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纪部艺文四
《隋论》宋·苏辙
人之于物，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则人重而物轻。人重而物轻，则物之附人也坚。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轻也。古之圣人，其取天下，非其驱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为之长，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谓人重而物轻。且夫吾之于人，己求而得之，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己守而固之，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后与之。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而不可与守天下。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则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术留天下。以术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国长远，后世莫能及。然而亡国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诸侯用事，而秦独得山西之地，不过千里。韩、魏压其冲，楚胁其肩，燕、赵伺其北，而齐掉其东。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而以为不急持之，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是以销名城，杀豪杰，铸锋镝，以绝天下之望。其所以备虑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无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陈胜、项籍因民之不服，长呼起兵，而山泽皆应。由此观之，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与。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垂、苻坚、姚兴、赫连之徒，纷纷而起者，不可胜数。至于元氏，并吞灭取，略已尽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为周、齐。周并齐而授之隋。隋文取梁灭陈，而后天下为一。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众，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乐，而惧其不久；立于万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为举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制为严法峻令，以杜天下之变。谋臣旧将，诛灭略尽，而独死于杨素之手，以及于大故。终于炀帝之际，天下大乱，涂地而莫之救。由此观之，则夫隋之所以亡者，无以异于秦也。悲夫。古之圣人，修德以来天下，天下之所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视先天下甚轻。夫惟视失天下甚轻，是故其心舒缓，而其为政也宽。宽者生于无忧，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昔尝闻之，周之兴，太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归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绝，丧失其旧国，而卒以大兴。及观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论》前人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方、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荡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馀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之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受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夫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外国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馀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制法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餗，自以为威振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五代论》前人
昔者商周之兴，始于稷、契，而至汤、武，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志于天下。其成功甚难，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然桀、纣既灭，收天下，朝诸侯，自处于天子之尊，而下无不服之志，诛一匹夫，而天下遂定，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至于秦汉之际，其英雄豪杰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奋臂于大泽，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转战终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者，若此其无难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裂海内，以王诸将，将以传之无穷，百世而不变。而数岁之间，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际，其事虽不足道，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内，战胜攻取，而自梁以来，不及百年，天下五嬗，远者不过数十岁，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此亦甚可怪也。盖尝闻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适遭圣人之兴，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能无疑于其间也。而后唐之庄宗、明宗与晋、汉之高祖，皆以英武特异之姿，据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盖唐、汉之乱，始于功臣，而晋之乱，始于外国，皆以其易取天下之过也。庄宗之乱，晋高祖以兵趋夷门，而后天下定于明宗；后唐之亡，匈奴破张达之兵，而后天下定于晋；匈奴之祸，周高祖发南征之议，而后天下定于汉。故唐灭于晋，晋乱于匈奴，而汉亡于周。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以要天子。听之则不可以久安，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戮一功臣，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汉诛杨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于祸。彼其初，无功臣，无匈奴，则不兴；而功臣、匈奴卒起而灭之。故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无所不为也。无所不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则非长久之计也。改之而不顾，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晋献公既殁，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杀奚齐、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絷往吊，且告以晋国之乱，将有所立于公子。重耳再拜而辞，亦不敢当也。至于夷吾，闻召而起，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赂，杀里克、丕郑而发兵以绝秦，兵败身掳，不复其国。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授之于内，而秦、楚推之于外，既返而霸于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无赂于内外，而其势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从天下武勇之士入关，以诛暴秦，降子婴。当此之时，功冠诸侯，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为，而诸将不与也。然至追项籍于固陵，兵败，诸将不至，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彭越，而此两人卒负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侥倖于一时之利。侥倖于一时之利，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此所谓不及远也。
《隋论》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纯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与王道杂然而用者，汉唐是也。纯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于桀，自汤至于纣，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长，各数十世，安而不变者，几二千年。自高祖至于平帝，自光武至于献帝，自高祖太宗至于僖昭，兹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于三代之长，而有过于历代之数。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时亦可谓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与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长，汉唐杂之以吏治，而不及于三代。隋文专以吏治，而不及于汉唐。是非王道与吏治，厚薄之效邪。隋文之九年，灭陈而天下始一。奋励于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飧而食。至于兵革，不亲总大兵一百十三万，分十二军并发，旌旗弥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意谓狼噬元菟之野，鸱张扶馀之境，电扫襄平之墟。未几，麦铁杖死辽东，宇文述败蕯水，而九军先后陷焉。曾不悔祸，益务兴戎，府库空竭，头会箕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盗贼蜂起，王薄发长白，张金称聚河曲，林士弘据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让出阳城，似此之类，不可胜计。而海内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犹自沉湎声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颈自研，卒致血溅御衣，而见亦随殒。非天下之至愚，孰能与于此哉。当其指麾群雄，叱咤之间，风骇云流，而混六合于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国荡覆，子孙诛戮殆尽。反不如弘农一布衣，时又何其削也。君子论祸败之几，不起于炀帝之日，而基于高祖之时。何也。盖天下，大物也，可以德持，不可以力竞。使高祖以德结人心，虽炀帝昏荒之甚，其败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己、河、亶甲，周有幽、厉，而宗祀不绝者，以禹汤文武之德，未斩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为之盛。金城汤池，不足为之欹器耳。是故民众而益乱，地大而益危。呜呼，彼安知三代有长久难动之法乎。后之王者，鉴于三代、两汉、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于王道，其可以长有天下之民矣。
《秦论》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却之也。图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之行，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乡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负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天险，渡漳踰洛，左驰右骛，以撄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入空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馀。周文常率百万之师，傅于戏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土，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或曰：七国之反汉也，议者归罪于吴楚，以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搏战，何也。嗟夫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至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所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昔者，贾谊、司马迁，皆谓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讥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耳。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隋室兴亡论》宋濂
昔周室闇弱，静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权，都督诸军。遂假黄钺，开丞相府。当是时，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连谋，三方称乱。高祖咸得削平之。始有轻睨周鼎之心。自进爵隋王，加九锡，寻受周禅而即皇帝位。于是修明庶政，绥抚远人，经营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颎、苏威、李德林之属，调驭于内，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之徒，折冲于外，规摹日盛，遂萌平陈之谋。张皇六师，直捣金陵，陈人胆破，叔宝敛手就擒。天下自是归于一统。东底大海，南抚交趾，西连旦末，北极五原，莫不禀受正朔，愿为臣妾。开皇仁寿之间，人物阜繁，号为极治。及炀帝嗣位，藉承平之休运，慕秦皇汉武之为人，治宫室而务侈靡，使绝域而动远略，市武马而困烝庶，御龙舟而般游无度。自以为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丽，一岛裔，怒其不恭，亲总大兵一百十三万，分十二军并发，旌旗弥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意谓狼噬元菟之野，鸱张扶馀之境，电扫襄平之墟。未几，麦铁杖死辽东，宇文述败蕯水，而九军先后陷焉。曾不悔祸，益务兴戎，府库空竭，头会箕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盗贼蜂起，王薄发长白，张金称聚河曲，林士弘据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让出阳城。似此之类，不可胜计，而海内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犹自沉湎声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颈自研，卒致血溅御衣，而见亦随殒。非天下之至愚，孰能与于此哉。当其指麾群雄，叱咤之间，风骇云流，而混六合于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国荡覆，子孙诛戮殆尽。反不如弘农一布衣，时又何其削也。君子论祸败之几，不起于炀帝之日，而基于高祖之时，何也。盖天下，大物也。可以德持，不可以力竞。使高祖以德结人心，虽炀帝昏荒之甚，其败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己、河、亶甲，周有幽、厉，而宗祀不绝者，以禹汤文武之德未斩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为之盛。金城汤池，不足为之固。长鎗大剑，不足为之利。士马精强，不足为之勇。玉帛充牣，不足为之富。其足以赖而长存永治者，非德，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语此，徒以力竞也。悲夫。
《汉高帝论》叶向高
人情有所溺，必有所穷。高帝之溺于戚姬，至于垂没之年，感慨悲歌，徘徊顾虑，求保全其所爱之少子，而卒无画也。赵尧一言，为赵王置贵强，相以拥护之。此其策本无奇，而帝欣然从之，盖亦无可奈何，而姑出于此，以庶几其万一耳。其用周昌者，以昌尝谏易太子，有德于吕氏。冀吕氏以昌之故，而宽赵王也。夫吕氏淫毒鸷悍，苟可以逞志，何所不为。矧重以戚姬之怨，其心固惟俟帝之朝晏驾，而夕剚刃焉。岂一强项之昌，所能制其凶，而抑按其必泄之忿哉。于斯时也，赵王与吕后，势必不俱存。帝之不去吕后者，苏氏谓其为惠帝计，恐有将相大臣，如武庚禄父，而以后制之，是大不然。帝之功臣，其最难制者，如韩、彭、黥布之类，皆已诛戮。惟平、勃、参、哙辈尚存。其人皆材量有限，非有争帝图王之心，帝所知也。何必存吕后，以待嗣子之壮哉。夫创业之君，非有大故，而杀其微时并起之匹偶，又当嫡庶嫌疑之地，此其于事理甚难，而且无所逃于天下万世之议。此帝之所不敢出也。使帝果于去吕后，则天下人必以为戚姬故，而惠帝他日，亦何面目以见赵王乎。故帝之不去吕后者，势也，非为惠帝计也。景帝爱王夫人与胶东王，而属之栗姬，姬不应也。而王夫人遂使人请立栗姬为后，此正中帝之所忌者。故遂杀栗姬，废太子为临江王，且置之死。世但知景帝天资刻薄，使太子死，非其罪，而不知其惩戚姬之事。以为不如此，则不足以全王夫人与胶东王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人孰利于杀其子。高帝不能废惠帝，而卒杀其少子。景帝能立胶东王，而先杀其太子。衽席床帷之爱，一有所溺，而父子兄弟骨肉间，祸衅萌伏。虽以万乘之尊，英明之主，欲求其所以两全者，而不可得。盖自三代而后，比比然也。悲夫。
帝纪部艺文五〈诗〉
《经汉高庙》宋·范泰
啸吒英豪萃，指挥五岳分。乘彼道消势，遂廓宇宙氛。重瞳岂不伟，奋臂腾群雄。壮力拔高山，猛气烈迅风。恃勇终必挠，道胜业自隆。
《谒汉庙诗》唐·李百药
纂尧灵命启，灭楚闰馀终。飞名膺帝箓，汎迹韫神功。瑞气朝浮砀，祥符夜告丰。抑扬驾人杰，咤叱掩时雄。缔搆三灵改，经纶五纬同。干戈革宇内，声教尽寰中。运谢年逾远，魂归道未穷。树碑留故邑，抗殿表祠宫。沐兰祈泗上，谒帝动深衷。英威肃如在，文物杳成空。竹皮聚寒径，枌社落霜丛。萧索阴云晚，长川起大风。
《咏汉高祖》王圭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虮虱生介冑，将卒多苦辛。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
《古风》李白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巍。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鬓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汉皇修雅乐，乘舆临太学。三老与五更，天王亲割牲。一人调风俗，万国和且平。单于骤款塞，武库欲销兵。文物此朝盛，君臣何穆清。至今壝坛下，如有箫韶声。
又
蜀主相诸葛，功高名亦尊。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曹伯任公孙，国亡身不存。社宫久芜没，白雁犹飞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济黎元。为蜀谅不易，如曹难复论。
《咏汉高祖》于季子
百战方夷项，三章且代秦。功归萧相国，气尽戚夫人。
《咏史》〈三十三首〉周昙《唐尧》
祅氛不起瑞烟轻，端拱垂衣日月明。传事四方无外役，茅茨深处土阶平。
《虞舜》
进善惩奸立帝功，功成揖让益温恭。满朝卿士多元凯，为黜兜苗与四凶。
《夏禹》
尧违天孽赖询谟，顿免洪波浸碧虚。海内生灵微伯禹，尽应随浪化为鱼。
《太康》
师保何人为琢磨，安知父祖苦辛多。酒酣禽色方为乐，讵肯闲听五子歌。
《武王》
文王寝膳武王随，内竖言安色始怡。七载岂堪囚羑里，一夫为报亦何疑。
《成王》
成王有过伯禽笞，圣惠能新日自奇。王道既成何所感，越裳呈瑞凤来仪。
《幽王》
狼烟篝火为边尘，烽候那宜悦妇人。厚德未闻闻厚色，不亡家国幸亡身。
《平王》
犬戎西集杀幽王，邦土何由不便亡。宜臼东来年更远，川流难绝信源长。
《汉高祖》
爱子从烹报主时，安知强啜不含悲。太公悬命临刀几，忍取杯羹欲为谁。
《光武》
成败非儒孰可量，儒生何指指萧王。萧王得众能宽裕，吴汉归来帝业昌。
《明帝》
朝臣咸佞孰知非，张佚公忠语独奇。博士一言除太傅，谥为明帝信其宜。
《桓帝》
能嫌跋扈斩梁王，宁便荣枯信段张。襄楷忠言谁佞惑，忍教奸祸起萧墙。
《灵帝》
榜悬金价鬻官荣，千万为公五百卿。公瑾孔明穷退者，安知高卧遇雄英。
《废帝》
乱兵如猬走王师，社稷颠危孰为持。夜逐萤光寻道路，汉家天子步归时。
《献帝》
秖为曹侯数贵人，普天黔首尽黄巾。汉灵早听侍中谏，安得献生称不辰。
《蜀先主》
豫州军败信途穷，徐庶推能荐卧龙。不是卑词三访谒，谁令元德主巴邛。
《再吟》
一家区宇忽三分，龌龊车书曷足论。定有伊姜为佐辅，忍教鸿雁各乾坤。
《后主》
万峰如剑载前来，危阁横空信险哉。对此元休长叹息，方知刘禅是庸才。
《晋惠帝》
蛙鸣堪笑问官私，更劝饥人食肉麋。蒙昧万机犹妇女，寇戎安得不纷披。
《怀帝》
蕃汉戈矛遍九垓，两京簪绂走黄埃。刘聪大会平阳日，遣帝行觞事可哀。
《后魏武帝》
太武南征似卷蓬，徐阳兖蔡杀皆空。从来吊伐宁如此，千里无烟血草红。
《三废帝》
明庄节悯并罹殃，命在朱高二悖王。已叹一年三易换，更嗟殴辱下东廊。
《宋武帝》
栖栖老楚未遭时，债主凭陵似迫危。人杰既为王谧识，刁逵诛斩独何悲。
《二废帝》
肆意荒狂杀不辜，方嗟废帝又苍梧。自言威震为英武，肯虑湘东与玉夫。
《齐废帝东昏侯》
定策谁扶捕鼠儿，不忧萧衍畏潘妃。长围既合刀临项，犹惜金钱对落晖。
《梁武帝》
武帝年高厌六龙，繁华声色尽归空。不求贤德追尧舜，翻作忧囚一病翁。
《再吟》
兴亡何故遽环回，汤纣身为事可哀。莫是自长嫌胜己，蔽贤犹执匹夫才。
《简文帝》
救兵方至强抽军，与贼开城是简文。曲项琵琶催酒处，不图为乐向谁云。
《元帝》
木栅江城困魏军，王褒横议遏谋臣。宾降未免俱为戮，一死安能谢益仁。
《宣帝》
宣帝骄奢恣所为，后宫升降略无时。乘危自有妻公在，安许鸾凰是尉迟。
《隋文帝》
孤儿寡妇忍同欺，辅政刚教篡夺为。矫诏必能疏昉译，直臣诚合重颜仪。
《炀帝》
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兆人疲敝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
《尧庙诗》宋·范仲淹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禹终平洚水，舜亦致薰风。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乡人不知此，箫鼓谢年丰。
《神宗皇帝诗》黄庭坚
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统，忧勤减梦龄。孙谋开二圣，永命对三灵。今代谁班马，能书汗简青。钓筑收贤辅，天人与圣能。辉光唐六典，度越汉中兴。百世神宗庙，千秋永裕陵。帝乡无马迹，空望白云乘。
帝纪部杂录
《述异记》：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昉按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
《懒真子》：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汤之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惟元祀十有二年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注云：成汤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据此文意，则成汤之后，中间别无君也。然《孟子》云：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据此，则中间又有两君矣。《史记》：汤崩，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以此考之，然则《书》所谓成汤既没，太甲元年者，盖为伊尹欲明言成汤之德，以训嗣王。故须先言成汤既没，非谓中间无二君也。而注误认此语，遂失之。当以《孟子》《史记》为正。
《郑樵·通志》：按郑元曰：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后三年，成王生十三年矣。居东二年，成王年十四矣。迎周公返而居摄，成王年十五矣。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矣。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为七年。后六年，伐纣。后二年，有疾瘳。后二年，崩。崩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五年秋，复返居摄。四年，作《康诰》。五年，作《召诰》。七年，作《洛诰》，伐纣，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洛诰》时，年二十一也。即政时，年二十二。然则成王以文王终，明年生也。又按王肃《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终，时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纣。明年，有疾。时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二年，克武庚，杀管叔。三年而归，制礼作乐，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营洛邑，作《康诰》、《召诰》、《洛诰》，致政成王。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而致政，成王年二十也。明年，即政，年二十一也。又按《尚书大传》：叙周公居摄曰：一年救乱，二年克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于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又按《左传》曰：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汲冢纪年》曰：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遍合七百之数。《三统历》：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东周，八百馀年。
《朱子古史馀论》：《舜纪》所论三事，其一许由者是已。然当全载史迁本语，以该卞随务光之流不当，但斥一许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许由冢，则又明其实有是人，亦当世之高士，但无尧让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苏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杀舜，盖不可知其有无。今但当知舜之负罪引慝，号泣怨慕，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与夫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父母欲使之，未尝不在侧，欲求杀之，则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辩瞽象杀舜之有无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归之，则苏子虑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启而天下归启，则苏子又议其避之，为不度而无耻。于是凡孟子史迁之所传者，皆以为诞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质其有无，然苏子之所以为说者类，皆以世俗不诚之心。度圣贤，则不可以不之辩也。圣贤之心，淡然无欲，岂有取天下之意哉。顾辞让之，发则有根于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据，则虽卮酒豆肉，犹知避之，况乎秉权据重，而天下有归己之势，则亦安能无所惕然于中，而不远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释，则不获已而受之，何病于逆。避之而幸其见舍，则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为逆。偃然当之，而彼不吾归，乃可耻耳。如苏子之言，则是凡世之为辞让者，皆阴欲取之，而阳为逊避，是以其言反于事实，至于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为疑，今不复论。至益之事，则亦有不能无惑于其说者。殊不知，若太甲贤而伊尹告归。成王冠，而周公还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罢。此类多矣。当行而行，当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苏子盖贤共伯而尚，何疑于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则当遂有之而不可归，归之则为不度而无耻，则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之心，而杨坚夫妇所谓骑虎之势也。乃欲以是而语圣贤之事，其亦误矣。
《宜斋野乘》：《说苑》载：鲍白令之对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家，则世继故。曰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今观《帝王世纪》云：黄帝次妃女节生少昊，则少昊乃黄帝子也。是传位于子，自黄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语》《五帝德》及《书序注》《史颛帝纪》并《通历》，皆云颛帝为昌意子，则亦黄帝孙也。是少昊传位于侄。《史记》《家语》皆云：帝喾祖元嚣，父蟜极。又《高辛纪注》、《书序注》与《帝王世纪》载：喾为黄帝曾孙。则颛帝传位于从侄。《大戴礼》并《史记》云：帝喾下妃生挚。则高辛又传位于子高辛。次妃庆帝生尧，则挚又传位于弟。《史记》并《舜典疏》以舜为黄帝八代孙，则尧传位于五世侄孙。《前汉·律历志》载：颛帝五世生鲧，则舜传位于六世祖之从兄弟。如是则五帝亦可谓之家天下。今溯五帝之上而观之，《礼记注》云：女娲承伏羲。而《淮南子·览冥训·注》：古天子姓风。则亦伏羲之子孙也。《礼记》、《国语》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语》与《史记》云：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裔子。《国语》又云：黄帝，炎帝之弟。则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观家天下之制，其来远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异姓。曰：不然。五帝之时，世变不同。人各自为一姓。故黄帝姓公孙，而少昊，黄帝子也，改姓己。颛帝亦黄帝孙也，乃姓姬。尧寄于伊长孺家，从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与尧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简狄吞元鸟卵而生，故姓子。若以异姓而论，谓黄帝与少昊非父子，而尧与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传子。今五帝独黄帝高辛，传位于子少昊，颛帝皆与侄，而挚则与弟，盖已非传子矣。尧传之曾侄孙，而舜又传之，同六世祖之从兄弟，服纪尤为差远。曰：不然。长子考监明，既以罪死而放齐，固尝荐次子朱启明矣。尧未尝不欲传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尧则择同宗之侄孙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为君，而犹避朱于南河。舜亦未尝不欲传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继绪。舜即择同宗之从兄弟而传之。禹亦不敢冒然以为君，犹避商均于阳城。尧舜岂以异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传弟仲壬，仲壬传侄太甲，太甲传弟雍己，祖辛传弟沃甲，沃甲传侄祖丁，祖丁传堂弟南庚，南庚传堂弟阳甲，祖庚传弟祖甲，廪辛传弟庚丁，而周懿王传弟孝王，康王传弟定王，则商周亦有传弟侄者。其后如汉惠帝传弟文帝，昭帝传侄孙宣帝，成帝传侄哀帝，哀帝传从弟平帝，东海殇帝传堂兄安帝。若冲帝传质帝，则同高祖之从兄弟。质帝传桓帝，则又同五世祖之从侄。比之舜禹，盖无异也。且以祭法观之，周则祖文而宗武，商则祖契而宗汤，夏则祖颛帝而宗禹，而舜则祖颛帝而宗尧。若舜为异姓之国，奚必宗尧哉。盖曰弟、曰侄、曰侄孙，既皆吾之族属，而谓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续问奇类林》：尝论古今帝王大报应，略曰：黄帝轩辕氏，制礼作乐，肇造区夏。后有天下者，皆其子孙。如史称尧舜禹，同出轩辕是也。轩辕孙曰帝喾，稷契母皆帝喾元妃，则商周又其裔也。尧舜功盖万古，故尧之后，至汉祖，长有天下。舜之后，至陈霸先，亦有天下。尧舜五臣：禹、稷、契、皋陶、伯益，有大功，子孙皆迭有天下。禹安民功最大，故夏享天下四百年。契教民功并大，故商享天下六百年。稷养民功又大，故周享天下八百年。益驯若鸟兽山林，功差大，故前有秦帝天下，后有赵宋，得天下三百二十年。惟皋陶为理，子孙不得为帝。春秋时，仅英蓼二小国，即英布当黥而王，犹有刑之馀衅。岂非人不可独杀乎。微独报德，历历报怨，数尤不爽。如商以臣取天下于夏，周亦以臣取天下于商，周以诸侯兴，五伯七雄亦以臣胁共主。秦以力并六国，六国子孙亦并起亡秦。汉祖宽厚，不杀秦王子婴，子孙独蕃衍至新莽时，载玉牒者十二万人。曹操杀献帝二子，魏曹髦、曹芳二主，亦为司马师所弑。司马氏弑魏二君，子孙怀悯，二帝亦为刘石所掳。刘宋杀司马氏几尽，子孙亦戕于萧道成。惟萧衍以同宗，不杀子恪兄弟十六人，梁武子孙独盛。元魏杀人如麻，后高欢、宇文泰尽覆元氏族。隋使宇文族荡无炊烟，杨氏亦靡孑遗。唐以臣篡隋，后多强藩悍镇，至朱温，亦以臣篡唐。宋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金迫钦宗于青城，易服。至元灭金，亦自青城受降，涂炭尤甚。元逐宋帝海南，令其十万浮海。我明亦驱元漠北，仅存七骑渡河。即以宋论，太祖以天下与太宗，二子德昭、德芳不得立，太宗不以天下还二子，故仁宗、哲宗绝祀，徽、钦举族北辕，仅留高宗一人挈天下，半还太祖子孙孝宗，乃德芳裔，有天下三世，理宗乃德昭裔，有天下四世，是太宗子孙享祚，共八世，太祖子孙享祚，亦八世。天道好还，从古昭昭如此。
《书蕉》：《九域志》谓：广陵有盘古冢。《述异记》谓：南海有盘古冢，亘三百馀里。《录异记》谓：成都盘古庙，有三郎之名。《荆风土记》谓：十月十六日，为盘古生辰，可占冬时之阴霁。湘乡有盘古村。赣之会昌有盘古山。或以湘赣为盘古氏显化之所。
《琅琊漫抄》：《三皇本纪》，系小司马撰。其称天皇、地皇、人皇，各一万八千岁。盖本《皇极经世书》云：一万八千岁，而天开于子，又一万八千岁，而地辟于丑，又一万八千岁，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岁数，而《本纪》乃附会为之耳。经世盖自古相传之数也。
《王笑零音》：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东帝也。期王不王者，霸王也。
《观微子》：舜禹之未受禅也，初无得天下之心也。其既受禅也，初无利天下之心也。忧以天下，而不以身。此所以出乎万物之表，而介然无累。故曰巍巍。
《玉堂鉴纲》：胡一桂曰：三皇之号，昉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不指其名。其次则见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议。秦去古未远，三皇之称，此或庶几。汉孔安国《序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五典》，不知何本。盖《孔子家语》：自伏羲下，皆称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尝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易大传》，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不信传而信经，其论始定。然三皇之号，不可泯也。则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盖混沌初开，先有天而后有地，则气化而人生焉。《皇极经世书》以元经会，所谓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至寅始为开物之初，意三皇之号，由此而称也。
又曰：唐虞之时，泰和之景象也。禹启之世，亨通之嘉会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时，肃杀之秋乎。汤武适当其时，革命之举，不容不顺乎天，而应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于春，长于夏，肃杀于秋。谓肃杀，非天之道不可也。圣人之道，揖逊于唐虞，家传于夏禹，放伐于商周。谓放伐非圣人之道，亦不可。圣人初何尝容心于其间哉。与时偕行而已。布昭圣武之汤，即克宽克仁之主，我武惟扬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谓汤武，果有异于尧舜禹之道哉。观四时，则知天。观天，则知圣人矣。
赵弼曰：《外纪》载：伏羲人首蛇身，神农人身牛首。夫羲农二圣，乃继天立极之君，开物成务之祖。顾乃有此怪异之貌乎。史载：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四年，神农在位一百四十年。当时，天下诸侯，北面而朝，咸遵其制度。禀其命令也，岂有蛇身牛首之怪异，坐天位之上，主宰天下。此不足信也，明矣。
《日知录》、《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以二相为共和，非也。《汲冢纪年》：厉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谓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归国者，未合古者，无天子之世，朝觐讼狱，必有所归。《吕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请矣。按此，则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摄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尝奉周之社稷，而属之他人。故周人无易姓之嫌，共伯无僭王之议。盖其秉道以终，得全神养性之术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