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荆先生:
来信敬悉。先生所说的“不要‘人’还没有弄清楚,便去胡乱谈政治,法律,爱国,救国”,这实在是极精当的议论,我佩服得很。那些圣人贤人,要是专门吃饭,我们尽可任他去。所可恨的,他于吃饭之外,还要逼在我们去做那先王的留声机器;我们要是偶然良知发现,想要做“人”,他便说我们大逆不道,“宜正两观之诛”;那我们自然不能不竭力的反抗他了。
承介绍日本关于提倡Romaji的书,谢谢。这一类书,我也看过一两种。但我对于华文改用罗马字拼音的办法,却不甚主张。其理由,见四卷四号致陈独秀君、同五卷四号致胡适之君信内。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于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日本话改用罗马字拼音,比中国要容易得多。然而提倡了将近二十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改用Romaji。则中国人要使罗马字拼音能完全见诸实行,一定比日本还要迟缓。我以为即使从今日起,赶紧提倡,恐怕完全见诸实行之期,总要在国民二十年以后;并且中途经过的困难,一定很多。假如我这句话还有几分道理,则与其改华文为拼音,不如老实提倡一种外国文为第二国语,叫人家学上三年五年,就可以看“现在世界上做‘人’的好书”。凡关于学问方面,就是自己发表著作,也可以用这第二国语来做;——日本人之于英文,实在就有这样的趋势。——至于普通应用同浅俗书报之类,中国话一日存在,便可仍用旧文字:在文章的方面,用国语来做;在读音的方面,用注音字母注起音来;在书写的方面,渐渐的废去楷书、行书专写草书,或更采用许多简笔字。如此,则旧文字也还可以用用,不至感绝大的困难,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罗马字来的拼音。
但是假如有人来做这罗马字拼音的事业,我也不反对。我并非要做蝙蝠派、骑墙派的人,两面讨好。因为我对于中国文字,以为无论如何主张,只要是存补救或改革旧文字之心者,我以为都是有道理的。我虽然不甚主张罗马字拼音,但若有人做这事业,竟能在数年之内完全告成,条理精密,可以施行无碍,我所说“民国二十年以后”的话,幸而言不中。到那时候,我一定抛弃我的主张,也来鼓吹拼音的新汉字,能够第一国语和第二国语用同样形式的字母,岂不更为便利吗?
总而言之,我的不主张罗马字拼音,是因为个人的观察,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很是困难。假如有人竟做到了,那就是我这观察完全谬误。既自知其谬误,自然应该舍己从人;——但是若靠了传教的西洋人做的几本拼方音的书,就说是拼音文字告成,那是我绝对不承认的。——我决不像现在读了几句英文的人,便竭力骂Esperanto为“私造的文字”,同读了几句Esperanto的人,便竭力骂别种“世界语”为“冒牌之国际语”。我以为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我的符号比人家的好,我自然用我的;人家的符号比我的好,我自然该舍己从人。今天觉得甲符号好了,明天又遇见乙符号,确比甲符号还要好,自然该舍甲从乙,推而至于后天大后天……又遇见了丙丁……符号,假如丙确胜于乙,丁确胜于丙,自然该舍旧谋新。所以以为语言文字必须是习惯的,必不许人造的,这话我是不敢苟且赞同。以为“世界语”只许“柴明华先师”造的,别人没有造“世界语”的资格,这话我也不敢随声附和。
若说中国人用了外国文做第二国语,便不免要做洋奴,将为印度、波兰、朝鲜之续。这种议论,是二十年前的老新党发的,实际上初不如此。要知道人而肯做洋奴,一定是脑筋简单、知识卑下的缘故。据我看来,有了第二国语,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书”,知道该做“人”了,难道还肯做“洋奴”吗?请看日本,他自己除了几句普通话以外,维新以前,是用汉文做第二国语;维新以来,是用西文做第二国语;——日本虽然没有“第二国语”之名,但是研究他们学问的人,几乎无一不懂英语、德语。——他究竟做了“汉奴”、“洋奴”没有?再看那班扶清灭洋的拳匪,到了一九〇一年以后,都要学吃番菜,学同外国人拉手了。他难道是学了第二国语才变心的吗?
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文字,无论习惯的,人造的,但看学了哪一种文字可以看得到“做‘人’的好书”,可以表示二十世纪人类的思想事物。看定了一种,我们便该学这一种,采用这一种。因为我们想做“人”,我们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