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部书。我常常希望有人将这三部书加上标点符号，分段分节，重印出来，以供研究文学者之阅读。
我怀这种希望者有三四年，好了好了！现在居然有一位汪原放先生把这三部书加上标点符号，并且分段分节，陆续印行了！
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因为我平日是主张白话文学的，于上举三书之中，尤其爱读《儒林外史》，于是就来叫我做一篇《儒林外史》的新序。
可是我对于“文学”，实在没有甚么研究，这《儒林外史》在“文学”上有怎样的价值，我现在还不敢强作解人来说外行话。我现在做这篇文章，不是批评《儒林外史》的本身，是觉得《儒林外史》这部书，不但是文学的研究品，并且大可以列为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一。以下的话，都是就着这个意见来说的。
我以为《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书，就作者的见解、理想和描写的艺术上论，彼此都有很高的价值，不能轩轾于其间。但就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方面着想，则《水浒》和《红楼梦》还有小小地方不尽适宜，惟独《儒林外史》则有那两书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我认为这是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大可以拿他来列入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中。
我觉得《儒林外史》有三层好处，都是适宜于青年学生阅读的。其中一层为《儒林外史》与《水浒》、《红楼梦》所共有的，两层为《儒林外史》所独有的。
（1）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这一层，不是《儒林外史》独有的好处，那《水浒》和《红楼梦》都是如此。文学家唯一的手段，就是工于描写。描写得恰到好处，使看的人觉得文中的景物，历历如在目前，逼住他们引起愉快、悲哀、愤怒种种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学。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有一段论描写的话道：
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1）写人，（2）写境，（3）写事，（4）写情。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灵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绝不是西湖，也绝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绝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中国古今的文章虽说可以“汗牛充栋”，但是能够这样工于描写的好文学却实在不多。一般人认为文学的如骈文、如桐城派的古文，他们要讲究甚么“对偶”，甚么“声律”，甚么“义法”，甚么“起伏照应”，甚么“画龙点睛”，所以他们做的那些陈猫古老鼠式的甚么“论”、“记”、“传状”、“碑记”、“赠序”、“寿颂”之类，都是摇曳作态，搔首弄姿，或夸对仗之工整，或诩义法之谨严，按之实际，则满纸尽是肤泛语。他们对于一件事实，一种现象，往往不愿作平情的判断，“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如《史通》的《载文》和《曲笔》诸篇所举之例，触目皆是。由此可见他们又爱做过火的文章。文章犯了肤泛和过火两种毛病，当然不能真切了。还有那班做无聊的、恶滥的小说的人，描写他理想中的人物，总爱写的不近人情：如《天雨花》之写左维明，《九尾龟》之写章秋谷，叫人看了，真要肉麻，真要恶心；至《野叟曝言》之写文素臣，简直成了一个妖怪了。（《西游记》也是一部好小说。书中写孙行者，原是要写一个本能超越人类的神猴，所以越描写得神通广大，越觉其诙谐有趣。这是不能和文素臣等相提并论的。）他们描写阴险小人，又往往写成“寿头”或白痴。一部书中罗列乞丐、皇帝、官吏、幕友、员外、安人、公子、小姐、妖怪、强盗，……其性情、言语、动作，等等，都是一副板子印出来的。这也是犯了过火和肤泛的毛病。青年学生血气未定，识力未充，多读此类不真切的文章，则作文论事，很容易犯模糊和武断的弊病。要救这种弊病，惟有多读描写真切的好文学。中国抒情之文如“三百篇”，汉魏的乐府，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诸人的诗，李煜、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诸人的词，元朝的南北曲等；说理之文如《庄子》等；记载之文如《左传》、《国策》、《史记》、《水经注》、《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等，其中颇有些描写真切的好文学。此外就要数到《儒林外史》等几部好小说了。现在单就《儒林外史》说，他描写各人的性情，言语，动作，都能各还其真面目：那地位相差太远的人自不必说，如杨执中和权勿用，娄公子和遽公孙，杜少卿和迟衡山，虞博士和庄徵君，……很容易写得相像，他却能够写得彼此绝不相同；又如他描写胡屠户、严贡生、马二先生、成老爹诸人，真是淋漓尽致，各极其妙，而又没有一句不合实情的肤泛语和过火语。闲斋老人的序中说：“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这句话，真能道出《儒林外史》之好处。这种“写实”的大本领，断非那些惯做谀墓文章的古文家所梦见的！
（2）没有一句淫秽语，这是《儒林外史》的大特色。中国人做到诗、词、戏曲和小说，大概总要说几句淫秽语。那些假造的古书如《飞燕外传》和《杂事秘辛》之流，及一切“色情狂的淫书”和“黑幕书”，作者本意即专在描写淫秽，那是不用去提他了。此外，如宋词元曲之中，就有涉及淫秽的地方。《水浒》和《红楼梦》，其文学虽好，但是也还有几段淫秽的。独有《儒林外史》最为干净，全书中不但没有一句描写淫秽之语，并且没有那些中国文人照例要说的肉麻话。这不是他的大特色吗！照这样一层看来，青年学生可读的旧小说，自然以《儒林外史》为最适宜了。（坊间所售石印齐省堂本《儒林外史》，忽然增加了四回。这四回中有许多描写淫秽的话，不知是甚么妄人加入的。吴敬梓的原本固然没有这四回，就是齐省堂的改订本也没有这四回，有木版的齐省堂本可证。）
（3）是国语的文学。适之先生的《〈水浒传〉考证》中说：“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我以为这话说的很对。但是白话文学之中，有“方言的文学”和“国语的文学”之区别。《水浒》还是方言的文学，《儒林外史》却是国语的文学了。《水浒》和《儒林外史》之间，并没有国语的文学之大著作，所以《儒林外史》出世之日，可以说他是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中国白话文学的动机，起于中唐以后，如白居易诸人，很有几首白话诗。到了宋朝，柳永、辛弃疾诸人的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诸人的说理之文和信札，很多用白话来做的。但那时的做白话文章并不是有坚决的主张，不过文学家要很真切的发表自己的情感，哲学家要很真切的发表自己的学说，有时候觉得古语不很适用，就用当时的白话来凑补，所以把古文和白话夹杂起来，自由使用。这时候文章中的白话，不过站在补缀古文的地位，不但去国语的文学尚远，就连方言的文学也还够不上说。自从元曲出世，关汉卿、马致远、白仁甫、郑德辉这班大文学家才把以前的文体打破，自由使用当时的北方语言来做新体文学。元曲中间，常常夹杂古书中的成语，甚而至于拉上许多《四书》《五经》中的古奥句子，生吞活剥的嵌入当时北方语言之中。这种文言白话夹杂的状态，骤然看来，似乎和宋词一样，其实大不相同：宋词是以古语为主而以当时的白话补其不足，元曲是以当时的白话为主而以古语补其不足，所以元曲可以说是方言的文章。不过曲文是要歌唱的，虽用白话来做，究竟不能很合语言之自然。很自然的方言的文学完全成立，总要从《水浒》算起。《水浒》中所用的语言，不知是哪处的话，这个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考证明白。不过总不是元明之间的普通话，这是可以断定的。因为他所描写的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强盗社会——的口吻，若用当时的普通话来描写，未免有不能真切的地方。《水浒》以后明朝最著名的小说，就是《金瓶梅》。《金瓶梅》是写一种下流无耻、龌龊不堪的恶社会，自然更不能用普通话了。元明以来的普通话，和唐宋时代大不相同。现在江、浙、闽、广等处的特殊语言，大概是唐宋时代的普通话。（现在江、浙、闽、广等处的特别声音，多半与《广韵》之音相合，可证。）自从宋朝南渡以后，到了元朝，蒙古人在中国的北方做了中国的皇帝，就用当时北方的方言作为一种“官话”。因为政治上的关系，这种方言很占势力。明清以来，经过几次的淘汰，去掉许多很特别的话，加入其他各处较通行的方言，就渐渐成为近四五百年中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就是俗称为“官话”的，我们因为他有通行全国的能力，所以称他为“国语”。《儒林外史》就是用这种普通话来做成的一部极有价值的文学书，所以我说他是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这种国语，到了现在还是没有甚么变更。近年以来，有智识的文学家主张文学革命，提倡国语的文学，明白道理的教育家应时势之需求，提倡国语普及，把学校中的国文改授国语。因此，要求国语的文学书和国语读本的人非常之多。其实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要研究文学，固然应该读国语的文学书；要练习做国语文，练习讲国语，也决不是靠着几本没有趣味的国语读本——甚而至于专说无谓的应酬话的国语会话书——所能收效的，惟有以国语的文学书为国语读本，拿他来多看多读，才能做出好的国语文，讲出好的国语。（所谓“好”者，是指内容的美，不是指甚么“音正腔圆”。须知各人发音，有各人的自然腔调，这是不能矫揉造作的，而且也决不应该矫揉造作，硬叫他统一，把活人的嘴都变成百代公司的留声机器片子！）孔丘说的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就因为诗是文学，一个人研究了文学，讲起话来才能善于辞令。我们要会作国语文，会讲国语，也应该先读国语的文学书。两三年来，新出版的书报很多，其中可以供青年学生作为国语读本用的“国语诗”、“国语小说”和“国语论文”，自然很有几篇，可是还不算多。据我看来，这部《儒林外史》虽然是一百七八十年前的人做的，但是他的文学手段很高，他的国语又做得很好，这中间的国语到了如今还没有甚么变更，那么，现在的青年学生大可把他当做国语读本之一种看了。
我写到这里，觉得关于“国语”这个问题，还有几句应该说明的话。从《儒林外史》以来，到我们现在做白话文所用的国语，是把元明以来的北方方言为主而加入其他各处较通行的方言所成的，这是上文已经说过了。这种国语，虽然到了现在还没有甚么变更，但是今后的国语，却不可就以此为限，应该使他无限制的扩充起来：以现在这国语为主而尽量吸收方言、古语和外国语中的词句，以期适于应用。所以如《儒林外史》，如今人所做的国语诗、国语小说和国语论文，虽然都可以作为国语读本用，但若一味将他们来句摹字拟，为他们所限制，以为他们没有用过的词句就是不可用的，那就大谬不然了。要知道从《儒林外史》出世以来，国语的文学虽然成立，但是到了现在，他的内容还很贫乏。那丰富的新国语还在将来，负制造这丰富的新国语之责任者就是我们。我们都应该努力才是！近来有一班人，不知道打了甚么主意，不但不打算扩充现在的国语，使他丰富适用，就连这点好容易支持了三四百年之贫乏的国语还不肯让他存在，口口声声说他是“伪国语”，非取消他不可。他们主张以纯粹的北京话为国语，说道，“非如此办法，则不能统一。”我且不问国语统一是否可能？就算他是可能，试问统一了有甚么好处？清朝末年，有做京话报的，有做京音字母的，这些人的意思，也是要以北京话为国语，以期达到统一之目的。但是到了如今，他的效果安在？倒还是这位二百年前的吴敬梓用了不统一的普通话做了这样一部《儒林外史》，直到现在，我们做国语文，提倡国语还大受其赐，这就可见国语并无统一之必要了。至于有人因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公仆的办事房在北京，竟称北京为“首都”，以为应该以这“首都”之语为国语，甚至杜撰事实，说“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英国以伦敦语为国语”，这竟是“情钟势耀”者口吻，更没有一驳的价值了。
以上的话，都是为介绍一部国语的文学作品《儒林外史》给青年作国语读本而说的。至于吴敬梓著《儒林外史》的见解和理想，则非把这书专门研究一道，是不能乱下批评的。我现在决不配来批评这书。不过我平日爱看这书，觉得其中描写那班“圣人之徒”的口吻，真能道破我们的心事，妙不可言。现在把他摘录两段，如下：
马二先生道：“……‘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朱程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高老先生道：“……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悌，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第三十四回）
这种见解，本是从前那班“业儒”的人的公意，一经吴敬梓用文学的艺术描写，自然令人看了觉得难过万状。——但是我要请那班应民国新举业的文官考试之青年学生仔细看看！问问他们看了作何感想？
吴敬梓对于“烈妇殉夫”这件事，还不敢公然的排斥，这是为时代所限的原故。但是他已经感觉到这种“青史留名”、“伦纪生色”的事之不近人情。请看《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写王玉辉的女儿三姑娘殉夫那一件事：
王先生……到了女婿家，看见女婿果然病重；……一连过了几天，女婿竟不在了。……三姑娘道：“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王玉辉……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亲家再三不肯。王玉辉执意，一迳来到家里，把这话向老孺人说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呆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甚么话说！”王玉辉道：“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老孺人听见，痛哭流涕，连忙叫了轿子去劝女儿，到亲家家去了。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老孺人劝女儿，那里劝的转！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亲坐，只是茶饭全然不吃。母亲和婆婆着实劝着，千方百计，总不肯吃。饿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亲看着，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来，在家睡着。又过了三日，二更天气，几个火把，几个人来打门，报道：“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老孺人听见，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样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这一段描写三姑娘饿死之凄惨和王玉辉的议论态度之不近人情，使人看了，觉得这种“吃人的礼教”真正是要不得的东西。但是王玉辉究竟是个人，他的良心究竟也和平常人一样。他居然忍心害理的看着女儿饿死，毫不动心，这是他中了礼教之毒的原故，并非他生来就是“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的。所以他的女儿死了以后，他的天良到底发现了。再看这段的下文：
过了两个月，……制主人祠，门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安了位，……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
王玉辉说起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
王玉辉……上船从严州西湖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
……路旁一个茶馆，王玉辉走进去坐下；……看了一会，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这几段描写王玉辉的天良发现，何等深刻！拿来和前段对看，更足证明礼教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
吴敬梓在二百年前（吴氏的生卒是一七〇一——一七五四），能够讪笑举业，怀疑礼教，这都可以证明他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
钱玄同。
一九二〇，一〇，三一，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