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此《李济深先生略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之笔录稿,颇觉其间有待补充和纠正之处不少,特写出此文用备考证。

首先应将我与任潮先生相识交往的经过一为叙明,此大约可分三段:一、在北京的阶段;二、在广州的阶段;三、我离粤北归之后。

一、在北京的阶段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观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聚合一些朋友谈学,任潮先生为其中最勤恳之一人,我亦偶然一往旁听,就在那里开始与任公相识。

彼时任公似是任职于陆军部军学司,家住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而我任北京大学讲席,位居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他曾到我家来过,穿长衫便衣,而非军服。

二、在广州的阶段信如任公自述所云,1920年秋季,他返粤,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亦就是后此他一生业绩的造端。但他之所以返粤,则有两点前提事实在:(一)当时北京政府各官署学校,除交通等部门自有收入者外,均发不出薪金,每月每人只发有很少的几成,以致莫不生活困窘。(二)当时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函电交驰邀请伍先生返粤担任参谋长,但伍先生则绝意仕宦而志在服务其乡里。于是,转荐了李任公。——以上情节因彼时我与伍、李二公相熟,是以清楚知道。

我是1927年旧历五月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广州,而在1929年旧历正月离去广州的。初到粤时,我居住新造细墟黄艮庸家之时为多,任公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中央政府宣布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我未就职。1928年春在两广政治分会下设立建设委员会,我代表任公主持其事。1929年因为要成立乡治讲习所,我有北上考察之行,就在我离粤后不久,任公突被蒋介石拘留于南京汤山,我便不回广州而留于北方了。

三、我离粤北归之后即留于北方致力乡村运动,先在河南,后在山东,每因奔走四方仍与任公不断有相遇晤面机会。例如,他在南京任训练总监时,抗日军兴,他和白崇禧在南京时,我们均曾相遇晤会;后来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他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事,我在国民参政会,亦曾同聚重庆;他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时,我们又曾在桂林共同策划大局之事;以及末后毛主席领导建国,我们又同在北京之类;直到任公病故之前,彼此都有不少晤对交谈机会。

根据从上所述我和任公的交往,我有资格对任公晚年自述此一笔录稿,就我所知提出一些异议。这些异议,有因笔录者不谙悉往昔情事而致误者;更有任公自己于往昔之事记忆不清而致误者。但我的记忆亦岂能保证一切不差?故而我于此所提异议仅限于我本身亲历之事,以示郑重而可信(其他我觉得有疑问者暂且不谈)。试分条列举如下:

一、笔录者之误1928年广东局面大致无扰之后,乃更进行绥靖工作,全省划分为四区,陈铭枢任南路,徐景唐任东路,陈济棠任西路,其负北路责任者为王应榆氏(号芬庭,一个富有学识的人),笔录稿一四二页却误写为“黄应如”。笔录稿一四二页此处记有陈铭枢就职省主席,对于任公讲话我感动流泪一层,借此顺便一为说明。李、陈二公原都是我的熟友至交,然任公厚重少文,陈则不免轻躁;任公早曾表示让位于陈,陈先一度恳辞不就,后且猜疑任公让位非真,所以当他就职时,我痛惜朋友交谊之不终,盖朋友相交所贵在一信字也。李、陈之间共事多年,岂同恒泛,而竟然如此,我当场伤怀饮泣(不好放声),痛哭不已。蔡廷锴等许多人在旁怪讶不解其故;大约陈亦不解,任公虽注意亦不甚晓然也。

二、任公记忆有迷误1932年初春,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由蔡廷锴指挥奋战,市民踊跃支持,结队犒劳,声势甚盛。此时蒋介石适不在南京,李任公代表军委会到北平敦促张学良乘机“打回老家去”。我在邹平忽得李证刚(翊灼)先生从北平来电相邀;我到北平,证刚先生介绍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与我相见。原来他们深知张学良精神不振,又知我为任公朋友,要我从旁加一把力,做推动东北军出关工作。任公到平系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趋访,彼此正谈话间,恰好据传报张学良来了。他们商谈军国大事,我不便冒昧参与,即退避一旁去。然而张的面容气色,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的面色晦暗,容颜消瘦,头发不剪,髭须不修,不难想见其吸食毒品、打吗啡针的生活。张、李谈话时间不甚长久。张走后,任公对我说蒋已回南京,电嘱张不可动兵,他自己此番北来的希望落空。于是,我也只好以此转报证刚先生和王以哲将军,而回邹平去了。(附记:王以哲人甚好,可惜后来他在西安被害)

笔录第一四四页所说,张学良于任公之北来“非常高兴,商量得很好”云云,我可断言是任公记忆迷误,与事实不符。其不违离事实者,只张学良没有出兵,任公北来空跑一遭就是了。

三、政治上一次严重失策1933年,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蒋,是任公政治立场上的一次严重失策。要反蒋应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反蒋,指斥蒋窃取国民党领导权;为了忠于孙故总理,伸张正义而讨伐他。乃计不出此,却另举旗帜,实是政治立场上的一次严重失策;末了仍然不能不回到国民党的旗帜上来;抗日军兴,追随国民党政府且不说,全国解放后,不是以领导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前后进退失据,无可讳矣!在福州时,黄艮庸随侍任公左右,我即飞函嘱其速速退出,否则,永不要见我面。且不论此番举动不旋踵而失败,纵令不失败,也是一次严重错误。

任公于1959年病故,距今几将二十年矣。任公长于我八岁,时光流逝,我今亦八旬有八,脑力、体力均已衰颓,而当年友好又环顾无人,鲜可咨访者,右方所为书后之文,不审有无错误之处,姑以为治现代史者之一种参考资料。

1978年10月国庆前夕

梁漱溟印)

附几点意见:

一、目录上文字欠妥。例如(一)汤山被扣;(二)拒绝赴渝。

二、关于张难先交往关系欠叙述。

三、我创办《光明报》于香港,曾得龙云和刘文辉资助,但李任公则未曾有之。稿内一三二页错记。

四、稿内一八三页关于联合政府委员名额问题完全说错了。