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作者于赴敌后之行之后四十年,曾有回忆说:

当日寇深入之时,我既不得不随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又不甘心安处大后方而偕友东返华北、华东,潜踪于敌后游击区域,谋所以扰敌者。计巡历皖北、苏北、鲁西、鲁南、豫北、冀南、晋东南,经太行山,渡黄河而返抵洛阳,写有《1939年春夏间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记存其事。在行程中,鼓励抗敌,而自己无战斗力,则不得不避免遭遇敌军。其间盖多承两大党军队之友助。当时各城市及铁路沿线为敌人所据有,我旅程所及恒在村野山区,生活艰苦,有时或不易觅食。时人不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言乎。我此行盖践之矣。

1979年孟春写此,回首既四十年事,当时精神身体方壮盛之时也。

漱溟(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到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九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工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工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往返所经路线

2月1日 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2月2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公极殷勤代筹,又坚劝莫忙,候机会东行。

最后决定,乘于孝侯(学忠)总司令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于是赶赴皖北阜阳(颍州),与之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但我抵阜阳,于公已先行。幸其王参谋长静轩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军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有我们想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王参谋长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我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平安的。我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彭司令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边。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我们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队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我们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专员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沈主席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纵队司令部则在蒙阴王庄。我们一部分同人编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我们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敌人举行他所谓的鲁南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攻进来(军事上所谓分进合击),于军方师长叔洪(范)竟以阵亡。从此我们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敌人所谓鲁西扫荡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北省之濮阳。此地为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战之根据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后面略记。承丁君派人送我们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我们朋友同学从事抗战工作,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我军与敌人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军长怀冰、庞总司令炳勋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我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都可以。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己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哪一种,都需好的向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需;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各战地情形不同

从秋林镇回西安转洛阳,不久即登上巡历战地之长途。每承朋友见问,战地情形如何?我辄张口难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举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时情形不同之两点,提出来说,倒是使人了解战地情形一好办法。

先说各地不同之一点。例如我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其入境。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县虽经敌人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专员郭君原为广西军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司令长官宗仁,是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专员之拒绝新四军入境,他说:你们是为抗战而来,此地敌人已退;如或有上级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无,所以拒绝。言之有理,对方亦即不来。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雪岩,都是各自本县人士。——此即李长官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借的武力,竟可说清一色的八路势力。据闻当地失陷之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不可。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可惜皖北苏北情形,皆不长久。我离皖北,敌人随即从商丘,下皖北;新四军当然亦即进来,局面大变。我离苏北后,国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坏。凡此又可说明各时情形不同之一点。

苏北与鲁南,与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大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都有的。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此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无,抑以现在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现在缪已变动。于、沈仍在鲁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和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将赶到几天前就被敌机炸完。因为敌人一面从四外分进合击(见前),一面从顶上来轰炸。省政府亦只有实行游击,多数人员均行解散。所谓各时情形不同,此又一证明。还有我前叙由鲁南返回鲁西,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亦证明此意。

试再以鲁西与冀南比较。鲁西前以聊城为中心,是范故专员筑先领导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心,是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敌地带。两地接壤,风土相似:范、丁二公又都是守土未退的专员,以抗敌齐名。而以我经过时所见,却完全不同。我经过时,范公已殉国成仁。虽有其参谋长继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八路,有的改编省保安旅。而多数扰民极凶(见后)。丁专员所部极整齐,实力有两万人。人数少于范部,而魄力雄厚过之。因范公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都从收编散兵游匪而来,致有三十几个司令之多。范公在时,尚能于扰民中抗敌;范公故后,只扰民不复抗敌。丁君则先任濮阳县长两年,得当地人曹君(黄埔军校毕业)之助,从训练干部,到自己成军,其结果当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极佳,人民虽亦非常苦(负担太重),而却是有条有理的苦。

丁氏在抗敌工作上,有两点极有名的表现:一是改变地形。平原地带,敌军汽车骑兵运动迅速,最无法应付。于是将所有道路全掘成沟,宽五尺,深七尺;即以沟为路。此使敌骑敌车皆发生极大困难。我经过时,虽毁于大雨,仍然大致可见。又一是空室清野,古语坚壁清野,今我壁不能坚。敌人将至,则城内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敌人到时,因无从井取水之具,以致饮水不得。于是敌人到濮阳两日自去。我经过时,敌人退去不过一个月之事也。——但现在的濮阳,一切皆非了。

河北省大致均在八路军势力范围,只有丁氏当时独立一隅;到廿九年亦站不住了。据我们所知各地方抗敌之初,各党派多不分彼此;后来便分裂不相容。又保持中立,不落一偏的想头为多数人所有。但结果都不能保持。丁氏在冀南,亦其一例。就整个抗敌大前提来说,这都是削弱自己力量,极可痛惜的事。

豫北情形复杂(有八路军,有反正的伪军,有两面奉迎的军队,有中央军),不如冀南。豫北和晋东南接连,为战争要地,中央军朱怀冰部、庞炳勋部皆在此。我们经历各处,都只看见游击战,没有看见激烈的大战争。而到这里却是大战地带。敌我几万人开火,伤兵一下来就是一两千,住满了好几个乡村。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烈,闻之令人精神奋扬。例如晋城就是我到时收复不久的。敌占我夺,夺而复占,往复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时间。其时庞军于收复晋城之后,又围攻壶关,范汉杰军则正攻陵川,我住庞军中,时时闻战报。而将过去不久的,庞军拦车镇一战,最为老百姓所艳称。沿路数百里,传说不绝。

论到地方情形,晋豫又自不同。晋省先有其多年以来的村政,后有公道团牺盟会的民众组织,迥非外间所能比。中央驻军不问地方事,有事问县长说话。而乡间的民众训练,我却见有八路番号臂章的人,喊口令。民众与军队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达于极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见。

总之,各地情形不同,又每每变化极快,是谈战地所首先要知道的。

总括的三句话

若将巡历各战地后的见闻,总括来说,则我尝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先说老百姓真苦。这个苦完全是从抗战来的,与平时无可比照。其苦况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举例言之,老百姓向来是受惯欺压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压。若不同的两面来,已难应付,何况今天竟不知有几多方面。敌我是不同的两面,敌之外又有伪,□□□□□□□□□59。其他复杂尚多。或此来彼去,或同时俱来,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气。而且有苦,没处可诉。恐怕自古及今,谁都没有受过这个罪,乃至亦没有人梦想到有这样罪受。

穷凶的破坏,有意的骚扰,不说。只以法令来说,我方不许农产资敌,游击队遇见推车送粮食棉花向城镇车站的,就可没收。而敌方则高价收买,强制征取。我不许用伪钞,而敌不许用法币。谁的话都是圣旨一般,而圣旨却从八面而来。

似乎人类的恶性,都在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置不说,只以我们自己人的骚扰言之。这里有一明证。廿八年4月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正副主任李树春、廖安邦,曾发出一告各部队官长书,就是以队伍扰害太甚,为民请命的。内容说:“各部队冒领给养(给养皆向老百姓摊派)者有之,栽赃勒罚者有之,诬良为汉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奸淫掳掠残杀无辜者有之……须知军纪不良,惹起民众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惨剧,可为殷鉴。……屡闻各地民众有不堪驻军骚扰,竟至央求敌人派队扫荡或被逼为虎作伥情事,每念及此,痛心万分。……望为民众留一线生机。”原文由鲁西《大时代报》(报在菏泽城内出版,行辕予津贴)载出,我曾摘取电中央报告。李为民政厅长,廖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而所谓各部队者皆是省保安旅,县保安团之类,明明是其上司长官,却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词劝告出之。

(被检扣一段)

不讲骚扰,单讲加于老百姓负担重,亦就不得了。寿张一县,人口不过廿余万,而驻军一时有冯寿彭部、齐自修部、于耀川部、刘耀亭部,还有省府行辕的三营,县保安队三中队,各区常备队等。所有这许多队伍,都向地方索给养。只齐部每天即要一万七千斤粮食,菜钱在外。试问,这如何得了?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我沿途曾看见旱灾、虫灾、水灾三种。而在前(廿七年)在后(廿九年),据所闻亦都是灾情很重的。我所见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则大水。我初去时,于5月尾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槽完全干的(半因黄河改道),没有一滴水,我们步行河底而过。回来时,于8月尾仍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水满槽,却非船莫渡了。

水灾最惨重的,我所见的是豫北。豫北的东部,有卫河;豫北的西部,有

沁水;都是汪洋千里。这其中,还有人为的因素。我军掘沁水,以冲道清铁路敌军;敌军则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冲我们。彼此对冲,天灾人祸合一,老百姓却无处容身了。当地行政专员潘善斋,告诉我有五个县城:沁阳、博爱、获嘉、武陟、新乡,全在水中泡着。灾民不知有多少万,无处可逃。想渡过黄河南岸来觅食,而以军事关系又不许人渡河。

我记得有一次,随八路军同行,在泰安境内的山村中,全村的粮食不足我们一饱,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我们,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

据现在所知,敌人狠毒的破坏,远较我经过那时加重;而两年来内部斗争使局面恶化,亦远过于彼时,游击区域同胞们的苦痛,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支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人世间的奇恶绝惨,到此怕才算齐备。虽今日全世界都在兵连祸结,苦痛的不只一个中国;然而情节复杂,刻骨入髓,则怕哪里亦不能比。但不知经此一番奇苦深痛,其最终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句话,所谓敌人之势已衰,事实可征者甚多。最显著不同于开战初期的,是士无斗志。战事初期,敌兵绝无缴械投降之事,虽战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围遭擒,亦斗到底。现在不然,将枪一抛,高举双手的很多了。大约素质已不同,初时是现役兵正精壮刚强,现在则或是十八岁的孩子,或是三四十岁迫近中年。沿途我们都遇见俘虏,在我军中;亦曾与之谈话(多半笔谈),而知其情形。又敌军厌战反战,随处皆有其例,举不胜举。再则敌伪内部腐化,驻防游击区的为尤甚。因彼此争权夺军,而致下属不服长官命令,军纪无法维持者有之。以华制华之计不能成功,关系其前途为尤大。盖敌人没有深怀以用人,没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轻薄,中国人不能与久处。伪军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发枪械,或不发子弹(皆临时再发),或种种监视提防,激起伪军投诚反正者愈多。所以几年来,伪军总量上没有加,只有减,没有稳固,只有不安。——至少山东河南是如此。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多说。大要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哪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两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

一幕惊险剧

关心我们朋友学生抗敌工作,而想加以抚慰鼓励,是我赴华北视察目的之一,前曾经说过。所以这里临末还须交代一下。这就要叙到一幕惊险剧了。

我们的第三政治大队,除第五支队留于豫北工作外,其余由大队长秦亦文君率领开入鲁境。因奉部令归省政府直接指挥,所以大队部即住东里店附近。如前所叙,当我到达东里店,与各方会见的几天(6月1日至6日),便遭敌人围攻。我与秦君等即彼此相失,互寻不见。久之又久,忽然得讯,秦君率部驻于蒙阴的北岱崮,距离我们隐藏之地往北约百余里。于是我偕随行诸友,往北去就他。

哪里晓得,秦部五百余人,还有省府其他人员相随,目标过大,又留驻该地达十日之久,已被敌人侦知,派兵三路进击。我往北去就他,我的背后正有敌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进。我到达该处,秦部已得谍报,敌人拂晓进攻,急须转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齐队向西而行。行前,秦君指定秘书公竹川君并警卫队六十名专卫护我,遇必要时,我得另自走。

当天黑齐队时,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岖坑谷,漆黑无光(用光火恐为敌见),出手不辨五指。前后彼此牵衣而行,不许交言,古所谓衔枚而进。脚下高低深浅,亦不得知。两次有人滑坠涧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裤淋漓,难于移步,寒透肌骨,既饥且疲。走到天明,举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人多亦为行慢之一因)。

此时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庄,名“对经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君先请我及随带警备队进村。他们大队再前进不远,进另一小村庄名“石人坡”的去休息。我们进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见一人,而屋内衣物食具却未携去,极为惊诧。试问通宵大雨,老百姓为何不在?既出走,为何衣物食具全在?显见得,其为临时惊慌逃去,此地不远必有敌人。我们实在应当马上走开,不应休息,却为饥寒所困,不免耽搁。正在解衣拧干雨水之际,耳边枪声大作,知道不好。我本来骑马,幸未解鞍,赶紧上马向东而逃。——因枪声在西面。

原来敌人在近处一山头,看见我们队伍进村。而我们则以大雨迷蒙,人马疲困,却未见他。所以他立刻下山,将石人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纵火焚毙。事后,我曾派黄君公君等返回调查,掩埋死者,抚慰伤者(隐于老百姓家),得知其详。

就在敌人包围石人坡之时,给我机会逃走。我策马仰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风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寻路下山,见有两三人家,便去觅食烤火。将在解衣烘烤和进食之际,随员报告敌人即至。不得已又出来,隐身于草树茂密之处。举目向远处望去,果见有两路队伍,循两山岭而来。一路在前的,为中国队伍;有我们的大队,亦有其他军队。一路在后的,则为敌兵。看看走近,知非隐身草树所解决,适见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我亦随之。末后,藏在一大山洞内。

洞内先有人在,老弱妇孺为多。我和随行者共六人,入洞时,老百姓指示我们隐于最后,并以我们行装易被认出,解衣衣我,以资掩蔽。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在我们的山上面。洞内屏息静听,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此时老百姓出而劝我们,离洞他逃。我们始亦愿他去,暗中摸索而出。无奈,两军并未撤离一步,警戒甚严。哨兵于黑暗中有所见,即射击,我们没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内。

我们折回洞内,老百姓极不愿意。他们说天明战事完了,敌人必然来洞搜索。我们身上皆佩短枪,不是开火,就是被擒,一定连累他们。但我们实在无处可去。大家无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睁目看时,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我六人外,洞内没有人了。此时战事又作,激烈如昨。涧内无人,便于移动,可以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过午枪声渐稀,望见敌兵三五自山头而下,不久竟沿路转来洞边,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当时同人皆扣枪待放,他如果向洞内望一望,我们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午后约三时顷,战事停。我们出洞来看,两山两军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内饥不可耐,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只好将洞内老百姓遗留的筐篮锅盆,一一翻检,寻些食物。我们正在大嚼,老百姓却回来了。我们脸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语相慰,并各取出饮食相饷。但他们仍不敢引我们到家,日落时,领我们到二十里外另一个洞去住。

险剧既过,不必接续述下。第三政治大队经此两役,损失大半(秘书主任、秘书、会计被俘身死,其余不计),残部径返鲁西。因为原留有第二支队在鲁西,合起来仍有三百人之数。支持到上年(民国二十九年)年尾,亦不能存在。我自己,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公秘书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蒙阴公姓甚多,有“蒙阴县,公一半”之谣。于是我六人随着他,投止于公姓家。从第一个公家,到第二个公家,再到第三个公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他送我到较平安地带,即返回家去。却不料不久竟为八路军所错杀,弃尸无头。

此行劳而无功

总论此行,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此行的用意五点,多半未做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人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送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我此行之际,正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我指出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此计划定于南岳会议,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实行),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奔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工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之无能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我努力团结而已。在那里实在没有能讲一句话。

旅途杂感

八个月的旅途中,见闻不少,感想亦多。及今回忆,犹存其什之一二,记之于后。

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叙,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我们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他们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试图挽救。这一点,他们全明白。

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游击队此一党彼一派太对不起老百姓!这是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

第二个感想,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我们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

再明白点说,从这感想中,我们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我们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我们平素主张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敌人之势已衰,前已叙过。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全省情势,我不愿明说。只以去年十二月我所得确报,一个滕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从前在我们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他现在竟加了一倍。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他。这完全证明不是他力强,而是我们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说起来,只有惭愤。

过去的不说了。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第四个感想,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上面说,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又如前叙游击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