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愚凡三度游太原。民国十年(1921年)岁杪,讫十一年初,应阎(锡山)、赵(戴文)邀聘作讲演,住太原约一个月;初度也。十八年(1929年)春,由广州北上游历,考察山西村政(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盘桓亦约一月;二度也。是年秋季,复有太原之行;是为三度。今记第三度游太原事。

是时,盖正在蒋解决桂系之后,对冯阎作战之前,冯既离去军队,息居晋祠(去太原六十里),由阎向蒋力任调停之时也。各方代表云集太原,议论纷呶,多所酝酿;而汪(精卫)、陈(公博)则尚未北来。愚时居北平,方草《中国民族之前途》一稿(即后来之《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阎氏特嘱友人王鸿一先生邀愚入晋一谈。

先是,愚在广州(十七年),阎氏既以顾问聘书见寄,并嘱鸿一致书道意。鸿一与愚为至交。其人粗豪任侠,虽文采不足,文理不密,固一世之豪杰,卓然有志圣贤之学者。(有《悼王鸿一先生》一文,以上各文并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尝以世俗靡然于欧化(指欧美资本主义化)、俄化(指苏联共产主义化)为不平,纠集同志,草拟建国方案,深信吾华立国自有其道。愚素留意乎中国文化,立言不同于俗,鸿一故引为同调,雅相契重。据其此次来书,则谓阎、赵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亟盼愚北来,共商一切。当时愚未之应。

然阎、赵实各有长处,值得钦佩。赵公热诚有肝胆,感受其乡贤徐松龛先生(继畲)学风,颇宗陆、王。惜天资非高明一路,然固一可交之朋友也。阎氏为人未易品评,民十年,愚来太原,尝参预其所谓“进山会议”者,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游心于远,椒思入深。每周定期集会,勤勤不倦。其天资特出,则无疑也。粤局既变,愚留于北方,即受其聘。此时见召,遂行。

此行确期,不复省忆,但记似于太原度中秋。阎、冯、蒋彼此间之种种交涉,当时虽有所闻,今已不能言之。但记阎初求避免战争,卒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其时值革命高潮没落,青年苦闷彷徨,而国民党内则值改选第三届中央委员,当局多以圈定出之,群不承认,发生党统问题。党外,则各方久受排斥者(如同家主义派等)无不乘机思动。一时颇有以民治代党治之呼声。而老辈革命家章太炎(在南方)、周震鳞、黄一欧等(在北方)唱之尤力。十三年改组以来之国民党,步趋于苏联者也。及其既衰,国人观念乃复返于西欧之旧,一如清末民初之所为者。抑何不知悟之甚也!愚著《中国民族之前途》书中,弁首《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章,曾为核论。阎氏从鸿一备闻之,故欲以具体规划征询于愚。其后汪等北来,阎所以语汪者殆亦在此。汪在北京,特发表《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以和之,是其征也48。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此则有所未达也。真制度皆从事实逐渐形成,非悬想可得。愚信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一切制度,三十年后当可眉目粗具,五十年而体制大定。然非所语于今日也。今日者,吾人正于旧制度崩溃新制度未成之过渡期间。假愚闭户构思,悬揣以成文章,纵或得之,亦非今兹所适用。故愚对阎氏之问,首以不作空文章覆之。49

一纸文章,不可为制度也;倏兴倏废,不可为制度也。真制度皆相当稳定,而非必著在文书。虽不必著见文书,顾乃为人所承认而生效。此岂可得之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邪?今日非只制度不良之为患也。今日所大患,在法制屡更而均归无效。《大公报》尝痛论“法律制度在今日都无可凭,唯凭枪杆”是已50。处兹际也,仁人志士唯运以至诚恻怛之心,尽力之所及,冀求消弭祸难于万一而已。他无可言也。故愚覆阎氏,深奖其避免内战之用心,而益勉励之。愚请其委曲小心,不易不移,终竟斯志。

至于法制问题,则且去其太甚,可矣。不宜猛骤更张之。例如以一党为治,此模仿外国而模仿不成者,吾侪久所不取。然不尊一党,则必尊民意。民意诚美名也,顾此枪杆势力弥天盖地之世,安得民意而尊之乎?其时太原颇有人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者(唐生智派来代表即其一)。欲解除党治,殆必行此一着。愚极不赞同。政争主角,南北诸巨头耳;于吾民几若无与。选举代议之事,国人素所未习;而诸巨头则各霸一方。谁信其能从容以行自由投票邪?假有国民代表来自山西,有不被人指目为代表阎某者乎?其来自浙江,则代表蒋也;来自吉黑辽宁,则代表张也……如是名为国民代表,而实不外诸巨头之所遣。自欺,欺人,彼此相欺。民国以来乱无已时,由此道也。何解决时局问题之有!今后欲睹清明,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始,愚故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直自承与过去军阀局面并无本质不同,唯视诸巨头自己是否甘心作军阀?如不甘心,宜自警觉,而互尽规箴,更求国人为之监督。在绝对避免内战,力求相安之局面中,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所谓中国的民主制度当于此出现。

揆之当时情势,党治亦未易骤废。然此甚不洽国情而适为专横者作凭借之制度,不可不有以缓弱其势。愚主张对于当时所谓党统问题,作如下之解决:

一、新产生之第三届中央委员,尊重舆论不予承认。

二、第一届、第二届中委,早失时效,且彼时容共,现在清党,情势绝然不合,自亦不能再予承认。

三、假令总理尚在,一切自有所秉承;今既不可得,唯有公请党中先进,追随总理最久者吴、蔡、张、胡等诸元老,出而领导一切,重新建立中央。

盖如是,则党统之统不啻打破。而以诸公受中国文化陶养较多,识见较老成,必鲜少年躁妄之失。且皆为人公正,借以制蒋氏之偏私专横。蔡先生尝言:党外无党,则党内不能无派。此论甚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既事实所不可得;则与其党内有派,盖不如党外有党。国民党应自今后承认异党之存在。盖国民党在政治上之领导地位,于大局本有利而无害;所不可存者,其独据之统治地位耳。凡此改革,表面上不为大更张,而内里精神倾向已移。愚命曰:“虚党制。”

在虚党制之外,愚更有所谓虚中央制者。以今日国际竞争之剧烈言之,以经济建设将必趋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言之,今后皆应有统一强大之中央政权。然两千年传统之中国政治,大抵以消极为得计,过强之中央非所素习,且疆域广大而交通未便,亦难于集权。吾人固无安于旧习之理,而转变太骤,亦非历史所许。民国以来,统一鲜能久者,半由当局见不及此。为国家计,若并统一而不得,固毋宁以宽大处之矣。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今世建国不能无方针,如孙先生所云三民主义者,大端可谓不谬。中央领导云者,谓谋此方针之统于一也。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盘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国际经济竞争今世最烈。此非一地方所能应付也。又在统盘规划内,必有全国联贯一体者,或各地方须配合调剂者。凡此对外对内胥仰赖乎中央。联络中心云者,谓此也。其云监督地位者,则指二事。如前言揭穿时局真相之后,更指明强邻谋我之亟。诸元老宜邀诸巨头为盟订约,列举数事,申其儆戒。有不如约者,则与国人共弃之。除彼此互为监督外,中央特超然在上,秉公监督,不稍予姑容。此第一事也。内战果以是杜绝,则中国自登建设之途程。建设既规划于会议,而分别进行于地方,乃由中央课督其功,检考其绩。此第二事也。此监督任务最重要。然此不属法律之事,而为政治的。故不宜归诸监察院职掌。仍依恃诸元老之德望,以号召国人;资借全国人心之支持,以发挥其监督力量,措大局于盘石。愚意当于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俾诸元老居之;初无一定职守,而隐然关系甚重。譬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日皇及西园寺等元老重臣之于日本政治,各有其无用之妙用。此所拟议之中央制,盖亦有其虚而不虚者。

愚在太原未多留。与阎两三晤;一视冯于晋祠而已。所有愚之意见,如上述者,与鸿一谈最多。与阎面谈外,并于离太原时留一书达之。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立枢机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第其内容又自不同。愚原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机院也(阎与南京蒋、胡往复电文计今尚可检考,此只记其大意如此)。

其后,愚离北平,居辉县河南村治学院,与外间消息颇隔。鸿一既鲜书信,愚亦不复过问。蒋、阎、冯之间,最后仍出于一战。从报纸所见,阎、冯对蒋之最后通牒,似为一漾(?)电。电文内容,专就党内第三届中央委员问题说话,主张付党员总投票公决。电末具名,阎、冯而外,胪列将领五十余人。著名土匪刘桂堂亦在其间。内战又作,固使我痛心失望,更有种种令人不解者。阎既求免内战而蒋实相逼,则何不宣布其间情节曲折,俾明战争责任之在蒋,而必取自己向蒋宣战之姿态?阎非忠实党徒,而蒋之罪状可数者甚多,何必专从党员立场,争一党内问题?在诸巨头各霸一方之情势下,公众意见无从取征;国民议会为自欺欺人之举,党员总投票抑又何殊邪?凡愚在太原所痛论而切戒者,一一蹈之而不辞,亦可怪矣!愚为之愤慨累日,即函辞顾问,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厚币。

鸿一即于此时在太原得病,转至北平就医,不久故去。度其精神上必有难堪者邪。方病时不乐谈话,愚因亦不获悉此中真情。推想或系阎引汪以倒蒋,一切不免从汪、陈支配耳。然愚实未料其荒谬遽至此也。由十九年之中原大战,而国内元气大伤,而引张学良入关,而有“九一八”日寇之窃发,而有东北四省之断送,冀察之变局……如是种种巨祸奇灾相寻而至。蒋罪不可逭,阎亦当分任其咎。以彼天资优越而陷此大戾,则不学之过也。惜哉!

上述广州、太原各事,间及愚当时对大局种种意见,与后此主张未必悉合。半为适应时势则然;而由今视之,盖亦未成熟之思想也。述此,为民国政治存一史料,且以见愚过去思想行动之一斑。

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31日记于临江中学(广西贺县八步镇)

附录:会晤阎百川先生51

我于留滞西安的几天,以电报与阎先生约好,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陕办事处派车送我去看他。他驻在宜川黄河边上的秋林镇,隔岸便是山西的吉县。车经三原,先晤赵戴文、贾景德二先生于李家花园。赵公为熟人,亦为多年以来于大局有关系之人,见面领教甚多。

从洛川到宜川,要盘过黄龙山,据说为杨虎城发祥地。可注意者,土地肥沃而久荒无人烟。车行草中,草高可隐车。雉鸡成群,飞起可以蔽天。今已辟为垦区。从宜川到秋林,汽车不能通,换马前进。古语:千里不运粮,现在不然。大宗粮草均走此路运济山西。兵站总监周玳驻洛川,调度一切。

秋林居山谷中,尚不到河岸。虽名其曰镇,大约原来只剩有几家人家。但现在则驻有军政人员几千人。大多数都是凿山为窑洞,如延安一样。建筑物只有大讲堂一座,可容二千人。我到达时,阎公正召集会议,所有各高级将领如孙楚、杨爱源、王靖国等均在。而且省政府各厅长、委员亦都在,并有中下级军官受训者一千五百余人。毛泽东先生数曾为我言:“战争改变一切”,信然。

阎公为十几年前相识,但自民十九以后未见面。此番相见,精神气色身体皆大胜于前,足使我吃惊。军中辛苦万分,又数度危险,而乃如此,岂不可异。细加理会,完全由于他兴趣好,而兴趣所以好则由对于前途乐观,对于抗战具有极大信心。我在他那里盘桓三天(旧正月一日到,四日走)。他每天早五时起床,传见高级军官,分别谈话,然后用膳。膳后即登讲座,为受训军官讲话极多。中午小睡,睡后即开会议,办公事。和我谈话,都在午后或晚上。天天骑一小驴,在山谷中跑上跑下,真是兴会淋漓的样子。

他的左右已经换了一班新人。他后来有一套自创的思想学说,此时似更新有进益。他有四句要言,或提作口号,或揭为标语,再三叮咛告之部下。四句是: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健全组织责任心;要过自我批评互相检讨错误的严格小组生活。这似乎将共产党的精华,都能融会贯通了。所谓集体企图,是说不要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他自己亦不作他的打算。所谓组织责任心,是说要认识组织关系,对于团体负其责任,不对个人。他除了承认共产党有其中心思想外,其余的似都嫌其中心思想未能建立。但他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要建造“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他不相信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从哲学到社会问题,所有经济政治之一切,他都有主张发表。

在阎先生领导下,原有两个大团体组织:一个名为“主张公道团”,是红军进攻山西时,寓有防共意义的组织。一个名为“牺牲救国大同盟”,是双十二事件前后所酝酿,以抗敌为意义的组织。两个组织不易并立,后来合并而为“牺公联合工作委员会”,实际以牺盟为主。牺盟的势力普遍全省,而又贯彻上下。第一,一切民众组织运动(大致与八路相同)皆在其手;第二,一切军队政训工作在其手;第三,区长、县长、行政专员一串地方行政系统在其手。后来我过陵川、晋城时,看见牺盟开某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其口气盖以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自居。同时有一种新兴的武力,名为“青年决死队”,是牺盟所发动培植,成为山西军队的新派。

不过此所说者,现在大半已为陈迹。政治上的牺盟派和反牺盟派,军事上的新军和旧军,其势力消长,冲突分裂,变化已多。阎先生在山西的势力,似降至第二位了。我承认阎先生在抗战中尽了他最大力量,并且很少有人能赶上他的本领。他常能把握几个正确的认识点而致力。例如在行政上,他提出“强民政治”一词,要强化人民力量;又提出“说服行政”一词,要事事取得人民谅解承认。他真看清楚,这是抗敌之本,非涂饰耳目。又如军队须要改造,提高其政治意识;要加强民众运动,组训一百万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自己负责,不容人不负责”政治力量的民众;都是很对的。但大体上都没十分成功。只有他用过的心思,这是后来人再用心时,所必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