋杀的动机，也是剧中主题。
这样一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与寡人好货，既是人类共通的欲求，也透过古今中外的经验，成为了文艺工厂里的基本原料。《战争与和平》洋洋一千四百多页更有机会充分使用这些原料。说及战争，书中就请拿破仑亲自登场。波罗丁诺（Borodino）一役，炮弹在读者耳旁横飞。阵亡的当场身首异处，受伤的面目变形，虽将官亦可当场被俘。在讲到男女关系，则这部小说无异于《19世纪前期帝俄贵族婚姻史》。内中有一打以上重要的角色，年轻男子都为军官，女子也全有公主郡主的头衔。他们相互的求婚、议婚、拒婚、骗婚、悔婚、离婚、重婚。也有男子疑惑妻子外遇，与传说的情夫决斗之情节。拿破仑入莫斯科，这城市被焚之后，各人家业有了急遽的改变，他们与她们的关系也要经过一度调整。托尔斯泰具有气魄，他的手艺（craftsmanship）却又精致绵密讲到经济，现代读者不难在这篇小说之中窥见当日工资与物价。
文艺作品愈接近于我们的时代，上面提出的三种关系——生死、男女与经济——掺入的成分愈为明显。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所作《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内中女主角乐娜一生有关的三个男子就分别代表这三种关系。她的丈夫——她叫他帕沙，做革命党，发传单，后来战事爆发打冲锋，在内战中更成为红军里的将官，无疑的是为好勇。乐娜的继父——实际也是母亲的姘头——维克特——律师出身，侵犯了她的童贞，为人尖钻，到处打算盘，总是占便宜，可称为好货。只有日瓦戈医生，细腻体贴。虽在冰天雪地之中仍在作诗赞美她。只是与她同居，也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可称为好色。只因为世局的动荡，才把这样三个各走极端的男人摆在一个女人的面前。
这三种关系的出入也代表作者读者的意向。我们打开中国的古典小说，以《红楼梦》为例：
黛玉葬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自身怜悯（self-pity）生死关系。
“宁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他自己就已讲得清楚，又好勇又好色。
好姊姊，把你的嘴红给我吃了吧！——你家里只有门前一对石狮子才算干净——男女关系。——《红楼梦》造成一段幻想（fantasy）,一个“富贵闲人”有无限的机缘（unlimited access）去接近异性。所有的丫鬟全是国色天香。违犯伦理也没有关系，因为全书不过是一本“风月宝鉴”，风月宝鉴只能正看，读者不能以“贾”乱“甄”。
刘姥姥、焦大等人——倒反提供了一个外界的现实。作者利用一般人好货的心理，造成一座不劳而获的大观园之金碧辉煌，还是要借着这些人，和以后的贾府抄家、贾宝玉出走做和尚等情节，才把自己所制造的肥皂泡沫说穿斫破，同归于现实。
《红楼梦》可与《战争与和平》比较来读。这样看来俄国到底还是属于西方传统。与中国比较，一是武士精神；一是文人习惯。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的差别更为明显。一方面注重竞争，赌博和养马在贵族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一方面消灭了竞争，做富贵闲人也真的是富贵闲人。一方面讲得机要处不讲俄文而讲法文，一方面即填词作诗。
《红楼梦》也可以与《水浒传》并读，《水浒传》里所叙中下层社会完全又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生死关系：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打大名府，劫法场——将人诬告，发往充军不算，还要押解之人，通常称为张千李万的，在路途乘机谋杀，将脸上金印揭下作证交账——吴用给卢俊义算命，主三十日内有血光星数之灾。
男女关系：潘金莲、阎婆惜、母夜叉、一丈青——林冲解围了被人调戏的妻子，还没有问及夫人是否吃惊，先要知道被他“玷污了不曾”。因为这严格的贞操观念，把婚外情的负担全放在“乐户”身上。以致宋江嫖妓狭道中几乎与徽宗在李师师家中相逢。
经济关系：贩枣子，卖酒，打家劫舍谓之“替天行道”。劫“生辰纲”。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把那好牛肉切他十斤过来。”——粗率无选择性。
这样看来，铺陈关系，各有其层次与场面。文学家叙述到不同的关系时，即已勾画出来侧后的社会背景。
说到这里也触发着下面一个题目：我们所说的关系，只是作家的原始资料。要将这批原料制作商品，还得加工。加工则不能不顾及时下的需要。在这方面历史家与小说家有一个共同的着眼：好的历史作品反映着时代眼光；畅销的小说也要迎合时人的兴趣。timeliness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生意经。
上面已经说过：19世纪末叶，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将人类物质主义的观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纪，他们的主张又在各种行动上被推进到他们自己尚没有预想到的程度。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只用于动植物。他们获得优厚的生存空间与营养，于是其继续生存的机会凌驾于其他种类之上，这种理论，也可延伸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证到人类生活中去。如果优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为上天谛命，那我们又何必向强有力而能干的人抽税，去津贴弱者，是为与天理相反行动，褫夺优势者应享有的权利，无意义的延长应受淘汰者的苦痛？
这样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为种族主义开路。
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曾看过一本课外读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寄居荷兰作此回忆录。书中也提及优种民族和劣种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爱斗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种美德，也只有醉心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才能为之慷慨道出。至于日本人之爱斗而好血，倒确有实证。例如1944年云南松山之役，日军第一一六联队一千二百人，曾杀伤六至七倍之中国军，因为他们准备全员战殁。事后调查，该联队只有十人逃脱，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军以坑道作业，用炸药将他们的阵地爆破，此九人来不及自杀而被震昏。以后据他们供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将自己受伤者处死。只是今日看来，这样的战法应当提倡而褒扬，抑或受批判指摘，实为可疑。威廉的回忆录倒确有为日本人鼓励的趋向。
威廉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散漫无纪律。只是中国仍有一种优势，则是他们的人口多，只要抽调他们人口百分之一，数百万大军瞬息可以编成。威廉心目中的“黄祸”，乃是这样的大军进兵欧洲。但是这大量的貔貅，不由中国人自己编组而成，而是被日本征服之后，在日本人鞭策之下才能成为事实。我读这书时还是1930年间的事，无疑的，若干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受种族主义者威廉第二的启示。
我们虽不能说俾士麦及威廉手下的第二帝国即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前身，但是另一方面也绝不是风马牛之全不相涉。大概思想上的因素，透过环境上的干预，也即前后关联。在德国既有凡尔赛和约与巨额赔款，又加以1930年间的经济不景气，以前思想上的因素更受修正，更被歪曲，只有变本加厉，这样的情形在所不免。希特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德军统帅，他即彰明较著的要替优秀的日耳曼民族创造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的参谋长凯特尔（Wilhem Keitel）还在日记中写出，筹备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德国必须在她的四周消灭一亿人口。所以他们对犹太人“最后的办法”，集体屠杀六百万，出于这种优秀民族之一念之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说是人类思想里的一块试金石。全人类牺牲了好几千万人命，去考验有无这样一个优秀民族的存在。
人类次一重要的关系——性关系——也在20世纪经过一段空前的变化。尤其女性的解放更为彻底。我还记得我在学士班选修新闻系课目的时候，那已经是1950年间的事了。教授讲解诽谤法。他说一个女人的贞操，是很有重量的名誉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可以产生严重的诉讼。现在这种情形早已改变，还有不少的女性以婚外情为荣。“我是肯尼迪的情妇”，不仅名誉无损，而且尚可自抬身价。莎莉·麦克琳（Shirley McLaine）曾说整个婚姻制度业已过时，人家即问她既然如此何不离婚，她就说连离婚也是老派头，也无必要。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无可想象的。
将这些情形归咎于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张冠李戴。弗洛伊德是医生，他因为临床判断发现不少神经病的根源由于被压抑的冲动。这种被压抑的冲动之中性关系最为紧要，如由病人自身说出可能廓清病源。而他之所谓“性”有一个极为广泛的含义。比如一个婴孩受母亲的哺乳也是一段性经验，所以饮食也与性有关。
这种理论也可以一再伸展引用。我又有一个教师讲解文学作品与故事中动机，我因为他也是医生出身，才选过他的一堂课。及至他说及《白雪公主与七个矮人》里面的“发掘”dig、dig、dig也带着性的寓意，就只使我疑信将半了。因为用“发掘”表示男人向女性做爱，完全是美国人的粗俗俚语，在其他文化里，并不尽然。再又有他说及用钥匙将锁打开，也包含着下意识内性的动机，则更无从实证。可见得以下意识为题，取舍之间没有一定的准则了。
而且今日性爱之泛滥，与其说倡自弗洛伊德，还不如说由于避孕丸的发明，自此之后性关系与强迫怀孕脱离关系，才产生了女性的性自由。再有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一案，称为超级影片公司控告俄亥俄州教育部（Superior Film Inc.vs.Board of Education of Ohio），判决书认为电影也是一种言论，不是影片中男女主角都在发言么？所以它应受宪法修正案第一款言论自由的保护，自此之后，也不论色情不色情、猥亵不猥亵，这些考虑都已过时了。
说到这里我也要附带解释：西方法律只防止个人为恶时侵犯公众或旁人，不逼人为善。因为道德上之事，没有绝对的标准，更无法强制执行，尤其自宗教革命以来，良心上之事只有各人自身做主。还有一点则是性的自由也仍与经济发展有关。比如说，如果女子没有就业的机会就很难享受到性的自由。而且离婚时的赡养费，也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种关系——经济关系——其所赋予的行动，也以马克思的名义执行。举凡20世纪重要的革命以及激烈的工会运动、叛变与游击战，很少不假借马克思的名义主持。此中也待解释。有些学者早已指出：马克思一生著作甚多，不过流传最广的《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充满着煽动性。内中警句如“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原为1848年的革命而作，不是学术论著。而他较有体系、带学术性的著述则只有极少的人过目。当中又免不了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也易给人抓住，借题发挥。
怪不得马克思自己生前就指斥有些人以《资本论》卷一作一切的标榜实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又否认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各种迹象看来：以上三种运动——种族主义、性的冲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行动——都在20世纪掀至顶端，刻下都有反动、紧束或重新考虑的态势。
如以言种族主义，则经过柏林总理府地下室和停泊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甲板上的判断，否定了优秀民族的存在，其反动的出处也极为可观。
我第一次在1946年去美国及1952年第二次抵美，南部汽车站的候车室都分别为白人用及黑人用，饮水的喷泉也有区别。这当中经过一段奋斗，可是今日以种族分隔已是不可思议。不仅美国、南非如此，即最近旅行于伦敦、巴黎也可以发现，各该国首都有片面改体为多民族国家之形象。迄至1940年间，西方电影仍以描写人种间的战争为常用题材，如美国联邦军队对付印第安人、英国殖民地军队对付印度人及埃及人，以及法国志愿兵团对付摩洛哥人，当中仍离不开优秀民族与劣等民族的分野。今日此种作风早已成为往迹。
不过人类的部落思想，并没有完全遏止。所谓生死关系也仍在国际间、种族间、部落间和思想体系集团间存在。好勇好斗也仍表现为人类习性，有如波斯尼亚种族与宗教间的战争，非洲中部胡图族（Hutus）与塔齐族人（Tatsis）的厮杀仍可再开，亚洲腹地间各民族的局面依然紧张。这样看来今日之“好勇”待开发国家超过已开发国家。
关于性的自由，最近也有受检束的趋向，艾滋病的流行，是一种重要的因素。还有将性爱摆在镜头前在银幕上张扬，虽有商业上的好处，到底做得过分，千篇一律，好像电影里汽车赛跑一样，映得人人厌倦了。本来性爱之引人入胜，尽在不言中，只有当中幻想的成分多，甚至具有神秘性格，而又加入罗曼蒂克的成分，才有真趣。多少年前，我曾读过一本小说，记得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一段故事，也摄成电影，称为Raintree Country，不知有中文译本没有。如果没有不妨称之为《榕树之乡》。内中男女主角反复地相对说出：“我是你气也喘不出来的爱人”（your breathless love）、“我是你毫无悔憾的奴隶”（unrepentant slave）。此中情调有如《西厢记》里写及女主角去后，男主角发现她留在枕上的泪迹晶莹，此种境况要比机械式的做爱，“以身为形役”，要妙曼得多了。
这可能还是我个人的主观。但是最近像李安的影片如《饮食男女》、如《理性与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能够受到普遍的欢迎，也为观众表态。他们认为艺术作品描写各人心情之细腻处要比一味暴露性爱之生理一面值得欣赏了。
以言婚姻则综合最近各方态势，不仅没有被废止，而只有在年轻人面前更受重视的趋向。
再提到马克思，一般有识之士，都对他有不同的看法，都超出于一般简单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剑桥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Robinson）就指出《资本论》卷一，说及利润比率（rate of profit）亦即利润与资本家所投资之比率，后者包括机器厂房之折旧以及原料和工资，长久保持一定的状态。及至写至第三卷，则说及长久情形之下，利润比率必下跌。推论之，则实际工资必提高。罗宾逊推究，两说都有历史上事实之凭据。原来《资本论》卷一至卷三的出版期间，中间有二十八年的距离，当初马克思根据工业化刚开始的情形，仿效古典派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说法，认为工资只是使工人恢复劳动力的代价，亦即工人胼手胝足工作一天之后，衣食无缺，不多亦不少，第二天仍能回厂工作。而当时实情也确是如此。但是马氏写至第三卷时，参照工业化已相次展开的情形，承认这条件已有相当的改变。
而且马克思也提出“平均社会劳动力”（average social labor）这一观念，什么是平均社会劳动力？先说“社会劳动力”：今日美国社会工人开汽车入厂做工，那么你要恢复他的劳动力，所发工资也要顾及他使用汽车之用费，即不能降格要求他徒步上班，而且工作有带技术性的和不带技术性的区别。如果有些工作需要中学毕业，有的则小学程度就够了，则工资也当顾及初中毕业程度的社会条件。恢复工人的劳动力至此参与了社会条件的考虑。
如此看来资本主义并没有以前传说中的可怕。罗宾逊更据此写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给自己创造了一段新生命。前人所说劳工的悲惨命运，此时尽在待开发国家，已开发国家则不论所行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劳工都丰衣足食。
今逢世纪交替之际，总览全局，20世纪的大规模与大范围的冲突与冲动，至此都有缓和而接受调整的征象，而人本主义（humanism）的精神也在此时抬头。这是一个纵观一切，做一段全盘综合的绝好机会。
我开始即已说及，农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多元。这种改变，通常以战争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成。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他曾考虑到这问题。小说前面的一千三百多页，完全是故事题材，涉及求婚、订婚、赌博、决斗、和平、战争已经如前面说及。最后之一百余页，称为“后记”，有如附带一本小册子，企图解释书中所叙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以后又狼狈撤退各事迹的实际意义。作者否定拿及俄方将领是大事中的主宰。他们的失败固然是瞎闯的结果，即使成功也属侥幸，其他各人也只随着局面的展开，好像以本人意志做主行事，其实则受环境及个别性格支配，又实系天命。于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如果读者要穷究当中意义，则只能看出，天地之间混如一体，内中只有无穷尽的美感。
当然作者的目的在追求发挥故事间的美感，不然他不会花上六年时间去写《战争与和平》而且改稿六次之多。这还不算，他以后还要写一本更是长篇巨制之《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可是自从《战争与和平》出版之后，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有了增进，人类历史之纵深也随着增长放大。我们今日看来，《战争与和平》前面用小说性格所写的人身关系与后面用论文性格所分析的非人身关系当中之转折，已不必如作者笔下所叙的具有整体性和神秘性。即仅以俄国而论，1812年的事迹之外，尚又有1917年和1941年的敌军大举入侵。
《战争与和平》叙述得清楚：拿破仑进军之前夕，各人将自己好勇、好色和好货的动机投入这大变动之中。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各人自己供认的动机不一定是内心实际的动机。“酸葡萄”和“甜柠檬”作用，在所不免。狐狸腿短，吃不着比它高的葡萄，而在保全自己的自尊心，只说葡萄酸。它只能吃着柠檬，又就自己立场夸赞柠檬甜美。俄国与法国开战时，年轻的贵族都要表示各人的英勇，但是无数的母亲，又各替儿子营谋，希望派到总司令库图佐夫麾下为副官。爱伦知道她的丈夫要和她决绝，还对朋友说起，他一心如是地爱她，必定会俯从她的要求，让她离婚。人类企图美化自己的动机，获得社会的赞扬，是为常情。但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又告诉我们，所谓移情作用，品格升华，己欲立以立人，己欲达以达人，又非全系虚构。
孟子所说“王如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也是情理之常。所以拿破仑和法国人经过大革命，希望把自己所获得的“平等、自由、博爱”推己及人，造成全欧的新时代局面，并非全部自欺欺人。反面说来，俄国人忠君爱国抵御强权，也不可能尽是矫饰。大概真伪之间两者都有。即是我自己从军的经验，观察到上官和同事，甚至扪心自问，各人的动机，大都在为私为公两者之间。《战争与和平》中之安德烈公爵说：“要是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信仰而战，世界上不会有战争。”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要是全世界的人，完全不根据自己的信仰行事，也不会有战争。”
托尔斯泰将个人业已升高的动机又再升一层。那样看来，个人的行动好像自己做主。但是每人的环境不同又系命运的安排。而对付不同的环境所采用的决策也各按一定的规律，那么穷宇宙之间，不是只有一种主意？
他这样的希望将宇宙事物，获得一个最终的答案，只有将长江大河之水，汇诸一个海洋。有如佛教徒论因果关系，最后只有一个总因和一个总果，而进入华严宗所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
这种解释已涉入神学或哲学的领域。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现今宇宙之产生，由于两百亿年前一个“大爆炸”（Big Bang）物质膨胀而起，又若干亿年后太阳上的能源用尽，人类文化也势必与之俱戚。果如是则物质膨胀与能源用尽仍有预先构成之规律，可见得宇宙之前尚另有一个始点。这样的追究永无止境，不属于我目下所说“大历史”的范围。
我所谓历史，属于人类及其生活之领域能为逻辑所操纵，亦即当中有各种关系之存在。以这眼光看来：1812年的事迹由于东欧与西欧的当事人各色各样的希望与欲求，投入战争的一座大熔炉里，诚有如托尔斯泰所云，即当日的领导人亦不能深切了解其实际意义。只有今日局势逐渐澄清，即可以看出：世界科技的进步已使东方与西方打成一片，做到区宇一家的境界。帝俄的体制需要重新再造。但是这是亘世纪的工程。波罗丁诺一役与火焚莫斯科，还不过是其序幕之初步，此外还要几经反复，不仅拿破仑要被放逐，20世纪内的希特勒尚要在柏林总理府的地下室自杀，而俄国本身的变化，更是复杂曲折而壮烈。托尔斯泰本人还只想到十二月革命或反叛（The Decembrists）算是莫斯科被焚之尾声。（他着手写《战争与和平》之前，原想以十二月政变为题材，只因准备资料，搜索到1812年的战役，才改变方针。）实际上则俄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和继续着的内战，又还要度过东西之冷战，有了列宁与斯大林不算，还要有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才进入今日之处境。
我所谓大历史则是穷究各种事迹。粗率看来它们好像矛盾而互相冲突，其实则当中纵有局部之反复，而终归成直线或至少成梯次的前进。这样一来，讲学历史的人，应当存有各项信心：第一，世界上各种大事之转变，以战争或革命做主，内中不乏多数人众意志力之后果，后面包含着实际而又带浪漫性的动机，不能仅以意识形态概括之或否定之。第二，人本主义的精神，通常不能在这种剧烈行动之中发生效用。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往往有之，而且事定之后，也可能在修正时发生功效，所以综合以上。第三，我们对历史长期的发展应当检讨当中的合理性。第四，虽说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种认识仍依历史的纵深增长和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因为如此，今日我们读至《战争与和平》，依然欣赏作者所赋予这部小说之美感。因为时代环境纵不同，人的性格，仍是没有改变，书中主角如比尔如安德烈仍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是一百多年后，这故事之历史意义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整体性。
我所以不怕各位不耐烦，把人类各种关系翻来覆去地议论一遍，则是我们今日有一个绝妙的机会，发扬各人抒情叙事的才能。我已经在各处写出：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不是片面改造，而是将整个国家社会全部推翻，一切重来。本来专制皇权以昊天诰命为基础，真理总是由上而下，这种体制已于1912年被清算。下面农村社会里以小自耕农为付税的基础，以“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作凝聚的力量。这一切早已不合时代，即纵有残余的力量，也在五四运动被推翻。再有上下之联系，原来只有刑法中之“五服十恶”，再有则是科举考试之程序。熟读诗书之文士，进而为庙堂里的执政，退则为乡宦士绅，各有名额，分配于府州县。这套也于1905年停科举而整个截断。民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不仅无从向各地区抽取土地税，并且无法获知基层情形。如土地分割过细，农民负债很多，详情尚待中共执行土地改革时方始暴露。
简概言之，旧体制无一项有实质的因素可以改造利用，只有整个重新造起。在这种条件下，蒋介石及当日国民党所创造限于新国家之高层机构，包括统一之军令及全国施行之法币，由对日抗战而完成。中共及毛泽东之作为，在翻转农村之基层，剔除当中百年旧习，借着内战及对外隔绝的条件完成。台湾方面也因着战时状态，实行三七五减租，收到类似的功效，而今两岸尽力通商，一方面志在提高人民生活，一方面也重创新法制，作为上下之联系。
黑格尔说，广大的群众运动，虽领导人亦无法获知其行动的实际意义。《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对此说全然赞同。托尔斯泰并且说出：只有观察其他行星的运转，才能了解地动。《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更指出无人能做历史的主宰，纵是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的“经纪人”。
我们再看各当事人的证言，情形也确如此，我最近几年有机会仔细阅及蒋介石日记，他不仅对国事无全盘计划，连北伐的成功也是“将错就错”，对日抗战更无胜利的把握，只有“孤注一掷”，有时他尚说出，如战败国亡，亦可“保全国家之人格”。
毛泽东阅及土改的报告，才能实切体会问题的复杂与严重，他之被逼得无出路，可以从“后院炼钢”的情形看出。但是也即在“文革”期间全民穿蓝布袄吃大锅饭，政府以低价向农民购买粮食，也以低价配给市民，从此节衣缩食，也终为国家筹得一些资本。即由农村缴收部分，也值六千亿元。
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策划。所以他写信给江青，也自叙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于1978年发动经济改革，也无通盘的打算，只说“摸石子过河”。
观察其他星球的运转，才领悟到地动。中国的全面改造，史无前例。我们只能在研读其他先进国家改造之程序，才能在比较之间，领悟到综合诸般行动的积极意义。
所以这百余年来的经历，固然或正或反，经过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也包含着无数匹夫匹妇的一点一滴的经营，最后才集江淮河泗之水成为汪洋。
这是一段五百年甚至一千年来未有之奇遇，中国的改造牵动了每一个家庭。像北欧传统所谓传奇（saga），何止千万起？况且当中各家各户成员，有的留居故土，有的被放逐于海外，也必比比皆是。在座诸位是否有人敢冒大险，将一种类似剖面的场合替我们勾画出来？花上五年十年的功夫，作这样的文学巨著？是否能脱离传统道德的窠臼，也不受流行的意识形态束缚？（因为此番变动，即旨在修正改造这些因素。）以今日文化界拥抱着计算机与电子通讯的热忱，是否十年之后，深入下一世纪，仍有众多的读者欣赏如此的长篇巨著？也有出版家，在每月每周经营计算之余，愿意承担发行之风险？
假使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用何种作品为蓝本？即是《战争与和平》？还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或者另开门径，彻底创造？
或者用更经济的手法，虽然没有创造出来一个托尔斯泰，却诞生了三个五个莎士比亚和莫泊桑？
各位也可以说，我们用不着如此呆板。我们既已有了鲁迅、沈从文、茅盾和巴金诸人作品，已经感受到一个大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当中一段又有像你这样的人率直地说出，我们或否或臧，同意不同意也就算了。还不如将之置放，直接进入现今这一段，专论跨国公司与Jet lag等切身问题之较为实际。
各位当中也可能有人说，文艺作品各随所好。你既说不顾任何标准、不落入任何窠臼，那我爱好《废都》，那你又有何凭借指斥赤裸裸的谈性爱业已过时？即是我因为留恋30年代而不能放弃张爱玲也是我自己的事。总之，文学只能随意创造，不能预制蓝图统筹经营。你说的改造关系，我看来只是一场梦寐。因此我才欣赏《霸王别姬》的剧本，又有何不可？
预期我对这一类问题无法一一执答，只能由读者的选择决定。我的讨论至此结束。只有一点我一定要坚持己见：则是今日之各种关系确已经过一段改造。因为自由选择，各随己意，即不是旧时农业社会里所常用的词汇。
1998年2月5日—1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