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年是历史上一种很重要的符号。有了这种符号,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见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所以必须有一种能够永久继续的纪年法,才能适用。中国向来,是用皇帝来纪年。皇帝配不配拿来纪年,还是第二个问题。单从一个皇帝改一次元来说,已经可以证明这种纪年在历史上全无用处。何况一个皇帝还不止改一次元?像那武则天,做了二十一年的皇帝,竟改了十八次元。还有一个皇帝在一年之中改两三次元的。这样胡闹的纪年,倒不如索性没有纪年,还干净些。距今二十年以前,中国的明白人,看见西洋史上用基督纪年,觉得实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中国纪年的方法。如梁任公做的《纪年公理》,可以算是中国纪年革命的宣言书。自此以后,中国人就想出了几种新纪年的方法:

(1)有人看见西洋人用基督纪年,就说:“这是他们用他们的教主来纪年。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们应该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康有为一派的孔子纪年。

(2)有人看见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纪年,就说:“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个皇帝,又是日本民族的始祖;他们拿他来纪年,却很合于爱国保种的道理。我们汉族的始祖是黄帝,我们该学日本人的办法,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民报》一派的黄帝纪年。

这两种新纪年,除了始创的人以外,别人也有用他的。此外还有主张用干支纪年的,却是只见此说,没有看见人用过。

章太炎先生主张用“周召共和”纪年。他的意思,绝不是拿那二千七百年以前的“共和”两个字,来冒现在的“共和政体”的牌。他是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后,才有确实的年数,可以计算到现在。在“周召共和”以前的年数,都是靠不住的。甚么《帝王世纪》、《竹书纪年》、《通鉴外纪》、《通鉴前编》等书,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年数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这都是各人做各人的春梦,没有一个可信的。所以太炎先生用共和纪年,倒并不含什么“微言大义”在内,只是老老实实从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年代起,拿来做中国的新纪年。(我以前也主张这一说,曾于一千九百十年做过一篇《共和纪年说》,登在《教育今语杂志》里。)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共和革命军起兵。其时军中的檄文布告等等,都用黄帝纪年。这个缘故,因为当时的革命军,本标揭“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而以民族革命列在第一,所以檄文布告等等都带着“排满”的口气。那么用汉族的始祖来纪年,原是当然,毫不足怪。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改用世界通用的阳历,于是就改称那天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自此以后,直到现在,就用“中华民国”来纪年。有些人因为民国纪年已经通行,那改良民国以前纪年的方法,可以不用想旁的花样,就称为“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就行了。

我对于以上各种新纪年的意见,只有那孔子、黄帝两种含有特别作用,不能赞成他,——因为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余的两种,我也并不怎样反对他。因为符号这样东西里面,本来没有含着绝对的真理。只要简单易记,制作的时候又不含特别作用在内,甚么都可以用得。共和纪年,从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年代记起,用了他,可以把二千七百年以前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彼此距离的年代一目了然。“民国纪年元前若干年”的方法,从现在逆溯上去,可以知道历史上某人某事距现在有若干年。这两种纪年法,都算有一种用处。

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连。时事不待言。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事,决不是再像从前研究《通鉴辑览》的办法:说尧舜怎样的仁,桀纣怎样的暴;刘备是正统,曹丕和孙权是伪;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一定是用治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国民族文化变迁的真相。那么,一定有和别国历史比较的地方。既和别国历史常有比较,则须和别国用同一的纪年,才觉得便当。

我举一件小事为例。那黄梨洲作《原君》、《原臣》两篇文章,近来如梁任公诸人,都拿他来和法国的卢梭的《民约论》相提并论。虽然有些比得过当,可是二百余年以前的中国人能够讲这样透彻的话,在历史上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我们假如要拿梨洲和卢梭两人比较他俩距离的年代,若用公历来记,则梨洲是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卢梭是一七一二——一七七八,一望而知他俩距离若干年。若用旧法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若用共和纪年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二四五一——二五三六。若用“民国纪元前纪年”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前三〇二——前二一七。和卢梭生卒的纪年相比较,没有一种能够一目了然的。所以这共和纪年和“民国纪元前”纪年,还不是一个很适用的纪年。

所以我以为中国应该爽爽快快用世界公历纪年。

有人问我:“你这所谓世界公历纪年,就是那基督纪年。基督教徒用基督降生纪年,和孔教徒的康有为要用孔子纪年一样。你说‘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所以不能用孔子纪年’,难道你要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基督教吗?大概你自己是基督教徒,所以明于责人,暗于责己了。”我答道,我现在并不是基督教徒。即使我一旦入了基督教,我也断不敢如此妄为,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基督教,并且拿这基督纪年来诱人入教。

我是因为基督纪年,其始虽出于教徒之私,然后来渐渐推广到政治上,到社会上。到了现在,欧美各国无不用此。就是中国和日本虽然别有纪年,然而也兼用这基督纪年。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一种世界通用的纪年。基督教徒虽然也用基督纪年,可是除基督教徒以外,别种社会用基督纪年的,丝毫不含有宗教的意味。所以在西洋就是那口口声声反对宗教的Anarchist,也是用基督纪年。即此一端,更可证明基督纪年是世界通用的纪年。《荀子》说得好:“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基督纪年之为世界通用的纪年,是已经“约定俗成”的了。所以虽出于教徒之私,却是“宜”的。共和纪年和“民国纪元前”纪年,在中国前代既没有用过,现在要想来用他,却又因为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关系,难于造成习惯,是“异于约”的了。所以虽然其中不含有甚么特别的作用,却是“不宜”的。现在虽然还有人对于中国用基督纪年不免要怀疑,可是“二十世纪之中国”这些字样,他已经是“司空见惯”,觉得毫不足奇。而一面又要来反对中国用基督纪年,岂不是“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吗?

从前《新民丛报》第二十七号(?)有一位尚同子的通信,又《民声周刊》第十号有师复君答人的信,都是主张用基督纪年的。我的主张,完全和二君相同。现在把二君的话录在后面:

尚同子说道:“……新民子既以齐万为一,去繁就简为纪年之公例,则何不竟用西历之为尤简且一乎?西历纪年,托始耶稣也;行之既久,但称‘几千几百几十几年’固已共忘为耶稣矣。今环球列国,无论何教何种,无不相沿用之。其未从西历者,独吾亚洲一二国而已。以数十百国,千余年所惯用之纪年,必非一二国,一二学者之力足以夺之,则不得不舍己从人者,势耳。……西历年号,从此必叠见于吾学界中,为读书人所常道。独于纪吾国事必思所以别异之,徒增繁耳。”

师复君说道:“来书以吾人所用之‘新世纪十四年’乃由于耶稣基督之降生岁数而来,因谓‘以宗教纪年为纪年,不免与教徒以口实。’不知此称纪年,已为今世界所通用,无论其人是否为基督教徒,其国是否为基督教国,均无不用此纪年者。如支那,日本,原与基督教相去甚远,然苟为世界的交际(无论条约,或个人之交通),即不能不用此纪年。而在学术上分别历史之时代,尤必以‘某世纪’为断。然而所谓‘一千九百若干年’者,其起源虽本于基督之降生,而在今日,则已成为全世界交际上学术上之公物,而不能复私之以为宗教之所有矣。原夫纪年之法,不过为表志年代之符号,而非有若何深意于其间;苟有一法,能令人周知而不偏于一地一事者,即属可用。(如云‘中华民国若干年’,‘日本大正若干年’,所谓限于一地;‘孔子若干年’,‘释迦若干年’,所谓限于一事。)今‘一千九百若干年’者,既已通用于各地及各种社会矣,吾人又何不可沿其通俗而用之乎?”

二君所谕,明通之至。怀疑于“用基督纪年就有基督教徒的嫌疑”的人,读了二君这两段的议论,一定可以明白了。如其还不能“释然于中”,那么,我就要请问:——“年”和“月”“日”是否一样的重要?如说是的,则诸位应该知道,现在民国所用的阳历,是以前的罗马教皇所制定的。其中七八两月的月名,还是教皇的名字哩。(七月英文作July,八月英文作August,都是教皇的名字。)那甚么二月只有二十八日,七月八月都是三十一日,这都有宗教上的历史的。何以大家就愿意遵用他呢?七天称为一礼拜,到了礼拜日,就大家休息:这个典故,可不是出在《创世纪》里吗?(《创世纪》里说:“天地万物都已造成,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完成,就在第七日安息了。”)何以现在中国的学校里无一不遵守这个典故呢?我知道诸位一定说:“因为阳历和礼拜,在应用上很便利,所以虽然出于宗教,我们中国的非教徒也可以沿用。”那么,诸位已经明白了。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所以虽然出于宗教,我们不是教徒也可以沿用的。况且基督纪年,和阳历置闰的计算上很有关系。我们既然用了阳历,当然以用基督纪年为便。但我虽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我却也嫌“救主降生”这类字样教气太重,看了觉得不大舒服。我因为承认这是已经“约定俗成”的世界通用的纪年,所以我就称他为“世界公历”(“历”就是“年”的意思)。这种改称和“礼拜”改称为“星期”命意相同。

还有人以为“公历纪年虽然便利,但是堂堂中华民国忽然废弃民国纪年,岂非自亡其国吗?你看!日本他也用阳历也用星期,光是纪年却非写‘大正若干年’不可。就是他们历史上永久继续的纪年,也用甚么‘神武天皇若干年’。并不采用基督纪年。这就是爱国心的表示。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该学他吗?”我说,先生这种见解,简直和以前腐儒闹“帝蜀寇魏”、闹“帝在房州”的办法同一迂谬可笑。难道国之存亡,在乎区区的纪年吗?那么,朱温做皇帝的时候,李存勗仍称“唐天祐若干年”,毕竟唐朝是否因此而复兴?明永历帝被清兵杀了以后,郑成功仍称“明永历若干年”,毕竟当时的明朝在那里?就说现在罢,那班遗老、遗少爱写“宣统若干年”,以表示其为清室忠臣,毕竟爱新觉罗·溥仪的土地人民在那里?

再翻过来说,基督是犹太人,犹太是否因为大家用了基督纪年,他就没有亡国?欧美各国用了基督纪年,是否就做了犹太的属国?若说不然,便可知纪年不纪年,和亡国不亡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怎么可以胡扯乱拉,牵作一团呢?至于日本的必须用大正和神武纪年,这是因为他是君主国的缘故。我们中国既然是民主国,国情不同,当然没有应该效法他们的理由。况且日本近来一班新人物,用“一千九百若干年”的,也一天多似一天(请看日本新出的书报,便可知道),他们君主国的国民还不一定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纪年,而用世界公历纪年,那么,我们民主国的国民用世界公历纪年,更是当然,丝毫不用犹豫了。

总而言之:——

纪年是要能够永久继续的;

纪年是宜求世界一致的;

基督纪年,是已经为世界通用的;

世界通用基督纪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

中国若用基督纪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于考古,于现代应用,都是极便利的;

所以说:——

“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公历一千九百十九年,

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姚叔节之孔经谈

S. F. 君:——

来信读悉,承示姚氏之文,谢谢。

足下要本志仿照骂王敬轩的前例痛痛的骂姚叔节一顿,在记者看来以为不该骂他。因为王敬轩对于文学满纸都是陈独秀先生所谓“闭眼胡说”,所以唯有痛骂之一法;若姚氏此文,其发挥经义,颇为精当,竟把孔教的坏处完全显出,我们主张推翻孔教,此文颇可为间接之帮助,我们如何可以骂他呢?

我将此文看了一遍,更恍然于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其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如其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为什么呢?因为“纲者,领众目之称”;三纲之设,“所以定民志”;“昌黎云,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最得君臣之本义”;又“立丧服以统五伦”;“于父子兄弟,有宗法焉”;又有“士相见”之礼,行礼之人,“严恭俨恪,可以束筋骸收逸志”;“礼乐既立,乃为政刑以行之,圣王之政刑,悉本于教,诚以政刑者,所以行吾(此“吾”字特须别注意)教也,政行吾教;有不率教者,从而刑之”;“至于用甲兵,亦本乎教”;——凡此种种与共和国的制度无一不相反背。共和国以民为主体。所谓“总统”,所谓“各部各省官长”,都是国民的公仆,他决没有“领”国民的资格,国民既是主体,所以法律是国民自己定的,没有什么“君”可以来“出”令,没有什么“圣王”可以来“行吾教”,更没有对于“不率吾教”的人可以“从而刑之”的道理。国民定了法律以后,大家互相遵守;国民所“志”凡在法律范围以内,都是正当的,断断没有别人可以来“定民志”或“收逸志”。韩愈之论君臣,因为他“最得君臣之本义”,所以到了现在共和时代,惟有将他的话也“弃如土苴”之一法。此外如父母老病死了,做儿子的说是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的缘故,戴起“无常鬼”的高帽,穿了叉袋布的粗衣,腰里束上一条草绳,脚上套着一双草鞋,睡在草席上,拿泥块做枕头;又如“士”去见“士”,手里要拿了一只打死的野鸡,在人家门口麻烦了好半天,于是主人出来迎接,两个“士”在大门口对面磕头,走进院子里再对面磕头。如此这般的做法,是二千年前“宗法”社会里的把戏,现在既称为民国,是早已进于国家社会,当然不能再玩这宗法社会的把戏。至于身体应该使他活泼强壮,应该请求运动,这是现在国民小学第一年级的教科书里就有的话,略有知识的人,大概没有反对的;“束筋骸”三个字,看了就觉得毛骨悚然,从前中国女人缠脚,已经苦得了不得,若人人再要“束”住“筋骸”,那真比缠脚还要苦上十倍,做了共和国民断没有该受这样酷刑的道理——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在二十五年前曾经读过一本书,书名仿佛叫做什么监本《礼记》,其中有两句话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现在中华民国并没有什么“庶人”“大夫”的分别,那就当然讲不到这些什么“礼乐刑政”了。若说“用甲兵亦本乎教”,在现在的时候,恐怕不但道理上说不过去,就是按之事实,也未必是真相罢!难道前年段内阁对德宣战是“先教之祭祀”,又三进什么人于德,“德不悛,乃宣战之”的吗?照此说来,可知孔经里所讲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是和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了。至于中国的历史,自“《尚书》记唐虞以来,彬彬乎有礼”;中国的文字,其“训诂”,“悉本经传”,其“格式,则无论纪言,有韵无韵,无一不从经来”。礼与经二者既与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则由礼而生之历史,由经而生之文字,我们觉得也是爱莫能助,也只好将他“弃如土苴”了。

所以中国人如其不肯安于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妄要做“人”,则惟有速“变初心”,速“饮狂泉”,信仰所谓“惑世诬民之说”;若人人“相勉以读经”,宝之为“精金美玉”,则复辟帝制之事弹指可现。何去,何从,惟吾国民自择之。

至于姚氏所说“共和之国尤不可离君臣”,及“五洲种族文明野蛮,皆本乎礼以为断”等语,则不必高谈逻辑,只要略通文理和粗知外事的小学生,就可以判断这话的是非——还有“惟所异,在世及,不界及耳”一句,“界及”二字,颇觉费解或者与“义法”有关也未可知,我是不懂什么“古文”的人,不敢妄下批评。

今日是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完全成立的纪念日,我恰好接到S. F.君寄来的这信,我看了这信以后,忽然想起了七年前的今日,北方的国民和官吏如无从善之心,要实行孔经之训,则到了今年今日,“民志”“大定”,“逸志”全“收”,“圣王”去“行吾教”,大概已经“国不国矣”。

记者(玄同)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