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4月18日）
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是二人之有志提倡，记者未尝不感之，顾其所言究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吾人有不容不研究者。近世学子，耳食者众，震于总统党领之名义，不暇论列是非，辄盲信为社会主义之真相，其结果有反足为社会主义之大障者。记者于此，又曷能已于言耶？
顾记者欲论二氏之主张，当先以数语略述社会主义之定义及其派别。
社会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主张以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衣食房屋等）归之社会共有之谓也。其简单之理由，以人类生活赖乎衣食住，衣食住之所由来，则土地生之，器械作之，而尤必加以人工者也。土地为天然之物，非个人所能私有，器械亦由人工造成，人工则为劳动者之所出，故以正理论之，凡劳动者当得衣食住。惟现在资本制度之社会则不然，土地为地主所占据，工厂器械为资本家所独有，大多数之平民，则服役于此二者，为之生产各物，其结果则大部分利益均为地主与资本家所掠夺，劳动者仅得微薄之工资，终岁勤动，曾不足以赡其生，而地主与资本家则深居大厦，坐享最高之幸福，其不乎孰甚于斯？欲救其弊，惟有由地主资本家之手取回其土地器械，归之公共，由劳动者自作之自用之，人人共同工作，人人共同生活，夫然后可谓之平。此即社会主义之原理也。顾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属之公有，此为凡言社会主义者所公认，无有异辞。惟对于生产物之分配方法，则言人人殊，而社会主义中遂有种种之流派。然大别之可略分为二，一曰共产社会主义，一曰集产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者，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全属之社会，人人各尽所能以工作，各取所需以享用之。集产社会主义则主张生产机关属之公共，其所生产之物，则由社会或国家处理而分配之；其分配法亦有种种不同，然大致不外视其人工作之多。寡，酬给因之而异，各人所得之酬给，即为个人私有物。二派主张虽有不同，然苟欲其主义实现，必须从根本推翻现社会之组织，由资本家之手取回生产机关，此则二派共同之点也。（至二者之优劣，当世已有定评，所谓社会者；乃对于个人而言，故既曰社会主义，则凡社会之物，皆当属之公有，而不能复容个人之私有权。今集产主义以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私产，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之定义。且同一房屋，牛马之圈厩则为公有，人居之房舍则为私有；同一用品，工厂之煤膏则为公有，人家之薪火则为私有，于理论上岂复能通？且集产者主张按各人劳动之多寡而异其酬给，是则强有力者将享最高之幸福，能力微弱者将至不足以赡其生。夫能力之薄弱，或关于生理，而非其人懒惰之罪，乃结果不幸若是，尚何幸福均等之足云？此吾人所以谓集产主义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也。）此外有所谓社会政策者，不欲从根本推翻现社会之组织，惟欲借政府之力施行各种政策，以补救社会之不平。其政策亦有种种，如限制资本家，保护劳动家，行累进税及单一税，以及设置公共教养机关等皆是。此种政策，不过在恶浊政治中自标一帜，不能名之为社会主义也。以上社会主义及社会政策之深别异同大略于此。今孙氏与江氏所倡导者果为何派之社会主义乎？抑但为社会政策乎？以吾意言之，则二氏之言均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也。读者苟疑吾言，请得而论之。
孙氏本政治革命家，社会主义非其专治，惟心醉亨利佐治之学说（即单一税论），欲实施之于中国，故同盟会会纲有“平均地权”之语，即此物也。然亨利氏之单一税论，乃一种之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盖社会主义无论为共产为集产，必须由富人之手取回一切土地器械归之公共，使社会上无复留地主与资本家之迹，单一税制则仅限制大地主，略减其势力，而不能使之消灭。盖大地主固不患地税之增长者，以彼将间接取偿于劳动家故也。以社会主义之根本理论言之，土地为天然之物，固不容有所谓地主，即亦不应更有所谓赋税矣。顾孙氏不但主张单一税而已，同时又自称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其在中国社会党之演说有曰：“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其下复盛称集产主义之元祖麦格斯之资本论，是孙氏俨然集产派矣。集产主义虽非圆满之社会主义，然因主张土地器械均归公有，绝对不容私产制度之存在者也。今既主张集产主义，已从根本上推翻一切地主及资本家矣，又何必有所谓单一税者以骈校于其间乎？孙氏亦明知二说之相左，故辄变其名曰“单税社会主义”，复为调停之说曰：“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云云。不知单税论之所由来，即以惮于改革，惧社会主义所倡向地主取回土地之说之不易行，乃代以单税之法，期稍杀地主之势力，实则因陋就简，不敢实行社会革命者也。若集产主义，无论其合理与否及手段若何，然终不免改革现社会之组织，取回今日地主所占之土地归之公共，如是即断断不必复有事于单税，犹之主张共和，即不必复有事于君主立宪，更无所谓异存者也。今孙氏乃同时主张集产主义与单一税制，吾诚不知其所可也。推原其故，实由孙氏误认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复误认社会政策之所谓国有事业即为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故至以麦氏资本公有亨氏土地公有相提并论，不知所谓资本公有者，乃取回生产机关，操之劳动者之手，由劳动者自使用之，非如国有事业以国家为资本主，劳动者服役于国家，无异其服役于工厂主者比也。麦氏常解释“资本”之意义曰：“资本者乃货物生产之际所发生之一种社会的关系也，故生产机关苟操之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之手，此时即无资本之可言，惟借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至是始称为资本。”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即生产机关操之直接生产者之手之谓，使资本之势力无可表现者也。国有营业，则仍借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而资本势力反益膨胀者也。二者在学理上之背驰若此，孙氏乃谓铁道及生利事业收为国有即为解决资本问题，即认为无异公有，是直不知资本之意义者耳。孙氏所谓主张集产社会主义者不外如是。然则满清与现在之政府均尝哗叫铁道国有矣，亦可谓为社会主义否乎？至亨氏之单税论，纯为枝枝节节之社会政策，孙氏乃以之与麦氏资本论并举，尤为不伦。麦氏虽但言资本公有，然土地实可包括于其中，土地亦生产机关之一，凡集产家无有不主张土地公有者也，且其所谓公有，实以土地归之直接生产者之手。单一税则但由地主之手分润其税金，不但不能名为土地公有，并且不能名为国有，只可名为政府与地主分有耳。而孙氏乃以为能解决土地问题，是又不知所谓公有之意义者矣。由此言之，孙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不过国有营业专征地税之两种社会政策而已，曾何社会主义之足云。
若夫江氏，俨然“中国社会党”之党领，自当有明确之主张，惟记者尝搜索其言论，则又未尝不病其芜杂也。江氏曾为“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其言曰：“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均产主义、集产主义，其方法不如共产之善，故虽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可也。”观此则江氏明明主张共产主义矣。乃其下文则曰：“共产主义之精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然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将何以待之？……否则无比较、无竞争、无希望，其于人类进化似颇阻滞矣。若夫不劝而兴，不惩而戒，无所为而为之者，又恐非一般人之程度所能及也。”前后两说乃极端反对之文字，而江氏竟于一文中同时出之，此真足以令人骇怪者矣。以彼所称为“社会主义不桃之宗”之共产主义，竟不免于阻滞进化，然则江氏所言之社会主义果为何等物耶？吾有以见江氏固未尝深知共产主义之真谛者也。抑不独不知其真谛，且亦未知其定义与派别，故又曰：“共产主义，产分动产与不动产，此派中有主张一切共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共有而动产仍私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公有而动产则废除者，即废产主义。废产主义有名实俱废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计价值也，有名废实不废者，即一种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也，此外更有均产主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江氏于共产主义中，分出若许流派，不知本自何人。若以吾所闻，则生产机关与所生产之物一切共有者为共产主义（江氏所谓动产不动产一切共有），生产机关公有而所生产之物则私有者为集产主义（江氏所谓不动产公有，动产私有，按不动产动产等字在此本不适用，今不暇深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共产主义，分劳异给各取所值为集产主义（江氏所谓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今江氏乃统而纳之于共产主义中。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已属可骇，复谓此外更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吾诚不知江氏以何者为集产主义也。江氏于学派源流淆乱若是，故最近在美洲之演说又曰：“均产集产均非尽善之法，共产亦恐未易遽见施行。”同时取社会主义之各派一例推翻之，是真可称怪剧者也。然而读者无庸骇怪，盖江氏实主张社会政策者，固无怪其取社会主义之各派一律推翻也。江氏之言曰：“鄙人主张教育平等、营业自由、财产独立、废除遗产制度，凡人自初生至成人，同在公共社会中受同等之教育，一届责任年龄，即令自由营业，所得财产，仍为私有，惟各个独立，不相授受，死后即收入公有。”此即江氏最简明之主张矣。夫社会主义派别虽多，然其共同之点必反对私产制度，故无论共产集产，均主张以土地器械属之公有。
今江氏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曰营业，曰财产，明明有私产无疑；曰自由，曰独立，更明明保护私产无疑。且中国社会党亦仅以专征地税为党纲，而未尝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与孙氏政策如出一辙。其稍异于今世之资本制度者，特遗产归公一事耳。然生前则明明各有私产，且私产之范围不独衣食房屋而止，必可并土地器械而私有之，因欲营业之自由，财产之独立，非得土地器械之所有权不可也。充江氏之论，营业自由，野心家即随之而起，今日之托辣斯大王不难复见于江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之世，虽遗产归公，终不足以绝其垄断之欲望。盖彼辈万恶之资本家，大抵好虚荣，弄手段，以抚有多金奔走奴隶操纵金融为乐事，其目的不但为长子孙计也。故自由竞争一日不绝，即资本家与贫民之阶级永无消灭之日，以此言社会主义，直南辕而北其辙耳。矢口言社会主义，乃于社会主义之根本思想尚且茫然，反谓“虽有私产以有生为断，共产之真精神亦不外乎是”，复自称为社会主义特殊之主张，吾认为江氏之主张称为特殊之社会政策则诚无间言矣，若称为社会主义，则吾期期以为不可也。何也，盖社会主义之根本共同点，土地器械当归公有，必先承认此共同点，始可与言社会主义，今江氏尚未及此。复证以其党之党纲，所谓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破除遗产，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专政地税，限制军备八事，大抵皆社会政策之条件，于社会主义之根本精神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本报前期谓其所主张近于圣西门之学说，实则仍不能企及。盖西门氏固主张土地器械公有者，今江氏则仅仅窃取其废除遗产一事而已耳，于其根本要义不敢附和也。然则江氏虽百计欲避社会政策之名，又乌可恨耶？
由是言之，孙江二氏所言皆社会政策，而皆自称为社会主义，世人亦皆奉为社会主义，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也。然孙氏于社会主义之派别，尚厘然能辨，江氏则忽而推崇共产主义，忽而排斥共产主义，忽而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忽而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真精神，颠倒督乱尤难究诘，且孙氏常自称社会政策，未尝讳饰，其所领之国民党，亦有采用社会政策之党纲，故除混称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之一误点外，尚不失为宗旨一贯。江氏则明明主张社会政策，而必坚称社会主义。袁氏登位，则电陈政见，国会开会，则上书请愿，党章中且明著“党员得以本党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之条，而必自谓不主张政治运动，必自谓非政党。既非政党，则“中国社会党”之八条社会政策的党纲又将从何而实现之？乃同时又自称“本党之宗旨不违反国家社会主义而可达到无治共产主义，本党之性质可以为政党可以不为政党”模棱两可，饰说欺人，至是而极，是则比孙氏抑尤下矣。至二氏共同之谬误，即恐人但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因之谓共产主义为不可行是也。此等见解几为一般人所通有，记者曾为《无政府浅说》（登本报第一期），对于此节已有解释，读者苟一参观之，当能释然矣。
记者之为此论，纯为研究学理，非敢故为苛论，更绝非对于个人而为非议。诚以社会主义在中国方始萌芽，正当之书说寥若晨星，世人辄认二氏之论为社会主义之模楷，不知误信孙说，则将以国有营业单一地税为社会主义，误信江说，则将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精神，以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为社会主义之所尚，而社会主义之真谛遂荡然无存，此实社会主义前途之大祸也。记者为发扬社会主义，保障社会主义计，又乌能已于言？（倘二氏以记者所论为不实，而欲有辩正，此则记者所乐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