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峡湾（fjord）断岩峭壁，叹为奇观。即使是国都所在的奥斯陆，其峡湾海面宽阔，附近的平地可以辟为飞机场，与别处不同。当中岛屿起伏，有似黄山诸峰的峰顶出现于云海之上。各种船只，庞然大物在岛屿之间穿插而过，看来间不容发。这次我们有机会到当中一个岛上散步，发现全岛无一尺一寸的沙滩。沿海的边缘全作犬齿状，而且与水面平行有无数横线呈现于其断面之上，彼此相去不过半英寸，显然是冰河时期（glacial age）终结，解冻时在地面上侵蚀的后果。有些专家指出当日此间泥土可能被冲刷而去，远至英伦。
我们即使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面临如斯庞大的自然的力量，也不免要重新猜测人类活动的真实意义。在这机缘之中，就不期而然地在心头涌起一种形而上的思想，有时也带宗教意识。这就是我常倡说的“放宽历史的视界”之尽头，既体会地理因素给人类历史之影响，也要问：是否其后面仍有一个（总揽一切的大方案）Scenario。
挪威、瑞典与丹麦今日同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可是一百年前它们仍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自19世纪中期，这三个国家都曾向美洲移民。丹麦的数量较少，瑞典的移民则达一百五十万，是其19世纪人口之四分之一。挪威在1905年独立时人口只二百万左右。可是1910年美国的人口调查显示挪威的移民已四十万，挪威移民之子女则六十万。我有一位美国朋友祖籍挪威，他曾说明当日祖父母离开家乡的原因：“那边除了森林之外别无他物。”
这三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大概因地理上的位置大致相同，种族和语言上的因素也非常接近，容易被视为一体。除了极少的例外，这三个国家的男女金发碧眼，皮肤白晳，据说系因长期居住于森林之中，浓雾之下不被阳光逼射之故。今日这三国也同为君主立宪，王室互通婚姻，政治上也都长期带社会主义色彩。在宗教上她们同以路德教为主体，一般教育程度高，也都以造船业和拥有商业舰队著称。
可是出乎一般概念之外，丹麦的面积不及瑞典的十分之一。挪威是一个狭长的国家，其南北长逾一千英里，东西最宽亦不过三百英里，而最窄处竟至四英里（我们很难想象如此一个疆域对国民心理之影响）。瑞典北部有半年之内在冰点以下，连波罗的海也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攻占挪威的理由之一是瑞典输德的矿砂须由挪威港运入；如果当地被英军占领，则重要之战略资源将被截断。此外丹麦地势平坦，农业土地占百分之七十。瑞典所有不过百分之九，挪威只有百分之三。
在中国人眼里，斯堪的那维亚的历史至短。当地人首先吸引外界注意的为“维京时代”（Viking Age），时在9世纪及11世纪。维京人亦即斯堪的那维亚之土著，擅于制造龙舟式的高头船，上置方帆，每船有划桨手三十人，能通行于内河及外海，再配上每船战士六十人即用以剽劫于西欧各国，凡英、法、爱尔兰、西班牙皆有其踪迹，不仅杀人越货，且一度统治英国。侵犯最高潮时曾以如是之高头船数百艘纠结成队而来。直到维京人全受基督教感化，其剽劫才终止。经过这场活动之后，斯堪的那维亚的三个国家才在历史上露面。
上述时期在中国为晚唐和北宋，看来维京不无创造精神。我们所看到的高头船遗迹，全长约四十英尺，所有龙骨，由一块整体之橡木构成。结构坚实而带美感。船首又有精细之雕刻装饰。全部设计也表现制造者了解在大风浪中保持重心的办法，再看当时人所造教堂，全部木构，即屋瓦也是锯削均等约半英尺为方的木块，上凹下凸地重叠，边缘又凿为燕尾形，工作全不苟且。屋顶上既有十字架，以下也有野兽树林的装饰，表现其为非基督之所谓“原始邪教”（Pagan）的习惯之痕迹。有如斯之组织及创造能力，维京人却未曾留下其部落组织情形、首领名目、侵略原因、攻战部署等有关记录。我们所知道的维京时代如非被侵犯者之传闻，即系考古学家勘察发掘之凭证，因之也不能详尽。
瑞典、挪威与丹麦曾在14世纪末成为一个联合王国（相当于中国明洪武年间），称为卡尔玛联盟（Kalmar Union），以丹麦王位为主体，可是下层常有龃龉与冲突。1523年联盟解散（事属明嘉靖初年），丹麦与挪威成一系统，瑞典与芬兰又成一系统。历史上瑞典与丹麦不时以兵戎相见。可是斯堪的那维亚的三个国家一般总是向外拓土，其本土不曾被人侵占。有之则始自希特勒。
17世纪初期（明末清初）是瑞典兵威最振的时期。国王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Gustavus Adolphus）是三十年战争中保卫新教的英雄。他虽战死，战后和议时瑞典却获得了广大的疆土，已经过芬兰拓土而拥有今日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二小国（内一部分原有），即今日之列宁格勒，和波兰及德国沿海一部地域也一并接收过来。加以世纪之后半又收回丹麦所占今日瑞典之南端，波罗的海遂成为此邦内湖，奄为当日之超级强国。这称霸于北欧的情形至18世纪初年（康熙末年）才结束。
拿破仑战争期间（事属清嘉庆）又成为斯堪的那维亚军事史与外交史之转捩点。战事快终结时，瑞典决定与外围之英、俄联手，丹麦则仍亲法。瑞典也在这关头决定放弃芬兰，任俄国夺取之，本身则攫得丹麦所属之挪威为补偿。迄今为止瑞典可算一个好武的国家，可是自是以后即未再参加任何战争，至今日已近二百年。1905年挪威宣布独立，迎立丹麦王子为王，瑞典初欲出兵阻挠，最后也仍听任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挪、丹宣布中立。二次大战爆发也仍望中立，已不可得。丹麦与德国原有不侵犯条约，1940年希特勒全面出兵于西欧之前夕，数小时即占领丹麦，国王被软禁。同日挪威也被侵，但其抵抗长达两个月，使国王哈康第五（Haakon V）得以及时逃出，在伦敦组织流亡政府。希特勒也在挪成立启士林（Quisling）之傀儡政府。瑞典可算保持中立，只是在强邻压境的条件下亦至为不易，也不得不供给德国矿砂，也让德国在境内运兵。
这三个国家如何由贫至富？这是今日读者和观光者亟待知道的问题。有人解释实由三国民主精神之所赐。这样的立场，理想主义的成分多，事实上的正确性少。修改宪法让全民参政、妇女投票可以使财富的分配和经济组织更为合理，却不能凭空产生财富。固然斯堪的那维亚有长期代议政治之历史，可是最近的民主体制则是社会进化经济发达后之产物。总之这三个国家自然所赋予的丰富、地广人稀，再加以对外移民之后，重新组织起来阻碍甚少。她们内部也有实质上之长处。例如人民勤俭诚实，由路德教堂主持的传统教育精神一致，19世纪中期已产生了新的学校制度，而尤以所谓“人民中学”（folk high school）于世纪之交在组织工会时产生了力量。这些条件不计，而实际上我们所谓经济上之突破，仍待有客观条件。
丹麦农业基础较深、人口密度也较大，封建残余的因素迄至19世纪中期仍显著。她在1864年被普奥战败，丧失了在德国的领土（是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奏）。当时割让的国土为王国五分之二，人口三分之一，未尝不创巨痛深，却也因祸得福。过去丹麦农产品以汉堡（Hamburg）为吞吐港，与大陆打成一片，从此才竭力经营哥本哈根。时值美国及俄国小麦倾销欧洲市场，丹麦人士即劝说农民大规模地将主食生产全面改为副食品生产，自此猪牛肉乳酪鸡蛋成为输出大宗，大麦及麦片则一般作饲养之用，甜菜制糖也普遍地展开。以上用合作社的方式主持，也充分利用国内水道的便利。时值西欧各国工业化，一般生活程度提高，丹麦就此做到分工合作的地步。剩余的人口除一部分向北美移民外，也参加城市内新工业的生产制造。农村劳力的来源既减少，地主不得不向农民让步。及至世纪末年全国经济已开始变型。
挪威在本世纪初期，充分得到水电展开之裨益。其他国家尚以煤为能源，此邦则因自然之赐无处不可以用水电改变生产方式，举凡木材与纸浆之广泛开采，农业生产技术之增进均受裨益。1905年之独立本因船业巨子作台柱而展开（其近因为挪威议会通过法案，本国船只不用联合王国之标帜，法案经瑞典国王否决），自是政府更向经济方面着眼。不十年而欧战爆发，船脚运费增至平日之八倍及九倍，挪威之水产及铜矿也被英德抢买。战时挪威人民不是没有经过各种苦痛，如物品价格昂贵，船舶又颇有牺牲——尤以德国使用无限制潜艇政策后为甚，船员死事者达二万人。另一方面商船之收入一项，已使该国由对外负债之地位成为债权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受损失，破坏的程度不深。一经复原即容易超过以前的进度。
以上各种有利因素瑞典也直接或间接地沾光。然则瑞典之铁矿自17世纪即已闻名内外，炼钢制船及机器工业本来一直有所改进，而两次世界大战，其他各国之破坏及战后复员更使其工矿得到突飞猛进的机会。与其他两国相比，瑞典城市人口之增加又更显著。（可是近数十年三国也由外输入大量石油，1973年油价陡涨已受影响。近日因中东危机，油价又提高，也难置身事外。）
这三个国家之社会主义政策，看来也属情理之当然。本来产业革命后起的国家，其服务性质之事业更要由政府主持。要避免先进国家的覆辙，各种福利政策又不可少，即在俾斯麦时已有成例在先。瑞典挪威与丹麦公共事业国营，很多水电交通事业由市政府独占的原则，即在社会党登场之前已为保守派及自由派人土承认。以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原来也遵循马克思的传统，可是已早放弃阶级斗争的方针，也靠与其他党派合作，才能取得多数。
旅游的事业也占这三个国家收入中的重要部分。无意中，三个国家在招待游客间表示了不同的性格。挪威好户外生活，强调征服自然的勇气。滑雪山坡上国王的铜像显示他牵着狗散步，气度爽落。现在的国王奥拉夫第五（Olaf V）现年八十七，是三个国家中较有实权的王者，他年轻时曾参加滑雪竞赛。奥斯陆的博物馆除了陈列维京的高头船外，也陈列了探险北极的船只和第二次大战期间两个挪威人冒险渡海参加在英武装部队的舢板，全长不过十余尺，毫无特别装备，又有冒险家拟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之草筏，即是威格兰公园（Vigeland Park）的雕像六百余尊，全部裸体也以户外作主题。丹麦显示着她的封建传统。王宫前的卫队换班仍吸引游客的兴趣，有如伦敦之白金汉宫，希勒洛（Hillerod）的碉堡内至今还有丹麦王室为主体的武士团成员之名位，即当今暹罗国王及现任日本天皇明仁亦赫然在内。（实际上不过由国王授予各人勋章。）而现今之丹麦女王玛格丽特第二（Margarethe Ⅱ）则系一个毫不矜夸的人物，衣饰有如家庭主妇。瑞典注重长久之过去，王宫陈列着传国珍宝。相去不远之寺院埋藏着多数该国君主，包括前述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值得一提的是前任瑞典国王，当今国王之祖父戈斯塔勿司第六，为有名的学者，曾参加中国的考古工作，至今斯德哥尔摩仍有东方博物馆，传统上瑞典学界对汉学颇感兴趣。
我们看到这几个国家田园修饰，所至之各处餐厅整洁无瑕，人民也守法有礼，无一夫一妇衣服褴褛，也未见任何儿童无人管教流落街头，无法不感觉敬羡。可是参照书本，也知道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有不同的遭遇，其他国家无从全部仿效，况且一百年前三国之君臣也断想不到今日之景况。在技术方面产业落后的国家只能参照中外情势，由旧式农业管理的方式，进至商业的条理管制。至于进展到何程度则无法勉强苛求。物质条件是组织的资料，却不是立国之宗旨。它可以从旁使人民的生活更为充裕而有意义，却不能单独地代表这种意义，尤其不能代替全体的人民。挪威1905年的独立运动之另一动机即系其领袖看到对外移民过多，希望增强民族国家的自尊心。
那么，什么是人生的真意义？这问题便是我们在奥斯陆峡湾的岛屿上所产生的感想了。今日很少人提及的希特勒曾试作歌剧，叙述日耳曼民族尚是初民“邪教”时受基督教徒传教的情节。可是作传者没有详述剧本内容。我们知道的则是他认为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当然包括瑞、丹、挪人民在内）最有创造精神也最有出息，应较其他人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这观念一经他提倡，就索性贯彻到底，甚至在他眼里贪婪丑陋的人种亦不妨将之斩尽杀绝。这样，他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也有人认为生活没有真切的意义，即使有，我们也无法知悉。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即强调人类的知识不外从感觉（sensation）所获得，所以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有人提及全能的上帝创造完满的宇宙。休谟即反问，我们如何保证这不是一个“婴孩上帝”，初出茅庐地制造宇宙，结果是一团污糟，既不合理亦多费材料，以致他自己不堪回首，只好任之弃之？我们看到冰河遗下的痕迹，想到古生代的巨象，也甚可作这样的怀疑。
地理上的因素是推动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在多少场合中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很多历史家相信斯堪的那维亚的森林繁殖过甚，才引起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在其过程中也促进现代民族国家之成长，甚至影响到资本主义之展开。例如威尼斯人即为逃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族人（Goths）的侵犯，避难斯岛，发现无土可耕，无纤维可织，才锐意经商，既兼鱼盐之利，也以商法为民法，造成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也指出：威尼斯存积的资本，透过荷兰，而输入于英而美，促成该国家之成长。东亚大陆的情形则因戈壁瀚海，寸草不生，其周边也不能供应多量人口，一遇干旱，匈奴突厥就大举南侵，近千年来更有契丹女真，除了保持游牧民族的大量骑兵之外又控制一部分农业人口，更为患中原。针对这样的威胁，才有中国传统体制之绵延不断。中国的官僚政治初期早熟，在技术成长之前即强行中央集权，以至官僚集团之逻辑驾凌于实情和数目字之上，其阻碍现代化之情形，我已在各处指出。只是在欧美科技展开之前，也曾在体制上和文物上展现过光辉，总之也是出于生存之需要，当中联系着一个时间因素。
今日，则两种体制经过长期的琢磨，已有汇合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强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也无法提倡劫富济贫（因为各国财富也是她们组织上之脐带）。因之只有互相激劝，增进彼此之同情和谅解。况且再瞻望亚洲腹地和非洲各国，很多地方仍是哀鸿遍野。这些地区之不安，即非人类之福。所以今日之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方面企图保持近世纪来之局外中立，不愿参与超级强国政治，一方面又热心于国际和平运动，积极支持联合国，是出于今日“天下混同，区宇一家”之趋势下的警觉。也就是说，今后人类如仍企盼生存，则除了在技术上增进之外，群众生活之伦理标准亦不得不胜于往昔。
1991年1月9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