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谈之卒于无成,我自觉亦负有一份责任,那便是指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18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杂志》张君劢先生文中曾以此责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报纸则又以此说我出卖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早曾答应储安平先生在其“观察丛书”中写一本《八年努力无功录》,把我前后努力于国内团结和平之失败经过叙出。第以无暇执笔,迟迟未就。现在仍然不空,只能将这末后一幕先记出。

为要说明这末后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叙其以前之事。为要说出我的失败,先要说出马歇尔的失败。因为当初居间最有力之调人,原是代表国际之马特使,而非国内之所谓第三方面。末后第三方面之居然见重于人,盖一则国大将要开会,两方面皆要争取第三方面;二则美方见恶于中共太深,马歇尔失去了调人作用,而转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10月间的形势,第三方面真负担着责任,而后在我乃有此负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说明白才行。

一、马歇尔之失败

于是就要说到马歇尔。按美方之见恶于中共,乃后来之事(美方悍然助国反共亦后来之事)。马使之来华,原为当时国人所同欢迎,固不须说。特别是在三十四年12月到三十五年3月初旬那一段,马歇尔、周恩来之间,为了磋商如何停战,磋商整军方案,朝夕接触,彼此感情关系非常好。周之倾服于马,我直接听到,马之倾服于周,我亦间接听到。马之在周眼中开始变得不大好,是从其4月中旬第二度来华以后。我之与马稍有接触,却在6月以后;那恰是他们变得不大好之时。在我们的接触中,发现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所以我曾向周劝说,不止一次。虽则后来我亦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马使之所为似不能不决定于其国家立场;乃至我承认马本人亦许犯有严重之过错。但马与蒋截然两事。外间都以为马与蒋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蒋最初对马很听话,后来则马深为蒋之所苦。周与马,或说共方与美方,感情关系愈来愈坏,到“双十节”前一日达于最高,其间盖多误会之处。

马使极想完成其和平使命,而蒋则一意压迫中共,过分刁难,使和平不得成功。其间不一致之事例极多。例如5月中旬政府军打下四平街,收复长春,马要求停战,蒋即不听。6月7日以后国共谈判,马使居其间,曾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说好,把恢复交通之协议先签字先实施,借从事实上增进其两方相互间之信用,俾使第二个问题易得协议。得到了协议,马上就实施,则第三个问题之协议,必更容易。这是马使想要把不相信不相谅之两方,渐渐变得相信相谅之一种办法,甚具苦心。而蒋偏偏不准行,非所有问题都协议了,不准签字。到6月30日再度休战期满,虽未全部协议,亦差不多,马使亟求签字,而蒋卒不肯签字。7月14日蒋飞庐山,实为开打。马极不愿其行,而未能劝止。18日马一上庐山,京中曾传马使上山将接蒋主席还京,见当日《新民晚报》,即此种消息之一点透露。其后凡九上庐山,不为不辛苦。前所说马深为蒋所苦者,此特其易见之一斑,华盛顿原预备以魏德迈为驻华大使,而马使则举荐司徒雷登以易之。盖因6月间司徒到京与马谈得甚好,与周亦谈得颇洽。所以马特引司徒为助,好帮忙他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却不料司徒自北平飞南京就职之前一日,蒋已飞去庐山,专打不谈,久久不归。竟使司徒大使一点都无从施展。这又是马之苦心,为蒋所破坏之一端。像这样看来,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当然马亦包括在内。我总以为太过。

最使周生气,而我亦因之对美方甚抱不平的一件事,是国方正在打共方,美方不能阻止还则罢了,竟于此时把大批军事剩余物资出卖(与赠送差不多)给国民党政府。这是8月底之事。8月间我为李、闻案大部分耽搁在昆明,没有在南京。28日回京,次日周来看我。向我谈他已同意司徒所提议之“五人会”,同时却抗议美方不得以剩余物资卖给政府。他说看情形,可望延缓。乃不料隔一天,9月1日周飞上海,在降落机场上遇着齐兰将军给他出卖物资来签字的代表送行,说是已经签了字。周之到上海,原为不放心此事而来,没料想已经来迟。当时目瞪口呆,真是非常生气。其后他不愿开司徒提议之“五人会”,与此不无关系。本来此时打得正凶,要紧是停战;而“五人会”却只谈政治问题,不涉及军事。共方一向主张无条件停战,而蒋则必要中共接受他的五个条件才停战。所以周问司徒与马:“五人会”之政治问题谈好了,是否五条件即可不提?司徒与马皆答,怕蒋还是要提。周即说“五人会”明明是无用,不如开“三人会”——三人会是军事性的,是早有而久不开的。此时共方要开“三人会”,不要开“五人会”;国方则只说开“五人会”,不说开“三人会”。马帅乃折中两会同时开。共方同意了,蒋无词拒绝,却迟迟不说哪天开。周在上海屡派王炳南致意马、司,说他等候开会;马、司亦一再敦促蒋。等到蒋答应开会了,马、司正准备发通知。通知未发出,而蒋又变卦。这是因9月下旬国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周于月杪从上海送紧急备忘录请马使转政府停止进攻。否则即认为和平全面破裂,一切责任应由国方负之。10月1日蒋收阅备忘录大怒,随于2日发表两点声明,一关系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一关系驻军地点问题。必要共方同意解决了,乃可停止进攻。嘱马使速转给周。马收到后,立即通电话于蒋,要去见他。盖其意仍愿邀周入京开会,而不愿以此转周,拟原件退回蒋。蒋亦预知其意,特避不见面。2日未得见,3日未得见,4日仍未得见。当然马不便稽留此文件,只有转周了。5日蒋、马才见面。马要求停攻张家口,蒋不允。6日清晨马、司二人偕见蒋,再力争停攻张家口,陈诚等亦同在座。自晨至午,相持不决。据马本人事后向我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费力气之大争执。过午乃出蒋邸,只得了停攻十天之结果。十天内要把那两点商量好,才可真停战不打。马、司出来,赶紧办文送上海通知周。7日周收阅,亦大怒起来。即刻复文拒绝,并说马阴助国方,无意和平。8日马收阅复文,又惊讶,又气恼。据当日与马会见之董必武、王炳南两位晚间来看我叙说之情形,马真是气得不得了,两手颤抖,顿足大吼不已。次日(9日)一早,他自己便跑去上海寻周见面。

原来周在上海已略闻蒋二日提出之两点,马拟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嘱王炳南见马,口头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两点,未用书面正式声明。但周所要之无条件停战,马在蒋方,却根本无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蒋索讨十天休战,已费了大气力。在马以为十天内,不难将那两点谈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战;虽不足满周之意,究竟亦算寻得一点办法。然周却不是如此想。周意:那两点根本不能谈的,你却限我十天谈妥它?岂非助蒋压逼我?同时,周恰又收得前方战报,共方在怀来地方大挫进攻张家口之国军。休战十日便予国军一喘息机会,而大不利于共方。他认为十天休战必蒋之自愿,初不知为马、司力争而得。所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么我出力替你讨来十天休战,你还不要?我好意帮你忙,怎么倒说我帮助他?——彼此互不谅解,各自大怒不止。

误会尚不止此。8日马得周覆后,即同司徒有一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叙说到休战十天,在十天内要谈(to discuss)那两点。但前一日(7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内,在此处却是to carry out字样,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声明之文字与给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气。他认为马对他用较硬性的字,不该向外发表却换了较松活的字。似是有意显示周之拒绝不近情。所以9日一早,马使独自一人秘密飞沪寻周见面。本是来质问周。而一见面,周却迎头先质问马:为何向外声明用字不同?马说: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并无不同。周说,你去问问任何通英文的人,谁可以承认这两个字义之相同?两人各怀气愤,大吵不已,情绪极坏。末后马说:我早对你说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你可明说,我马上就回国。今天从你的谈话中,我已经证知你们是不相信我了。周闻言,感觉到情形严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论你的文件,并不是论你的全部工作。临分手时,语言上虽归于缓和,感情上却伤透了。马帅当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间鲜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这些呢?因周氏滞沪久不回南京,京沪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辄须三天工夫。不独耗时费事,且隔阂误会,大局前途可危。我屡次商请董必武先生促周回来。最后我愿自己赴沪劝驾。7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极赞成,并愿派傅泾波陪我去,派飞机送我去。8日晚,董、王二位以马使得周覆气急颤抖之事告我,我说这都是京沪两地分隔的不好,我决于明日赴沪迎周。董亦十分赞成。9日一早我访司徒,约傅同行。他们却推说午后起程。午后马由沪返京,他们才以马访周之事告我。我表示我还是要去。他们不预备再派傅同往。却盼我能劝周及第三方面同人来京。如其能来,必立派傅率飞机迎接。次日“双十节”我一人乘火车赴沪,晤周,周以其事告我也。

二、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

上面我叙述这些,以见马帅司徒到此时无法再负调人之任;亦以见许多事败坏于粗心与多疑之中。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非自始即然也。

以下再说国大开会问题。

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为政治协商五大事项之一,名为国民大会,实则仍不外一党派间之会。盖因国民党坚持其战前选举之有效,所以国大代表名额由各党派协商瓜分,并不取决于民选。既不尊重选民意志,则各党派义当互相尊重。依照协议,召开原是由各党共同召开,即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召开之,非任何一党所能独自办理。乃国民党不顾协议,一再独自决定开会日期而布告之。11月12日之会期,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期。在国民党自愿其发号施令之有效,深盼各方如期参加。在各方则因会期究非大问题;大问题且争不胜争,小问题可牵就亦即牵就。除中共有书面抗议外,民盟只口头抗议,其余无人说话。临到“双十节”,转瞬即将开会,各方俱未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不参加之可能均有。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则他在政治上即是大失败,对内对外都将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他落下,形成其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之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两方所亟欲争取。

于是调人之任,不期而由国际之马歇尔转移到国内之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包含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是散的,青年党太小,主要当然是民盟。而民盟秘书长适由我任之。我看到此形势之转移,即起而迎接此责任。

先是我因见国方之亟欲共方同意参加国大,共方则亟欲国方同意立即停战。曾拟在“双十”国庆日,把停战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颁布。先关闭不和之门,其余争执随后协商解决,周以其事太险,不表同意。而局面变化太快,事实上亦已来不及。“双十”后一日,我在上海只商妥第三方面同人陪周还京,由我通知美方派机迎接。岂料这天下午国军便攻入张家口。并且国方一高兴,同时宣布了国大如期召开。我从上海搭夜车回京,还一点不晓得。天明下车看报,局面全变。知事无可为,即不去通知美方。晚饭时,美大使馆电话来问我回京否,我答早晨即已回来。问:何不来谈?我答:今无可谈。又强邀不已;且云马歇尔、董必武皆在相候(按:是日为饶伯森回国,行赠勋礼,故马、董皆在)。饭后去美使馆,我告司徒说,以前好比一病人临危,尚可勉为施救;今则已经断气,谁还有办法?他们皆不甚相信。

次日(13)司徒又专诚约谈,向我讨寻办法。如是者频有接触。我始而皆以无办法答之。后来我提出两原则:

一、美方已失调人作用;今后调人只可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此点在美方及国方均应了解。

二、第三方面虽出头,而美方仍须配合尽力。我们彼此保持联络,随时洽商,共同进行,遇事要对国方说话者,即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者,即由民盟去说。

司徒、马帅对此完全同意。只是尚待有具体办法及机会以求实现此原则。

此时国方军事上全胜之余,不想旁的,只想政治上得各方来参加国大,参加政府,以凑成其统一。所以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再三奔走上海,劝请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共同入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迫之下,只有耐心勉为最后之一谈。遂有10月21日大家相偕入京之事。

就在大家来京这天,而蒋主席却走开了。——他去台湾游览。由孙科宴请全体同人(政府八代表在内),表示欢迎。我在席间起立发言,大意如下:

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勿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要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他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他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他。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载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人之任改由第三方面担当。第三方面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其办法便是第三方面先到梅园新村共方代表所在地,向共方询取其对当前之意见及具体条件。询问明白之后,再约期与政府代表在孙科家聚会,听取国方之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皆弄明白,而后第三方面借交通银行楼上自己开会讨论。讨论出一折中解决之道,作为第三方面之意见,再到梅园向共方提出商量,听取共方反响如何。共方之意既得,再到孙科家会晤政府代表,以第三方面意见告之,而听取反响。如是两方反响收集后,又在交通银行自己开会讨论。务期有更稳妥之一折中解决,俾最后提出时,两方皆能接受。如其竟有一方固执不肯接受者,那势将为国人所共弃。第三方面就以参加国大或不参加国大对付之。

此时最要紧者,自是第三方面之团结一致。所以我特就第三方面所包含之三方(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寻取一要角,设法让张君劢、李璜、胡政之三位拉紧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亦就差不多。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再就是与马使取得配合,要他随时同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此亦极高兴。他说:我从前所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力量。现在好了。他并且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

三、我的失败

我从二十八年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三十年改组民主同盟以来,一心要把国共以外者联结为一力量,以推动国共合作建国。到得此时算是机会最好。乃不料竟然失败在我自己手里,辜负了自家多年心愿。我说负疚,是对国家大局负疚,是对自己负疚,却并非单对不起任何一方朋友。

怎样失败的呢?

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25日忽传国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绝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乃幸未中断。

这里要一叙两方之具体条件。在国方,即是16日政府声明之八点(参看当时报纸,此不全录)。而共方则于18日声明两点以对之。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等),颇有不合于政协之处。故共方即提出一切要依政协为准之一点。再则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为然),凡所攻占不肯退出来,更多不合停战协定之处。故共方即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之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之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均不作算。而另取两种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之解决: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自己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则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此原为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之八点中,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如何如何,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之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故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现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均根据后一原则而来;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

第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在第三方面向两方提出时,听两方之反响虽皆不满意,亦不过各自强调其要求而已。原无更好办法能使两方皆满意者。唯一缺点是有某些争执未予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而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及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

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如此,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即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

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制成此折中方案之后,把国共两方代表邀集一处,征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立场,有许多批评指责,反对拒绝的话。尤其在他们彼此争辩中,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之点,听后,请两方退席,我们第三方再自己开会把方案重加订正一过。然后拿出来,必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方案经订正后,再一度邀集两方讨论如前,再请两方退席,我们自己再研究订正。然后乃作成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此方案之妥当性更高,更不致失败。然而我们竟未能如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

我们何以不能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之势。第二,是除我一人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住家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南京皆难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先生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先生亦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为了该党在沪开会,亦非走不可。胡政之先生更先一日已去沪。第三,是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10月初旬在沪颇与民盟中共洽谈之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下安东,同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里更动摇了。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出的后果如何,似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中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

无疑的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究竟那折中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三点,不算是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军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想到。

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