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近日上海《商报》和《时事新报》对于俄蒙问题颇多捕风捉影之谈，他们的论点大约不外两端：第一以为苏俄国内的经济政策变了，所以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了；第二便是认俄蒙经济同盟，为苏俄侵略蒙古。
关于第一点，我们要说两报的记者未免太外行了。苏俄新经济政策不过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苏维埃政权之必要手段，换过说就是完成社会主义国家之政策，绝不是甚么“回辕反辙”的“俄国式幻术”。他的外交政策虽然要随着新经济政策变更，但他要做到世界革命与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宗旨是更要顺利的进行的。他在柔鲁会议中“颠倒飞钳之外交手段”及对于近东问题的抗议，就是他革命的势力渐渐胜过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之表征。即使他对于为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傀儡的北京政府“无诚意”，也许是外交上以诈对诈应有的能事罢！
关于第二点，我们要说两报的记者未免太笑话了。如中国这样比较蒙古进步的经济落后国，将来还要望俄、德实力的帮助呢，现在俄蒙缔结经济同盟，就是苏俄“舍己芸人”以助弱小民族提高经济地位的明证。苏俄无“经济侵略”与“向外雄飞”之事实，正如《商报》十月二十三日评论所举之例证即足以反证：（一）俄若有经济侵掠的余力，何至将乌拉尔阿尔泰四千方里地租于拉卡尔脱；（二）俄如欲求得天然资力为利用资本之地，西比利亚平原所待开发者何限。然则可见他现在“疲精耗力”于蒙古是怎样援助弱小民族的解放之忠诚了。所以论者若有诚心为中华民族前途计，当自明上列错误之论点为中了“怀疑而思中伤者”的暗笑，仍当“准备”与苏俄携手，不应“摇首失望”罢。
末了，我们还要请教《时事新报》的记者：英、美、日本三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譬之三个刚柔不同的强盗，先生主张专御一个（日本）而不防备其它两个（英、美），甚至主张与英、美联合，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要高叫“谢谢你的宣传”吗？
（载《向导》第8期，署名“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