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敬白胡适之先生。玄同年来从事教育，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艺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去春读《科学》二卷一号，有大著《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篇，钦佩无似。嗣又于《新青年》二卷中读先生论改良文学诸著，益为神往。顷闻独秀先生道及先生不日便将返国，秋后且有来京之说，是此后奉教之日正长。文学革命之盛业，得贤者首举义旗，而陈独秀、刘半农两先生同时响应，不才如玄同者，亦得出其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策略，以就正于有道，忻忭之情，莫可名状。日前由独秀先生见示五月十日先生致独秀先生之书，对于《新青年》三卷一号玄同之通信，有所奖饰，有所规正。玄同当时之作此通信，不过偶然想到，瞎写几句。先生之奖饰，殊足令我惭恧。至于规正之语，今具答如下，愿先生再教之也。
（1）玄同谓《聊斋志异》《燕山外史》《淞隐漫录》诸书全篇不通者，乃专就其堆砌典故之点言之。先生谓“《聊斋志异》在吾国笔记小说中，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玄同则以为就此点观之，尚不能算一无足取。《燕山外史》一书，专用恶滥之笔，叙一件肉麻之事，文笔亦极下劣，更无丝毫“思想”“情感”之可言，最不足道。王韬《淞隐漫录》，全是套《聊斋志异》笔法，文笔更为恶劣，亦无“思想”“情感”可言。若《聊斋志异》，似尚不能尽斥为“见识鄙陋”。十数年前，有人说，《聊斋志异》一书，寓有排满之意，书中之“狐”，系指“胡人”，此说确否，虽未可知，然通观前后，似非绝无此意。又其对于当时龌龊社会，颇具愤慨之念，于肉食者流，鄙夷讪笑者甚至。故玄同以为就作意而言，此书尚有可取之处。惟专用典故堆砌成文，专从字面上弄巧，则实欲令人作恶，故斥之为“全篇不通”耳。《阅微草堂笔记》，亦是《聊斋志异》一类。论文笔，实较《聊斋志异》为干净。论作者之思想，则纪昀便僻善柔，利欲薰心，下于蒲松龄远甚。然文笔可学，而思想不能学。故学《阅微草堂笔记》之《子不语》，看了尚不甚难过。而学《聊斋志异》之《淞隐漫录》，则实欲令人肌肤起粟。（若论袁枚与王韬思想之高下，则袁又下于王远甚也。）玄同之反对用典，与先生最有同情。（先生谓“所主张八事之中，惟‘不用典’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玄同则以为八事之中，以此及“务去烂调套语”二条为最有特见。）以为苟有文才，必会说老实话，做白描体。如无文才，简直可以不做。（或谓无文才者，虽不必做文学之文，而终不能不做应用之文？然应用之文，务取老妪都解，尤无可以用典之理。）若堆砌许多典故，等后人来注出处，以炫其饱学，这种摆臭架子的文人，真要叫人肉麻死了。
（2）先生谓“《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其开卷八回记孙行者之历史，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又以此书与《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三书并列为第一流小说。此意玄同极以为然。前次通信与《封神传》同列，乃玄同之疏于鉴别也。
（3）《七侠五义》一书，先生谓其“在第二流小说中，尚可称佳作”，玄同于此书，看得不熟，现在无从作答。惟似乎觉得比《施公案》、《绿牡丹》诸书为佳耳。
（4）《三国演义》一书，玄同实未知其佳处。谓其有文学上之价值乎，则思想太迂谬。谓其为通俗之历史乎，则如“诸葛亮气死周瑜”之类，全篇捏造。且作者写其书中所崇拜之人，往往费尽气力，仍无丝毫是处。如写刘备，成了一个庸懦无用的人。写诸葛亮，成了一个阴险诈伪的人。写鲁肃，简直成了一个没有脑筋的人。故谓其思想既迂谬，文才亦笨拙。至先生所谓“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玄同则以为此点正不足取。盖曹操固然是坏人，然刘备亦何尝是好人。论学，论才，论识，刘备远不及曹操。论居心之不良，刘备、曹操正是半斤八两。“帝蜀寇魏”之论，原极可笑。然习凿齿、朱熹借此以正东晋、南宋，正如十年前之革命党帝朱温而寇李存勗，褒美韩林儿、洪秀全之比，尚算别有苦心。然至元明以后，尚持此等见解，甚且欲作小说以正人心，于是害得一班愚夫愚妇，无端替刘备落了许多眼泪，大骂曹贼该千刀万剐，而戏台上做《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等戏，必定挤眉弄眼，装出许多丑态，仔细想想，真正可发大笑。玄同以为论历史上之价值，《说岳》尚在《三国演义》之上。以两书中之上等人物而论，岳飞固远非关羽所可及。无论一颇精细，一极粗暴也，即以生平功业而论，岳排异族，关杀同胞，亦岂可同年而语。然《说岳》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响，《三国演义》既出，于是“关公”“关帝”“关老爷”“关夫子”闹个不休。明清两代，社会上所景仰之人，大约就是孔丘、关羽二位，（这个孔丘，便是《儒林外史》上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的那个孔丘。他说道：“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这个关羽，便是常常拿着大刀显圣的那个关羽。其心传正宗，便是康有为、张勋二人。）不但愚夫愚妇信仰“关老爷”，即文人学士亦崇拜“关夫子”。此等谬见，今后固亟应扫荡。玄同之不以《三国演义》为佳著者，此也。
（5）先生谓“《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此说极精。又谓“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斯论尤确不可易。玄同前以《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有价值之小说，此是偶然想到，不曾细细思量。得先生纠正，甚感。惟先生又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诸不全德的小说中，独为最上品。因其书以‘我’为主人，全书中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著，有所统系，此其特长之处。”玄同以为若照此说，则《老残游记》中亦以一“老残”贯串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此“老残”亦可与“我”同论也，然此终是牵强。记得十年前见《新小说》中登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好像是到“我”之归娶而止。今书肆所售单行本，则以下又多了若干回，如“梁顶粪”等事，皆为前此所无，而文笔之冗滥，亦大不如前。此即由“不连属的种种事实勉强牵合而成”，可多可少，“可至无穷之长”之故。故虽以吴趼人自续，亦觉其无谓。此亦足为不全德的小说不能尽善之证。
又先生谓“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此说玄同亦以为然。先生又谓“《品花宝鉴》之历史的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此说尤有特见。推此论而言之，则知《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泆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都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积蓄不义钱财，而专事“打扑克”“逛窑子”“讨小老婆”者之真相。语其作意，实与《红楼梦》相同。（或谓《红楼梦》即脱胎此书，盖信。）徒以描写淫亵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即我亦未敢直截痛快，迳以此书与《红楼》、《水浒》齐列。然仔细想来，其实喜描淫亵，为中国古人之一种通病。远之如《左传》，详述上 、下报、旁淫，悖礼逆伦，极人世野蛮之奇观。而叙陈灵公淫乱之事，君臣相谑之言，尤为荒唐到极。（今之主张读经者，欲令知识甫开之童子，将此等文章朝夕讽诵，师长则细细讲解。礼教国之教育，原来如是。）近之如唐诗、宋词，说淫话处亦不为少。至于元明之曲，则有直叙肉欲之事者矣（如《西厢》之《酬简》，《牡丹亭》之《惊梦》），即《水浒》《红楼》中，何尝无描写此类语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品花宝鉴》当在第二流）。惟往昔道德未进化，兽性肉欲犹极强烈之时，文学之士不务描述理想高尚之小说，以高尚人类之道德，而益为之推波助澜，刻画描摩，形容尽致。使观之者什九不理会其作意，用“赋诗断章”之法，专事研求此点，致社会道德未能增进（但可谓之未增进耳，若谓益不如前，亦非公允之论），而血气未定之少年尤受其毒。此则不能不谓为前世文学家理想之幼稚矣。然社会进化，是有一定的路线，固不可不前进，亦不能跳过许多级数，平地升天。故今日以为今之写实体小说不作淫亵语为是，而前之描摩淫亵为非。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先生所谓《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此说最是。故玄同以为但令吾侪今日，则诋《金瓶梅》、《品花宝鉴》为淫书，二十一世纪时代之人，则诋《碎簪记》、《双枰记》、《绛纱记》为淫书，便是在轨道上天天走不错的路。如是，则无论世界到了三十世纪，四十世纪，……一百世纪，而《金瓶梅》自是十六世纪中叶有价值之文学，《品花宝鉴》自是十九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碎簪记》、《双秤记》、《绛纱记》自是二十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正如周秦诸子、希腊诸贤、释伽牟尼诸人，无论其立说如何如何不合科学，如何如何不合论理学，如何如何悖于进化真理，而其为纪元前四世纪至六世纪之圣贤之价值，终不贬损丝毫也。
近有李君涵秋者，著《广陵潮》小说，现已出至七十多回，单行本已出六册，以下均逐日刊登一小段于《神州日报》后幅。此书为社会小说，中所叙述，似乎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佳。其描摩刻画，容有过火之处，然作者文笔犀利，才思纵横，实在吴趼人之上。玄同以为此种小说，在今日亦为第一流矣。
又有《留东外史》者，已出三集，其书描摩留东学界腐败情形，亦与《官场现形记》相类，鄙意亦可当第二流之选。
以上二书，先生归国后，去购观之，不识鄙论有当否也。
先生以《镜花缘》为第二流之佳作，鄙意亦以为然。惟作者太喜卖弄聪明，双声叠韵，屡屡讲述，几乎是“小学讲义”矣。玄同以为小说而具讲学的性质，实非所宜。（最下乘者，如《野叟曝言》。阅之，真欲令人喷饭。）高明以为然否？
先生“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此意甚盛。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极端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其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惟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如《咏月》第一首后二句，是文非话。《咏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是文言。又《赠朱经农》一首，其中“辟克匿克来江边”一句，以外来语入诗，亦似可商。日前独秀先生又示我以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韵之文，本有“可歌”与“不可歌”二种。寻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为多。既不可歌，则长短任意，仿古新创，无所不可。至于“可歌”之韵文，则所填之字，必须恰合音律，方为合格。“词”之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其名。后世音律失传，于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数、平仄，一一照填，而云“调写某某”。此等填词，实与做“不可歌”之韵文无异。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节之字之句。就询填词之本人以此调如何音节，亦必茫然无以为对。玄同之意以为与其写了“调写某某”而不知其调，则何如直做“不可歌”之韵文乎？至在今世必欲填“可歌”之韵文，窃谓旧调惟有皮黄，新调惟有风琴耳。刘半农先生谓“当改填皮黄之一节，或数节，而标明‘调写西皮某板’，或‘调写二黄某剧之某段。’”（见《新青年》三卷三号《我之文学改良观》）玄同以为此说最是。其填风琴之调者，当直云“调写风琴某曲”。
上来所论，敬乞教正。玄同非敢于尊作故意吹求，因同抱文学革命之志，故不惮逐一商酌。冒昧之愆，尚希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