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凡多年就倾慕绿眼睛的女人。他以为和一个绿眼睛的女人接近，就可以产生好多罗曼蒂克的情绪。后来总算运气好，他居然和一个绿眼睛的女人结婚！可是不久他的太太就买了一副隐形眼镜。戴上隐形眼镜之后，她的眼珠已是蓝色，而非绿色。并且她不赞成他以罗曼蒂克的眼光观察事物。
他前几年去波士顿看到一家商店发售中国出产的竹箩筐，所用的竹片倒也细致，手摸着也不会被竹纤维戳伤。他就花了十五块美金买了一个，大约不到两英尺的圆径。初时他也没有打算作何用途，只因为这是道地中国土产。恰巧他又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朋友帮他借了几十部书，他即随手将所借书装在竹筐之内带回家中，不料这竹筐竟发生了特别的用途！他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16世纪后期的专书，既涉及宗教法律，也牵连到各种仪节和社会形貌。只是所有的资料分散在各处，有时候写一段也要翻阅到五六种书籍的记载，要是把书都放在桌上则彼此重叠，而且古装书与洋装书纷至沓来，总之就是要找某一专书时一般无线索之可循，也容易在匆促之间把已经寻索过的一堆书堆放在尚未寻索的几本书上。因之翻来覆去更无条理。有了竹篮筐诸书高低左右不等的摆在里面，又置放于椅旁，从上向下俯视下去一览无余，也可以采所要的书只眼看出，信手拈来，如是省事不少。并且可以保持着桌几的简明净洁，所以尉凡这一本书的成功，得力于祖国土产竹筐之力不少。
可是书稿寄付出版社之后不久，他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走进他的房间，就说：“爹爹，你这只竹箩筐空着没有用，倒不如给我借去盛脏衣服。”尉凡还想辩说，已经来不及，竹筐已给儿子扛走了，本来儿子念高中的时候就玩足球，又演话剧，有时还要借妈妈的汽车去会女朋友，脏衣物在房内乱丢乱甩已经受过爹爹的指摘。这时候要借爹爹的空器皿作一番整顿，尉凡也没有充裕的理由阻止。只是他也一直没有机会再补充那有用的竹箩筐，因之近日他的参考书也仍一团一堆地囤集在桌上，有时他也仍在做研究工作的当头，将已经搜索过一堆书搁置在几本未经寻索的书上，因之要寻觅之线索，仍是百觅而不得。
好容易儿子高中念完，大学也念完，也找到了工作迁出户外，尉凡正在打算将失去掌握的竹筐收回自用，可是也是动作迟缓。一天早上他的蓝眼睛太太也是原来的绿眼睛太太对他说：“我在清哲夫的房间，他的衣橱里有一个中国式的竹箩筐。你说巧不巧。我们起居室里那盆树正缺乏如是这般的一个器皿盛装着。摆在地毯上也和背景调和。你去看一看！”
尉凡用不着去看，他已经知道收回主权的事无望了。
按其实尉凡一生失去自己掌握的事情很多。即使和绿眼睛结婚也非本人原意。只因着抗战军兴，他被逼着废学从军。当日的想法抗战只要四年就可以结束，并且只要中国人肯拼命，日本人被军阀逼着参战，没有不败的道理。还有一个英国人叫做H. G. Wells就写了一本书，预言日本人一到湘鄂区的山地之间，中国立即会转败为胜。所以那时候不少的中国人只承望日军早到湖北，连尉凡也在内。直到他从军又从军官学校毕业下部队之后，才知道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让咱们悄悄地说吧，要不是美军救驾，几乎作了瓦上霜）。自此也一波生一浪，尉凡也随着抗战胜利而保送出国深造，又随着因内战而军队被打垮再悄然在外国做小工，即以后娶番妇，年近半百才有了一个宝贝孩子，全出自原有计划之外，更与预定的进度不符。
因此他也采取了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究其实也是自圆其说的解释。几年之前他问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这件事原本由你自己选择，你预先决定了出生在美国，时在20世纪，并且为女性？”
这女孩子倒也伶俐，她一下子就领悟了尉凡的意思。“凡教授，”她就嫣然一笑地说，“我连出生与不出生之间都无权决定。也不知道如何之间我就出生了！”
可是尉凡既是自己志愿入美籍也曾宣过誓，就不能指教学生各行所是。他就解释“自由”和“个人主义”并非两位一体，美国所提倡的自由，着重宗教上的意义，所谓“我的良心只有神知”已在开国之前就由与正规英格兰教堂作对的传教士广播于新大陆，即是开国时，也强调自由，也带着现实的经济意义，却仍是对英国的高压政策而言。譬如说那时候英国人只许美洲殖民地的人制生铁，却不许设钢厂炼钢，所有钢产必由英国输出。即是比较精致的制成品也不能由北美洲上的一个殖民地，也即是今日美国之一州，输出于另一州发卖。他和美国学生说着的时候，很多学生以前都没有听说到这一套。按其实当日曾有一位经济学理论家名Adam Smith的就曾写下一本书题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多年在中国已有译本称为《原富》，对这些事情有了详细的记载。并且这书也在1776年出版，正是美国宣布独立的一年。要是西方人连这些都没有弄清楚，一到中国即将美洲对大西洋彼岸行动的方针，错移在一个整块土地人烟稠密的国度里鼓吹，把自由说成了一个不顾历史背景，全无组织结构的品质，就不免张冠李戴了。大凡很多美国人在亚洲国家里的错误，不外先由于将时间与地点混淆之所致。
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自此之后尉凡也将他自己对16世纪明朝作综合叙述的书发送到中国大陆上出版。这一来倒非同小可，他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朋友，就写信告诉他，这本书倒也确被很多读者欣赏。可是这些欣赏的人不说叙事的绵密客观，却先用意识形态说出：“这方是真的马列主义。”原来当地的习惯，凡是他们以为真实的情事，概以“马列主义”称之。果是如此尉凡应当引以为慰。只是他也害怕，他怕美国联邦侦探局真以为他在宣扬马列主义，而且连中国的共产党人都以为他尉凡笔下作物确是马列主义。
然而将本人憎爱的事物以一个笼统的编号概括之，也不只在北京的中国人如此。尉凡也记着他在密歇根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教美国宪法史的教授本人对Thomas Jefferson极端崇拜。在他看来凡是任何法案在他眼下合乎时宜有进步性格，或者只要行得通，不妨全称之为Jeffersonian，否则即是un-Jeffersonian，后来他的一班同学都抓住这要点，也都模仿教授的口语。例如在前一堂旷课的人，因有同学将所发油印教材留下一份给她或他，也不称谢，只称赞对方之义举为“Very Jeffersonian”。如果准备抗议或者对某种事体有意批判就说：“This is un-Jeffersonian．”
不少西方的人士没有想到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招牌也是如此看待。
尉凡也有一个朋友叫做夏志清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已经好几十年了，到最近才退休，他又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内容全不重要，凡是骂人的书总是行销。尉凡仔细一想，这观察却也有道理。他起先以为自己的书写得好，所以畅销。殊不知在很多情形下，只是读者把他们自己对书中人物憎恨的情绪看进书内去了。比方说他写16世纪的书，完全以技术的角度着眼。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及风尚一经固定，则与当局的道德无关。如果制度行不通，虽是执政人有贤愚不肖，最后也都是同样的一筹莫展。可是从多方面的反应看来，这要义并未完全传达了过去，倒是有了不少的读者仍在骂万历皇帝为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海瑞是坏人，值得咒骂。倒有一位相当有名望的教授对作者说：“你提到皇帝一举一动，实在是听命于人，而不是凭己意下命令，倒是我以前没有想得到的！”尉凡固然感谢这位老前辈能体会他的着意，可是为着书之行销起见，反而期望这位先生不要张扬其独具只眼。至于这种态度对读者是Jeffersonian或是un-Jeffersonian，已经不在意内了。
这年头谁不希望自己所著书畅销？除了骂人之外，高举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帜也可以旦夕成名。前些日子有一位美籍日人名福山的就在一种杂志里著文称资本主义已打败共产主义，这也就是自由与民主战胜了强权与独裁。他的结论倒不是天下太平，大家都可享清闲之福；而称之为“历史之终点”，亦即今后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对着无聊厌烦的局面打哈欠。这文章问世，福山和他的杂志同享盛名。
原来福山的根据来自德国哲学家G. W. F. Hegel。提到德国的哲学家尉凡就害怕。本来“自由”一辞语在英文里面或称freedom或称liberty，看场合而定，已经使他头脑昏眩了。而在德国哲学家的手下，自由成了die Freiheit，不仅属阴性，内中的r要在喉头里打转，而且这名词包含着无限超过世俗的意义更令人只是高深莫测。Hegel认为人类历史出自自由之意志。如果无自由，也就无历史，这样也说得对。要是奴隶不造反，如何能制造历史？可是Hegel眼中的人类历史不创自旁的地方，倒创自咱家中国。首先只有中国皇帝能自由，可是这是一个人的自由。以后传到希腊罗马，才有些人自由，有些人不自由。迄至第三阶段自由被日耳曼民族掌握，才是全体之自由。于是世界历史至欧洲而及于“绝对之终点”。同时Hegel的自由有群众之意志作支撑，也和伦理不可区分，这已和刻下西方的个人主义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况且Hegel所叙中国皇帝行动自由的说法已和他自己所著书不相衔接，如果此说加在秦始皇赢政的头上倒有些契合，要是摆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份上则已是名不副实了。可是现在既已有人搬出Hegel作威权，他也不敢启齿。因为他也知道西洋还有一位哲学家J. J. Rousseau，他对自由的解释更为硬性，他认为一个人自己不知道享受自由，旁人也可以“强迫”他自由。
及至今年情况愈复杂了，美国现任总统名叫George Bush的主张给中国“最惠国”的待遇。尉凡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听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被迫承认英国为最惠国。此后中国对任何外强让步，这同一让步的条件立时自动的加予英国。后来这最惠国的待遇也被其他国家获得，终构成在中国割分“势力范围圈”的根据。现在在美国的最惠国，当然没有这些特权，只限于对外贸易的入口税。有如某些货品，最惠国的国家只付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的关税，非最惠国的关税却可以高至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现在和美国交易来往的九十几个国家，只有古巴等三个国家不是最惠国其余都属最惠国。这样看来最惠国所受之“惠”也并不十分之“最”，只是非最惠国却实际上被歧视了。
可是总统的一道文书发出，立刻引起国会山庄之争议。众议院和参议院起先都认为北京作事暴戾，理应撤销最惠国的待遇以示惩罚。尉凡一想这可糟了，他早想另买一只道地土产的竹箩筐，可能因这段纠纷吹了。同时中国大陆的同胞，辛辛苦苦的编篾为生，也想趁此赚出一点外汇，借此提高国民生活程度，也因着主义这般主义那样，Smith的自由和Hegel的自由所产生之纠纷无从实现了。
今春他又有朋自远方来，此人也非同小可，乃是一家跨国控股公司的总经理，下辖十个分公司，也各有一部在美国和台湾，他的总司令部却在香港。尉凡和他父母也算是世交，已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于是他和他蓝眼睛的夫人不亦乐乎茶饭招待之后的问及他来美之目的。
他正在向国会山庄游说，希望延长中国在美的最惠国待遇。他也是香港派来的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
尉凡就说总统的意志既是如此之坚强，看来最惠国的身份总是会批准的。来客则说：“希望附带的条件不要太苛刻。”尉凡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国会的另一提案是有条件的批准，例如保障人权，将历年来因政治纠纷拘捕的人犯向外间交代等等。本来保障人权也是好事，但是将处置刑事的权力由外国的立法机关作主写成法案强制执行，又当作两国间贸易条件之一，是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极不能接受的。即是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辩论的时候已经有两位参议员不耐烦地说出。“要就承认她为最惠国，或是不承认，何苦来这啰哩吧嗦的一套！”
这些参议员也看清楚了，人民要民权，国家也要主权，人民的民权还在争辩之间，国家的主权即无可争执了。
话说回头，他们主客间的谈话仍在继续下去。
尉凡：“与这法案切实有关的贸易部分是纺织品和玩具，这占中国向美的输出不过百分之二十五。要是索性不要最惠国的待遇会怎么样？”
来客摇摇头。他说：“总是牵涉广泛，不会一下子垮台，只是这里发生一点问题，那边发生一部分问题，归根迟早之间避免不了坏结果。”啜了一口咖啡，他又继续下去：“现在大陆好几省的生产事业都已和香港连成一片，都已经整体化了。并且要自由，要民主，也先要有经济的展开，是不是？”尉凡想象着既无香港整体化也必与台湾的经济相关联，所以要加强台湾的安全也还是要促进大陆的经济改革，其步骤是推广其对外贸易，不是阻塞其对外贸易。
他送过客人去，过不久George Bush邀请了华裔人士要他们支持他的政策，对中国延长最惠国的条件一年，不附加条件。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提出要求，也可以分别交涉而不纠缠到商业法律条款之内。可是国会山庄对华贸易的法案也仍如预定的通过。两院都在同意延长最惠国的原则上附带了很多条件，也都有提倡民权却侵碍中国主权的嫌疑。总统也预先声明，他将否决两院的折衷法案。
根据美国宪法，众院和参院也仍有否定总统之否决，再度通过这法案的权力使之务在必行，但是必须两院的票数都在三分之二或以上。看来众议院达到这三分之二的人数绰有裕如，但是参院原通过法案时赞成者五十五票，反对者四十四票，看来无法纠集到六十六对三十三之多数。所以现今纵是尚未依程序全盘做出，已可算作总统的胜利，于是执政党领袖招待各界，报告结果。料不到这时候仍有出席招待会的人士在会场发生争执。争执者也非旁人，也仍是中国留学生。一派说他们支持总统，另一派说他们始终没有同意让中国为最惠国而不附带条件。
尉凡自读历史以来，尤其自阅读鸦片战争的史实以来没有这样的经验。这是因时代展开自由已容纳了新的内涵，只因为他自己守旧不能领略？还是只因两方隔阂，仍是同一自由的观念却被滥用而待指正？抑或是中国人不懂得美国人注重选民反应耍政治工具？这是entirely Jeffersonian？还是thoroughly un-Jeffersonian？
他也恐怕自己一心想买副关税低的竹篾箩筐，才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念头。可是他不能怀疑美国总统和一个获有经济博士学位主持资本上十亿的公司之董事经理因不识好歹不顾民权，支持马列主义，纵使今日马列主义也有了不同之内涵。同时他的太太也是土生的美国人，她对他自己的看法并无异议。
一天早上他醒来时突然想起：他自己可能戴上了有色眼镜。他的夫人也戴上了有色眼镜，不然她的眼珠如何会由绿而蓝？“亲爱的，”他就问她，“你戴上了隐形眼镜不是将所有的景物都看成蓝色？”
“怎么会呢？”她却回答，“接触眼镜只使瞳孔以外的彩膜改变颜色，瞳孔上的部分仍是透明的。”
至此他揉着自己的眼珠三两次，才算放了心。
1991年9月11—13日《中时晚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