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四月半是美国报所得税截止的日期。去年我去看公众会计师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账内列有欧洲旅行的开支，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中国历史要涉及威尼斯？”
预计到联邦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也会提出同一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自己曾在英文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解释两者中的关系带去作见证。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复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情形之下，还是亲身切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世界上常有出人意外的情事。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国都在伦敦。可是实际上今人所游历的伦敦，包括海德公园（Hyde Park）、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英国议会等等地方都在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而不在历史上的伦敦。今日之旅游者可以遍游不列颠岛经过英格兰、苏格兰而未曾涉足于伦敦。可是英国历史上的银行街却又在伦敦城内。这些事情不一定会包括在书本知识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也用不着咬文嚼字的必须追究得一个水落石出，可是写入历史论文里面去，其中的细目却可能在某种关系之下发生很大的差异，偶一不慎，可能铸成天大的笑话。
法国的鲍德尔教授（Fernand Braudel）是我至为敬仰的一位历史家。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确。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的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1644至1680年间（时为顺治康熙年间）被蒙古人所征服，虽说这是着笔时查考书籍之一时疏忽，究竟也是闭户造车，没有实地经验之故，只因为鲍教授在国际学术上之声望，虽犯了这样的错误还能依旧的立足，旁的人恐怕就难如此的侥幸了。
威尼斯在海岛之上，去大陆有两个半英里。这海沼之中过去一般水浅可以徒涉，其中却又有一些深水道曾在历史上防御战时发生过作用。今日则水涨地低，全城有淹没的危险，国际间营救古迹的组织，正设法以泥浆注入建筑物基地之中，使其抬高。过去我也曾听说这城市的咸水不便于制造，可是又有些书上说到16世纪中期年产羊毛呢绒一万六千匹，使人怀疑。到过该地之后才知道中世纪的手工业都在大陆之上海沼边缘的村落中发展。这些地方也属威尼斯，还有不少的犹太人聚居在这地方，威尼斯人却不许他们过海到岛上去。所说咸水不便于制造乃是专指丽都（Rialto）及圣马克（San Marco）诸岛而言。
至于我和内子的喜欢旅行则已成癖性。最近十年之内我们常常弄得无余粮，所有的积蓄不够短期间的开销，可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又是向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打听消息，找价廉物美的票位。在我说来这种“滚石头不聚青苔”（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的作风不仅与我的写作有关，而且已经积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经历。
现在让我先说五十多年前的一段人身经验：
1937年对日抗战开始，各地动员。在我家乡长沙的火车站，也常有一列列的兵车运部队到前线。有一天我在车站看到这样一段列车开动，那时候我还只十九岁。一时情绪激动，不自觉的脱帽，向上前线的官兵大扬其手，预料开赴前线准备和敌人拼命的将士发觉后方群众如此热烈欢送，势必挥手回礼，岂知大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兴奋的“群众”，只有我一人。不仅踞着站着兵车上的官兵对我漠然视之，即前后左右月台上的人也觉得我举动失常，好像是神经病发作。那时候我羞愤交并，如此这般才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的现代社会当中有一段莫大的鸿沟。从背景上的不同影响到心理，也表现到语言和行动。
几个月后，我在《抗战日报》工作。有一天日本重轰炸机十八架来临，在湖南大学附近投了很多炸弹，据说当日我方军事最高领袖在湖大图书馆召开会议，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去现场报道时眼见炸弹全未投中建筑物，只在四周炸开了不少的深坑，身在其处遭殃的平民，头颅身躯四肢莫辨，只是一团血肉模糊，也有家人子女抢天叫地地号啕痛哭，可是旁边的人毫无关心。还有若干男女正在抢炸下的树枝，这方叫“我的”，那方拖着不放也叫“我的”。树枝可作柴烧，多谢日本飞行员，对没有受害的人讲，这也算是一种分外礼物。此时距日军在南京“屠城”不久，而且七泽三湘还是素称爱国心长，一向士气激昂的地方。当夜我写了一篇文章，不知用了多少口诛笔伐的字眼责骂抢树枝的人冷血，倒忘记了对我后方不设防城市滥行轰炸的日本空军，那篇文字当然不能刊载。
当日主持《抗战日报》编辑廖沫沙后为中共高干，也在文革期间受过一段折磨，我称之为沫沙兄，仅仅知道他思想左倾。在他看来，我写那篇文章却是表现我的思想不成熟。也还是不假思索先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随意批评指摘的表现。今日想来，我当日对阶级观念之不够认识，事诚有之，可是并不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而是知识分子与未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距离。在中国社会里讲，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即传统士大夫阶级的延长。
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即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之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因为民主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能如传统社会之天下兴亡，全由士大夫阶级包办。俄国的intelligentsia在19世纪即有此种警觉。所谓“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者，即由知识分子发起。他们男女都有，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自动下放到乡下当小学教员或是客栈杂货店的经理。可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到底不能成器。乡民无知，不识好歹，反对这群热心人怀疑，或者驱之出境或向沙皇的特务人员密报，此运动也夭折。
以上所说我自己两段人身经历已是五十年前事。当时我也不知道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俄国的populists。也仍不顾左翼右倾，只是凭着个人英雄主义盲人瞎马的乱闯。1941年我在成都军校毕业后，于国军十四师当少尉排长，足穿草鞋，一个月后已是满身虱蚤，也经常被行伍出身的同事逼着吃狗肉。至此才发觉我们士兵之中有极少数是抗战以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希望靠行伍出身升官，和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利害冲突，也经常想方法和我作对。一般征兵所得则半属白痴，否则亦是痹癃残疾，不堪教练。我可以想象他日我们冲锋时一拥上前，只好不较分寸，死伤狼藉；退却时即作鸟兽散，各自逃命。我和他们勾心斗角后，再度忖量之余，发觉他们入厕时以竹片瓦块当手纸，又不免良久恻然，而深叹人间何世。这时候后方城市如昆明重庆除了少数“发国难财”的外也算是一片赤贫。可是和我们部队的生活一比，又已经是两个世界。至此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未经整体化”（not integrated）的社会。兵士被征入伍，主要的是没有社会地位。若为知识分子，则有各种免役避役代役的机缘。因之“壮丁”被征入伍，用绳子牵套着送来，逃亡时即不需讯问，可以就地枪决。这些事实，成万上千，也不容我们右倾保守即可以在历史上掩饰。而且也因为我们组织上有此弱点，才引起强邻入侵杀进堂奥。
两年之后，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这时候兵员已经通过一段选择，装备也由美国供给，可是这未经整体化的情形依旧存在。我也知道自己偶一出入于阵地最前方，已经获得各方赞扬。可是有不少的战士，已经两次受伤三次受伤依然派往作尖兵斥候，成日整夜与死为邻。我曾亲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网球鞋，一只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泞之中蹒跚。在森林之中的黑夜里我曾亲耳的听到他们谈天，提及“恐怕要到密支那才有大休息哦？”至此已引起无限之同情，驻印军无掩埋队，有些在公路线外人迹罕至的地方战死的士兵，只就地掩埋，情况紧急时几锹黄土也可以算数，也可以想见以缅北之倾盆大雨不几小时就骸骨暴露。也可想象他们也是人子人夫。他们在国内的家属还不知道彼此已是阴阳异途，恩断义绝，却还仍是生死莫卜，将信将疑。偶一开追悼会时，我们听到读祭文中有“呜呼，草长莺飞，故国之春已暮，剪纸招魂，他乡之鬼尤新”的辞句，深觉此情此景屡现眼前，而不能责备军中文职人员舞弄笔墨了。
这和我所说的旅行有何相干？又与此文劈头提出的威尼斯何涉？
因为五十年来的胡闯瞎闯，我获得了一段将世事纵横曲折前后左右上下观察的机会。我既非忠贞谋国之士，也并非投机分子。只因介入两者之间，才能保持着作史的主观和客观。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许倬云教授曾大书：“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刍狗。”曾在法国以“老虎总理”著称的克里蒙梭（Clemenceau）也曾说过，“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既然如此，则只有带集体性，而无从在每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人身经验之合理合法，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了。
又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历史，我已发觉到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即是改革轻易的国家，通常将其问题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引起兵连浩劫的国际战争，最后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我初作此说时，还害怕自己过于偏激，所说或有未当。经过最近十年来在各处著书讲学的经验，则更只觉得惟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
今日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羡慕日本。恰巧我在抗战胜利之后曾随军赴东北。也发觉到当地好几十万的日本军民，包括不少铁道线上的员工，已被苏联作战俘一并掳去到西伯利亚做工。对他们的家属来说也是生死莫卜，音讯杳然。有些技术人员的家属为生计所迫，以浴室作为澡堂备热水供我们洗澡。我们看到他们太太们也如此下场，觉得过意不去，慷慨的多给几文钱，已经引起她们伏地磕头致谢。后来残余的日本人撤退回国时，也不管他们是掠夺致富或是勤奋起家，每人除随身行李之外只准带约值美金二十元的现钞。1946年的春天东北各城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老幼的日本人推挽着大车，上置被袱，飘扬着白旗悄然回国。后来又有在秦皇岛和葫芦岛的同事告诉我，每次遣返日侨船未开行时，总有好几个日本人跳水自杀。他们一生经营至此尽成流水，东望祖国又是B-29轰炸后的废墟。从渤海湾面对太平洋已和项羽的不愿再见江东父老一样的无地自容，只好与波臣为伍。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难道以“时也，命也，运也”劝告读者自识指归，各安本分？说来也难能相信：如果我们纯粹以个人主义解释一切，则只能得到如此的一段结论。天地既不因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那么谁又在革命期间担保你的人身安全和各个人的因果报应？在长沙遭敌机轰炸后抢树枝的人们，早已采取这种看法。如果要知道各种情事在大时代的意义，则只将眼光放宽放大，相信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今日看来世界各国已有“天下混同区宇一家”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惯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解释。这种说法以西欧作基点也必牵扯上一段阶级斗争。如果因此从意识形态坚持下去，很难避免原核战祸。我提倡的世界史观则注重从以农业习惯作社会骨干代之而以商业精神为主宰之一大转变。威尼斯实为这个世纪牵涉全球一个大运动的出发点。因为圣马克和丽都诸岛无土可耕，无木材足以架屋、无纤维可供织纺、甚至无淡水可饮，于是全体人士才锐意经商。起先在波河沿岸兼渔盐之利，后来增进造船技术加强商业组织及商业法律，具有资本主义之初貌。
中国不仅以农立国，而且两千多年来上自专制皇权下至宗法社会暨当中的“五服”、“十恶”和科举取士的制度无不融合着以小自耕农为国家主体的大前提，此中大小新旧不论，总之就是和威尼斯之精神全部相反，三四百年前要说中国终要受威尼斯传统之影响，可能谁也不能相信。这也是我要瞻望威尼斯的一个原因。来此并非崇圣。可是看到所谓巴士即为大船，出租汽车即为小船；红绿的交通灯挂在便河之上，也是书本知识之所未有。
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想见中国要改造时的荆棘重重。我在美国教书时首即提醒学生：如果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改革加在她们头上，则上自发髻，下至鞋带，当中的服饰，脑袋中的思想，嘴中的语言，人与人的关系有关宗教婚姻教育与契约无不需要改变。我自己就是一个D. P．（亦即displaced person）。早三年前我在一个国际汉学会议提起：即因内战而使大陆两百万以上的人口迁移台湾也为中国历史亘古之所未有，因之随便批评，以先进国家平日的标准，检讨一个待开发的国家尚在挣扎的状态，必会冒上一个以静冲动的嫌疑。如果说得更过火则是以小权大，坐井观天。
个人的踯躅与蹁跹，托之命运，前已言之。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带有历史性格，又当别论。我已在各处写出，包括大陆的书刊在内，中国的改造途中，国民党及蒋介石所作贡献，为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国想要动员全国，纠结着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八年苦战，也是破天荒之壮举。当时一切无不因陋就简，所有军令军训军政军需，要不是全无着落，即是仓皇支吾应命。其中贪污不法无能的事项必有无疑。最近陈诚将军的遗稿问世，他就提及1943年在滇西滇南视察时，发现“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破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传记文学》三二○期，五一页）。为什么以陈辞修将军的高风亮节还只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最高统帅部不能解决下属的供应问题就无从认真计较了。退一步解释，即是整个组织与时代脱节，罄全国之所有和立即需支付兑现的条件当中有几百年的距离。要不是行苦肉计及空城计坚持到底，听候同盟国解我倒悬，则只有任日本军阀宰割。
在同样大前提之下，我对于中共及毛泽东行土地革命翻转乡村中的低层机构，也是同样尊重其在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即对我在军校中因内战而殒命的同学之遗孤，惶恐不能应命，也只好说今昔历史眼光不同，只要他们父兄保国卫民的宗旨为对方中共承认，已是英灵不朽。
有了以上两个条件，那么今日之中国只能继续经济之开发。惟其如此才能在重订私人财产权利时，固定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也惟其如此，才能扫清文盲，普及教育，使知识不永久的被若干分子所独占。如此之民生，才有真实的意义。下一代聪明睿智之士，或为农为工为商，或做律师及政治家，或做艺术家写小说著历史，也用不着把天下兴亡的责任全由一己担当。
也有人说，经济改革前途必有风险，万一不慎，或是通货膨胀不可抑止，或是大批人口失业，必致社会动乱。可是我说虽然计划改革时不能明知故犯自招贻戚；可是冒必要之险，仍是无可规避。所有现代经济本身即带着一种冒险性格，在今日也是众望之所归。如果踌躇不前，则是冒更大之险。
也有人说，今日地球已经海陆空一片污染，森林砍光、臭氧层开天窗、地温升高，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势必增加以上破坏的程度。可是我说虽如此也不能让中国停滞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局面里。而且纵如此仍不能将全球的问题全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中国担当。这些大问题之获得解决，先必有极大之压力，然后由先进国家作领导分工合作寻觅途径才能在经济上有效，有如能源用尽，势必寻觅新能源。于今原油价格低廉，则虽有心人无法做蚀本生意的去收集太阳光内的功能。而且世界上贫富悬殊，各国所受经济压力相差过远，亦非富有国家之福。
假使世界上的事情能全球化，我们是不容悲观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技知识，尚可能不及宇宙间奥妙千万分之一。宇宙间事物之大，大而不知其极，其小处也小而不知其极。这当中必有很多尚待发现的神秘足供人类在技术上引用足以解决实切的问题。
这样一来已越说越远了。让我再问一次。为什么威尼斯？提及威尼斯则是表现我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从道德观念检讨历史。我希望以后写作，集中于前者，而逐渐离开后者，如是才轻松有趣。可是一牵扯上中国历史，又不能将道德这一观念完全放弃，也只好主张在将历史的观点放长放远时，也将道德观念放宽放大。又让我再说一次：我对前途仍是乐观的。1987年我和内子去法国里昂（Lyon）。此地在大革命时为反革命中心之一。山岳党人（Montagnards）削平叛乱之日主张将全城焚毁，使地图上不复有里昂的名字。被拘捕的反对派则摆在预掘之壕沟间，二百人一批，予之以炮轰，再不死则枪杀刀刺，也真是人间地狱。可是今日之里昂则为法国工商业重镇表现着一片升平气象，罗昂（Rhone）及萨恩（Saone）二河在此交流，水色深碧。大革命时因为天主教的僧侣不肯宣誓，则由革命政府索性废除天主教，不承认耶稣基督。今日里昂最高点富微亚（Fourviére）山顶上的教堂仍供着圣像。我和内子推门入内时劈头就看到信男信女供奉的明烛，金焰闪烁，也无虑数十百支。我们虽不属任何宗派，看来总有一种心情温暖的感觉，而更体会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并非托于空言。
1990年6月29、30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990年8月23日《时报周刊》二七八号
1990年《知识分子》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