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部汇考
汉
文帝十二年，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以导民风俗。
按《汉书·文帝本纪》：十二年三月，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注〉师古曰：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
武帝天汉元年，禁民俗奢侈。
按《汉书·武帝本纪》：天汉元年秋，闭城门大搜。
〈注〉臣瓒曰：汉帝年记六月禁奢侈，七月闭城门大搜，则搜索踰侈者也。师古曰：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者也。
成帝永始四年，诏禁风俗奢侈。
按《汉书·成帝本纪》：永始四年六月甲子，诏曰：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踰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隶校尉察不变者。
绥和二年，哀帝即位，诏禁僭侈。
按《汉书·哀帝本纪》：绥和二年三月，即皇帝位，六月，诏曰：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
后汉
明帝永平十二年，诏崇节俭。
按《后汉书·明帝本纪》：永平十二年五月，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章帝建初二年，诏禁奢侈。
按《后汉书·章帝本纪》：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日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穑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
和帝永元十一年，诏禁吏民踰僭。
按《后汉书·和帝本纪》：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诏曰：吏民踰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科令，加虐羸弱。
安帝永初元年，诏三公申禁奢侈，减服御造作，以崇节俭。
按《后汉书·安帝本纪》：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元初五年，诏有司申禁奢侈。
按《后汉书·安帝本纪》：元初五年秋七月，丙子，诏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䌽。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著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
桓帝永兴二年，以地震，诏中外务存俭约。
按《后汉书·桓帝本纪》：永兴二年二月癸卯，京师地震，诏曰：比者星辰缪越，坤灵震动，灾异之降，必不空发。敕己修政，庶望有补。其舆服制度有踰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
晋
武帝泰始元年，诏崇俭约。
按《晋书·武帝本纪》：泰始元年十二月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泰始二年，遣官循省风俗。
按《晋书·武帝本纪》：泰始二年春正月景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
泰始八年二月乙亥，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
按《晋书·武帝本纪》云云。
简文帝咸安二年，诏省华饰烦费之用，以励风俗。
按《晋书·简文帝本纪》：咸安二年三月丁酉，诏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济彼时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倾皇祚。赖宗祖灵祇之德，皇太后淑体应期，藩辅忠贤，百官戮力，用能荡氛雾于昊苍，耀晨辉于宇宙。遂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思赖群贤，以弼其阙。夫敦本息末，抑绝华竞，使清浊异流，能否殊贯，官无秕政，士无谤讟，不有惩劝，则德礼焉施。且彊冠未殄，劳役未息，自非军国崇祀之要，其华饰烦费之用皆省之。
宋
后废帝元徽元年，诏民各安乡土，以厚风俗。
按《宋书·后废帝本纪》：元徽元年八月辛亥，诏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册，川谷异制，焕乎姬典。故井遂有辨，闾伍无杂，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虽绵代殊轨，沿革异仪，或民怀迁俗，或国尚兴徙，汉阳列燕、代之豪，关西炽齐、楚之族，并通籍新邑，即居成旧。洎金行委御，礼乐南移，中州黎庶，襁负扬、越。重武造运，道一闳区，贻长世之规，申土断之制。而夷险相因，盈晦递袭，岁馑凋流，戎役惰散，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庶阜俗昌民，反风定保。夷胥山之险，澄瀚海之波，括《河图》于九服，振玉轫于五都矣。
元徽三年，诏崇俭素，以率民俗。
按《宋书·后废帝本纪》：三年闰三月戊戌，诏曰：顷民俗滋弊，国度未殷，岁时屡骞，编户不给。且边虞尚警，徭费弥繁，永言夕惕，寝兴增疚。思弘丰耗之制，以惇约素之风，庶偫蓄拯民，以康治道。大官珍膳，御府丽服，诸所供拟，一皆减撤，可详为其格，务从简衷。
顺帝升明元年，诏罢工丽彫镌，伤风毁治之物。
按《宋书·顺帝本纪》：升明元年七月，丙申，诏曰：露台息构，义光汉德；雉裘焚制，事隆晋道。故以检奢轨化，敦俭驭俗。顷甸服未静，师旅连年，委蓄屡空，劳敝莫偃。而丹雘之饰，糜耗难訾，宝赂之费，徵赋靡计。今车服仪制，实宜约损，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罢省御府二署。凡工丽彫镌，伤风毁治，一皆禁断。庶永昭宪则，弘兹始政。
南齐
明帝建武二年，诏禁奢侈，以厚风俗。
按《南齐书·明帝本纪》：建武二年冬，十月，丁卯，诏曰：轨世去奢，事殷哲后，训物以俭，理镜前王。朕属流弊之末，袭浇浮之季，虽恭己弘化，刻意隆平，而礼让未兴，侈华犹竞。永览元风，兢言集愧，思所以还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罢东田，毁兴光楼。并诏水衡量省御乘。
和帝中兴二年，建安郡公萧衍下令励俗。
按《南齐书·和帝本纪》不载 按《梁书·武帝本纪》：中兴元年十二月，诏封高祖建安郡公。二年正月，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世之浇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书契未纪，穷凶极悖，焉可胜言。既而璇室外构，倾宫内积，奇技异服，殚所未见。上慢下暴，淫侈竞驰。国命朝权，尽移近习。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圣明肇运，励精惟始，虽曰缵戎，殆同创革。且淫费之后，继以兴师，巨桥、鹿台，彫罄不一。孤忝荷大宠，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鹿裘之义，解而更张，斲雕为朴。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庭备御妾之数，大享绝郑卫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氓庶，菲食薄衣，请自孤始。加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竞存约己，移风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孤虽德谢往贤，任重先达，实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详为条格。
陈
文帝天嘉元年，诏敦俭素，以励风俗。
按《陈书·文帝本纪》：天嘉元年八月戊子，诏曰：污樽土鼓，诚则难追，画卵彫薪，或可易革。梁氏末运，奢丽已甚，刍豢厌于胥吏，歌钟列于管库，牛木被朱丹之采，车马饰金玉之珍，逐欲浇流，迁讹遂远。朕自诸生，颇为内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华，观览时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时乘，临驭区极，属当沦季，思闻治道，菲食卑宫，自安俭陋，俾兹薄俗，获反淳风。维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
宣帝太建十四年，后主即位，诏严僭奢及左道之禁。按《陈书·后主本纪》：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夏四月庚子，诏曰：朕临御区宇，抚育黔𥟖，方欲康济
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䌽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閒淫祠祆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皆禁绝。
北周
武帝保定二年，诏省供御，以率俭约。
按《周书·武帝本纪》：保定二年十月戊戌，诏曰：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唯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今巨寇未平，军戎费广，百姓空虚，与谁为足。凡是供朕衣服饮食，四时所须，爰及宫内调度，朕今手自减削。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岂曰全无庶几。凡尔百司，安得不思省约，勖朕不逮者哉。
建德六年，诏崇节俭，以革民俗。
按《周书·武帝本纪》：建德六年正月辛丑，诏曰：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彫饰。或穿池运石，为山学海；或层台累构，概日凌云。以暴乱之心，极奢侈之事，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
唐
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即位，诏革猜忌之俗。
按《唐书·太宗本纪》不载 按《大唐新语》：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亲政事，诏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诚信。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已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风俗一变，浇漓顿革矣。
太宗贞观八年，遣使观省风俗。
按《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八年正月壬寅，遣使循省天下。
按《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八年正月壬寅，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圭、御史大夫韦挺、鄜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大将军窦诞、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使于四方，观省风俗。
代宗广德二年，诏禁侈俗。
按《唐书·代宗本纪》：广德二年四月甲午，禁钿作珠翠。按《册府元龟》：代宗广德二年二月乙亥，南郊礼毕，敕曰：朕思素俭敦以淳风，必约严章以齐侈俗。其珠玉器玩，宝钿杂绣等，一切禁断。
大历六年，诏禁淫巧之物。
按《唐书·代宗本纪》不载。 按《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历六年夏四月戊寅，诏：纂组文绣，止害女红。今师旅未息，黎元空虚，岂可使淫巧之风，有亏常制。其绫绵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及大绵、竭凿、六破已上、并宜禁断。其长行高丽白绵、大小花绫锦，任依旧例织造。有司明行晓谕。
文宗太和四年，诏禁奢靡之俗。
按《唐书·文宗本纪》不载 按《旧唐书·文宗本纪》：太和四年夏四月壬戌，诏曰：俭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经。斯为理本。朕自临四海，悯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兴疚怀。虽绝文绣之饰，尚愧茅茨之俭。亦谕卿士，形于诏条。如闻积习流弊，馀风未革。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盖朕教导之未敷，使兆庶昧于耻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欤。永念惭叹，迨兹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主者宣示中外，咸知朕意焉。文宗承长庆、宝历奢靡之风，锐意惩革，躬行俭素，以率厉之。
辽
圣宗统和九年秋七月乙巳，诏禁奢侈。
按《辽史·圣宗本纪》云云。
宋
真宗咸平四年，遣使廉察风俗。
按《宋史·真宗本纪》：咸平四年八月丁卯，遣使巴蜀，廉察风俗。
哲宗元祐元年，诏正风俗。
按《宋史·哲宗本纪》：元祐元年六月甲寅，诏正风俗，修纪纲，勿理隐疵细故。
光宗绍熙三年，诏戒饬风俗。
按《宋史·光宗本纪》：绍熙三年六月辛丑朔，下诏戒饬风俗，禁民奢侈与士为文浮靡、吏苟且饰伪者。
宁宗嘉泰元年，诏禁风俗奢侈。
按《宋史·宁宗本纪》：嘉泰元年夏四月辛卯，诏以风俗侈靡，灾后官军营造，务遵法制。内出销金铺翠，焚之通衢，禁民无或服用。
金
章宗明昌元年，诏定制度，以励风俗。
按《金史·章宗本纪》：明昌元年八月戊戌，上谕宰臣曰：何以使民弃末而务本，以广储蓄。令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曰：今风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丧过度之礼，禁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蓄积自广矣。右丞履、参知政事守贞、谥曰：凡人之情，见美则愿，若不节以制度，将见奢侈无极，费用过多，民之贫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际，正宜讲究此事，为经久法。上是履议。
泰和元年，禁风俗奢僭。
按《金史·章宗本纪》：泰和六年，敕尚书省举行风俗奢侈之禁。
卫绍王大安元年十月己卯，诏戒厉风俗。
按《金史·卫绍王本纪》云云。
明
太祖洪武元年，禁民丧，葬宴乐，以厚风俗。
按《大政纪》：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犹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殽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非所以为治。且京师，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取则者。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弊可胜言。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厚风俗。上是其言。
宪宗成化六年禁风俗奢侈
按《大政纪》：成化六年十二月，户部都给事中王弘等上言：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奢侈，服食僭用无度，酒席皆簇盘，民之困穷由此。在京射利之徒，屠宗顺等数家，贩卖宝石，至以进献为名，或邀取官职，或倍获价利，蠹国病民，莫甚于此。乞严加禁革，及将宗顺等倍价卖过宝石银两，追徵入官，给发赈济。刑部尚书陆瑜上议，以为弘等所言，深切时弊。请逮宗顺等数人治罪，追价利以充赈济。诏宗顺等姑置不问，备榜申明禁约。
风俗部总论
《易经》
《观卦》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程传》〉风行地上，周及庶物，为由历周览之象。故先王体之为省方之礼，以观民俗，而设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观视民俗，设为政教。如奢则约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是也。省方，观民也。设教，为民观也。
《恒卦》
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
可见矣。
〈《程传》〉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
《渐卦》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程传》〉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渐之义也。君子观渐之象，以居贤善之德化，美于风俗。人之进于贤德，必有其渐习，而后能安。非可陵节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于人，不以渐，其能入乎。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渐也。
《礼记》《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注〉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疏〉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凡人君行此等六经之教，以化于下。在下染习其教，还有六经之性。故云诗教书教之等。
《管子》《八观》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无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毋会同，丧蒸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无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大臣之俗，特以牍书不报，小期会不答耳，以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举之，而激俗流失，世坏败矣，固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笔之吏，务在筐箱，而不知大体，陛下又弗自忧，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耻，礼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固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固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口耳，虑念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刭大父矣，刖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尸之帘，攓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其馀猖獗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窃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特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立持，不植则僵，不脩则坏。秦灭，四维不张，故臣乖而相攘，上下乱贱而无差，父子六亲殃僇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心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备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刘子》《风俗》
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楚越之风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郑卫之风好淫，其俗轻荡而忘归。晋有唐虞之遗风，其俗节财而俭啬。齐有景公之馀化，其俗奢侈以誇竞。陈太姬无子，好巫祝，其俗事鬼神祈福。燕丹结客，纳勇士于后宫，其俗侍妻妾于宾客。斯皆上之风化，人习为俗也。越之东，有辙沐之国，其人父死，即负其母而弃之。云是鬼妻，不可与同居。其长子生，则解肉而食其母，谓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国，其亲戚死，拆其肉而埋其骨，谓之为孝。秦之西，有义渠之国，其人死，则聚柴而焚之，烟上熏天，谓之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国，其人亲戚死，则弃之于江中，谓之水仙。斯皆异俗也。先王伤风俗之不善，故立礼教，以革其弊。制礼乐，以和其性。风移俗易，而天下正矣。
《何垣西畴常言》《正弊》
甚矣，风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饰服玩，而山泽之产耗矣。销钱以为器具，而鼓铸之利蠹矣。京都列肆，日价相夸，远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时尚竞新，士庶何责焉。法行而后化流，皆当自近始也。
冠昏丧祭，民生日用之礼，不可苟也。在上莫为之制节，而一听俚俗之自为，鄙陋不经甚矣。考古酌今，著为一典，颁之四方，以革猥习，是当今之急务也。三代盛时，民德归壹，农祥祈报而已。今也祠社非时，率敛任醵，急于官府。是丰年常若不给，一遇饥歉，则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丘浚·大学衍义补》《一道德以同风俗》
《易》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异。同则一，异则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后有以合其异而同焉。是故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类而聚，物以群而分。其聚也各以其类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于同，而殊者不终于异哉。合者不苟于同，殊者不终于异，则咸为道德之归，此人所以无异心，家所以无殊俗，国所以无异政也。天无不覆，而火上于天，故明之所及者广。于凡天之所覆者，无不照烛荡荡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诗序》曰：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
按臣：国国自为政，家家自为俗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礼义废，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礼义兴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据以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辅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制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违。如此，则亿兆家如一家，千百国如一国，千万世如一世矣。
《王制》：天下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臣按：礼刑出于上而行于下，诸侯当无事之时，而行来朝之礼，则稽考其礼之行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违僭者乎。违僭则亟改之。质正其刑之用，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则亟正之。若夫德之为德，则上下之所同德者也。上本是德以为政教，而侯国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苟有异同焉，则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则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虽同一其天，而各异其地。惟其地之异，是以所习者不能无异焉。此其所以有异俗也。圣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图治，必反其习之异，以归之同焉。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矣。何也，盖蚩蚩之民，所生于地者，其气虽异，而所禀于天者，其理则同。彼以其气之偏，而异其趣向。吾则本天地之正气，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返之正，合其异而归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无彼疆此界之殊。是岂别为一种巧妙之法，出于其性分之外哉。无非因其固有之理，使复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与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谓之道。人所同得者，谓之德。各由其所由，自以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为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当由，其所得者，非所当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纷纷不同也。圣人在上，则设为学校，建立师儒，本义理以为教，条著经书以为教，法必则古，昔必称先王，必明圣人之道，谆谆然而播告之修，切切然而申明其义，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于天，而行于人，德本于道，而得于己。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则政令之所必禁，刑罚之所必加也。如此，则营东邠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虽异而不异其行，风俗岂有异同者哉。吾见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习，处处同其所尚矣。风俗岂有不同者哉。然则风俗所以同者，夫岂无其故哉。上文有曰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民淫。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吾修吾之礼，则凡吾人自幼而长，自老而死，皆有所据，依以慎终追远，会合交接，而彼祷禳追荐，髡首绝类者，自不为矣。吾明吾之教，则凡吾人由亲而疏，由内而外，皆有所联，比以尊尊亲亲，长长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伦背道者，自不行矣。礼修而教明，则道德一矣。然其散见于人为者，一有过焉，则有以悖礼而伤教，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变矣。故又有八政以齐之焉。是故异服异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诛，百工技艺皆有常，业而不敢习为异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敢作为邪异，尺度权量长短大小必同，物数布幅多寡广狭必定。如是，则若远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异改常，均齐方正，咸惟道德之归。此天下风俗所以常同也欤。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臣按：风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异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战国之时，异端之大者，在杨墨。秦汉以来，异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风俗皆同，而道德无不
一，非绝去异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则辟杨墨。在韩欧程朱，则辟佛老。然而终莫如之。何者，非独不能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非谓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也。盖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为彼之人之能也，彼窥吾之所有者而盗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独不知彼窃吾之所有，往往讦其所短，而较以是非，谓彼之所为者，近是于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揽取人之物而窃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而聚食，窃吾学校养士之礼也。彼之诵经而说法，窃吾弦诵教士之礼也。彼之祈禳，窃吾祭荐之礼也。彼之追荐，窃吾殡虞之礼也。吾用其真者，则彼赝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于权臣僭窃，曰：惟礼可以已之臣于异端。亦云：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盖道德其理也，而礼则其理之有节文，而见于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学校以养士，非学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经术以教人，非经术不得以驾说。有礼以祭神，非其鬼则不许祭。有具以送终，非得为则不许用。如是则彼之教，吾之人，非独不敢为，且不暇为，而亦不屑为矣。道德其有不一，风俗其有不同也哉。汉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大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因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臣按：为治之道二，政与教而已。政有纪纲，教有枢要。为政而振其纪纲，为教而撮其枢要，治道张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之众，人各一心，心各一见，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枢要，总摄而整齐之，使一其归，人人必济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见，天下何由而统于一也。圣人有见于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说焉。然道德之体，一而已矣。而其为用，则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见自，皆以为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为是者，滔滔皆是也。习申韩者，以申韩为道德。习杨墨者，以杨墨为道德。习苏张者，以苏张为道德。习佛老者，以佛老为道德。纷纷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为道德。其与学孔孟者，之于孔孟之道德，若无以异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举贤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为言，而丞相卫绾又以为奏，于是罢黜百家。而世之学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后建太学，立博士，明经术，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经术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卫绾奏请之绩，仲舒发扬之力也。呜呼，其有功于世道，亦岂细哉。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萧望之等平奏，上亲称制，临决。立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唐
太宗贞观十四年，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虽包贯异家为详博，其间不能无缪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有诏更令裁定。
臣按：汉宣帝会诸儒于石渠，讲论五经同异。然惟讲论之而已，未有成书也。至唐太宗，始命孔颖达会诸儒臣，撰《五经正义》，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盖道德虽具于人心，出于天命，然不考之圣贤之经传，安知其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于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风俗为务，同风俗者，莫不以一道德为先。一道德者，苟不质正于圣贤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而施行之哉。虽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圣贤之言，具载经传，不有以表章而发明之。上之人何以为据，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风俗，往往留意于经籍，而命诸儒考正，而会稡之，用以颁布天下，使家传而人诵之。则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则为道德，不如是则非，咸为道德之归，而风俗醇正，而无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见于此，而命孔颖达以考正六经，而颖达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缪冗，则亦何益之有哉。颖达之学，虽有可疵，而太宗之见，则超然出乎后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太祖开国之先，首建学校。未几，诏行科举，一以五经四书，教人取士。士各专一经，而兼治四书。太宗又命诸儒，辑《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易》主程朱，《书》主蔡氏，《诗》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礼记》则用陈浩，集说四书之训，则一本《朱子集注章句》焉。夫五经自汉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户牖而殊轨辙，或泥于训诂，或流于谶纬，至于有宋濂洛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岐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东晋范宁好儒学，性质直，尝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灭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搢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馀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罪小，迷众之罪大也。
臣按：老庄之说，疾世俗之孳孳于利禄，而不知所底止，故肆为论说，欲矫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后之人，祖其言，以为说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韩用之以为惨刻，王何用之以为浮荡，申韩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晋灭。此无他，道德不明于天下，立说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说者，不知其所谓道德之非道德故尔。向使明君在位，而辅其政者，有其人师表立于上，义理明于下，
岂有是哉。宋之时，道学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说以济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从而信之，遂至于议论多而成功少，虚文胜而实效微。一时士大夫其所崇尚者，虽邪正与晋人不同，而同归于乱。呜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择而精察之哉。
韩愈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当是之时，人无异习，士无异学，此风俗所以醇厚也。盖民分于四，各有恒业，而衣食易给，教专于一，士有定见，而趣向不差。风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兴，而民与教皆增其二，议论则此是而彼非，风俗则日异而月不同。此无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欧阳修曰：中国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馀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臣按：欧阳修此言，推本之论也。然谓之曰：此自然之势也。臣则以为此自然之理也，岂但势哉。彼佛者，去吾中国数万里，其势无由至中国。然其所以导之入吾中国者，中国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国千馀年，其势已坚牢不可动摇。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设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势诚有不易然者。欧阳氏欲吾修补吾政教之阙废者，诚反本之论。然吾政教之阙且废，非一日矣。一旦复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岂能皆得卓然不惑者为之哉。臣愚以为，莫若定为家乡之礼，颁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礼，其势自衰。此则朝令而夕可行也。积数十年，人皆知吾礼之简径，而觉彼法之劳攘，有损于财，无益于事，自然废置而不振。英君谊辟有志于扶世教，辟邪说者，出于其间，举韩子所谓人人火书庐居之说，乘其衰而去之。则中国三代道德之教，礼义之俗，顿然复矣。
修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经。而自暴秦焚书，圣道中绝。汉兴，收拾亡逸，所存无几，去圣既远，莫可考證。偏学异说，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传，尚有师法。暨晋宋而下，师道渐亡。至唐为九经正义，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乞特诏儒臣，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臣愚以谓，欲使士子学古励行，而不本六经。欲学六经而不去其诡异，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汉以来之六经，所以至于今日者，实赖孔颖达之《正义》。其刻板尚存于福州府学。世之学经者，因得以考见古人之训诂义例，而知其名物度数之详。虽其间多驳杂诡异之言，如欧阳氏所言者，然朱子谓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功于此。则其书亦世之不可无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择耳。夫自有宋九儒讲明经旨，一洗汉唐之陋，六经之文，如日中天。六经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况、扬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者，不过传习之言，而因心考义者，虽若有差，终有的然之见。此古之圣贤，其教人皆隐而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者有由然也。今五经四书，先儒训释明白无疑矣。学者口诵而心解，不复致疑于其间。然所谓无疑者，岂真无疑哉。朱子谓，今之学子能言，真如鹦鹉。盖鹦鹉之言，效人声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间，草泽之儒，纷然杂出，于所谓五经四书者，又各加训解，大意主于立说，而不尽以解经。其间可取者，不过数家，其馀皆欲炫奇斗胜耳。解经而炫奇斗胜，其视汉人之专门名家，则又益卑矣。宜俾学经者，专究心于圣经，然后及于宋儒之传，一以是为主，然后博考汉魏诸儒之训诂制度名物焉。有馀力则旁及于近世诸人之训说，可也。乞敕儒学之臣，精加考择，以示学者，并示以读经之法，必先经而后传，而后及乎诸说，则心有定见，不为异说之所
惑乱矣。是乃一道德之门径也。
曾巩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馀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馀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讳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
臣按：百家众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圣人大学之道，则如心君处灵台之中，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为用，而底于大成焉。如此，则学有统，道有归，所守者同一道，所传者同一说矣。
程颢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馀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风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谓，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举，及凡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凡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其高蹈之士，朝廷当厚礼延聘，其馀命州县敦遣萃于京师馆之宽闲之宇，丰其廪饩，恤其家之有无，以大臣之贤，典领其事，俾群儒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以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又其次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稍久则举其贤杰，以备高任。择其学业大明，德义可尊者，为大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择士之愿学，民之俊秀者入学，渐自大学。及州郡之学，择其道业之成，可为人师者，使教于县之学，如州郡之制，如此则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于此。愿陛下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
臣按：程子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臣窃以谓，得贤才又正风俗之本。必欲得贤才，以正风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则人执私见，家为异说，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统壹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归，则又在师道之立焉。立师道以修学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风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经典，讲明义理，以一人心之趋向，期于道德之一，风俗之同而后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谓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曷足以当兹任哉。惟我祖宗，建学立师，教育人材，一以五经四书为教学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搢绅之列，未必无其人也。盍加推访，其间有德行文学，闻望素著，冠于一时，为内外所推重者，即佥举以闻，命以师儒之首，秩俾之自择其属，必得如程子所谓笃志好学，材良行备者，以充其选，而又于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领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玺书，责以提督作兴之任，俾其率领群儒，详立规条，一本程子所上劄十，以为准则，根据学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学规，士子所诵习者，必太宗皇帝所颁之书籍，参诸古典，酌以时制，凡夫学校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节目次第，门分条具，以为一代教养之法。既行之太学，又颁之天下。如此，则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无穷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于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务，择其深于道义者，留以为太学之师，散其明于经训者，分以掌州县之教，而州县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于教者之教，以卒业于太学，以分任于有司，以推教于他人。彼此承传，后先授受，同此诗书之习，同此道德之归，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职业，此道此德也，学校之功课，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风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隐以行怪，行事者不谋利而计功，为学者不驾虚而翼伪，修辞者不厌常而喜新，居官者不党同而伐异。浑浑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虽唐虞三代，不是过也。由是观之，治天下之道，莫大于正风俗。正风俗之要，莫
切于一道德。程颢，一世大儒，言于其君，欲其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颢之言，以为九重告。
朱熹曰：异端害正，故君子所当辟然。须是吾学既明，洞见大本达道之全体，然后据天理，以开有找之私，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议论之间，彼此交尽，而内外之道，一以贯之。如孟子论养气而及告子义外之非，因夷子而发天理一本之大，岂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极致本原，亦可谓无馀蕴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论，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则彼所谓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见彼之非正，不必拘拘然而与之较负胜也。吾道既明，吾党既众，则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复三代之旧矣。
风俗部艺文
《论时政疏》汉·贾谊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嬖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商君遗礼谊，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耝，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馀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尸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筦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筦子愚人也则可，筦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言风俗书》贡禹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无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无所折中。况乎以汉地之广，陛下之德，处南面之尊，秉万乘之权，因天地之助，其于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易于决流抑队。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解，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崇厚论》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庞，则道数不远。昔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邴吉张子儒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然而世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道哉。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能顾后，荣贵者矜己而不能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田鼢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执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赈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者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返，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棱之抗正，贵邴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馀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论宜敦礼让表》晋·庾峻
峻，以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谏议大夫。是时风俗趋竞，礼教陵迟。峻上疏曰：
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而多官，则妨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先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廊庙多贤才，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汉祖反之，大畅斯否。任萧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张良之勋，而班在叔孙之后；盖公之贱，而曹相咨之以政。帝王贵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而未尝干禄于时。以释之之贵，结王生之袜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爱，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而意未满；功报矣，其求不已。又国无随才任官之制，俗无难进易退之耻。位一高，虽无功而不见下，已负败而后见用。故因前而升，则处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无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大人溺于动俗，报政挠于群言，衡石为之失平，清浊安可复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业定必易其教。虽以爵禄使下，臣无贪陵之行；虽以甲兵定功，主无穷武之悔也。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则士无怀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则孝莫大于事亲矣。吏历试无绩，依古终身不仕，则官无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还莅小，则使人以器矣。人主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阳，临九折而去官，洁如贡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孙，知足如疏广，虽去列位而居东野，与人父言，依于慈，与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国检，危行彰于本朝。去势如脱屣，路人为之陨涕；辞宠如金石，庸夫为之兴行。是故先王许之，而圣人贵之。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
《崇让论》刘寔
寔以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著崇让论以矫之。
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灼然殊矣。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则不难也。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受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日见推举；争竞之心生，则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恶能者之先，不能无毁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向令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见让而后成名，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无政绩之称，让之者必无矣，官无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昔齐王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听之，廪以数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固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觉而改之。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夫让道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者塞其路，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不纳，不能不仗所闻，而微察之也，无以，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之深忧也。诗曰：受禄不让，至于已斯亡。不让之人忧亡不暇，而望其益国朝，不亦难乎。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皆不知让贤为贵。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朱虎、熊、罢。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世作则。季世所用，不贤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豫选之矣，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繇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息矣。人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之议，而天下自化矣。春秋传曰：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黡虽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在朝君子典选大官，能不以人废言，举而行之，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则群才猥出，能否殊别，盖世之功，莫大于此。
《诫励风俗敕一》〈文明元年四月十三日〉唐·制集
敕建立州县列竖官司，所以导俗宣风，惩奸息暴。顷以承平既久，中外晏安，人怀弛慢之心，官无警觉之意。遂使颍宋二川，屡奏乱常之党。荆并两府，频言构逆之徒。发露虽复数州，包藏犹虑未绝。此等祆衅，寻自伏诛，旬日之间，惊害良善。诚按察宽纵，禁止不明，或使无辜，陷于非命。兴言及此，深用恻隐。自今以后，在州县官寮，各宜用心检校，或惰于农业，专事末游，或妄说祅讹，潜怀聚结，或弃其井邑，逋窜外州，或自衒医工，诱惑愚昧。诸如此色，触类旁求，咸须防纠，勿许藏匿。又属当首夏，务在田蚕，虽则各解，趋时亦资。官府敦劝，若能肃清所部，人无犯法，田畴垦辟，家有馀粮。所由官人，宜加考第，功状尤异者，别加外擢。若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盗发罕能自擒，逆谋为外境所告，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御史及台郎出使审加访察，各以状闻。宜宣诸州，各令所在知悉。
《诫励风俗敕二〈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同前
门下，朕克缵丕业，诞膺景命，宪章昔典，钦若前王，克己励精，缅思至道，宵衣旰食，勤修庶政，夙夜寅畏，匪遑底宁，若涉泉冰，罔知攸济，顷属殷忧启运，多难兴邦，礼义载复，品物咸乂，思欲致万姓于仁寿，归六合于升平，永言政途，庶几沿革，犹恐学校多阙，贤俊罕登，牧宰不存政理，农桑未加劝导。樽俎之仪不习，冠婚之礼莫修。朕所以当宁兴叹，载怀兢惕者矣。庠序者，风化之本，人伦之先。仰州县劝导知礼节，每年贡明经进士，不须限数，贵在得人。先圣庙及州县学，即令修理春秋释菜，使敦讲诵之风。天下有奇才异行，沉伏不能自达，及官人百姓，有能极言时政得失者，令本州责状封进。乡饮礼废，为日已久，尊德尚齿，弘益极深。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之礼，令有劝慕。王公卿士，务存训奖，子弟成立，则有冠婚，婚礼糟粕或存，冠礼久为废阙。自今以后，并行冠礼，责以成人之道，便知负荷之难。食为人天，农为政本。绥抚氓庶，劝课农桑，牧宰之政，莫过乎此。刺史县令，有课最尤异，委廉察使名闻，当加甄擢。县令，字人之本，明经，为政之先。不稍优异，无以劝奖。县令考满考词，使状有清，字无负犯，明经及第常选，每至选时，量加优当，若属停选并听赴集，真如设教理归清净黄老，垂范道在希微，僧尼道士，女官之流，并令修习真寂，严持戒行，不得假托功德，扰乱闾阎。令州县严加检察私度之色，即宜禁断。诸州县官，有不因选序，别犯赃贿，非时除受官等，皆依倚形势，恣行侵剥，如有此色，仰州长官录事参军，速勘责奏闻，讫宜停务待进止，仍委吏部兵部速勘责处分，诸州百姓多有逃亡，良由州县长官抚字失所，或住居侧近虚作破除，或逃在他州横徵邻保，逃人田宅，因被贱卖。宜令州县招携复业，其逃人田宅，不得辄容卖买，其地任依乡源例租纳，州县仓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课，寺观广占田地，反水碾硙，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卿，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凡此数事，咸宜区分，系乎风俗，义存奖劝。刺史县令等，各申明旧章，勉思抚辑，罢凋弊之务，归淳厚之源。训导黎蒸，宣我朝化。书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养人。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诫励风俗敕三〈开元二年正月十三日〉》同前
黄门，朕闻，天为大者，莫先于育物。物最灵者，莫甚于爱人。故树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缅鉴前烈，深惟远图，惧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临泉壑。然则畴咨命于四岳，黜陟存乎三载，既以百姓为心，明非一人独理。今之牧守，古称侯伯。贤者任之，则循良之迹著。不贤者任之，则愁苦之声作。每冀精于所择，委之前往，岂时或颓靡，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静言政要，朕用抚然。间岁水旱，周于郡国，仓廪不蓄，闾阎荐饥。加以出摄颇多，冗官增弊，至于处置，皆凭刺举。当于京官内，简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久在外藩，频有升进状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课最超等，必议升迁。循默守常，必裁贬黜。昭昭赏罚，不可不慎。属冬朝礼成，春事方起，朝集使等，俾还所莅，钦若朕言。官寮间，或干济清苦，或贪滥侵渔，灼然称职及不称职，并委都督刺史审察奏闻，罔或阿容，自贻悔咎。诸道虽遣使存问，尚切忧劳，牧宰等深体朕怀，各宜隐恤，交至乏绝者，速量事优，当公私债负，停徵至秋，州县差科务减常日。昔国侨相郑，以至和平，曹参相齐，贵于清净。清静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争则知耻爱费，而与休息，除烦而从简易。自当农者归陇亩，蚕者勤纺绩，既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齐礼，不远斯复。庶几在位，弘朕此心。凡厥遐迩，各令委悉主者施行。
《诫励风俗敕四》同前
敕国家祖武宗文，重熙累洽，克清寰极，大庇生人，元德独化，与乾元而资始，至道无名，合帝先而首出。自削平区宇，混一车书，六合晏然，百有馀载。则我文武之业，有大造于生灵。朕嗣守丕运，纂成鸿绪，恐不敷弘前烈光阐睿图，夙夜祗畏，若临泉谷。曷尝不恭默思道，寤寐勤政，从人之欲，每以百姓为心。屈己之劳，常矜一物失所。夫法久而弊，法弊则通。制国以立法为先，教人以地著为事。自属清晏，人多媮怠。国章或弛，氓伪寔繁。今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而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薮，或奸吏为其囊橐。逋亡积岁，流蠹日滋。虽朕之薄德，罪则在予。亦官无其政，吏不守法耳。今欲去其末而归其本，闲其邪而正其德。使法有所立，人知向方。是用恤孤穷，逸逋贷，式广自新之路，俾申莫厚之恩。
《风化浇朴策》白居易
问：氓俗之理乱，风俗之盛衰，何乃得于往而失于来，薄于今而厚于古。或曰：兴替之道，执于君臣。又云：浇朴之风，系于时代。二说相反，其谁可从。
臣闻，代之浇漓，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时。盖政之臧否定于中，则俗之厚薄应于外也。何以验覈。伏请以周秦已降之事言之。臣闻周室寖衰，君臣陵替，蚕食瓜割，分为战国。秦氏得之，以暴易乱，曾未旋踵，同归覆亡。炎汉勃兴，奄有四海，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勤思理道，躬行慈俭，人用富安，礼让自兴，刑罚不试，升平之美，邻于成康，载在《汉书》，陛下熟闻之矣。降及魏晋，迄于梁隋，丧乱弘多，殆不足数。我高祖始造区夏，未遑缉熙。迨于太宗、元宗，抱圣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则周秦之乱，极矣。及文景继，出而昌运随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兴，而王道融焉。若谓天地生成之德渐衰，国家君臣之道渐丧，则当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应衰而复盛，浇而复和，必不尔者。何以清平朴素之风，薄于周秦之交，而复厚于文景之代耶。顺成和动之俗，丧于梁隋之际，而独兴于贞观、开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时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渐浇讹，不及质朴，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臣又按《礼记》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风雨也。此言万人之从王化，如百谷之委岁功也。若寒暑以时，则禾黍登而菽麦熟。若风云不节，则稂莠殖而秕稗生也。故教化优深，则廉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而奸宄臻。虽百谷在地，成之者，天也。虽万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凉德弊政，严令繁刑，而求仁义行，奸宄息，亦犹飘风暴雨，愆阳伏阴，而望禾黍丰粮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尧舜率天下以义，比屋可封。桀纣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则由上在教之明验也。伏惟圣心无疑焉。
《正身回俗疏》宋·彭汝砺
臣闻天下之事，其出无穷，而相禅于无所终始者，疑若甚劳，而古之人君，乃至于无为者，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为远，故所正者惟京师。以一国为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万民为众，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国家百官之富，不可胜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约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行，恭俭之德，至诚恻怛之心，至于此，非难也。而臣自京师观之，淫丽之文胜，淳厚之朴衰，谩诞之风长，正信之俗微，非所以示远方也。自宫邸观之，公侯放于骄淫而不禁，妇妾习于侈靡而不严，非所以示国人也。自官府观之，相尚以取誉，相引以趋势，相倾以就利，为上者残其下，为贰者持其长，非所以法万民也。陛下欲比汉唐，则固轶于汉唐矣。欲至三代，而于此未正焉，臣以为未也。盖古之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后，虽抱衾之贱妾，知自克以义，而非止于关雎之后妃也。虽衰世之公子，知自笃于信，而非止麟趾之盛时也。虽江汉之匹夫，皆知无思犯礼，而非止于京邑之近也。虽牛羊之贱，吏皆知有所不忍伤，而非独公卿大夫之贤也。以古准今，何其寥寥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试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笃欤。其昔者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欤。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严欤。所求于士者，止以语言，而不以德欤。所取于臣者以利欤。不然，何风俗之难回也。陛下有圣人之才，有崇高富贵之势，嚬呻俛仰，镇抚四海之外，惟无为而已。为之，无不可至也。臣观四方之学，其言语态度，长短巧拙，必问京师如何，不同则以为鄙焉。凡京师之物，其衣服器用，浅深阔狭，必问宫中如何，不同则以为野焉。以此知，以质厚示之，则无不从而质厚也。异时皇族，未尝知经术也。及陛下以经术造之，而莫不欲为经术。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以此知，能以德礼示之，则无不从而为德礼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所谓质厚也，德礼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顺导之，盖无难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无足疑也。小人以疏远，妄及陛下之家事，以卑贱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圣学之广渊，而道寻常之务，以圣学之日新，而言已陈之迹，虽臣亦自知其疏阔也。考之于古，窃以为庶几焉。唯陛下念之。
《风俗论》明·丘起凤
风俗之醇，浇必有人焉，移易其间，非偶然也。我洛为周南首善之地，更召毕君陈，相继保釐，化行俗美，岂顾问哉。迨苏季子，本鬼谷揣摩之学，历说六国，取客卿于唇吻，人心为之驰骤，而先王礼乐教化之风，几于湮矣。汉兴，吴公治郡最，奏治平自。后循良接迹，善政薰陶之下，民俗为之丕变。故两汉之俗，最为近古，亦风行草偃之势然也。下及西晋，王夷甫辈，以清谈倡，石季伦辈以富厚侈，世道丧而国运随之五季之乱，夫亦有所驯致耳。元魏自平城迁洛，虽曰一时令主，但以太后崇尚浮屠，相煽成风，至琢佛像于龙门岩，有若鳞次，风斯下矣。自隋洎唐，五方杂乱，风俗鲜纯，江河愈下，尚何足深论乎。有宋，名贤辈出，且寓迹其间者，如文如范，如邵如司马诸公，皆间世豪杰，观耆英崇雅等，会其培植干挽，得力居多。宜其时，绰有古风也。迨其后，又晦明否塞之一会矣。明太祖极力澄清，渐以礼教浑沌干焉。重辟无论，成弘以上也。即神宗初年，民有淳庞之致，士无彫琢之风，有无可以相恤，权势耻其薰灼，大雅之遗，什存八九，迄至今日，寖失其旧矣。姻眷馈遗，宴会之际，竞为靡丽，使中产之家，四顾徘徊而不克举，长此安底耶。更可嗤者，丧家全不考据典礼，缕花绘䌽，极变穷工，且藻饰凉伞等事，火炮狼烟，灼目震耳，不几怛化者乎。狂澜之倒，渐不可支。语云：回澜者，必清其源。挽俗者，必正其本。有风教之责者，尚共冥心于斯。
风俗部纪事
《韩子·内储说篇》：江乞为魏王使荆，谓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则若白公之乱得无危乎。诚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后汉书·马廖传》：廖代赵熹为卫尉，肃宗甚尊重之。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简约，廖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寔。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缯，斥去华饰，素简所安，发自圣性。此诚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加以勉勖，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终。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行仁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夜诵之音。太后深纳之。
《晋书·傅咸传》：咸为车骑司马。咸以世俗奢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
《温峤传》：峤为太子中庶子。在东宫，深见宠遇。数陈规讽。时太子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明帝即位，拜侍中。
《宋书·武帝本纪》：晋元兴三年，高祖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元虽欲釐整，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
《孔琳之传》：琳之补扬州从事史，建言曰：夫不耻恶食，唯君子能之。肴馔尚奢，为日久矣。今虽改张是弘，而此风未革。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说目之费，富者以之示夸，贫者为之殚产，众所同鄙，而莫能独异。愚谓宜粗为其品，使奢俭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贬黜，则德俭之化，不日而流。
《南史·柳世隆传》：齐高帝践祚，世隆进爵为公。褚彦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尽忠，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敦厉风俗。
《魏书·临淮王孝友传》：孝友上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垄，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又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槃。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请自兹以后，若婚葬过者，以违旨论，官司不加纠劾，即与同罪。
《唐书·韦挺传》：贞观初，挺拜御史大夫。是时承隋大乱，风俗薄恶，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创巨之痛，终身何已。今衣冠上族，辰日不哭，谓为重丧，亲宾来吊，辄不临举。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夫妇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烛、不举乐之感。今婚嫁之初，杂奏丝竹，以穷宴欢。官司习俗，弗为条禁。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
《大唐新语》：张汯，自左拾遗左授许州司户，有侍佐自相殴竞者，汯曰：礼宗贤，尚齿者，重耆德也。奈何耆旧而有喧竞，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汯主司户，忝参其议。乃举罚刺史已下俸，行乡饮之礼，竞者惭谢而退。风俗为之改焉。
《旧唐书·穆宗本纪》：元和元年二月丙子，上观杂妓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公著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夫宾宴之礼，务达诚敬，不继以淫。故诗人美乐且有仪。怜异屡舞。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諠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陛下宜颁训令，禁其过差，则天下幸甚。
《册府元龟》：太和三年九月辛巳，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著纱縠及绫罗等。自艰难以来，风俗寖归奢靡，权邪贵近，竞相尚豪溢，而不能制之。帝姿性高雅，始自登极，时用服饰，必以俭素为先。思有以自近惩革，繇是孜孜以留意。其后驸马都尉韦处仁入见，戴夹罗巾以进。帝谓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职为之，卿不须为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文彦博为相，因进对，言：尝闻德音，以搢绅多务奔竞，非裁抑之，无以厚风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则躁竞者自知愧耻。
《东轩笔录》：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一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以来，榜榜有之。熙宁中，吴人余中为状元，首乞罢期集，废宴席探花，以厚风俗。执政从之。既而擢中为国子监直讲，以为斯人真可以厚风俗矣。未几坐受举人贿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参对狱具停。废熙宁执政者，力欲致风俗之厚，士人多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为败风俗，而身抵赇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道山清话》：神宗时，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卲上书，极言时政，且言：奸声乱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随。孰谓王者之都，而风俗一至于此。神宗乃遣一二内侍，于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无是事，而止。予谓：纵物色得其言，如何敢举于上前。
《清波杂志》：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劝，今则巡杯至三劝，则无算。颠仆者相属，亦见风俗随时，奢俭之不侔。《墨客挥犀》：李侍郎性清介简重，知杭州，恶其俗轻靡，不事游燕。一日，微雪，遽命出郊。众谓当召宾朋为高会，乃独访林逋处士，清谈至暮而归。任中未尝买物，及去，惟市白乐天集一部而已。
《遵尧录》：孔延鲁为右正，言法当迁官，愿不迁而为其父。尚书祠部郎中致仕，勉求紫章服。帝曰：子为父请，可从也。特赐勉紫章服。宰相等曰：延鲁所陈，足以厚风俗。陛下曲从其请，实资孝治。
《金史·世宗本纪》：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
《章宗本纪》：明昌六年夏四月，赐宰臣手诏，以风俗不淳，官吏苟且，责之。
《大政纪》：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朔，上与翰林学士刘三吾，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富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怀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悚然稽首而退。
二十三年七月壬辰，上与大臣论修身为教化之本，上观《大学》，谓大臣曰：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修身，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化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俗陵替，民不知趋善，欲国家长治久安，不可得也。
风俗部杂录
《韩诗外传》：古者八家而井田。万里而为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馀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馀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残，伤和睦之心，贼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败者巨，于仁道泯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古穰杂录》：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风俗如此，盖亦当道者使然也。何则，有一人焉，平日仕未显时，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为荣。向之鄙之者，今则敬之爱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难矣。有一人焉，位未显时，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轻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难矣。今欲回此风俗，在当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论，而得好官者，不变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为好人者，不变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日知录》：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