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2月27日）
“中华民国名为共和，实为专制”，此语殆遍于今日之社会，无可讳言矣。满清之对待革命党，其残酷已闻于世界，今之袁世凯政府，会丝毫未灭否乎？满清时代尚无所谓社会及无政府党。人民国以来，二者乃始发生。袁世凯于对待政治革命党之外，忽增加无数之劲敌。盗憎主人，势不并立。故即位数月，即下令解散主张无政府之“社会党”，及乎战胜国民党后，顾盼自雄，益无忌惮，复借事下令解散非无政府之“中国社会党”，杀其北京部党员陈翼龙，各省之小民贼承风希旨，于是“社会党”党员愤愤复以他事被枪杀于通州。当此疾风卷地狂涛滔天之时，吾等鼓吹无政府之机关报晦鸣录乃适出现。不到二十日，龙济光即强禁我出版，侦缉我同志，蹂躏我晦鸣学舍之团体。及吾等迁澳门后，正拟重振旗鼓。李开侁即照会葡领事，袁世凯复令外交部照会葡公使，要求禁止（出版）晦鸣录出版于澳门。葡萄牙本一非驴非马之专制的共和国，无异支那之小影，其管理澳门，尤横暴无理，故亦欣然乐从，禁止晦呜录出版，以表同情于支那之大盗。不宁惟是：黎元洪以窃拆邮信而得晦呜学舍之通告书，复据以电告袁世凯，袁遂通电各省，严密拿禁云云。此等举动，本不值吾辈一哂，然亦可见民贼之对待吾党，固无所不用其极也。
今者支那无政府之生气摧残殆尽矣。虽然，吾党抱反对强权之宗旨，为反对强权之运动，其受民贼之摧残，固在意中。何足馁吾人之气。自今而后，吾人之劳苦较前倍深，而责任较前倍重，吾人当视民贼种种之残暴，为吾人鼓吹之好材料。彼辈之残暴增一度，吾人之实力必须增一度，则平民厌恶政府之心理当必随之而增一度。夫如是无政府之时期不远矣。我亲爱之同志乎！其益决心！益猛进！无怠！无惧！以至于强权灭绝之城！杀戮囚辱固无政府党之乐乡！惟最后之凯歌则必由我辈唱之可断言也！
无政府万岁！我辈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