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他住武汉时,改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经农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美国留学生,学教育的,当时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齐鲁大学校长,校址在济南。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这件事是蒋介石与我之间的第一次交涉。

后来,终于在南京与蒋介石见了面,这是1932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见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之后去英国留学,学化学,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事。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担任南京市市长。石瑛对我讲,蒋委员长想见你,请你去武汉,你没有去,这次你既然来南京,不可以不见,我陪你去见他。石瑛安排好以后,用汽车接我同去见蒋介石。地点是南京蒋介石官邸。见面的房间很讲究,桌椅、沙发、地毯、装饰品都很考究。蒋介石没有怎么同我谈乡村建设。那时,津浦铁路沿线正闹水灾,他问了一些水灾的情况。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怎么说他虚伪呢?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告辞了。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南京迁到了武汉。蒋介石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一天早晨,我去见蒋,我对他讲,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为了保存实力,没有怎么打,就撤出了山东省。我说完以后,蒋介石没有多说话,只是说,这事我知道。这一天蒋介石没有戴假牙,一副疲劳的样子,面容很难看。

南京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以后,我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公开场合,同蒋介石见过多次面。我和少数人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清楚的,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祯,可能还有别人,一同去见蒋介石。王卓然、王家祯二位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系统的。那次去找蒋介石有什么事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卓然、王家祯两人谈到重庆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像投机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谈到这类事与政府官员都有关系。蒋介石很生气,表示很不愿意听,对他们两位辞色之间很不好,说了你们很让我失望这样一些话。我见气氛很紧张,就站起来,对王卓然、王家祯说,我们来的久了,委员长很累了,我们告辞吧!第二天,王云五碰到我,对我说,幸亏昨天你一句话解围了,要不委员长还要骂下去。

驻重庆时期,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在我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与我从香港办报回重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蒋介石看我是一个中间派,不是国民党,也不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跟我套近乎,拉拢我,见面称我“漱溟兄”。1940年12月,民盟秘密组成后,我去香港办《光明报》,把民盟成立的事公开出来。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变了,不称我“漱溟兄”,改称“梁先生”。从我同蒋介石的接触中,我觉得蒋介石神气、态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我这里谈一件别人的经历。陈铭枢与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时,一个夏天的晚上,夜相当深了,蒋介石派人派车把陈铭枢接去,在院子里乘凉谈话。蒋介石对陈铭枢说:“我们很好,我们结盟。”所谓结盟就是拜把兄弟。陈铭枢当下没有接受,他对蒋介石说:“惶恐得很,我只可做委员长的部下、学生,怎么可以这样高攀。”蒋介石类似这种拉拢人的手腕很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代表有邵力子、张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当时的交涉,我都参加了。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两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精通中文,与中国关系很深,中国朋友很多,是一个中国通,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从美国回来,在上海与周恩来长谈,谈得很好。正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马歇尔打电报给美国政府请求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由司徒雷登协助他搞两党和谈。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的请求撤回对魏德迈的任命,委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帮助马歇尔。这以后,美国方面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接触,都是由马歇尔、司徒雷登两个人出面,给周恩来的电报两个人签名,去庐山找蒋介石也是两人同往。

我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数,不顾一切地欺压人、刁难人。参加两党和谈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受他的欺压。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我们这些两党之外的人士,如民盟以及一切在野人士;乃至美国代表马歇尔元帅,都受他的欺压、刁难。

国共两党和谈中,什么问题都是协商一致才能通过、实施。国民党里事事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什么事他不点头都办不成。因此,两党和谈中一切协议只有蒋介石点头后才能通过,否则达不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不了问题。这样,事事都要找蒋介石,各方面都要找他,美国代表找他,中共方面代表找他,民盟代表找他,国民党里听他支使的人也找他。但蒋介石躲,老躲,都躲,政治上非找他不可的人他都躲,找他,他不见。在南京不好躲,容易围上他,他就上庐山。他长期住在庐山,是天气真热非上庐山凉快不可吗?不是,蒋介石就是要躲避找他的人。一般都说马歇尔七次上庐山,据我听知马歇尔是九上庐山找蒋介石。我记得马歇尔第一次上庐山时,上海的《新民晚报》主笔赵超构曾发表消息,说马歇尔上庐山是请蒋介石下山回南京。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马歇尔请不下蒋介石来。请不下来,马歇尔为了解决事情,就只有上庐山。蒋介石老不下来,马歇尔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找他,先后上去九次。蒋介石不顾旁人为难,不顾马歇尔奔走劳累,把别人的痛苦不当回事,完全不体贴人,只考虑自己。

有一次,我去见马歇尔元帅,我的英语不行,有一位朋友帮助我,这就是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他的英语很好。当时,在马歇尔那儿的蒋介石的代表是俞大维(当时任交通部部长,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那天,我去时俞大维也在座。马歇尔对我们说,两党之间互相猜忌,互不放心,互不相信,这是我们中间人最大的痛苦,最不好办的事。怎样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向着相互谅解、相互信任的方向前进,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这种相互相信要在事实上去做。我同俞部长商量好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些彼此的相信。可是蒋介石不干,不点头,在俞大维参与时说好的事,去报告蒋介石,说某个问题应当解决、签字。蒋介石说,不!再说底下的,谈好的事先搁在这儿。实际上就是悬起来了,不签字。这些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大大小小的问题很多,一言难尽。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元帅,后来从中国回去担任国务卿,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都很尊贵。在中国当中间人时,觉得很难当,吃了蒋介石的很多苦头,受了他从未受过的苦。马歇尔对蒋介石很恼火,他回国担任国务卿后,发表了白皮书,从这个白皮书中,可以看出马歇尔恨死蒋介石了。

比马歇尔吃苦还多的是周恩来。蒋介石倚仗美国支持,有美国当后盾,兵多武装好,有恃无恐,看不起中共,欺压中共。他总是逼着中共方面让步,总是说中共方面要在某个问题上让步,让了步下面好说。中共方面让了步,蒋介石又说,下面另一个问题还要让步,才能往下谈。中共方面又让了步,蒋介石又说还有那个问题必须让步。他说了不算数,总是一步步逼着中共方面让步。蒋介石逼中共让步的情况,我在解放前写的《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中,详细举例说明了,可以参考。中共方面为了实现和平,作了许多让步,蒋介石是得寸进尺,没个完。国共两党和谈有两次处于决裂的边缘。一次是安东问题,中共方面占领着安东,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安东。中共方面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将影响两党和谈。蒋介石根本不听警告,强占了安东。第二次是张家口问题,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中共方面再次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警告国民党,不许进攻张家口,若攻占张家口,国共两党和谈将决裂。蒋介石还是攻占了张家口。

此时,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思南路。两党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信件,由周恩来签名。这些信件不直接交给国民党方面,而交给马歇尔,由马歇尔转给国民党。国民党方面给中共方面的信函,也不是直接交给中共方面,而是由马歇尔转达。所以,马歇尔很吃苦头,收到中共方面的文件,转达的话,要自己转给蒋介石,或亲自对蒋介石说;蒋介石的答复也要他告诉中共方面。马歇尔向中共方面转达蒋介石的话,很多是同共产党常驻在南京的董必武、王炳南谈的,然后由他们二人带话给周恩来。因为当时马歇尔住在南京,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歇尔与董必武、王炳南面谈的话,是当着我面说的。

因为张家口问题,国共两党和谈濒于决裂。我们这些第三者,还有上海工商界,都去找周恩来,劝他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走和谈的道路,不要打内战。周恩来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下去,并一再声明中共方面绝不愿意打内战。这时,蒋介石也派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吴铁城等到上海欢迎周恩来回南京,也欢迎我们这些第三者,张君劢、黄炎培和我,还有别的人。于是大家一同回南京。孙科在飞机场迎接我们。他说:“委员长在等大家,请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员长官邸。”我们坐车到蒋介石的住处,他果然在等待。蒋介石满面笑容同大家握手,表示欢迎。握完手,蒋介石就走了,说他要去台湾。真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把周恩来接回南京进行谈判,自己却走了,可见蒋介石一点诚意都没有,完全是耍弄人。因为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周恩来一切问题可以作主,国民党方面孙科作不了主,只有蒋介石点头才行,蒋介石一走,谈判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谈也等于白谈。蒋介石这种耍弄人的做法实在可恨。

内战打起来以后,有人问我:“两党决裂症结何在?”我说:“无可指。”为什么说无可指呢?因为双方没有一个固定的争执点,转移不定,蒋介石老逼着中共让步,没完没了。蒋介石的发言人为此也弄得十分狼狈。蒋介石说了话,他的发言人跟着对外发言,蒋介石变了,他也跟着变,一个事儿变来变去地说,他的发言人也被搞得很被动。例如,蒋介石上峨眉山前说,共产党军队让出长春,下面的谈判就好办了。中共方面把部队撤出了,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蒋介石的话完全不算话。蒋介石毫无信义,刚说的话可以不算数,使你没有办法。有人问我,国共两党最后决裂,不谈了,打起来了,争执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苏北淮阴县的地方政权问题。这个县是中共方面占领着,建立了共产党、国民党、地方民主人士三个方面参加的联合政权。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共军必须从这个县撤出,由国军进驻。周恩来表示,我们可以撤出,但是这个联合政权要保持,不能改变。周恩来说了最后的话:“我是淮阴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无面目见地方父老。”蒋介石也不让,中共方面忍无可忍,谈判终于决裂。李宗仁代总统以后,重庆《大公报》的王文彬让我写文章,谈内战的责任在谁。我写了《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指出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此文见于重庆《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

宪政问题的几起几落,也充分说明蒋介石耍弄人,毫无信义。

宪政问题不从远处说起,只从抗战以来说,就经过许多的曲折。抗战前,本来决定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各种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代表选举法都已公布;代表也已经进行选举;宪法草案也备妥。这时,“七七”事变发生,宪政问题也就放下了。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等。并成立“宪政期成会”,以求其克期成功。会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设立“选举总事务所”筹备一切,宪政运动一时达于高潮。

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呢?本来抗战两年,从来没有人提出宪政问题。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也没有其他党派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有:“加强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案”、“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等。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要求讨论时,蒋介石忽然抛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当时,最实际的问题是国民党不给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在野人士和人民大众以言论行动自由,抗日救国都遭到镇压。大家要求国民党给人民以言论行动自由。当时,并没有要求宪政,因为实行宪政要有宪法,搞宪法要起草,要通过,不是说办就可以办的事。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宪政问题实际上是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讨论各党各派在会上提出的迫切要求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只开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的支票,人民要求的权利什么也不给。这完全是蒋介石玩弄的一种手段。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上,根本没有讨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问题,只是“宪政期成会”向大会提交了“五五宪草修正案”,会议即告结束。9月间,蒋介石以筹备不及为由,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宪政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开会,由主席团提出“促进民法案”,提案第一项便是宪政俟抗战终了再谈,抗战期内不谈,并撤消“选举总事务所”。这就充分说明,国民党蒋介石根本没有召开国民大会的诚意,他们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纯粹是一种应付手段。

1943年9月间,蒋介石国民党又制造召开国民大会的舆论。国民党中央决议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代表为会员;要求各地研究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宪政运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规模声势比以前更大。

为什么蒋介石这次亲自出马任会长,大肆宣传召开国民大会呢?原来是国内自1942年以来,民盟领导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表示抗议,在抗战形势下,全国人民也要求民主政治,以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在国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英美与中国并肩作战的局面。中国内部的不协调,国民党蒋介石政治的不民主,影响军事,英美对此也表示不满。对民主之呼求、不民主之责难,由国内波及国外,在国内国外夹攻下,蒋介石才又提出宪政问题,并大造声势,欺骗国内外群众,安定英美。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似乎抗战结束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期限,不能满足,必须尽量提早召开。

在蒋介石、国民党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几十万军队。蒋介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两条路:军事的路和政治的路。军事解决的办法,虽未断念,但是走不通,形势也始终不允许;因此,他想走政治的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急忙召开国民大会,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按英美宪法,政党不得拥有武力。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中也按英美宪法。作出这种规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制宪和将来的宪政,就要按宪法交出军队。如果中共拒绝交出军队,即是阻挠宪政,以这个罪名强加给中共,以此向中共进攻。这样也会合英美的意,取得英美的支持,可借国际舆论攻击中共。所以,1945年5月,蒋介石匆匆忙忙宣布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是想借国民大会来向共产党进攻,妄图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得到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并不是真正要实现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权利。

抗战以来,宪政问题忽高忽低,几起几落,变更之由来,完全是蒋介石采取的策略,作为一种手段玩弄着,充分表明蒋介石是毫无信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