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吾友：
两年以来我很主张写中国字应该照写西洋字的样子，改直行为横行。我所以主张改革的理由，有三层：——
（1）今后的中文书里，必定常常要嵌进西文。那人名、地名，是不消说了。此外凡有译不正确的名词，如Logic、Bolsheviki、Democracy等字，译义为“论理学”、“过激派”（或广义派）、“民本主义”，既嫌他意义不正确；译音为“逻辑”、“布尔札维克”、“德莫克拉西”，写上许多笔画复杂、意义不连贯、声音又似是而非的汉字，又觉得麻烦讨厌，难于记忆。我以为这都应该老老实实写西方原字的。既然中文里常常要嵌进西文，西文既不能改为直行，则惟有把中文改为横行之一法。否则一行里面，要是嵌进了五六个西文，写的时候，看的时候，要把书本直搬横搬，手也吃力，眼睛也眩乱，嘴里又不能一口气读将下去，毫无理由，白白吃苦，真正冤枉极了。<
（2）中文字形是整方的，本来可横可直，在不写西文的文章里，似乎直行也未尝不可。但是中文写法，还有一层不便之处，则自右而左是也。因为自右而左，所以写第二行的时候，手腕就碰在第一行上；要是遇到不容易吸墨的纸，则第一行未干的墨迹，都要印在手腕上了。若改用自右而左为自上而下，则可免此病。——有人说：“这是你写字不会悬腕的缘故。要是你会悬腕，那未干的墨迹，怎会印在腕上呢？”我说：写字会悬腕的，只有书法家；普通的人，恐怕都和我一样，不会悬腕的。我对于研究书法的人，虽不至如傅孟真君说的“吃饱饭，没事干，闲扯谈”（见《新潮》第一卷第三九五页），可是决不提倡这个，说是人人都该写好字，人人都该会悬腕写字。——有人说：“那么，何不单改自右而左为自左而右呢？何必牵连到横行直行上去呢？要知道字形整方的文字，虽然可横可直，但是中文因为自来习惯是直行的，所以写行书草书时，笔势的连贯是自上而下的，如‘日’字、‘言’字之类，要是改了横行，恐怕写行草时有不便利。”我说：照第一层理由看来，横行实在比直行便利，实在是非改不可的。若讲到写行草，难道行草的笔势是不可改变的吗？那行草里遇到“日”字旁，“言”字旁的字，写“日”字，“言”字的笔势，就自左而右了。改用横行以后，单写“日”字，“言”字的时候，也可以仿照“日”字旁，“言”字旁的写法，这有什么为难呢？总而言之，写直行的时候，笔势当然是自上而下，改用横行，笔势当然是要改为自左而右。这是毫无疑义的，改改也毫不困难。
（3）我们既然主张今后的中文非加标点符号不可，那就应该晓得，在印刷方面，排横行加标点符号，比排直行加标点符号要便利。试举两例：（A）横行在每逗之后排“，”“；”等号，其后即接排文字，两逗之间，约空每字三分之一地位排“，”“；”等号，最为醒目。若排直行，或如《新青年》，于两逗之间不空，将“，”“；”等号排在字的右旁，则排时若稍有移动，此号当属某字之下即不能明了；或如《每周评论》，将“、”号置于两逗之间，也占他一个字的地位，又未免太空，且未免占篇幅太多了。（B）如照《新青年》的款式，还有一层困难，即每句每逗的末了一个字，如是私名，或是书名，则此字之右旁既要排“——”“ ”等号，又要排“，”“。”等号，两号在同一地位，不能并容。所以《新青年》自从第四卷革新符号以来，遇到这个地方，两号必缺其一。因此，我们别想一法，今年春天，和适之、启明两君商酌，把私名号、书名号搬到字的左旁，期与句号逗号不相冲突，《新青年》从六卷五号起就照此改排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法，终究不大好：第一层，是一个字的笔势，大都是自左而右，写完一个字，在右旁加符号，是很便利的；如倒过去，在左旁加私名号、书名号，再在右旁加句号、逗号，实在不甚便利。第二层，将来注音字母推行以后，必有许多书籍要在字的右旁加注音字母的，遇到每句每逗的末了一个字，那就注音字母和句号、逗号又要冲突了。如其改为横行，则句号、逗号在字的右旁，私名号、书名号在字的底下，注音字母在字的上面，毫无冲突。
以上三层，是我主张改中文为横行的理由。这些理由，纯粹是就应用一方面说的。记得今年春天，你曾经对我说：“就生理学方面研究起来，看横行比较看直行要不费力。”这是根据学理立论，理由一定更为充足。现在我要请你就生理证明看横比看直便利的道理详详细细的告诉我，想来你总可以允许我这请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