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出租汽车的驾驶人常常是外国人，有些尚不说英语。大概曼哈顿（纽约市所在的岛屿）的街道竖的是大道，横的是街，各以数目字定名，没有十分的高深奥妙。伦敦可不然了。其街头既不平行对称，也不辐射，而系处在二者之间。通常我们要去的地方又常在步行范围之内。可是转错了一个弯，则可以谬以千里，而且更难找回原来的地方。我和内子犯了好几次错误之后，发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则是全面撤退到Picadilly Circle。那枢纽的东北角Boots药店的后方，有一家叫Regent Palace的旅馆，内中有问事处，又和旅馆的问事处隔离，也不管问事者系旅店顾客与否，一般应答殷勤周到，通常又赠伦敦市中心地图一纸，还在问事者要去的地点画一个叉，然后解释走去的途径，使你万无一失。在今日的社会里如此周到的服务还能维持多久，甚成疑问。总而言之，我们就不可想象纽约的闹市有同样的款待了。
不少情形之下，我们必须借重于计程车。伦敦的计程车仍然保持着它的特色。不是一般的汽车充数，而系特制，车厢成方匣形，容积庞大。三四个乘客带着行李尚绰有裕如。而且车身高，乘客只要稍一弯腰，而用不着匍匐进出。计程车价也不特别昂贵。如果三四个人坐计程车，通常较地下铁（英国人称为tube）便宜合算。谈到熟练门道，这才是伦敦计程车的驾驶人之所长，原来伦敦的大街小巷，纵是纵横曲折，实际无不互相贯通。计程车总是经行不意的地方，最后才脱颖而出。有些小巷看来绌蹙不堪行车，他们也能纵横来去。
我所担心服务性质的事业不能继续，一方面根据个人经验，一方面也是猜想经济条件高度活跃的情形下之必然。伦敦市中心去希则罗（Heathrow）飞机场约十五英里。1973年我岳父母来英伦访问我们后回美，因为他有心脏毛病，我就替他包了一部计程车，预定天明扣门来接，车价只十二镑。1987年，即三年前，我们飞机在加特威（Gatwick）机场下落，本来那边也有地铁直达维多利亚火车站，只因为我们一夜未眠、疲惫不堪，我们拖着行李，看地图加特威也并不见得较希则罗相去要远得多。于是与内子商量后决定乘计程车去伦敦，岂知车费镑数川流不息地在计程表上跳出，彼伏此升，其快无比，加以那天M-23公路又在修路，到旅馆车费已一百十镑。那天我们下榻的地方乃是柏克（Buck）旅舍。这也是我自称伦敦里手而吃亏的地方。1970年间，我们来此多次，柏克可算当日眼下价廉物美的地方，住宿仍照英国“床与早餐”（Bed and Breakfast）的办法计算，成人八镑一天，小童减半。这旅馆地位适宜，靠百货公司哈罗（Harrods）及维多利亚博物馆都近在咫尺，既方便又安静。也不知我们来去不在之间，这旅社也已易手，改称波芙花园（Beaufort Garden），一等到我们把计程车打发去后，开始填住客单时，才发现旧日之客栈，一经粉刷重新装备，已成今日之时髦旅馆。“床与早餐”成为往迹，现在的价格，双人房每天一百镑。所以我们才履足于英伦两小时，已花费去了预定三星期旅费中相当数目之一部分。后来回美偶阅旅行杂志，才知道波芙花园现为伦敦优秀的小旅馆之一。老板和经常顾客同为演出界闻名人物，只是不知其最近房价几何。
有了以上的经验，这次我们小心从事，希则罗去伦敦中心偏北的旅馆区有公共汽车，称为“空运巴士”（Airbus），红色二层楼，每隔半小时一班，行李栏也宽敞，任客自行取放。单程票五镑，来回票八镑。可是我们去时可以坐四五十人的巴士只有乘客四人。回时巴士经过所有指定旅馆附近，也只接得来客五人。看来巴士公司有维持路线的义务。我们则仍希望乘客增多，公司财源茂盛。因为老是赔本生意迟早要关门，则我们可以引用的服务事业也必又少一筹也。
如此这般的情形，刚一履足于英伦，第一印象即为经济状况与物价。本来英国的通货膨胀，已相当的可怕。回顾1972年第一趟来英时，英镑还是一个很扎实的单位。如果银行支取二百镑，出纳员必道歉，要到内面验证存数，“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我也曾亲眼看到有Sir和Lady贵族衔的顾客（甚可能因学术上的成就封爵），和一般人站队去支取三五十镑。今日则很少的人还认为两百镑是大数目了，也没有再到银行里兑取零用钱。以金融卡支钱的机器装置于墙壁之内，到处都有。十年之前英镑已不如前，可是仍为一个基本单位。这次我们来英，带有以前留存的一镑纸币，至此才知道业已作废，即银行的兑换也已过时。新镑为铜币，面积小而肉厚，以便和以前所发的货币面积大而值价低的有分别，也只当作零钱使用。我们以美金作本位的游客，更有一项苦处。1970年间美金值高而英镑低，又一路从每镑二元四角的兑换率跌入二元大关，一度与美金的价值接近，而物价还没有赶上，所以我们占便宜。内子也说：“We save a dime here，a nickel there．”（我们此处省下一毛，那里挣着五分。）今日则他们以英镑作单位的物价和美国以美金为单位的物价在数目字上已有扯平的趋势，而英镑在最近又回涨接近美金二元。这也就是说以前物价廉，我们钱多，他们钱少。今日这三个条件全与以前相反，好像逼着我们将以前所占便宜退还回去。通货膨胀的情形也可以在报纸上“求才”的广告看出，内中所提及的薪水数，以前英国常只有美国同样工作者六成左右，今日至少业已扯平。
通货膨胀使个人感到踟蹰，可是在全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可少。因为这是重新分配财富最简捷的办法（所述与恶性通货膨胀，即政府无法筹谋支出，全赖印钞塞责，以致整个经济崩溃的不同）。通货多物价必涨。然则物价高工资也高。短时间内后者可能赶不上前者，而以某种社会阶层中尤甚。可是长时间内则一般生活程度为之提高。现代经济之发展有赖于生产者也为消费者，于是市场扩大，大规模之生产与分配才能引用科技，将成本降低，使昨日之奢侈品成为今日之必需品，在过程中不得不多发筹码。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Robinson）不久之前去世。她在著书立说时不否定马克思所谓资本家对工人之“剥削”（exploitation）。但是她指出在经济已展开的社会，虽剥削而不以为苦。悲惨世界全在未开发国家之内。当中生活程度之不同超过阶级斗争之意识形态也。
我一生引为自豪的经历，乃是旅行中外从接近最高层的旅社和舟船舱房以及最低级之舱房全部尝试过。今日受人服侍，可是年轻时也曾服侍于人。现在看来，对经济之发展，不能以个人人身经验论断。比如说：二十五年前喷射机之航空旅行仍是中等以上阶级之特权，今日则日益普遍。羡富嫌贫乃人之常情。有时看到待开发国家群众携老扶幼提箱带箧而来，声音嘈杂了无秩序，不免厌恶。即此忘记了今日受有别人的印象，亦即是前日自己给别人高层阶级的印象。总而言之，刻下世界经济之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潮流，超越国界，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刺激其社会阶层之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也引起全球人口作大规模的移动。保守界之人士虽欲抑止，已不可得。
今日英伦与二十年前之英伦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则是以前英属殖民地人民，成数的移民过来。他们与她们也参入了劳工队伍。有一天我们去超级食品商场（supermarket）看到收账员十余人，尽属有色人种，也代表着亚洲、非洲不同的国家。在剑桥则发现昔日贩普及食品之“油榨鱼块及番薯”（fish and chips）之小店，已归华人接收，改着以中式饭菜外销为业。看样子如是的情形不止一家。只是尚没有如美国之所在华人餐馆遍称湖南风味及四川风味之普遍。我们以前所租平房在“桑树别境”（Mulberry Close）。当时尚属新建，房主自住者有之，短期租赁与人者有之。大概都属于大学教职员及自由职业者，今日之住客则多属工人阶级，内中也有亚洲人，可是门首所停汽车则反较昔日为多，而附近昔日之一所平房的出处，今日已改建为摩登大厦，似乎比柏克旅社之成为波芙花园又胜一筹。
我们一提到英国就牵连不断地触及“阶级”这一观念，此乃历史使然。大家都知道克伦威尔是英国提倡民权的健将。可是他也说过：“这里必须有一个贵族（nobleman），一个地方绅士（gentleman），一个小地主（yeoman），和一个庄稼人（husbandman）。这是理之当然。”而且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大英帝国之称霸于世界，也靠社会上阶级森严纪律整肃为骨干。我们曾看到一营英军能由一个军士长（sergeant major）口令之下指挥操作，了无差错，叹为观止。其后面侧面社会组织及社会纪律使然也。即在十八年前我们初履足英伦时，旧日风尚仍不断表现于眼前。任服务性质工作者绝对循规有礼。接受服务者也必抑制盛气凌人之气概。虽不满意，亦只稍示颜色，而不能见诸言表。（不然何以被称为gentleman？）今日如此之礼尚已有显然之衰退。
举一个例，剑桥各学院之门房称porter，掌管进出，有管家（butler）之身份。一般衣服精致整齐，较大学教授及各学者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严格地督视内外，对后者却又站在从属地位。这一次我看到如此之门房，与一位访问学者口角。听口音，后者也是英国人。所争执的来由为学者所预定购买之《伦敦泰晤士报》因门房及值班交代贻误而未在报贩来时留下。这位学者不断地指责。门房即说：“我已经说sorry（对不起），但是我们不是职业的新闻纸发送者。”说时声色俱厉，毫无sorry态度。对方也更加追究，在指责之后又质问：“难道你们有错而不能改？”
此系小事，在其他各处恐怕是司空见惯。但是发生于有秩序及条理之英国，又出现于剑桥，就值得思量了。
社会上的变迁也影响到环境。伦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乃是很多幽静的住宅区。这样的住宅区分布于各处，各以其mews为基点发展。Mews译为马厩，可能过去为马厩，或预为指定作马厩之空地，所以地区宽旷。通常住宅不逾三层楼，环绕这空地建造，当中栽植树木，所以景色优美，气氛芳馥。加以各种店铺甚至邮政局都近在咫尺，有大城市各种方便而无其弊，多数美国电影明星退休后在此置宅，前述计程车穿梭而过的也多经由如是之住宅区。可是也因经济发达之故，近日人烟鼎盛，开临街餐馆的也愈多，质量上也有大不如前的观感。
是否各色情形都是今不如昔，都在每下愈况？这是一个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不容片面的答复。首先我们即须认清：今日旅游者所见到的伦敦虽说内中有不少的古迹，但是其中各种建筑，而尤以各种纪念碑像大部系前世纪及本世纪初年新添。有如跨伏尔加方场（Trafalgar square）之高柱系纪念纳尔逊，彼乃摧毁拿破仑海军之英雄。场中二人铜像纪念第一次大战时日德兰（Jutland）战役之海军将领Jellcoe，Beatty；又二人铜像纪念征服印度之陆军将领Napier，Havelock。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之寺院虽创于13世纪，其旁哥特式之英国议会则建于19世纪中期，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其钟塔称为“大本”（Big Ben）者则造于1858年。大英博物馆建于1847年，伦敦塔桥建于1894年。这大都会里的重要界标既如是，很多住宅区的设计兴建也大概同时。可是19世纪是大英帝国扬威世界之日，在对外关系近乎完全采取主动，当日米字国旗之下国富也空前膨胀，这种情形，可一而不可再。迄今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如是之行动自由。
即是前述社会组织与社会纪律也包含着一个时间因素，其侧面后面也带着若干不公平的成分。19世纪的英国法令森严，尚有妇女儿童偶犯偷窃小事被处吊刑的情节，至今读之不觉毛骨悚然。即迟至1973年我们寄寓于剑桥之日，当地有人被告引用业已用过的巴士车票，所规避的车费不过两毛左右，被判徒刑一年，以至舆论亦指责处罚过重。（欧洲很多国家内公共交通工具让乘客自动买票，自动在机器上截洞作废，查票员只不时抽查，惟近时如伦敦地铁已用电子机在出站收票时审查。）至于社会阶层则学校制度分为两途，儿童在十二岁即区分为白领（white collar）及蓝领（blue collar）。所以其秩序与条理并非平白产生，这些因素也都前后连贯。我们也可以想象大英帝国驰誉海外之日，其军民不是没有付出相当代价。
我们通常忽略一段事实：英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经过一段剧烈的调整。因为既大规模地放弃海外属地，大部海外投资亦已化为流水，战时经济又待复员，曾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间几度徘徊，但始终未酿成政变，尤无武装冲突情事，也可见得其法治基础之巩固。英国经济也曾一度甚为瞠乎很多欧美国家之后，近二十年来开发北海油田，加入欧洲市场，才产生今日繁荣现象。可是刻下又感受日本之经济压力。这次在英伦所见，日制汽车仍极稀少，只是丰田及SONY之广告触目可见。最大之电子制造者ICL则即将被富士通财团收购，刻下大英博物馆之陈列亦由富士通津贴。所以瞻望情势，只能将大量之消费转为投资。保守党所主持之新税，实为人头税（poll tax）。骤看起来，即是劫贫济富，也受各界指责。我们在剑桥即看到人行道上粉笔大书DON'T PAY TOLL TAX字样。技术上新税也确与以上通货膨胀之作用相反，亦即要束紧腰带必须将全民一体投入。
综合各种情形看来，今日英伦仍在一个长时间大规模的调整过程中。威士敏斯特要从一个独霸全球之大帝国的首都变为一个真实而带国际性的商业场所、文化重心、旅游要地，不可能追恋往日，即接受社会之流动性及世界人口之移动亦无从永恒不变。是否今不如昔？这就很难说了。从人身经验论，我们自己即难摆脱人类惰性，总之即羡慕下野之电影明星的生活易，权衡下层民众之向背与同情于提箱带箧之国际难民难。在这情形下，我想最好旅游者也去参观英国山地区之夏特乌兹（Chatsworth）及西南之朗里特（Longleat）两处大厦。则可能对“今不如昔”之一观念增加一层纵深。两处同为英国个人农业财富发展最高潮时之里程碑，现今已不能由私人家庭维持，只好捐作公众博物馆。我们也可以在瞻慕这财富结晶的瞬间，想见当时人对工业革命遍地造成贫民窟（slum）以及因煤烟污染浓雾“刀也切不开”之伦敦也必有今不如昔的观感。这也就是说：我们如要悲观，可不胜其悲观。17世纪末季英国人口由初年之四百万增殖至六百万，时人即作已超过饱和点的结论。反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约翰蛮牛”（John Bull）之英国精神以及他们过去对世界文学和商业技术的贡献，又相信移民之下一代必有聪明俊秀的男女对给予款待的国家作更实质的贡献，则17世纪大火烧不尽的伦敦和第二次大战时德国轰炸机和飞弹毁灭不了的伦敦，仍可能在下一世纪创造更新的形貌。人类的历史有时也像伦敦的街道，必在其纵横曲折之中摸索一阵，才能突然发现柳暗花明之处。倘非如此，则我这篇文字实无付梓之必要。
1991年6月7、8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