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介处于国共两大党之间,为奔走国事,抗战八年中于两方人物多所接触,兹且就我所见到共方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一谈。

一个英雄指叶挺将军而说。约在1942或1943年间,我住桂林市东郊教育研究所内,叶住在更东些的远郊区。友人杜冰坡引导我去访看他,即留在他家午饭。当时他虽被蒋方软禁,仍可在所居附近散步。谈话所及不外我曾访问延安和抗日前途等事。1946年春他与王若飞、邓发诸位和黄齐生先生许多人同遭飞机失事之难,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周公恩来主持开会,痛哭失声,来宾甚多,我亦在场,为之黯然。

附记者:黄齐生先生系王若飞之舅父,抗战前曾访我于邹平,住我们农场宿舍四十余日72。临别时,即语我云去绥远探视若飞于监狱。1946年3月我访问延安时,尚曾与此老相见也。

两个恶人是张国焘和陈绍禹(即王明)。我与张的接触是在1938年我初次访问延安时,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而林老却正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其主席职务则由张代理之。故我在延安盘桓十六天,均由张招待,陪同参观。后来张借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逃往武汉,意欲投蒋。那时我们设有乡村书店在(武昌)汉阳门码头,一日张忽步入书店访我,询问我知道陈独秀的住址何在。我答,陈现在武汉,抑去了江津,尚不清楚,容我查明答复。嗣后他未再来,大约已经见蒋投蒋了。其人在中共党史上罪大恶极,这里不谈。

陈绍禹为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内中国党的代表,其在党内权势高,气焰凌人。我初遇之于武汉,当时他对蒋记国民党的态度忽左忽右,传为笑柄。嗣以政府退守重庆,彼此又聚晤于国民参政会。中共在参政会上所提议案由中共诸参政员一同列名,以陈绍禹之名居首,且由他发言做说明。1939年我巡历华北华东各省游击区域后返回重庆,除与张群、孔祥熙、白崇禧等略谈所见所闻及存在的问题后,特约好与中共方面叙谈一切。当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出席者有陈绍禹及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诸公。我先述说各地见闻实况,秦执笔记录甚勤,而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者均静默不发一言。我主要指陈在山东等地两党军队(正式军和游击队)互相火并情形,大局极为可虑。我切挚地说,为杜绝爆发内战,必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脱离党派关系。陈问我:你的主张和国民党方面谈过吗?他们有什么表示?我答:他们总说我用心虽好,事实恐难以办到。于是,陈就说:他们若能办到,我们亦必照办。——谈话至此终止。

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陈在党内不得群众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张开除其中央委员,从而其中委职名保留很久。他本人则去莫斯科勾留不返。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顾乃不得部中同意,只得且留。最后,卒在一面电告回国,一面不等候复电就动身回国了。岳谈首尾虽徒然花费了三个月医药工夫,但自己却于俄国式饮食生活领教不少:十分厌弃。陈病的后文不详。

陈是否有张国焘那样许多罪恶行为,我不知道,第以其见恶于人者颇深,即以归属于恶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