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是在民国十八年。当时我从广东回北方,正赶上参加村治学院的创建工作。我在思想上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新中国就是皇帝专制改为立宪国家。从清末,全国就要求清政府立宪,宪政呼声很高。我认为要成立一个宪政国家,须从地方自治入手,真正的“地方”是乡村。我和李济深是朋友,在李济深掌管广东军政大权时,我有机会在广东打算开办乡治讲习所。后来广东局面变了,蒋介石与李济深有矛盾,李被蒋扣留,我就回北方了。当时是民国十八年的夏天,正好赶上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建,彭禹廷为院长,梁仲华为副院长。彭、梁要我担任教务长。我在广东用的名词是“乡治”,彭、梁他们用的是“村治”。因为学院是刚筹备,一切章则还没有定,他们要听取我的意见,我就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我的思想和主张都在这篇文章里。院里的章则是我们大家商量,由我执笔写的。还在北平出了《村治月刊》。

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为什么只办一年呢?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一起,学院办不成了,所以刚满一年就结束了。冯玉祥同蒋打仗,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拥蒋,冯部下将领韩复榘脱离冯投向蒋,蒋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梁仲华是河南孟津人,他去济南向韩报告,说河南村治学院办不成了。韩说,好,我现在山东,欢迎河南村治学院的一班朋友们到山东继续办。这时我们商谈把名称改了,不是广东的“乡治”,也不是河南的“村治”,改成“乡村建设”,在邹平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河南创办村治学院,王怡柯(柄程)是主要人物。王非常有才干,河南村治学院没他是办不起来的。王是河南辉县人,北京法政学堂毕业,同彭禹廷、梁仲华是同学,又非常友好,结成了盟兄弟。他在北京毕业后,回到了河南,担任中等学校教员。当时河南教育界各学校经费归省政府支出,省政府常拖欠各学校款项,学校常闹风潮。王怡柯出头倡议,说事情并不难办,我们教育界人士,可与省政府交涉,把教育经费划出来,成立一个河南教育款产处。款产处成立后,公推王怡柯为处长。王有办法,善理财,担任处长后,加以整顿,每月各校经费十足发放,不欠钱,且有节余。于是他就倡议以节余的款项办河南村治学院。王怡柯很有心思,他认为河南乃四战之地,南方革命军往北,奉军往南,陕西岳维峻往东,都要经过这里,老百姓受不了。全省各地地主为保卫自己的财产,也为保卫自己的家乡,组织红枪会。红枪会是一个有迷信色彩的组织,王怡柯写了一篇论文,叫《农村自卫论》,意思是要开明的知识分子来领导这支农村自卫力量。我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后边附有参考书名,其中就有王怡柯写的《农村自卫论》。他就是主张开明知识分子来领导、组织保卫农村的工作,为的是农村自卫力量不致落入迷信组织之手。这是河南村治学院成立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河南村治学院的真正后台是他。

河南村治学院停办之后,院长彭禹廷回到了镇平。彭先生主张“地方革命”,站在贫雇农立场,得罪了豪绅,所以被害。彭禹廷规定了一些章则,减轻农民负担,加重地主负担,这样,贫雇农当然拥护他了。全县原分成十个区,他慢慢成立了“十区自治办事处”,取代了县政府,减少贫民负担,把这种运动叫做“地方革命”。他死后农民大众都怀念他,还给他立祠堂——关于我说的彭先生在家乡办自治的一些事,都是我听说的。

乡村建设工作,不只在山东邹平县一个县,还发展到鲁西,在菏泽县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分院,县长还是我们推荐给省府的。最后还发展到济宁(管辖十个县),梁仲华担任了济宁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侵,韩复榘撤退到平汉路西边,日军占领山东大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就结束了。

198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