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所谓“山东问题”,几乎成为一个谜。“山东问题”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当时掌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要了解“山东问题”,必先了解韩复榘。我当时在山东搞乡村工作,为推动抗日自卫,曾参加许多有关活动,因此在此期间与韩的接触频繁。现就我接触中所知的韩在七七事变前后有关抗日态度的种种事实,分说如后。

七七事变前对抗日有所准备

——1936、1937年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5年10月10日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曾出席。散会后,我于10月17日经南京略作停留时,听到华北局势恶化,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鼓吹“华北明朗化”,企图搞“五省(冀、鲁、晋、绥、察)三市(平、津、青岛)自治”的消息,即赶回山东。为了决定我们在山东乡村工作的进退,亟须探明韩复榘对抗日的态度,我与乡建同人梁仲华、孙廉泉两先生,或相偕或分头,自1935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之间,先后与韩谈话多次。内容不能详叙,只能大要言之如下:

一、拒绝敌人胁迫。日本有意在华北利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三人当他们的傀儡,搞“五省三市自治”,隐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离。当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名花谷者几度乘飞机到济南,胁迫韩同赴平津开会,韩始终拒绝未去。后来何应饮北来,搞了一个“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

二、同意采取防卫办法。经我们同韩作多次长谈之后,他同意执行一个“三年计划”(1936—1938)。此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工作,将在三年内分期分区在全省推行。所说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为准备应付敌人(日本)入侵,改组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区公所改为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为政教合一的单位,它一方面行使原区公所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训练农村青壮年,以备自卫。乡农学校校长要由我们乡村工作者训练后任用。改善县政府组织,财政预算公开。考虑以县为单位抗击敌人入侵,力量单薄,将全省一百零几个县划分为七个专区,每专区十至七个县;专区设行政专员公署,为省政府下统辖机关;专员兼保安司令。省武装部队,战时可与敌人周旋。(二)民众自卫训练——全省逐步开展训练壮丁,计划分三年完成。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各乡农学校均配有军事教官一名;教官由韩的部队中挑选青年下级军官,经我们培训后充任之;教官辅助校长对农民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向受训者讲明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抗敌以保卫家乡。高一级的训练集中在专区。

这个“三年计划”制定后,一切均按步骤进行。1936年上半年即开始执行。先划定了济宁、菏泽、临沂三个专区。专员一般由乡村工作人员中选任。如济宁专区由梁仲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进入1937年,又划了几个专区。抗日战争初期英勇牺牲的老英雄范筑先就是其中一个专区的专员。他的秘书主任赵某(名字已记忆不起,与范同时牺牲)和秘书张孟龙(潜)均为我们推荐的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废除区公所改设乡农学校的县至抗战前夕已有七十多个(全省当时共一百零几个县)。这个“三年计划”的贯彻是以孙廉泉和刘书香(第三路军总部参谋长)两人为主,梁仲华也参与,我很少过问。

此外,还在济宁设了一个全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为“三年计划”培养乡农学校校长及教员,集中训练全省八个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这是个规模不小的训练计划,归我们负责。梁仲华任训练处处长,聘请杨开道(燕京大学教授)为教务长,我也不时来此讲课。

当时还曾打算设立省地方行政讲习所,训练县长、科长等行政干部。韩复榘要让梁仲华主持,后因各厅反对,梁也坚辞不就,此事即未办成。

战事初起时表示准备应战

——1937年7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5月我去四川,后经武汉于7月2日七七事变前五天到达北平。那时北平谣言极多,形势更为紧张。我在北平即未再多停,于4日到济南,5日回到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起。又因南京政府为大局问题邀集各界知名人士约四百人,分批(每批约四十人)去庐山开谈话会,共商国家大计,我与梁仲华均在被邀之列,在邹平只停留三天,就折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过济南,我找韩复榘,说韩不在。我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绍堂和刘书香以韩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信,要我顺便带去庐山。信内大致是说韩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要求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高射炮等)的要求。张在电话上还转告韩:方才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定规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

7月10日我离开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我即于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要我带给蒋的信,我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黻,由他转交。在回济南的火车上遇见一些韩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他们说是奉命将眷属送回原籍安徽后又返回山东的。推计韩下此命令,当不过7月半。韩对应战有所准备,似也由此可见。

7月30日韩复榘离开济南应蒋介石之召去南京,在去之前又嘱省府各厅公务员速送眷属回乡,并曾对我笑着说:“赶紧回邹挖地洞吧。”自此济南局势第一次显得紧张,市内民众纷纷送家属回乡,车站行李山积,至8月23日达到高潮,好像战火即将燃烧到济南。

企图避免作战保存实力

——1937年8、9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8月2日下午四时韩由南京回到济南省政府,同日我直接去找韩,交际处副官说:“主席(韩当时为山东省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副官随后又说:“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主席约请来见面的。”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我,这三个日本人之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的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居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的内容是韩向日本人说明以下三点:一是外间传说中央任命我(指韩)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二是外间所传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我指挥军事,亦不确;三是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日侨,照旧保护。在此应指出的是,半月前韩曾促日侨回国,可见此时韩对抗日态度显然一变,对抗战殊不积极准备,因此也极力不愿刺激敌人。又例如,此时各省按南京国民政府指示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而山东此组织独按韩的意见改称为“省防后援会”。再如“七七”事变初起时,山东日本侨民许多都将房屋门窗封闭加锁,回国去了。周村公安局局长自行将当地日侨房产打开,加以利用。此事为韩知道后大怒,把该局长召来严加训斥,并予撤职,可见其唯恐对日侨利益保护不周。但敌人曾两次用飞机投书诱降,韩则不曾接受。

后来我见到韩时问到他去南京的情况,韩说,他在去南京之前,于7月28、29日一连两个电报,要求蒋各路同时出击,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待30日到南京面向蒋请示机宜,蒋还是不谈什么。他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待临走时蒋向我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末后说:“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呢?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的。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也正是韩由南京回济南的当天(8月2日),下命令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要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这样,我又决定再去京沪一行,以便明了当时大局真相。

被动应战同时急切求退

——1937年10、11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9月底,平津战事不断南移,已到达山东德州一带。冯玉祥正在此线负责督导宋哲元部作战。冯曾调韩的军队去接应,韩以他的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而不在津浦线为理由,竟拒绝冯的命令。后来南京给韩发来电报,韩再也无法推脱。

10月2、3日,韩于是将部队全部由胶济线高密等地调津浦线,并亲去指挥,曾一度攻入德州,但反被日军包围,几乎被俘。自此以后,山东境内津浦线的防务即由韩负责,但韩复榘并无意在山东久留,与敌人周旋,而是急切求退,保留实力。

韩对抗日态度这一变化,似与当时以下情势有一定关系:

一、如前所说,8月初韩去南京见蒋介石,蒋本人对日本在卢沟桥点起战火之后,是战是和正犹豫不决,又不与韩讲明,使韩颇感不得要领,反而使其心存幻想,以为中日冲突或可不致演变为全面开战。

二、日本人不时向韩透露日方不愿扩大战争,对此韩可能将信将疑。这是说,日本人在韩的身上下工夫,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三、国际上此时不愿见中日战争扩大,主张调停中日冲突的呼声甚高,也使韩以为战事说不定不久即可结束。

四、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南京根据作战部署,划分若干战区,分配防务,10月份以前,韩的防务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津浦线本身和青岛市都不在其防区之内,战火在此时不曾烧到韩的身上。

五、日本人暗地里说,绝不打山东,更不在青岛登陆。公开宣称也是如此,为了使人相信此话,日本人散布以下说法:胶济线有许多日本侨民的财产,如在此作战,将损害日本自身利益。事实上是日本人想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争取韩作他们的傀儡,故极力避免在山东用兵。

由于前三点,使韩估计中日冲突有可能不演变为全面开战,山东自然因此也可以免于战火;由于第四点,更使韩产生山东可无战事的幻想;由于最后一点,韩在一个时期负有防卫任务的地区恰是敌人不用兵的鲁东,使韩得以在空隙中苟安于一时,无须表明其态度是战是和。8、9两月山东抗日工作的混沌局面,即由韩复榘的此种取巧心理所造成。进入10月后,乃至津浦线战火向南蔓延到山东德州,同时又委他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是李宗仁),有在此作战的任务,乃不得不应战,然而韩实际上是急切求退。韩求退之意似与以下三点有关:

一、当时津浦线敌我双方兵力均不多,彼此似均无意在此决战。就我方兵力而言,除韩由鲁东调来的部队之外,更无其他兵力;因韩部西调而空出的胶东防地,也无其他部队接防。

二、韩早抱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看法。8月22日我陪同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至山东视察防务时,韩即向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韩对抗日前途大势此种看法,可能影响其行动。

三、韩自知自己部队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不过如此,不堪一击,如与日军认真决战,即会完全输掉,而且山东这块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也保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力求保全自己的部队。

韩急切想退走,却事与愿违,欲行不得。原因在于此时韩找不到任何将其部队撤离山东的口实。当时日军在津浦线虽不断向南推进,却并不渡河(黄河)南侵,也不在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敌人不来攻,怎好不战而走。可是此时平汉线的敌人已到安阳、大名一带,有截断韩由鲁西南西撤之路的危险,所以韩着急起来,就把重要的辎重及财物运往归德、郾城、周家口一带。

10月7日,一度传闻韩有令,命所属公务人员南撤。

10月9日,黄任之(炎培)、江问渔两先生由上海至济南,是专为了解山东民众动员工作而来的,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即由邹平赶赴济南,与他们会晤。他们说:上海市已展开动员民众工作,战火同样烧到山东,而山东却未做此工作。他们对此种情况既表示关心,又很愿意加以推动。随后我即将山东动员民众工作的有关情况与问题向他们作了介绍。我主要说了三点:

一、韩对抗日态度暧昧,不让人讲抗敌,不让他人做动员民众工作,所以这项工作至今进行不起来。不过进入10月,战火开始蔓延入山东境内,韩被动应战以来,愿意有限度地开展一些动员工作了。但在此之前动员民众工作的延误,不能不归咎于韩。

二、但目前韩对此工作又从不热心变为不放心,极不愿人插手,尤不愿蒋插手。中央要各路军设政训处,准备派黄埔系的人来韩的部队负责政训处,做动员民众工作。韩先下手为强,即派余心清担任第三路军政训处长。

三、目前做民众动员工作的有几个系统的,隶属不一,互不相谋,而且彼此牵扯,纠纷不断,工作因此开展困难。除了上面说的军队系统的政训处,还有一个系统是省党部的“抗敌后援会”(即原来按韩的意图称为“省防后援会”,此时因形势改变,故更名),也做民众动员工作。山东省教育厅有民众教育馆,也建立了做此项工作的“战时工作团”。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也愿意在此尽力,也可算是一个系统,虽然不曾参加进去闹纠纷,但苦于无法用力。黄、江二位听了我这番话以后,勉励我排除困难,将此项工作开展起来。我深为他们的话所感动,又见战事已逼近济南,需要动员民众更为迫切,现在应是此项工作转机到来之时,于是决心振奋精神,再次努力开展工作。

10月10日,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宴请黄、江两位,有何思源、余心清、李文斋和我作陪。大家谈话甚多,从午饭一直谈到晚饭,许多积存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这是因为黄、江两位远道而来,鼓励策勉之故。那天议论结果有两点:一是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有关方面都派人参加,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当场推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心清、何思源、李文斋、张绍堂和我,并推我任主任委员,我也表示同意。二是加强政训处,推荐王近信(子愚,教育厅秘书主任)为政训处副处长,皮松云为科长,协助余心清开展工作。当晚我们带着这些意见一齐去见韩,说明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工作;军事方面自然由韩作主,而配合作战的民众动员工作由我们大家负责推动。韩听过以后,很高兴,说完全同意。

次日(10月11日)晨,我再去见韩,提出三点:一、请放手让大家去做民众动员工作,只有放手,大家才好开展工作。二、即刻整饬军纪。现在军队到处抓壮丁,随意收缴民众自卫枪支以及许多糟害百姓的事;军民关系不好,很难配合作战。我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韩部队军纪之坏。三、说明大家要团结抗日,不可互相猜忌,更不可互相倾轧;对挑拨离间的话不可听。韩听过以后,对第一点当然无话可说,对于第二点,关于他部队军纪不好的事,他多次辩解,说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有意攻击。对于第三点,他认为如果有人挑拨离间,可置之不理。在他整个谈话中流露出对于民众动员工作和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事并不热心,这使我冷静了下来。

12日晚,按原定计划,“民众动员委员会”准备成立,并将在成立会上正式推举我为主任委员。但在临开会之前,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在电话中劝我说:主任委员你最好不要当,还是让李文斋去干好了。他用意何在,我也弄不清楚,但他们对此事原来不大热心,现在却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了。原来以为转机将出现,从此大家可互相配合,将已经延误了的工作开展起来,此时我又预感事情不好办,才知只不过是徒兴奋一场而已。

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离济南已不远。当日深夜省府紧急会议,决定将省府迁宁阳县。

10月14日晨,我得知省府将迁走的消息后,即去见韩,表示不赞成。韩解释说,战事已逼近济南,一些公务员作战时不但无大用处,而且会成为累赘,所以先迁走。我提出无用人员可给资遣散,省府则仍以不移为好。当日中午许德珩、程希孟由北平南下,途经济南访我,谈及当时山东战局,也以为省府不迁宁阳为好,并劝我午后再去见韩,但仍然说不通。我见山东局势已无可为,就于夜间赶回邹平,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1931年,至此已有七年,七年工作付诸东流。

10月16日,我最末一次离开邹平去济南。20日因南京来电又催我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我经济宁略作停留即转南京。在南京前后逗留将近一个月(其间去安徽巢县一次),目睹南京政府撤退景象。11月21日我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时,南京已成一座空城,政府人员几已全部撤走,只留有守卫部队。

11月22日,在撤守的前夕我离开南京。当时已找不到汽车,我是借用甘乃光的车去下关车站。车站一片混乱,已无车票可买。设法过江后,浦口车站更乱,随处是抛弃的行李,真是堆积如山,像一座座小楼房。人们只顾逃命,已顾不及行李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固不用说,车厢顶上,甚至车厢下也有人设法攀附着什么,想让列车将自己带走。我们无法上车,找到一位铁路工人,被他引到调车场,上了尚未编组的空车,等候挂钩开行,才又回到山东的。

11月24日,天明时我回到济南,借住在何思源座落在小车门外的住宅里。当日中午就同何思源去千佛山看韩复榘。我们乘轿上山后,见韩正在住房前来回徘徊。见我们来了,韩便对着我说你看我还没有走吧!这显然是针对着四十多天前我的疑虑而说。实际上此时韩想退出山东更加急切。

26日,梁仲华、王绍常、何思源、余心清和我,聚会于何思源家,对如何收拾人心、挽回山东危局,特别是对韩的部队乱抓壮丁、收缴民间自卫枪支,共商对策。由于乡农学校负有训练壮丁的任务,平素壮丁集合训练在此,枪支也很现成,于是每每整批被韩部队带走。有时更使用欺骗手法,最初只说集中训练,几日以后,忽然一道命令,几十人即全部带走,而事前乡农学校向乡民所作“绝不带走”的保证,全无法兑现,自己也落于欺骗民众的地位。最后共同拟出向韩提的建议有下列几条:

一、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才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为此应做到:

(一)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区分开来。国民兵役(即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其目的专为补充部队,地方自卫组织的任务是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流窜盗匪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有战时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者,不加入自卫组织;凡已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二)征集壮丁和补充兵役,应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征用。

(三)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以北)退来的民众武装,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没收枪支及有搜索事情,并随时向上呈报,指示收容办法。

(四)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伕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行占用及拉伕。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一)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军事工作,除省主席(指韩)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刘书香、张绍堂、范某)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工作重点即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并推王绍常为游击司令,在此地区与敌人周旋。

(二)第一、二、三各行政专区(济宁、菏泽、临沂),亟应加紧政训工作(即民众动员工作),参照政训处颁发的民众组织大纲,及第一专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三)历城、泰安等二十六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民政厅李树春厅长为正处长,何思源、余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当时还商定与韩谈话分两次进行,提出以上建议。27日梁仲华先与韩谈,只粗陈大意,无结果。

28日李宗仁到济南视察(李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韩为副司令长官,故来视察)。29日我携带上述建议去千佛山找韩细谈,计自午前十时谈至午后三时。韩对我们的建议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强调他本人不能胜任,不能作头子,不如宋哲元能够服众,而部下也无能力强的干部等等。其实这是托词,因韩此时只想急切退走,自然无意发动民众,也不会顾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时将壮丁带走,将枪支、财款携去,以扩充自己实力。这是我与韩最后一次谈话。恰好在这天李宗仁来电报要我去徐州,我即于30日经兖州到济宁看视后于12月3日到徐州。

在徐州停留两天。李宗仁对我说,他11月28日在济南视察时,韩当面部署其部队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带,对他毫不回避。我也将韩无意作战,而一心西撤,以保存自己的种种事实详细地告知李宗仁,请李制止其西撤。

12月5日我离徐州,9日到武汉,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已迁至武汉。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上,我曾就韩复榘不积极作战,急切退走之事作报告一次。12月21日在湖北省府官邸见蒋介石,我也将韩的问题告诉了蒋。蒋听后笑答:我全已知道。

1938年元月中、上旬我访问延安后不久,即听说蒋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到开封,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在作军法审判一次以后,将其处决。据刘熙众(山东省公路局局长,韩的亲信)说,韩被囚禁在武汉某楼房内。一日有人传令:蒋委员长召见,韩便更换好整齐的军装前去,待其下楼时为人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